恩里克·马丁

献给恩里克·比拉-玛塔斯

诗人能忍耐一切。这等于说人能忍耐一切。但并非如此：人能忍耐的事不多。说的是真忍耐。反之，诗人可以忍耐一切。我们是凭借这样的信念成长起来的。这第一个议题是对的，但是会导致毁灭、疯狂、死亡。

我认识恩里克·马丁的时间是在我来到巴塞罗那后不久的几个月里。他和我同岁，也是1953 年出生的，是诗人。他用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写作，效果基本一样，形式各异。他的西班牙语诗歌很尽心，很伤感，不少的时候，显得笨拙，缺乏独创性。他特别喜爱的西班牙语诗人是米盖尔·埃尔南德斯，是优秀诗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蹩脚诗人喜欢他。（我斗胆提出一个可能不大全面的答案：埃尔南德斯说痛苦，也是从说痛苦起家的。而那些蹩脚诗人如同实验室里的动物一样备受折磨，尤其是在漫长的青春期里。）反之，如果用加泰罗尼亚语写诗，马丁就说些日常现实的事情。惟一看他诗歌的是我们这些朋友们（实际上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他的西班牙语诗歌可能“也”只是我们这些朋友阅读；惟一的区别，至少在读者群上，西班牙语诗歌他发表在我猜测只有我们才翻阅的印数很少的刊物上，有时候，连我们都不看；而他用加泰罗尼亚语写的诗歌则是在酒吧里或者来我们家里做客时朗诵朗诵而已）。但是，恩里克·马丁的加泰罗尼亚语很糟糕——诗人没掌握好写诗的语言，写出来的诗歌怎么能好呢？我估计这个问题应该到青春期秘密的章节里去找。问题是恩里克·马丁连加泰罗尼亚语的基本语法概念都没有；真实情况是，无论用西班牙语还是加泰罗尼亚语，他的诗都写得不好。但我至今还激动地（与我的青春岁月不无关系）记得他几首诗歌。恩里克·马丁“愿意”当个诗人，为此投入了全部力量和毅力。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一种盲目、容易遭人非议的韧性，就像电影里那些蹩脚枪手一样地固执，他们如同苍蝇一样倒在英雄的枪弹下面，但是以自杀的方式坚持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被戴上类似文坛圣人的桂冠——只有青年诗人和老妓女才会赏识。

那个时候，我二十五岁，心想：那些事情我早就干过了。恩里克·马丁不同，打算什么都干，准备用他的方式吞下全世界。第一步他要办杂志，或者办一份文学爱好者刊物，花掉了他的积蓄，他攒了一些钱，从十五岁开始就在港口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办公室干活。到了关键时刻，恩里克·马丁的朋友们（其中也有我的朋友）决定第一期里不放入我的诗歌。此事（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冲淡了我俩的友情。据恩里克说，错在另外一个智利人身上，他老早就认识那人，那人说一份西班牙文学爱好者刊物上，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两个智利人的作品，实在太多了。那些日子，我在葡萄牙呢，回来后就决定洗手不干了。无论刊物和我，还是我和刊物都没关系了。我不接受恩里克的解释，部分原因是懒，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我那被伤害的自尊心，于是不再管刊物的事了。

有一段时间，我俩不再见面。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我经常在老头盔酒吧里见到他们，一直都能简单明了地知道恩里克的最新动向。因此得知刊物（有预见性地取名为《白绳》，我敢保证这名字不是他想出来的）只出了一期，得知他打算把一出戏搬上新区的剧场；得知刚演完第一场就被人打跑了；得知他计划办另外的刊物。

一天夜里，他来我家了。胳膊底下夹着一包诗作，希望我能看看。我俩去海岸街一家餐厅吃晚饭。到了喝咖啡的时候，我看了几首诗歌。恩里克怀着得意又担心的心情等着听我的意见。我明白，假如我说坏，那就永远见不到他了，还要冒着彻夜辩论的危险。我说：觉得写得不错。没露出太多的热情，也小心不露出丁点批评。我甚至说了一句：其中有一首写得很好，有莱昂·费利佩的风格，是一首描写埃斯特雷马杜拉风景的怀乡诗

（他从来没在那里生活过）。不晓得恩里克是否相信我的话。他知道那时我在阅读桑奎内蒂的作品，知道我在现代诗方面认同意大利式的观点（虽然是兼容并蓄的方式），因此我不可能喜欢他那些关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诗歌。但他装出相信我的样子，装出很高兴我能阅读这些诗歌的样子。后来，他概括地谈起了那出了第一期就完蛋的刊物，于是，我意识到他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没有吭声。

这就是全部经过。我俩又继续聊了一会儿，谈谈桑奎内蒂和弗兰克·奥哈拉（我至今还喜欢这位作家，至于桑奎内蒂，我很久没阅读他的作品了），谈谈他打算办的新杂志（他没有请我写稿），后来，我俩在我家附近的地方道别。直到一两年后，我才又见到了他。

那个时候，我跟一位墨西哥女子同居。我和她的关系濒临结束，既威胁着我，威胁着她，又威胁着邻里，甚至威胁着敢于来拜访我俩的熟人。这些熟人得到通知后就不来我家了。那些日子，我俩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我俩很穷（那墨西哥女子虽说属于墨西哥城生活优裕的家庭，但是坚决不要家里的接济）。我俩吵架的特点很有荷马史诗的风格，真是乌云长期压顶。

等到恩里克·马丁再露面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他拿着一瓶葡萄酒和一瓶法国鹅肝酱一迈进门槛时，我就感觉他不想错过我生活重大危机之一的最后一场戏（其实我自我感觉良好；感觉不好的是我女友）。但是，等到他第一次邀请我俩去他家共进晚餐时，他希望我俩认识一下他的女朋友时，我方才明白恩里克·马丁无论多坏，前一次都不是来看戏的，而是让我看他的；如果从最好的方面估计，他好像是敬重我。我知道那一次我没看出来他来访的意义；知道自己一开始对他突然造访是不高兴的；知道我接待他的方式是（或者打算）冷嘲热讽、无所顾忌的，也可能仅仅就是无聊的。说真的，那段日子我跟任何人都不合群。这人人都知道，个个都躲着我。可是，恩里克愿意见我，而且，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我女朋友很喜欢恩里克和他女友，因此我们一起连着吃了很多次晚饭，得有五次。

当然了，直到我俩恢复友好之前（“友好”这词太夸张），我俩看法一致的事情很少。第一件让我吃惊的是参观他的住所（此前与他分道扬镳时，他还与父母住在一起。后来得知他与另外三个朋友合租一套房子，那地方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没去过）。如今他住在希腊区的一个顶楼上，里面摆满了书、唱片、画册，房子宽大，可能就是有点昏暗，他女友以善变的情趣把房子装饰一番；但是，里面不乏某些令人好奇的细节——最近旅行带回来的物件（去了保加利亚、土耳其、以色列、埃及），有时这些物件超越了旅行者的纪念意义，是为了仿效什么。第二件让我吃惊的是：他已经不再写诗了。说这话的时候是在饭后，当着我的墨西哥女友和他的女友。但是，这话是说给我听的（我正在玩一把阿拉伯短剑，很大，两面有花纹，估计不实用）。我瞅瞅恩里克，他脸上有笑容，意思是说“我是成年人，懂得要享受艺术的话，无需做荒唐可笑的事情，用不着写诗和低三下四”。

我的墨西哥女友（纯粹是个喜欢添乱的人）对于他放弃写诗深表惋惜，要求他讲一讲杂志没发表我作品的故事，最后觉得恩里克为放弃写诗而辩护的理由是理智的，可以站得住脚；她还预言不久的将来恩里克会以焕发的力量重返文坛。恩里克的女友百分之九十九地赞成这个看法。这两个女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恩里克的女人更甚）似乎更坚决认为：恩里克投入到工作里去（前不久他升职了，这让他有时可以去卡塔赫纳和马拉加玩玩、逛逛，至于原因我懒得调查）、投入到收藏唱片、投入到收拾房子和车子，比把时间浪费在模仿莱昂·费利佩，或者说得好听点，学习桑奎内蒂的风格上，更有诗意。我不表示任何意见。恩里克直接了当地问我：想什么呢？（天哪，好像这对于西班牙抒情诗或者加泰罗尼亚抒情诗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回答说：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他不信。

话题（那天夜里，或者是后来四顿晚餐中某一个间隙）转向了孩子。当然了：诗歌到孩子嘛。我记得（完完全全、清清楚楚记得）恩里克承认他希望有个儿子，有儿子、养儿子是他一字一字说出来的，而不是他女人，就是说，他愿意九个月怀孕，一朝分娩。我记得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惊呆了，两个女人满怀柔情地注视着他。我觉得看到了（正是让我惊呆的事）几年后、不幸的是不多几年后就会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一过，很快，几乎就是一个火花吧，我觉得恩里克这话就是突发奇想，根本用不着回答。当然了，他们都希望有孩子，我呢，不想要孩子。而如今，我是四人中惟一有孩子的。生活啊，不仅平庸，而且是难以说清楚的。

就是在那最后一次晚餐中，那时我和那墨西哥女友的关系即将破裂，恩里克跟我谈起了他合作的一家杂志。

我想：好，对头。他立即纠正道：是他们合作的。换成了“他们”二字提醒我要注意呢。但是，我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是指他和他女友。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和墨西哥女子达成一致意见，我俩立刻要求看看他说的杂志。结果是一本那时在报刊亭出售的一种杂志；里面的内容从飞碟到幽灵，从海魂到陌生的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前的文化到用科学方法难以解释的事件。杂志的名字叫《问与答》。我估计至今还有出售。我问（我俩都问）他俩在杂志社里具体做什么事情。恩里克（他女友在那次最后的晚餐中，几乎一言没发）解释说：周末他们前往发现飞碟的地方，采访那些见过飞碟的人们，查看飞碟经过的地方，寻找洞穴（那天夜里恩里克断言：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别的地方的大山里有空洞），钻进睡袋里守夜，身边准备了照相机；有时，他俩单独去，更多的时候是五六个人共同前往，露天的夜晚是愉快的。等到一切结束时，大家写报告，其中一部分用来发表（完整的报告交给谁呢？）在《问与答》上，还附有照片。

那天夜里，晚饭后，我看了一部分署名恩里克和他女友的文章。文笔很差，不灵活，充满伪科学的味道，“科学”一词出现了好几次，口气狂妄得令人难以忍受。他想知道我对文章的看法。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看法对他来说一文不值；我也第一次开诚布公，直言相告。我建议修改，告诉他：应该学一学写作，问他杂志社里有没有文字编辑。

走出他家后，我和墨西哥女子哈哈笑个不停。就在那个星期里，我和她分手了。她去了罗马。我在巴塞罗那又待了一年。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丝毫不知道恩里克的情况。说真的，我想我把他给忘了。那时，我住在赫罗纳一个村庄的外面，陪伴我的只有一条母狗、五只猫，几乎没见过任何一位老熟人，当然偶尔也有什么人在我家落脚，但是，没有超过两天一夜的。不管是谁来，总是谈谈巴塞罗那的朋友、墨西哥的朋友，据我的回忆，从来没人跟我说起过恩里克·马丁。我每天只进村一次，由母狗陪伴，去买食物，看看信箱，因为那里面常常有我姐姐从变化巨大、难以辨认的墨西哥城寄来的信件。其余的信件非常分散，是南美诗人写的，他们迷失在南美洲各地，我和他们的书信往来是不定期的，内容介于暴躁和痛苦之间，忠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些人的真实面貌——不再年轻，开始接受理想破灭的事实。

但是，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怪信。实际上不能说是信。在两页白卡纸上印着请柬，是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在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首发式后举行的招待酒会，我没有出席；有人在请柬上画了一些草图，旁边写了一些如下的数字：

3860+429777-469993 ？+51179 -588904+966-39146+498207856

当然，这封信没有署名。显然，这位匿名信作者参加了我长篇小说的首发式。我当然不打算去破译这些数字：但显而易见的这是由八个字组成的一句话，作者应该是我的某位朋友。也许除去旁边的草图，内容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草图上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一座房子旁边有一棵树，一条分岔的河流，一座桥，一座大山或者小山，一个山洞。一侧有个原始的航海罗盘指示南北。路旁，与大山（我最后判定应是大山）和山洞相反的方向，一个箭头指向通往安普尔丹地区一座村庄的路。

那天夜里，我在做饭时，忽然明白了：这封信肯定是恩里克·马丁写的。我想像着他在出版社酒会上的样子：与我的一些朋友聊天（其中某人肯定给了他我邮箱的号码）；他严厉批评我的小说，手里端着一杯酒走过来走过去，跟大家打招呼，高声询问我是否出席酒会。我觉得他口气里有股蔑视的意味。我认为我是把那件遥远的事件、把我排斥在《白绳》之外一事联想起来了。

一周后，我又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还是那种白卡纸上的请柬（参加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首发式，他大概拿到了好几张），但是这封信上，我发现了几处变化。在我的名字下面有人事先抄录了一句米盖尔·埃尔南德斯的诗，内容说的是幸福与劳作。背面，在第一次的数字旁边，图画有了彻底的变化。起初，我以为没有什么意思，线条很乱，有的地方纯粹是线条和省略号、惊叹号、随意乱画或者添加的素描的交叉。后来，经过无数次的观察以及与前一封信的比较之后，我明白了其中的明显意思：新图是旧图的延续，新图画的是山洞。

我记得那时在想：我们已经不是开这种玩笑的年龄了。我记得，一天下午，我在报刊亭翻阅《问与答》杂志，但是没买。在撰稿人名单里，我没发现恩里克·马丁的名字。过了几天，我再次把他和他的信件给忘掉了。

我想大约过了几个月，三四个月吧。一天夜里，我听见有汽车停在我家附近的动静。我以为大概是什么人迷了路。于是，带着狗出去看看是谁。汽车停在一块欧洲黑莓地旁边，发动机还在运转，车灯亮着。在一会儿的工夫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从我所在的地方，看不见车里有几个人。但我不害怕。那只狗可是在汪汪乱叫，急不可耐地要扑上前去。这时，车灯熄灭了，发动机停了。车里只有一个人。他打开车门出来，口气亲热地问候我。原来是恩里克·马丁。现在想起来，我问候的口气比较冷淡。他开口就问是否收到了他的信。我说：收到了。没人拆信封吗？信封是不是严丝合缝？我一一做了肯定的回答，问他出什么事情了。他一边望着身后的村庄灯火以及山洞那边的采石场，说道：有问题啊。我说：走！进家吧！可他原地不动。他指指灯火和采石场那边的声音，问道：那是什么？我说是采石场，解释道：至少一年有一次，不知原因，要工作到过了半夜才成。恩里克说：真奇怪。我再次请他进家门。可是他没听见，或者装作没听见。他让狗嗅嗅之后，说道：我不想打搅你。我说：走吧！进去喝点什么。恩里克说：我不喝酒。又说：我参加了你小说的首发式，本以为你会到场的。我说：我没去。我本以为，现在恩里克可要批评我的作品了。他说：我希望你帮我藏点东西。这时，我才发觉他右手拿着一个包裹，是一包稿纸，我想，他又写诗了。他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不是诗。”说着无助但勇敢地一笑，这样的笑容确实多年不见了，至少在他脸上没看到过。我问：里面是什么？“没什么。我的东西。不想让你看。只想让你保存。”我说：行啊。进去吧。“不了，不了，不想打搅你。再说也没时间了。我得马上离开。”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呢？恩里克说了一个我俩都认识的熟人，就是那个说第一期的《白绳》里有两个智利人就太多了的智利人。我说：这个混蛋怎么敢把我的住址随便给人呢？恩里克问：“你俩不是朋友吗？”我说：就算是吧。但是好久没见了。恩里克说：“那我很高兴他能把你的住址给我。很高兴见到你。”我本该说一句：我也很高兴。可是我没说。恩里克说：“好了。我走了。”就在这个时候，采石场方向传来了轰隆声，像是爆炸，这让他感到紧张。我连忙安慰他说：没事，没事。实际上，我也是第一次在夜里这个钟点听见爆炸声。他说：“好啦。我走了。”我说：多加小心啊。他问：能拥抱一下吗？我说：当然可以。那只公狗不咬我吗？我说：是母狗，不会咬你的。

在两年的时间里（为生计而住在村外那座房子里），那包稿纸我始终没动，因为这是恩里克的委托，那包东西是用绳子加胶带捆好的，与旧杂志以及我的稿子（无需多说，那段时间大量增加）放在一起。关于恩里克的惟一消息来自《白绳》的那位智利人，有一次，我跟他谈起了《白绳》，谈起了那些年间的事情，他澄清了他在我的诗没有被刊登这件事中的作用。他断言说：没起任何作用。这事算是弄明白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毫无意义了。通过这位智利人，我得知恩里克在希腊区有家书店，就在几年前我和那墨西哥女友五次造访过的那所房子附近。通过这位智利人，我得知恩里克已经离婚，已经不与《问与答》合作了，他前妻跟他一道在书店干活。他告诉我，他们不住在一起了，就是朋友关系，恩里克给她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她失业了。我问：书店怎么样？智利人说：很好。他好像从那家年轻时就工作的公司拿到了一大笔补偿费。他说：他还住那个地方。书店里面有两间房，不很大。后来我得知两个房间面朝一个有阳光的院子，恩里克种了天竺葵、橡胶榕、勿忘我、白百合。书店有两扇门，到了晚上，拉下铁帘，上锁，此外还有一扇通向大楼走廊的小门。我不想问他地址，也不想问他恩里克是不是还写诗。不久，我收到有恩里克签名的长信，告诉我：他在马德里（我以为这封信是他在马德里写的呢，不敢肯定）参加了著名的世界科幻小说家大会。不对，他不写科幻小说（他用的是缩写SF）。他去那里的身份是《问与答》的特派记者。信的其余内容乱七八糟。他说起一位法国作家（我从来没听说过）断言：咱们都是外星人，恩里克说，就是说，地球上活着的人都是流亡者，是被放逐到地球上来的。后来，又说到这位法国作家得出如此可笑的结论走了怎样的道路。这个部分难以卒读。他还提到了“智力警察”，对“时间隧道”做了推测，文字混乱，就像他过去写的那种诗。信的结尾处是一句神秘兮兮的话：“智者得救。”最后是例行的问候和怀念。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我写信。关于恩里克随后的消息，还是那位智利朋友提供的，十分偶然，平平常常，因为我去巴塞罗那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次在那里遇到了那位智利人，我俩就一起吃了午饭。

恩里克已经死了两个星期了。事情差不多是这样的：一天上午，他前妻（如今是店员了）来到书店门前，发现门是锁着的。这让她感到奇怪，但也不特别奇怪，因为恩里克有时会在里面睡着。为对付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她自己有一把钥匙。她先开了铁帘上的锁头，然后打开书店的玻璃门。接着，走到书店里面去，进了卧室，发现恩里克吊在卧室的房梁上了。看了此情此景，她差点吓死，但她克制住了，赶忙打电话报警，然后关闭店门，坐到人行道上边哭边等候（这是我猜测）。后来，第一辆警车来了。等她再回卧室时，没想到恩里克还在房梁上吊着呢。警察问了她一些问题。她发觉墙壁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数字，有的是用标签机画的，有的是用气雾剂罐喷上去的。他回忆说，警察们给那些数字（659983+779511-336922 ，一些难以理解的玩意儿）拍了照片，还给从高处用毫不尊重人的眼神看着大家的恩里克拍了照片。前妻兼店员认为：那些数字是积累的欠款数额。的确，恩里克是有外债，但不太多，还不至于因此有人追杀他，但的确有债务。警察问她：那些数字前一天是不是已经出现在墙壁上了？她说：没有。后来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不会有的。她老早就不进那个房间了。

警察检查了几扇门。通向大楼走廊那扇门是从里面上了锁的。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能说明门是从外面强行撬开的。除去前妻兼店员的那串钥匙，惟一一串钥匙是在收银机旁边找到的。法官来到以后，警察把恩里克从房梁上放了下来，尸体运走了。解剖的结论是自杀，悬梁自尽在巴塞罗那发生在许多人身上。

在很多个夜晚，在安普尔丹那个村外孤独的房子里（后来我就离开了），我经常思考恩里克之死。我很难理解一个希望生儿育女，而且是自己分娩的男子，会那么不文雅地让前妻兼店员发现自己上吊的样子——是裸体吗？是穿好了衣裳？是睡衣？也许是吊在卧室中央摇来晃去的样子——对那些数字的猜测，我觉得可能性很大。我很容易想像出恩里克整夜从事密码研究的样子，他从书店八点关门开始，一直干到清晨四点。这可是自杀的好时间。当然，我也提出了一些可以说明他死亡的假设。第一个假设直接与最后那封信有关系：他的自杀好像是返回他故乡星球的车票。第二种假设从两个方面考虑有他杀的可能性。但这两个方面都过分夸张。我会想起我和他在我家对面最后那次见面的情形：他很紧张，好像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或者是在追捕他。

后来我去了巴塞罗那，我把我掌握的恩里克的情况与别的朋友进行核对。在他生前，没有人发觉他有什么特别的异常；他没把手画的草图和手稿交给过别人。而我发觉这里面有矛盾和疑问，正是他在《问与答》活动时候的事情。有人说恩里克很久以前就与《问与答》杂志没有任何联系了。有人说，他死之前一直为《问与答》定期撰稿。

一天下午，我在巴塞罗那办完几件事后，没别的事情了，就去了《问与答》编辑部。社长接待了我。我本来以为会遇到什么奸人，结果不是，社长像个卖保险的，样子与一切杂志社社长相同。我告诉他：恩里克死了。他不知道此事，吐出几句悲痛的话，等着我说下去。我问他：恩里克是不是经常给杂志撰稿。正如我所料，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提醒他说，不久前在马德里举行了世界科幻小说家大会，是否派人参加了？他回答说：没派人前往，他解释说，《问与答》不搞科幻小说，而是从事科研报道。他还说：他个人很喜欢科幻小说。我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那恩里克是自费参加大会的。社长说：应该是吧。至少不是为本社工作的。

就在大家还没有忘记恩里克之前，就在大家——他的朋友们——还在想念已经去世的恩里克之前，我弄到了他前妻兼店员的电话号码。我给她打了电话。她费了好大力气才记得是我。我说：我是阿图罗·贝拉诺，去过你家五次。那时我跟一个墨西哥女子住在一起。她说：啊，想起来了。接着，就沉默了。我以为电话出了什么毛病呢。但她还在。我说：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她说：恩里克参加了你的作品首发式。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她说：他想见见你。我说：我俩见面了。她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见你。我说：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她说：太晚了。我说：是太晚了。

我和她又谈了一会儿，我记得说到了她的不安和焦虑。后来，我的硬币用完了（我是从赫罗纳打过去的），电话断了。

几个月后，我出门了。那只狗跟我一道走。那几只猫留在邻居家里了。出门前一天夜里，我打开了那包恩里克托付给我的书稿。我本以为可以找到数字和草图，那可能是可以说明他去世的信号。书稿有五十页，装订得很整齐。任何一页都没有数字和草图，主要是模仿米盖尔·埃尔南德斯写的诗，还有几首是模仿莱昂·费利佩的，几首是模仿布拉斯·德·奥特洛的，几首是模仿加布里埃尔·塞拉亚的。那天夜里我不能成眠。如今轮到我迅速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