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一刻起，可以说鼠疫已成了我们大家的事。在此之前，尽管那一桩桩怪事使众人惊异和担忧，我们同胞中的每一位都还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且这种情况无疑会延续下去。然而，城市一关闭，大家才发现，包括笔者在内，谁和谁都一样，都得设法对付新情况。就这样，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比如，和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从最初几周开始，都突然变成了整城居民的共同感情，而且还夹带着担惊受怕——那长期被迫异地分居生活中最主要的痛楚。

的确，关闭城市造成的最显著的后果之一，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亲朋好友们突然面临的离别。母子、配偶或情侣在几天之前分别时，还以为那是暂时的离别，他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互相拥抱亲吻，随便嘱咐几句，有的还相约几天或几周之后再见；他们完全沉浸在人类愚蠢的自信里，亲人的启程几乎没有使他们在日常事务里分心。只是在后来他们才一下子发现那次分离是无可挽回的，他们既不能重聚，也无法联系。因为在省府通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城市已经关闭，特殊情况当然不可能得到考虑。可以说，疫病突然侵入所产生的最初后果，就是强迫我们的同胞像毫无个人情感的人一般行事。在通令进入实施阶段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有一大群申请人同省府纠缠，有的打电话，有的去官员们身边陈述自己的处境。所有的情况都应当关心，但同时又都不可能考虑。事实上，必须花好几天工夫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是毫无回旋余地的；“妥协”“特殊照顾”“例外情况”这些字眼已经失去意义了。

连写信这样的微小要求都遭到拒绝，不予满足。一方面，这个城市已经没有通常的交通手段可以同全国其他地方联系；另一方面，一道新的通令禁止同外界作任何通讯交往，以防止信件成为传染的媒介。一开始，几个走运的人还能去城门口向守卫的哨兵要求通融，哨兵也同意他们向城外发出信件。当时是瘟疫流行的最初几天，哨兵认为自己受同情心驱使是自然的事。然而，一段时间过后，那几个哨兵已完全相信情况危急，因此拒绝承担他们难以估量其大小的责任。一开始还允许长途电话通讯，但各公用电话亭挤得水泄不通，长话占线也十分严重，以至有几天完全停止了通话。后来又严格加以限制，只能在死亡、出生和婚姻等所谓紧急情况之下才能通话。于是，电报成了我们惟一的通讯手段。那些由理解、爱情和肉体连在一起的人们，只好从十来字的电报的大写字母里去寻找昔日的心迹。其实，电报上能用的套语很快就用尽了，长期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热恋只能匆忙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诸如“我好，想你，爱你”等习惯用语里。

不过，我们当中有些人还在坚持写信，为了和外界保持通讯联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设想计策，但事实总证明那都是幻想。即使我们设想的某些办法成功了，那些信件也下落不明，因为对方仍杳无音信。有好几个礼拜，我们不得不一再重写同一封信，重抄同样的消息，同样的呼唤，这一来，一段时间过后，原本出自肺腑的话语竟变得空空洞洞了。但我们仍旧不由自主地抄了又抄，总想通过那些毫无生气的句子提供我们艰难生活的音讯。末了，我们终于认识到，与顽固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和同墙壁枯燥无味的聊天相比，电报的格式化的呼唤似乎更为可取。

此外，几天过后，谁也出不了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时，人们才想到去打听在瘟疫之前出门的人是否能够返回。省府经过几天的考虑，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又明确指出，返回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出城；他们可以自由来，却不能自由去。就这样，仍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家庭轻率对待局势，置谨慎于不顾，只凭亲人团聚的愿望而请他们借机返回。然而无须多久，受困于鼠疫的人们便明白过来，他们那样做是在把亲人往火坑里推，便终于下定决心忍受离愁别痛。在疫情发展最严重的时刻，只出现了一桩人类感情战胜惨死恐惧的事例。出人意料的是，并非一对情侣在热恋中超越痛苦而生死与共，而是老大夫卡斯特尔和他结婚多年的妻子间的故事。卡斯特尔夫人在瘟疫发生前几天去了邻近的一个城市。这对夫妻甚至谈不上是世间恩爱夫妻的典范，笔者有理由说，在此之前，这对夫妻十有八九不敢肯定是否对他们的结合感到满意。然而，这次突然而漫长的离别使他们明确认识到，如异地分居，他们将无法生活；而与这突然揭示出来的事实相比，鼠疫就不算什么了。

那是个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分离只能和瘟疫同时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我们一向自信很了解的、构成我们生活本身的感情（已经说过，阿赫兰人的感情生活很简单）正在改变面貌。过去完全相互信任的夫妻和情侣都发现自己生怕失去对方。有些男人昔日自信在爱情上朝三暮四，现在也重新忠贞不渝了。从前在母亲身边生活的儿子很少注视过她，如今在勾起他们回想联翩的母亲脸上的皱纹里却注入了他们全部的关切和悔恨。这种骤然的、全面的、前途渺茫的离别使我们无所适从，成天追忆那近如昨日却恍如隔世的音容笑貌而无力自拔。事实上，我们经受着双重的痛苦，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然后是想像中的远方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饱受的痛苦。

如果环境不同，我们的同胞也许能在业余活动更多也更积极的生活中得以摆脱。然而，当时的鼠疫却使他们无所事事，只好在愁云密布的城里转悠，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失望的回忆中。他们在漫无目的地散步时，总会不自觉地经过同样的街道，而在如此小型的城市里，那些街道多半是他们从前和远在他乡的亲人一道走过的地方。

因此，鼠疫带给同胞们的第一个感觉是流放感。笔者相信，他在本书里所写的东西可以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那是他和许多同胞共同的经历。是的，那时刻不离我们心田的空虚，那确确切切的激情，那希望时间倒流或相反，希望时间加快飞逝的非理性的愿望，那刺心的记忆之箭，正是这种流放感。如果说我们有时让想像力天马行空，乐于幻想自己在等待亲人返家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如果说在那一刻，我们同意忘掉火车停运的事实，设法在游子常常乘晚间快车返家的时刻留在家里等候，那种游戏当然是不可能持久的。总有这样的时刻来到，这时，我们会清醒地意识到火车不能到达此地。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分离注定要延续下去，我们应当设法和时间修好。总之，从此以后，我们又回到坐牢的状态，迫不得已靠回忆往昔而生活。倘若我们当中有谁企图生活在对未来的向往中，他们会很快放弃，起码会尽快放弃这种向往，因为他们正在体验想像力最终强加给相信它的人们的那种创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全体同胞都迅速甚至公开地抛弃了他们过去养成的推算离别时间的习惯。为什么？因为，当最悲观的人把离别时间确定为，比如半年，当他们因此而事先尝尽那半年的苦头，好不容易以最大的勇气接受考验，使出浑身的解数以经受这漫长日月的煎熬而不气馁时，他们偶尔会遇到一个朋友，会见到报纸上某个公告，脑子里会闪过一丝猜疑或灵机一动，这一切都会使他们想到，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说疫病不会延续半年以上，或一年，或更长的时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坚韧性顷刻崩塌，来得那么突然，使他们感到再也不能自拔了。因此，他们强迫自己永远别再考虑解脱的日期，别再将眼光转向未来，而且应当时刻“低着头”过日子。然而，这种谨小慎微、捉弄痛苦、挂免战牌的做法自然收效甚微。他们在避免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的同时，实际上也放弃了可以在对今后团聚的想像中忘掉鼠疫的那些相当频繁的时刻。这一来，他们停在深渊和顶峰的半中腰，说他们在生活不如说他们在漂浮，他们被遗弃在没有方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中，这些日子和回忆有如飘忽不定的幽灵，只有情愿在他们痛苦的土地里扎根才可能成形。

因此他们感受着所有囚犯、所有放逐犯的深切痛苦，这种痛苦就是生活在毫无益处的记忆之中。连他们思考再三的过去也只有悔恨的滋味。的确，他们真愿意给这过去添上他们与正在等待的他或她相处时本有可能做到但可惜并没有做的一切；同样，在他们囚禁生活的所有情况下，甚至在比较满意的时刻，他们都会想到外地的亲人，以及他们在一起时得不到满足的东西。他们对当前心急如焚，对昔日水火不容，而且自身又前途渺茫。这样的人跟那些受到人间的法律或仇恨判定过铁窗生活的人好有一比。结果，要想逃避难以忍受的空虚，惟一的办法只能是在想像中让火车重新启动，让每个钟头都充满反复鸣响的门铃声，而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如果说那是流放，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却都流放在自己家里。尽管笔者只熟悉这类人的流放生活，他也不应忘记记者朗贝尔或其他一些人。由于他们是在旅行中意外被鼠疫阻拦在城里，既与亲人关山阻隔，不能相聚，又远离自己的故土，因此他们的别愁离恨更是与日俱增。同一般意义的流放相比，他们的流放感最为深切。因为，如果说时间引起的焦虑于他们，于众人都一样，他们却还受困于空间，而且时刻碰撞到隔断他们避难的鼠疫灾区与他们遥远家乡的堵堵高墙。当然，人们看见时时刻刻在尘土飞扬的城里踯躅的人正是他们，他们默默地呼唤着只有他们自己熟悉的一些夜晚和家乡的清晨。一些别人难以捉摸的迹象和令人困惑的信息，诸如燕群的飞翔、黄昏的露珠、抑或太阳偶尔遗留在冷清街道上的几抹怪异的阳光都会加重他们的思乡病。外面的世界本可以弥补一切，他们却闭眼不看，因为他们固执地抱住自己过分逼真的幻象不放，并竭尽全力去追忆某一片土地的印象。在那片土地上，一缕光线、两三座丘陵、喜爱的树木或几个女人的面庞，于他们都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景象。

最后还要特意说说最引人注目的情侣们的景况，笔者也许更有条件纵谈这个问题。情侣们还受着其他各种忧虑的折磨，其中的一种就是悔恨。的确，当时所处的环境使他们有可能以一种既热烈而又客观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看不出自己明显的缺点。他们发现的第一个缺点在于自己已很难明确勾画出远方亲人的行为方式。于是他们哀叹自己对爱人如何利用时间一无所知；责备自己当时轻率到连这样的事都疏于了解，而且还掩饰自己说，对一个在恋爱的人来说，是否了解被爱的人如何利用时间并非所有欢乐的源泉。也就从这一刻起，他们才更容易追溯自己的爱情，并仔细审视其中的不足之处。平时，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知道，没有不能再完善的爱情，而我们却多少有点心安理得地让我们的爱情甘于平庸。然而，回忆却要求更为严格。这波及全城的飞来横祸不光给我们带来让我们鸣冤叫屈的痛苦，而且还让我们去自找痛苦并且心甘情愿忍受痛楚。这乃是疫病转移人们注意力并把水搅浑的一种方式。

这一来，人人都必须安心望着老天混日子。时间一长，这种普遍的懒散有可能锤炼人的性格，但眼下已开始让人变得斤斤计较、琐琐碎碎了。比如，我们有些同胞因此而变成另一种奴隶，以天象（晴或雨）的马首是瞻。看上去他们仿佛是第一次直接受天气好坏的影响，只要金色的阳光一出现，他们便满面春风，而每逢阴雨天，他们的脸孔和思想便愁云密布。几星期之前，他们还能避免这样的软弱和不理智地听命于天象的毛病，因为那时他们面对这个世界并不孤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还在他们的天地里。相反，从这一刻起，他们似乎在听任自己受反复无常的天气摆布，即是说，他们要么无缘无故地感到痛苦，要么无缘无故地怀抱希望。

最后，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倘若我们当中哪一位偶尔想与人交交心或谈谈自己的感受，对方无论怎样回应，十有八九都会使他不快，因为他发现与他对话的人在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表达的，确实是他在日复一日的思虑和苦痛中凝结起来的东西，他想传达给对方的，也是长期经受等待和苦恋煎熬的景象。对方却相反，认为他那些感情都是俗套，他的痛苦俯拾即是，他的惆怅人皆有之。无论出于善意或恶意，这种回答都是不公正的，必须加以拒绝。或者，至少对那些忍受不了沉默的人来说，既然别人不能领会出自肺腑的话，他们只好使用做买卖的语言，也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谈谈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杂闻，可以说都是些日报上的新闻。就这样，在聊天中用套话来表达自己最真切的痛苦已习以为常了。鼠疫的囚犯们只有用这样的代价才能赢得门房的同情或引起听众的兴趣。

不过，最重要的是，无论这些流放者的焦虑有多么痛苦，无论他们空虚的心有多么沉重，可以说他们在鼠疫初期仍是幸运的人。实际上，就在百姓已开始感到恐慌的当儿，他们整个心思仍集中在他们等待的亲人身上。在众人陷入困境时，爱情的利己主义保护了他们，仅仅在鼠疫使他们的生离有变成死别的危险时，他们才想到鼠疫。因此，在鼠疫的高峰期，他们也显得心不在焉，这种对健康有益的心不在焉很容易被误认作从容不迫。他们的绝望之情使他们免于惊慌，他们的不幸也有好处。比如，如果说他们当中的某一位也被疫病夺走了生命，那也几乎总是在他无暇提防的时候发生的。他正在坚持同影子进行长时间的内心交谈时，突然被拖了出来，没有过渡，直接扔到一片死寂的另一个世界。他没有时间考虑任何事情。

正当同胞们竭力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放逐生活时，鼠疫逼使城门设防，逼使前来阿赫兰的轮船改道、返航。自关闭城市到现在，没有一辆车进城。从那一天起，机动车仿佛都在转圈子。从高处的林荫大道往下看，港口也呈现出奇特的面貌。使其成为滨海首屈一指的港口的往常那一片繁荣景象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几艘接受检疫的轮船还停泊在那里，但码头上，已经拆除装备的大吊车、翻在一边的翻斗车、东一堆西一堆的酒桶和麻袋都说明，贸易也因鼠疫而失去了生机。

尽管这些景象已非同寻常，我们的同胞们看上去仍难于理解发生的一切。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如别离和恐惧，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己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还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发生了疫病。大多数人最敏感的还是打乱了他们习惯、损害了他们利益的那一切。他们为此而不快，而气愤，但这些情绪是不可能对抗鼠疫的。比如，他们最先的反应是责怪当局。报纸响应了百姓的批评（“已经考虑的措施是否可以有些松动？”），面对这些意见，省长的答复相当出人意料。在此之前，各家报纸和情报资料局都没有得到过有关疫情的官方统计数字，但现在省长却日复一日地向情报资料局通报统计数字，并请他们发布周报。

可是，就这样，公众也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原来第三周公布的死亡人数是三百零二人，这个数字不可能让人浮想联翩。首先，那些人也许并非全死于鼠疫；另一方面，城里人谁也不知道平时每周死多少人。本市的人口是二十万，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死亡率是否正常。人们从不关心的甚至正是这种精确性，尽管精确性具有明显的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缺乏比较的出发点。久而久之，大家发现死亡数字确实在上升，只有到这时，舆论才意识到事实的真相。果然，第五周死了三百二十一人；第六周是三百四十五人。这样的增长数字起码是有说服力的，但说服力还没有强到足以让同胞们在忧虑中摆脱这样的印象：这次事故的确令人不快，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暂时现象。

他们因而继续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继续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大致说来，他们都不是怯懦的人，他们见面时谈笑风生多，长吁短叹少，而且总装出欣然接受这明显的暂时不便的姿态。面子是保住了，但到了月底，大约在祈祷周里（下面还要谈及此星期的事），更严重的变化却使我们的城市变了模样。首先，省长对车辆交通和食品供应采取了措施。食品供应受到限制，汽油按日定量供应，甚至要求大家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通过公路和航空运到阿赫兰。于是，来往交通便逐渐减少，直至接近于零。奢侈品商店朝夕之间便停业关门，其他商店的橱窗里也挂上了无货的标牌，与此同时，店铺门口排起了长队。

这一来，阿赫兰便显出了十分奇特的模样。步行的人数激增，甚至非高峰时刻也如此，因为商店停业和某些办事处关门迫使许多人无所事事，只好去街上闲逛，坐咖啡馆。这些人暂时还不算失业，只是放了假。因此，快到下午三点时，阿赫兰在晴朗的天空下给人以错觉，认为那是正在庆祝节日的城市，车辆不通行，商店关了门，只为节日游行队伍便于展开；居民拥到街上是为了共享节日的欢乐。

当然，电影院很会利用这普遍放假的好时机做大生意。可惜影片在省里的周转已经中断。两星期过后，各影院被迫互相交换节目，再过些时候，每家电影院都只能放映同一部片子，但影院的收入并没有减少。

在葡萄酒和烧酒买卖居贸易首位的城市，酒类库存量相当可观，因此各家咖啡馆都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说实话，人们是在放量豪饮。一家咖啡店还贴出广告说：“纯葡萄酒可以杀灭细菌。”本已被公众认同的“烧酒防传染病”的想法现在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每天夜里两点左右，一大群被咖啡馆赶出来的醉汉拥到街头，散布一些乐观的言论。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变化都太不寻常，来得也太快，所以很难认为那是正常和持久的现象。结果是，大家仍旧像往常一样把个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在关闭城市两天之后，里厄大夫从医院出来，正好碰上柯塔尔。柯塔尔一脸心满意足的神气向他迎了过来。里厄称赞他气色不错。

“是的，身体完全好了，”矮个子说，“大夫，您说说，这该死的鼠疫，哼，竟严重起来了。”

大夫确认了这个情况。矮个子有点诙谐地说：

“没理由说这鼠疫现在能停下来。一切都会弄得乱七八糟。”

他俩一道走了一会儿。柯塔尔谈到他们街区有个殷实的食品杂货店老板，他囤积了许多食品，想卖大价钱。有人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他床底下堆了好多罐头。“他死在医院了，鼠疫可不付钱。”看来柯塔尔满脑子都是有关鼠疫的真真假假的故事。比如，听说有一天早上，城中心一个男人有迹象染上了鼠疫，在病得说胡话时，他冲到外面，向他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过去，紧紧搂着她大叫他得了鼠疫。

“好！”柯塔尔用与他下面的话不协调的讨人喜欢的口吻指出，“我们谁都得变成疯子，我敢肯定。”

也就在那天下午，格朗终于向里厄大夫讲了心里话。他当时瞧见写字台上摆放着里厄夫人的照片，便望着大夫。里厄回答说他妻子正在外地治病。“在某种意义上，她倒很幸运，”格朗说。大夫说，这的确幸运，不过，但愿他妻子能够痊愈。

“噢！”格朗说，“我明白了。”

于是，格朗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从里厄认识他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尽管他仍然字斟句酌，这次却几乎总能找到适合的字词，仿佛他早就想好了他正在说的这番话。

他在弱冠之年与邻家的一位穷苦小姑娘结了婚。甚至可以说他是为结婚才辍学就业的。让娜和他本人都从没走出过所在的街区。他总是去她家看望她，让娜的父母看见这个沉默寡言举止笨拙的求爱者有点忍俊不禁。她父亲是铁路工人。每逢休息日大家都会看见他坐在临窗的一个角落里，若有所思地观看着人来车往的街景，一双粗大的手平放在大腿上。她母亲总在忙家务，让娜也帮她操持。让娜是那么瘦小，格朗一见她过马路就为她担心。车辆和她一比，简直成了庞然大物。一天，他俩站在卖圣诞礼品的店铺门前，让娜出神地观赏着橱窗，随后一仰身朝他靠过去，说：“太美了！”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腕。他们就这样定了终身。

据格朗说，余下的故事十分简单。跟大家一样：他们结了婚，还有点相爱，两人都工作。工作太忙就忘了爱情。让娜也得工作，因为办公室主任说话不算数。说到这里，就需要动用想像力才能理解格朗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他当时疲惫不堪，灰心丧气，话也一天比一天少，而且没有设法让妻子相信他还在爱她。工作劳累的男人、生活的贫困、逐渐黯淡的前途、晚饭桌边的无话可说，在这样的天地有何情欲可言。让娜可能已感到痛苦，但她仍留了下来：人有可能痛苦时间一长便再也不感到痛苦。一年年过去了。后来她还是出走了。当然，她并非孤零零出走的。“我曾非常爱你，但如今我太累了……我离开你并不感到幸福，可是并非需要幸福才能重新开始。”她写给他的信里大体是这些内容。

约瑟夫·格朗也很痛苦。正如里厄提醒他的，他本可以重新开始，但现在他没有信心。

说实话，他老想念她。他真想给她写封信为自己辩护。“但这很困难，”他说，“我老早就考虑了。只要我们还在相爱，没有话我们也能互相理解，但两人并不一定永远相爱。在一定的时刻我本应该找到合适的话留住她，但我没有做到。”格朗用一块方格子的手帕擤擤鼻涕，然后擦擦小胡子。里厄注视着他。

“请原谅，大夫，”这位老兄说，“该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和您在一起，我可以说话，一说话我就感到激动。”

显然，格朗的思想离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给他妻子发了一份电报，说已经关闭城市，他身体不错，她应当继续注意自己的身体，他想念她。

关闭城市三周之后，里厄在医院大门口看见一个正在等他的男青年。

“我想，”男青年说，“您还能认得出我。”

里厄觉得似曾相识，但还有些迟疑。

“我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曾来您这里询问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我叫雷蒙·朗贝尔。”

“哦！没错，”里厄说，“那么，您现在有好题材可以写报道了。”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不是这么回事，他来这里是为了请里厄帮帮忙。

“我很抱歉，”他补充说，“但我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熟人，而我们报社在本市的通讯员可惜又是个笨蛋。”

里厄建议小伙子跟他一起步行到市中心的一家卫生所，因为他有些事需要吩咐。于是他们走进黑人居住区的一条条胡同。夜幕正在降临，昔日那样喧闹的城市在此刻显得出奇地寂静。在金色余晖尚存的苍穹之下，几声军号的鸣响无非说明军队还在装作执行军务。这时，他们俩沿着陡坡一般的街道走下去，街道两旁是摩尔式房舍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垣。朗贝尔说话时情绪非常激动。他离家时把妻子留在巴黎，说实话，那不是他的妻子，但和妻子是一回事。城市一关闭他就给她发去一封电报，起初，他以为这件事只是临时性的，发电报无非考虑别中断联系。可他在阿赫兰的同行们告诉他，说他们也帮不了他的忙，邮局要他去找别人，省府的一个女秘书还对他的请求嗤之以鼻。他站了两个钟头的队才得以发出一份电报，电报上写的是：“一切顺利。不久再见。”

但今天早上，他起床时突然想到，他毕竟并不知道这种情况会延续多久。于是他决定离开这里。由于他是经过推荐来到本市的（干他这行有此便利），所以有机会接触省府办公厅主任。他对主任说，他与阿赫兰毫无关系，他没有必要留下来，他来此地纯属偶然，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允许他离去，哪怕出去以后必须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说他对此非常理解，但谁都不能例外，他可以再看看，但总的说情况十分严重，难以做出任何决定。

“但说到底我毕竟是外地人呀。”朗贝尔说。

“那当然，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瘟疫别拖下去。”

末了，主任试着安慰朗贝尔，提醒他说，他可以在阿赫兰找到题材写一篇有趣的报道，而且，仔细琢磨起来，任何事件都有它好的一面。朗贝尔说到这里耸了耸肩。他们这时已来到市中心。

“真是一派胡言，大夫，您明白这点，”他说，“我生来又不是专为写报道的。说不定我生下来就注定要同女人一起生活呢。这不是很合乎情理吗？”

里厄说，无论如何这看上去是合乎情理的。

在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已见不到往常的人群。几个行人匆匆忙忙往自己远处的住所走去，没有人脸上挂着笑容。里厄想，这是今天朗斯道克情报资料局发表的公告在起作用。过一天一夜，我们的同胞总会重新燃起希望。但当天，大家对公布的数字还记忆犹新。

朗贝尔又突然接着讲下去：

“原因是，她和我邂逅不久，相处却非常融洽。”

里厄没有言语。

“看来我打搅您了，”朗贝尔说，“我的初衷无非想问您是否能给我开一个证明，说我没有染上这该死的病。我想这可能对我有用。”

里厄点头答应。一个小男孩往他的腿边摔过来，他挡住他，轻轻把他扶起来。他俩继续走路，不久来到阅兵场。浑身尘土的榕树和棕榈树一动不动地垂着树枝，树丛中立着一座积满灰尘的肮脏的“共和国”雕像。他俩在雕像下边停下来。里厄在地上使劲跺脚去除鞋上发白的灰尘，一只接着一只。他望望朗贝尔。记者头上的毡帽略向后斜，领带下面的衬衫领口敞开着，胡子拉碴的，一副与人赌气的固执模样。

“相信我，我理解您的心情，”里厄末了说道，“但您的理由站不住脚。我不能给您开这个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染上了这个病，也因为，即使您现在没有染上，我也不能证明您走出我的诊所再到省政府这段时间您没有染上。而且，即使……”

“而且，即使？”朗贝尔问道。

“而且，即使我给您开了这个证明，对您也未必有用。”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城市与您情况相同的人有好几千，但都不可能让他们出城。”

“但如果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并不充分。我明白，这一连串的麻烦非常愚蠢，但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只好认了。”

“但我不是本地人呀！”

“唉，从这一刻起，您跟大家一样，都算是本地人了。”

对方气得按捺不住了：

“我敢肯定，这是个有没有人情味的问题。也许您还体会不到两个心心相印的人分离意味着什么。”

里厄不马上作答。后来他说，他相信自己能体会。他真心希望朗贝尔能再见到他的妻子，希望天下相爱的人都能团聚，但政府法令和法律摆在那里，又存在鼠疫，他个人的职责只能是做应当做的事。

朗贝尔带着苦涩说道：

“不，您不能体会。您说话用的是理性的语言，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

里厄抬眼望望共和国雕像，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用理性语言，但他的语言是来自明显的事实，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一整领带，说：

“那么，您的意思是，我必须用别的办法摆脱困境？”他随即用挑战的口吻说，“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

大夫说，他对此也还理解，但这与他无关。

“不对，这与您有关！”朗贝尔突然提高嗓门说，“我之所以来向您求援，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您在那些决策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想，起码为一个特例您可以取消您曾协助做出的决定吧。但您对此却无所谓。您从来想不到别人。您根本没有考虑那些妻离子散的人。”

里厄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他当时不想考虑那些情况。

“噢！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马上会说那是为公众服务。但公众的福祉是建立在个人幸福之上的。”

里厄仿佛刚从心不在焉的状态里摆脱出来，他说：

“好了，有这种事，也有别种事，没有必要判断谁是谁非。但您发火是不对的。假如您能摆脱困境，我真会无比高兴。无非是我的职责不允许我做某些事情罢了。”

朗贝尔焦躁地点点头：

“是的，我发火是不对的。而且我还因此耽误了您好多时间。”

里厄请他随时告知他为此事奔走的情况，并希望他别记恨他。他们肯定会为某个计划再见面。朗贝尔似乎一下子茫然不知所措了。

“我相信会见面，”他沉默一会儿后说道，“是的，不管您对我说了些什么，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相信这点。”

他迟疑地补充说：

“不过我不能称赞您的做法。”

他把毡帽拉到额头上，随即快步离开了。里厄见他走进了让·塔鲁暂住的旅馆。

片刻之后，大夫摇摇头。这位记者寻求幸福的急切心情有他的道理，但他指责自己时是否有道理呢？“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在他的医院里，鼠疫加快蔓延，每周的死亡平均数字已上升到五百人，他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些日子难道真是抽象的？不错，在灾难中有抽象和非现实的成分，但当这抽象开始屠杀人们时，操心这抽象就势在必行了。里厄只不过明白，这事并非易如反掌。比如，要领导托付给他的这家附属医院（如今本市已拥有三家这种医院）就很不容易。他曾命人在门诊室对面收拾出一间接收病人的房子，房里挖一个盛满消毒臭药水的池子，池子中央用砖垒一个小台。病人送到小台上立即脱掉衣服放进药液里，洗完澡擦干后再穿上医院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再把他们分送到病房。他们曾经不得不利用一所学校的操场，现在那里一共有五百张床位，几乎都住满了病人。每天早上，里厄亲自主持接收病人，在给病人做了防疫接种和淋巴结切开等处理之后，他还得核实统计数字，然后再回去进行午后门诊，最后才在夜间出诊，回家时已经是深夜了。昨天夜里，他母亲把小里厄夫人的来电交给他时，发现他的手在发抖。

“的确在发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那么神经过敏了。”

他身强力壮，能吃苦耐劳。事实上他还并未感到多么疲劳。但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果然会出现讲抽象道理和难于处理的情况，因为病人家属知道他们只有在病人痊愈或死去时才能再见到他。“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她的女儿在塔鲁暂住的旅馆干活。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必须打电话。救护车的铃声转瞬间鸣响起来。邻居们起初还打开窗户往外看，后来便急忙关上了窗。接着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在那些被高烧和忧虑弄得开了锅似的住宅里，曾出现一幕幕荒唐的场面。但病人仍然被送走了，里厄这才可以离开那里。

最初几次他只管打电话，然后奔别的病人家，不必等救护车赶到。然而这一来，病人家属却关上了大门，宁愿与鼠疫病人亲密相守，而不愿与他分离，因为他们如今已知道分离是什么结局。于是只听得一片喊叫、命令、警察的干预，继而动用军队，这才把病人夺走。头几个星期，里厄不得不留下，直至救护车到来。后来，每位医生都在一位志愿督察员陪同下进行巡回医疗，里厄才有可能赶到一个接一个的病人家里。但最初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出诊看到的情景都跟他去劳莱太太家看见的大同小异。在那装饰着扇子和假花的小套房里，病人的母亲似笑非笑地迎接他说：

“我想，这该不是大家谈论的那种高烧吧？”

他呢，掀开病人的被子和衬衫，默默地观察她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以及肿胀的淋巴结。母亲看看她女儿大腿间的状况，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每天晚上，面对呈现全部致命迹象的亲人的腹部，母亲们都这样失魂落魄、大叫大嚷；每天晚上都有胳膊紧抓住里厄的胳膊不放，都能听到连珠炮一般的无济于事的话语、许诺和哭泣；每天晚上救护车的铃声都会引起一片恐慌，这种恐慌与痛苦一样徒劳无益。经过这一连串千篇一律的夜晚，里厄只能预期还将有一个接一个同样的夜晚，而且一直延续不断。是的，鼠疫正如抽象概念一般单调而毫无变化。也许只有一样东西在起变化，那就是里厄本人。这天晚上，他站在共和国雕像之下感到了这点，他一直注视着朗贝尔走进去的那家旅馆的大门，意识到一种让人别扭的冷漠已开始主宰了他。

令人精疲力竭的几个星期过去了，暮色中，全城的人照样拥到街头遛弯儿，在经历了这些日子之后，里厄这才悟出，他再也不必费力压抑自己的怜悯心了，因为在怜悯已起不了作用时，人们对怜悯会感到厌倦。在这些负担沉重的日子里，大夫找到了惟一使他宽慰的东西，那就是慢慢闭锁情感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他明白这样做有助于他完成任务。因此他为此而感到高兴。他的母亲在夜里两点开门迎接他时，为他漠然的眼神感到伤心，她惋惜的正是儿子不在意他当时惟一能得到的缓解重负的母爱。要想对付抽象概念，就得大体与他相似。但怎能让朗贝尔敏感到这一点呢？在朗贝尔看来，抽象概念就是一切反对他幸福的东西。事实上，里厄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位记者是对的，但他同时也知道，有时抽象概念显得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时，也只是在那时，就必须重视抽象概念。这正是后来发生在朗贝尔身上的情况，大夫也是在朗贝尔向他吐露真情时了解到的。他因此而能在新的水平上参与这场个人幸福与同鼠疫有关的抽象概念之间的沉闷的战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场斗争构成了本市生活的全部。

然而，有些人看到的是抽象概念，别的人看到的却是现实情况。疫情发生的头一个月月底，鼠疫的再次猖獗和帕纳鲁神甫的一次措辞激烈的讲道使我们的城市陡然愁云密布，帕纳鲁就是在门房米歇尔老头儿得病初期帮助过他的那位耶稣会会士。他因经常在阿赫兰地理学会的简报上撰文而闻名遐迩，他从事碑铭复原工作，在地理学会堪称权威。他就现代个人主义问题作过一系列演讲，赢得的听众比该领域的专家拥有的听众更为广泛。他自称是严格的基督教的热烈捍卫者，既疏远现代放荡也疏远前几世纪的愚昧主义。他在演讲时，向来不惜说出严酷的实情。他由此而赢得了声誉。

在这个月月底前，本市教会当局决定以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与鼠疫作斗争，即组织一周的集体祈祷。此次公众集体表示虔诚的活动准备以星期日一次庄严的弥撒宣告结束，弥撒的主题是祈求因照顾疫病病人染上鼠疫而献身的圣洛克保佑。人们邀请帕纳鲁神甫在弥撒中发表演说。半个月以来，神甫已搁下他独占鳌头的关于圣奥古斯丁和非洲教会的研究工作。性格激烈而热情的他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同意担此重任。在这次布道之前很久，城里已经在谈论此事，这次布道以它特有的方式标志着那是这段历史时期极其重要的一天。

参加祈祷周的人为数不少，但这并不能说明阿赫兰的居民平时都格外虔诚，比如，过去每逢星期日，海滨浴场就是弥撒活动的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也并非因为老百姓突然皈依宗教，受到启迪而有所感悟。真正的原因是，一方面，关闭城市、封锁港口使海水浴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百姓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思想状态：他们虽然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接受这些事变的突然袭击，他们却明显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在起变化。不过仍有许多人一直希望瘟疫快快结束，希望自己和家人都能幸免。因此，他们还没有感到自己有义务干点儿什么。鼠疫于他们不过是讨厌的过客，既然来了，总有一天会离去。他们恐惧，但并不绝望。将鼠疫看成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从而忘却瘟疫之前他们能够采取的生存方式，这样的时刻尚未到来。总之，他们处于期盼中。他们对待宗教和对待其他许多问题一样，鼠疫使他们的性情变得非常独特，既非冷漠，也非热情，这种性情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客观”。大多数参加祈祷周的人，都会把信徒在里厄面前说的话看作自己的话：“无论如何，祈祷没有坏处。”塔鲁自己也在笔记本上写道：中国人遇上鼠疫会去敲鼓送瘟神。然后他指出，谁也不可能知道，事实上打鼓是否比预防措施更为有效。不过他又补充说，为了弄个明白，也许应当了解是否存在瘟神，不了解这一点，我们有多少见解都将毫无结果。

不管怎么说，在祈祷周期间，信徒们仍然使城里的天主教堂几乎爆满。起初几天，许多居民还站在教堂门廊前的棕榈园和石榴园里聆听像海潮一般的祝圣、祷告声，声浪一直涌到大街上。后来，见有人带头，那些旁听的人也决定进入大厅，于是他们那胆怯的声音便渐渐同信徒们应答轮唱的颂歌声混成一片了。到了星期天，一大群市民进入正殿，连教堂门前的广场和所有的楼梯都挤满了人。从前一天起，天空一直乌云密布，大雨倾盆。站在外面的人撑开了雨伞。当帕纳鲁神甫登上讲坛时，教堂里浮动着乳香和湿衣服的气味。

神甫中等身材，但很壮实。当他靠在讲坛边缘，用粗大的双手紧握木栏时，大家只能看见一个黑黑的厚实身形，身形顶上放着他红彤彤的双颊，上面架着一副钢边眼镜。他声音洪亮而且热情洋溢，可以传得很远。他仅用一句激烈而又铿锵有力的话抨击在座的人：“我的兄弟们，你们正身处灾难之中，我的兄弟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这时，从大堂到广场，听众里一片骚动。

按逻辑，他接下去讲的话似乎与这悲怆的开场白毫无关联。其实正是后来的讲话才让同胞们明白，神甫用他巧妙的演说方式一箭中的，有如狠狠一击，使听众抓住了整篇演讲的主题。果然，讲完开场白之后，神甫立即援引《圣经》里《出埃及记》有关埃及发生鼠疫的原文，接着说：“这灾祸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为了打击上帝的敌人。法老反对上帝的意旨，鼠疫便让他屈膝。有史以来，上帝降灾都使狂妄自大的人和不辨是非的人匍匐在他的脚下。对此你们要细细思量。现在跪下吧！”

外面，暴雨越发猛烈了，神甫在一片肃静的氛围里讲出的这最后一句话，在雨打窗玻璃的劈啪声中显得格外低沉，他说话的语气，使一些听众迟疑片刻后，竟从椅子上滑落到跪凳上。别的人认为有必要效法他们，因此，在座椅的碰撞声中，所有的听众都逐渐跪了下来。于是帕纳鲁挺挺身子，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继续讲下去，语气越来越有力：“如果说，今天鼠疫牵连你们每个人，那是因为已经到了反省的时刻。正直的人不会害怕它，但恶人却有理由发抖。在世界上这座巨大的粮仓里，毫不留情的灾害将击打人类的麦子，直至麦粒脱离麦秸。麦秸会多于麦粒；被召去的人会多于被拯救的人，这样的灾难并非上帝的初衷。这个世界和邪恶妥协的时间太长了，它依靠神的慈悲而生存的时间太久了。人们只需后悔，就可以无所不为。提起后悔，人人都感到那是轻车熟路。时候一到，肯定会有悔恨之情。在悔恨之前，最简便的办法是放任自己，其余的事仁慈的上帝自会安排。哼，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上帝向本城的人们俯下怜悯的脸庞为时已经太久，他对等待已感到厌倦，他无休无止的期望已经落空，所以方才已把眼睛转到一边去。上帝的光辉离我们而去，我们便长期陷在鼠疫的黑暗之中！”

大堂里有谁像急躁的马喷鼻息一般吁了一口气。神甫稍一停顿又用更低沉的声音讲下去：“《圣徒传》 里有这样一段：在亨伯特国王统治时期，意大利的伦巴第地区受到鼠疫蹂躏，疫情严重到幸存者几乎不够埋死人。当时鼠疫最猖獗的地区是罗马和帕维亚。后来一位善良天神显圣，他命令手执打猎长矛的恶神敲击各家的住宅，每个房舍受多少次敲击，便有多少死人从那里抬出来。”

说到这里，帕纳鲁朝堂前广场的方向伸出粗短的手臂，仿佛在把摇曳的雨幕后面什么东西指给大家看，他用力说：“我的兄弟们，如今我们的大街上也在进行同样致死人命的追猎。你们看，那就是瘟神，他像启明星那样漂亮，像疾病本身那样浑身发光，他站在你们屋顶上空，右手齐额举着红色的猎矛，左手指着你们哪家的房屋。此刻，他的指头也许正指向您的大门，长矛正敲在大门木头上咚咚作响。也是此刻，鼠疫正在走进您的家，它正坐在您的屋里等您回去。它待在那里，又耐心，又专心，跟世间的秩序一样信心十足。他这只手一旦朝你们伸过去，天下任何力量，甚至，请牢牢记住这点，甚至那白费力气的人类科学都无法让你们避免苦难。你们将在那血淋淋的痛苦打麦场上被敲来打去，然后同麦秸一道被抛弃。”

讲到这里，神甫再一次更充分地描绘这场灾祸的悲惨景象。他又提到那在城市上空旋转的巨型长矛，长矛随意敲击下去，抬起来时已鲜血淋漓，最后将鲜血和人类的痛苦散播开去，“作为准备收获真理的种子。”

帕纳鲁神甫讲了这一大段话之后停了下来，他的头发披到额上，他浑身颤抖，抖得连他双手抓住的讲坛也微微动起来。接着他用更为低沉的声音继续讲下去，但用的是谴责的口吻：“是的，反省的时刻到了。你们以为只要星期天来朝拜上帝就够了，别的日子就可以自由自在。你们曾想用几次跪拜来抵偿你们罪恶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但上帝并不喜欢冷淡，这种隔三岔五的联系不能满足他对你们无限的关爱之情。他愿意更经常地见到你们，这是他爱你们的独特方式，实在说，也是惟一的方式。这说明，在他等待你们等得不耐烦时，他为什么会让灾祸降临在你们身上，正如人类有史以来灾祸总光顾那些罪孽深重的城市一样。如今你们明白了什么是罪孽，就像该隐父子 、洪水灭世之前的人们、所多玛和蛾摩拉 的居民、法老和约伯 ，以及所有受诅咒的人们明白了什么是罪孽一样。从本城把你们和灾祸一起关在城墙之内那天起，你们和适才提到的那些人一样，正用全新的眼光看待生命和事物。如今你们终于明白，必须谈到根本的问题了。”

这时，一股潮湿而强劲的风猛刮进正殿，蜡烛的火苗劈啪劈啪响着弯到一边去。帕纳鲁神甫在扑面而来的浓烈的蜡烛味、咳嗽声和喷嚏声中，用他备受尊崇的如珠妙语重又娓娓谈了起来：“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正在思忖我讲这番话有什么目的。我是想让你们了解实情，并且教你们听了我那些话之后还感到高兴。靠规劝和友爱的帮助引导你们向善，这样的方法已经过时了。今天，实情就是命令。只有红色的狩猎长矛能向你们指出自救的道路并且将你们推向那条道路。我的兄弟们，上帝的慈悲正是在这里最终显示出来，上帝出于慈悲赋予一切事物两个方面，有好也有坏，有愤怒也有怜悯，有瘟疫也有拯救。就连这伤害你们的灾祸也在教育你们，给你们指点出路。

“很久以前，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把鼠疫看作上帝赐予的获得永生的有效途径。没有染上鼠疫的人为了务必死亡而用鼠疫患者的被单裹在身上。当然，这种自救的狂热并不可取。它显示出一种令人遗憾的急于求成的情绪，这种情绪已近于傲慢。不应当比上帝更性急，一切妄想加速上帝一劳永逸安排好的不变顺序的行为都会导向异端。然而，这个例子至少有它的教益。在我们更英明的人看来，此例起码衬托出了存在于一切痛苦深处的美妙的永生之光。这缕微光照亮了通向彻底解脱的昏暗的道路。它表现了上帝坚持不懈变恶为善的意志。就在今天，这道光又穿过充满死亡、焦虑、呼喊的通道，把我们引向固有的宁静和生命的本原。我的兄弟们，这就是我想带给你们的无限安慰，愿你们从这里带走的不仅是责备的话，而且还有使你们心情平静的圣言。”

大家觉得帕纳鲁的布道已经结束。外面，雨也停止了。太阳复出、雨水浸润的天空向广场泻下一道显得更新鲜的光。从大街上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滚滚的车轮声，那是正在苏醒的城市发出的一片喧嚣。听众小心翼翼地收捡自己带来的物品，尽量减轻杂乱的碰撞声。不料这时神甫又接着讲了起来。他说，在指出了鼠疫自天而降的根源和这场灾难的惩罚性质之后，他已经结束了布道，他不准备借助动人的词句来作什么结论，在如此悲惨的话题上，那样做是不合时宜的。他认为自己所讲的一切似乎对每个人都很清楚了。但他还要提醒大家，马赛发生大瘟疫时，编年史作家马蒂厄·马雷抱怨自己在生活中既不见救助也不见希望，简直是身陷地狱。嘿，马蒂厄·马雷真是瞎子！恰恰相反，帕纳鲁神甫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上帝对大家的救助和赋予基督徒的期望。他最大的愿望是，我们的同胞别在意那一天天的悲惨景象和垂死者的哀号，仍然向上天倾诉基督教徒的爱慕之情。其余的事上帝自会安排。

神甫的布道对我们的同胞是否产生了效果，这很难说。预审法官奥东先生对里厄大夫宣称，他认为帕纳鲁神甫的报告“绝对无可辩驳”。但并非人人都持如此明确的见解。只是，这次布道使某些人对过去很模糊的概念感受更深了一层：他们不知犯了什么罪而被判处了难以想像的监禁。于是，一些人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并尽量适应禁闭的生活；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今后惟一的想法是逃出这个监狱。

人们一开始便接受了与外界隔绝的现状，正如他们接受任随什么暂时性的麻烦一样，因为那只会干扰他们的某些习惯。然而，他们突然意识到那是一种在阴霾重重的天空下忍受暑热煎熬的非法监禁，这时，他们才模糊感到这种隐居徒刑威胁着他们的整个生活。夜幕降临时，凉爽使他们恢复活力，但精力有时会刺激他们干出不顾一切后果的事来。

首先，无论是否巧合，从这个星期天起，城里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极度恐惧，这足以使人猜测同胞们已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了。从这个角度看，城里的气氛有些变化。但事实上那究竟是气氛的变化还是人们内心的变化，这还是个问题。

在神甫布道几天之后，里厄和格朗一边摸黑往近郊走去，一边谈论布道事件，不料里厄突然撞到一个男人身上，只见这人走路摇摇晃晃，却没有往前走的意思。就在这一刻，开得越来越晚的路灯陡然亮了起来。过路人身后高高的路灯一下子照到这人的脸上，他闭着眼，无声地笑着。他默默的笑使他惨白的脸绷得紧紧的，脸上流着豆大的汗珠。他们绕了过去。

“那是个疯子。”格朗说。

里厄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拽走，他感到这个政府职员紧张得有点哆嗦。

“不用多久，我们这个城市会尽是些疯子。”里厄说道。

他疲劳得喉咙发干。

“我们去喝点什么吧。”

他们走进一家小咖啡馆，里面只有柜台上边一盏灯照明，在被灯光照得有点发红的厚重空气里，不知什么缘故，人们说话都压低了声音。格朗去柜台要了一杯烧酒一饮而尽，使大夫吃了一惊，格朗却宣称他有酒量。随后他想出去。到了外面，里厄觉得夜里到处都有人在呻吟。在路灯上空，从漆黑的天幕下传来一声低沉的呼啸，使他想起那隐蔽的灾祸正在不知疲倦地搅动着潮热的空气。

“幸好，幸好。”格朗说。

里厄思忖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幸好我有工作。”格朗说。

“不错，”里厄说，“这是您的优势。”

里厄决心不再听那呼啸声，便问格朗对他的工作是否满意。

“嘿，我觉得很顺手。”

“您还会干很久吗？”

格朗似乎活跃起来，烧酒的热量已进入他的嗓门。

“我不知道，不过问题不在那里。大夫，不是这个问题，不是。”

在黑暗中，里厄猜想他在挥舞手臂。他好像在准备说出突然来到嘴边的话，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您瞧，大夫，我最希望的，是我的手稿有一天能到出版商手里，出版商看完后站起身来对他的合作伙伴说：‘先生们，脱帽致敬吧！’”

他这一番突如其来的表白使里厄吃了一惊。他好像看见这位同伴做了一个脱帽的手势，把手举到头上，然后横着收回来。那边高处发出的奇怪的呼啸声似乎更响了。

“对，”格朗继续说道，“必须写得十全十美才行。”

尽管里厄对文学那一套基本上是门外汉，但他凭印象认为，事情做起来恐怕不那么简单，比如，出版商坐办公室似乎应该摘下帽子。然而，事实上，谁也说不清楚，所以里厄宁愿什么也不说。这时他情不自禁地侧耳细听鼠疫造成的神秘的喧闹声。他们渐渐走近格朗所在的街区，这个区地势比较高，所以一股微风使他们感到凉爽，这股柔和的风同时也使城市摆脱了一切喧嚣。不过格朗仍然在讲话，里厄却并没有理解这位好好先生表达的全部意思。他只知道格朗谈及的作品已写了许多页，但作者为给作品润色而搜索枯肠，真是苦不堪言。“为一个词花好多夜晚，甚至花整整几个星期……有时，就为一个简单的连接词。”说到这里，格朗停下来，抓住大夫外衣的一个纽扣。从他那缺了牙的嘴里磕磕绊绊吐出下面这一串话：

“您该明白我的意思，大夫。必要时你得在‘然而’和‘而且’之间作出选择，这还算容易。要在‘而且’和‘然后’之间作选择就难一些了。选择‘然后’或‘随后’就更难了。但最难的是，究竟该不该用‘而且’。”

“是的，”里厄说，“我明白。”

他继续往前走。格朗显得有点儿尴尬，重又跟了上来。

“请原谅，”他嗫嚅着说，“我也不知道今晚我怎么啦。”

里厄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他很愿意帮助他，说他对他写的故事很感兴趣。格朗似乎安心了些。到了他家门口，他迟疑片刻便邀请大夫上去坐坐。里厄接受了邀请。

来到饭厅，格朗请他坐在一张桌子面前，桌上堆满了稿纸，稿纸上面字体很小，到处画着涂改的杠子。格朗见里厄询问的目光，回答说：

“对，就是这个。您想不想喝点什么？我还有点酒。”

里厄谢绝了。他注视着稿纸。

“别看，”格朗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句子，费了好大的劲，真费劲。”

他自己也在端详那些稿纸，他的一只手似乎无法遏制地被其中的一张吸引，于是他拿起那一张，把它凑到没有灯罩的灯泡前照照。纸在他手里颤抖着。里厄看见他的前额被汗濡湿了。

“您坐下吧，”里厄说，“念给我听听。”

格朗看看他，然后带着感激的神情微微一笑。

“好的，”他说，“我想，我也有这个愿望。”

他等了一会儿，眼睛一直注视着稿纸，随后才坐下来。与此同时，里厄倾听着一种模糊不清的嗡嗡声，在城里，这样的声音仿佛在回应灾祸的呼啸。就在这一刻，他对伸展在他脚下的这座城市和城里被禁锢的人们，对黑夜里压抑的恐怖嚎叫声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尖锐的敏感。这时，传来了格朗低沉的嗓音：“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风姿绰约的女骑士跨一匹漂亮的阿尔赞牝马，驰过布龙涅林苑繁花似锦的条条小径。”房里重又静了下来，但此时却传来了受苦受难的城市那模糊不清的乱哄哄的声音。格朗早已放下稿纸，此刻正出神地凝视着它。片刻之后，他抬眼问道：

“您觉得如何？”

里厄回答说，这个开头使他对下文颇感兴趣。但格朗却兴奋地指出他这个观点不够正确。他用手掌拍拍稿纸：

“这上面写的还只是个大概。一旦我能精彩描绘我想像中的情景，一旦我的句子能跟那骑马散步的节奏‘一、二、三，一、二、三’合拍，那么其余的就好写了，而且其中的幻象一开始就能让他们说：‘脱帽致敬。’”

但要达到这个目标，他还任重而道远呢。他决不会将现在这样的句子交给印刷厂，因为，虽然这个句子有时使他感到满足，他仍然明白它反映现实还不十分贴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句子的流畅使它有陈词滥调之嫌，虽然很轻微，但毕竟近似。以上这些至少是格朗讲话的意思。这时，窗下传来奔跑的脚步声。里厄站起身来。

格朗边说边转身朝窗外看：“等这一切结束之后，您一定会看见我把它修改成什么样子。”

但此刻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里厄已经下楼了。他来到街上时，正好有两个男人从他面前走过去。看上去他们是在往城门那边走。原来，我们有些同胞在炎热和鼠疫的夹攻之下已失去了理智，他们放任自己诉诸暴力，而且企图蒙混过关，逃出城去。

另外一些人，如朗贝尔，也试图逃离这正在出现的恐慌气氛，不过他们的想法更执著，方法更灵活，虽然并不比别人更成功。朗贝尔起初仍坚持走官方的门路。据他说，他一直认为执著最终能取得胜利，而且从某种角度看，对麻烦应付自如正是他做记者的本分。因此他走访了一大批官员和通常公认为能干的人。但这次情况特殊，那些人的能耐也无用武之地了。这些人多半对银行、出口、柑橘，抑或酒类贸易方面有精确而内行的见解，他们对诉讼或保险问题拥有的知识是毋庸争辩的，何况还有可靠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诚意。甚至可以说，这些人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正是他们的诚恳态度。然而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不过每次只要有可能，朗贝尔在他们面前仍然会分别申诉自己的理由。他提出论据的基本内容一直是说他是外地人，因此他的情况应当作为个案审理。一般说来，与他对话的人都很乐意接受他的观点，但通常都会向他指出，有一定数量的人与他的情况相同，因此，他的事情并不像他想像的那么特殊。对此，朗贝尔可以回答说，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他论据的实质，对方会说，这对行政当局的困难却有所改变，因为他们坚决反对任何特殊照顾，这种照顾会冒人们以最嫌恶的口吻称之为“开先例”的风险。按照朗贝尔向里厄大夫提出的分类方法，持这种推理方式的人应属于形式主义者的范畴。除去这些人，还有一些善于说好话的人，他们让求助的人安心，说这一切不可能拖得太长；这些人一见别人要求解决问题便爱出大量的好主意，他们一面安慰朗贝尔，一面断定说，这种烦恼只是暂时的。还有些重要人物请来访者留下他的情况简介，并承诺说，他们会对他的情况作出决定。轻浮的人向他推销住房券或提供经济餐宿公寓的地址；一板一眼的人要他填写卡片，然后归类存档；忙忙碌碌而又毫无办法的人则朝天伸开双臂；嫌麻烦的人干脆转过脸去；最多的还是墨守成规的人，他们让朗贝尔去找别的办事机构或要他另走门路。

这位记者东上访西上访，弄得精疲力竭。他多次在漆布长凳上等了又等，眼前是劝人购买免税国库券或参加殖民军的广告；他还进过好多办事处，那里面有哪几副面孔，有什么拉线文件夹和档案架他都能随便猜个正着；这一切让他对什么是市政府、什么是省政府有了明确的概念。正如朗贝尔略显辛酸地对里厄说的那样，这其中的好处是，那一切都为他掩盖了当前真实的情况，他实际上已没有工夫去注意鼠疫的蔓延了。再说，这样可以更快地打发日子，而且考虑到全城百姓的处境，可以说，只要人不死，每过一天，人们就更接近这次苦难的终点。里厄不得不承认这观点的正确性，但这样概括事实未免太笼统。

朗贝尔曾在某一瞬间产生过希望。他收到省政府一张空白调查表，请他确切填写。调查表要了解他的身份、他的家庭情况、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来源，以及所谓的履历。按他当时的印象，那是在调查登记有可能被遣返原住处的人们的情况。从某个办公室搜集来的含糊的消息也证实了他的印象。他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步骤，终于找到了发放登记表的机关，那里的人说，搜集这些情况是“以防万一”。

“万一什么呢？”朗贝尔问。

于是他们对他确切解释说，万一他得了鼠疫并因此而丧命，一方面可以通知他的家庭，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医疗费用该由市财政负担，还是可望由死者的亲属偿还。当然，这证明他还没有同盼他回归的她完全隔离，社会还在关注他们。然而这并非一种安慰。最引人注目而且朗贝尔因此也注意到了的是在某种灾难达到高峰时一个政府办事机构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执行公务，如何在最高当局常常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同过去一样发挥主动性，而这么做惟一的理由是，各机构正是为这类服务而设立的。

对朗贝尔来说，接下去的那段时间最容易过，同时也最难过。那是个麻木状态时期。他走访了所有的办事机构，采取了一切步骤，这方面的出路仍然暂时堵得死死的。每天清晨，他去咖啡馆的露天座喝一杯不太凉的啤酒，读读报纸，盼望从报纸上找到鼠疫即将结束的某些迹象；他还观察过路人的面孔，一见他们忧愁的表情便厌烦地转过脸去；看过上百次对面那些商店的招牌和已经停业的开胃酒大商家的广告之后，他便起身去城里一条条黄泥色的大街上漫步。从寂寞的闲逛到咖啡馆，再从咖啡馆到餐馆，他就这样打发时间直到晚上。里厄瞧见他——确切说在一个晚上——正在一家咖啡馆门前为是否进去而犹豫不定。后来他似乎下了决心，走进去坐在厅堂最靠里的地方。此刻正是上级指示咖啡馆尽量推迟上灯的时间。暮色像一股灰暗的水流逐渐漫进店堂，粉红的夕阳反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的黑暗中闪着微弱的光。在寂寥的店堂里，朗贝尔仿佛是一个失落的幽灵，里厄思忖，现在正是他体会失落感的时刻。但在这一刻本市所有被幽禁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失落感，因此必须做点事情使解脱的时刻尽快到来。里厄转身走开了。

朗贝尔也常在火车站待很长时间。人们被禁止进入月台，但从外面可以进入候车室，那里的门是开着的。在酷暑难熬的日子，一些乞丐有时在各候车室安营扎寨，因为那里阴凉舒爽。朗贝尔来这里看看昔日的火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布告牌，还有列车警方的一些规定。看完之后便找一个角落坐下。厅里很暗，一只几个月没有生火的铁炉周边还残留着当时浇水形成的“8”字形水渍。墙上贴着鼓动去邦多尔或戛纳过自由幸福生活的广告。朗贝尔在这里看到了处于绝无自由境地的人们心中憎恶的那种自由。照他对里厄的说法，他感到自己最难忍受的是巴黎的图景。那里古老的石头建筑、流水、王宫的鸽子、火车北站、先贤祠周围寂静的街区，还有他从不曾意识到自己如此喜爱的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紧紧追随着他，使他无法做任何明确的事。不过，里厄考虑，他这是把那些图景同他的爱情联系起来了。朗贝尔告诉他，说他喜欢在清晨四点钟睡醒，醒来便想念自己的城市，大夫一听就不难从自己的亲身体验来理解，朗贝尔是在思念留在那里的女人。原来那是占有女人的最佳时刻。一般来说，直到清晨四点钟以前，人们什么也不干，只顾睡觉，哪怕当夜是背叛配偶之夜呢。是的，这个时刻人都在睡觉，这一点可以使人安心，因为一颗焦虑的心最大的愿望是无休无止地占有所爱之人，或者在关山阻隔时能让所爱之人进入自己无梦的睡乡，直到团聚之日再醒过来。

神甫布道之后不久，天开始大热起来，这时已到了六月末。在礼拜日布道之际突然下了那场迟来的大雨之后的第二天，夏季一下子在天际和房舍上空显现出来。起初刮起一阵灼热的大风，热风吹了一整天，把所有的墙壁都吹干了。烈日似乎在当空凝固了。热浪和光浪前推后涌，持续不断，从早到晚把城市烘烤于其中。除了有拱廊的街道和住宅，城里似乎没有一处不处于最刺眼的光线照射之下。阳光在大街小巷到处跟踪追击我们的同胞，只要谁停下来，就会受到它的打击。初夏的酷热恰逢鼠疫的死亡数字急剧上升，大约每周有七百死难者，于是，沮丧情绪遍及全城的百姓。无论在各个近郊区，还是在平坦的大街和带平台的住宅之间，热闹的气氛都在逐渐减弱。在有些街区，平时人们老爱在大门前活动，如今也家家关门闭户，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他们如此这般自我保护，不知是防鼠疫还是防太阳。不过从有些住宅里还是传出了呻吟声。过去发生这样的事，总能看到一些爱管闲事的人站在街上偷听。然而，在长期的惊慌之后，人人的心都似乎变硬了，即使旁边有人痛苦呼号，谁都会照样走路或生活，仿佛呻吟已经成为人的天然语言。

城门边发生了斗殴，宪兵不得不动用武器，因此而引起了暗中的骚动。肯定有人受了伤，但城里却在谈论有人死亡：酷热和恐慌的影响使这座城市的一切都被夸大了。但无论如何，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却是事实，当局也害怕发生最坏的情况，因而认真考虑了采取何种措施应付在重灾威胁之下的百姓可能揭竿而起的事态。各家报纸都登载了政府的命令，政令一再重申禁止出城，并威胁违者将被逮捕下狱。一队队巡逻队跑遍了全城。在寂静而灼热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由得得得的马蹄声开路的警卫队士兵扬鞭在一排排紧闭的窗户间走过。巡逻队一过去，沉重而疑虑重重的寂静再次笼罩这座受到威胁的城市。偶尔可以听到几声枪响，那是近期政府命令组织的专门小队在捕杀狗和猫，猫狗都可能是跳蚤的传播者。这种不柔和的啪啪声给城市增添了警戒的气氛。

在炎热和寂静的影响下，同胞们吓坏了的心对一切都倍感严重。他们第一次对标志季节转换的天空的颜色和土地的气味十分敏感。人人都万分恐惧地明白，暑热会助长瘟疫。而与此同时，谁都看得出，盛夏确实已经不请自来。夜空里雨燕的啼叫在城市上空显得格外尖厉。这样的鸟鸣与本地六月黄昏开阔的天空再也不相适应了。花卉到达市场已不是含苞待放，而是鲜花怒放，早市一过，花瓣铺满了遍地尘埃的人行道。人们清楚地看到，春天大势已去，她曾在姹紫嫣红中出尽风头，如今却在暑热和瘟疫的双重压力下气息奄奄，缓缓逝去。在我们全体同胞眼里，这夏日的天空，这些被尘埃和烦恼染成灰白色的街道，跟每天使城里人心情沉重的上百个死于瘟疫的人一样具有威胁性。烈日持续烤炙着人们，这催人入睡、邀人度假的夏令时节，再也不像往常那样激起水中嬉戏的男欢女爱的兴趣。相反，在封闭而无声的城市里，这样的时日只能显得空虚而寂寥。如今再也看不见快乐季节里常见的黝黑皮肤的光彩了。鼠疫肆虐中的酷日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

这些现象正是疫病引起的一种急剧而重大的变化。往常，我们的同胞无不热烈欢迎夏季的到来，全城的人民为此而奔向海滨，把自己的青春倾泻在海滩上。今年的夏季却相反，接近本市的海滨已成禁区，人的身体再也没有享乐的权利。在这样的环境里该做些什么？又是塔鲁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生活最忠实的景象。当然，他仍旧密切注意瘟疫总的进展情况，准确指出疫病的一个转折点，这转折点以电台不再公布每周死亡几百人而公布每天死亡九十二、一百零七、一百二十人为标志。“报纸和当局在同鼠疫斗智。他们自以为赢了分，因为一百三十的数字比九百一十显得小。”塔鲁还提到瘟疫的悲惨或惊心动魄的场面。例如在一个冷清的街区，家家户户紧闭着百叶窗，只见一个妇人突然打开窗户，大叫了两声，然后再把百叶窗放下，让室内重新陷入厚重的黑暗里。此外他还注意到，药铺里已经买不到薄荷片，因为许多人口含薄荷片以预防鼠疫传染。

塔鲁还在继续观察他最爱观察的人物。据他说，那玩猫的小个儿老人也活得凄凉。原来，有一天早晨，正如塔鲁所记载的，几声枪响结果了大部分猫儿的性命，幸存的猫也吓得逃离了大街。就在那天，老人在习惯的时间走出房门来到阳台上，他显得有点惊异，随即俯下身去仔细观察大街的尽头，同时耐着性子等待。他用手轻轻敲着阳台的栏杆，继续等待着，撕一些纸条，回房去，又走出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愤怒地在身后带上落地窗，没影了。随后的几天，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但矮老头儿脸上悲哀和不安的表情却越来越明显。一星期之后，塔鲁再等也看不见往常天天出现的情景了，阳台的窗户执拗地紧闭着，那里面的伤感完全可以理解。“鼠疫期间，禁止朝猫吐痰”，这是笔记所作的结论。

另一方面，塔鲁每晚回旅馆时，准能在前厅遇见面容阴郁的守夜人在那里前后左右踱方步。此人不停地向所有的来人提醒说，他曾预见到正在发生的事。塔鲁承认听见他预告过会有灾难，但提请他注意，他当时考虑的是一次地震，对此，这位老守夜人回答说：“噢！要真是地震倒好了！剧烈震动一次，谁也不会再去谈它了……数数死人，数数活人，事情就了结了。可这缺德的病！连没染上病的人心里也老记挂着。”

旅馆经理的日子也不比别人好过。起初，旅客离城受阻，便滞留在这座已关闭的城市的旅馆里。然而，随着疫病的蔓延，许多人宁愿住在朋友家里。于是，当时让每个房间都人满为患的同一个缘由从此又使房间空了下来，因为再也没有新的旅客前来这个城市了。塔鲁乃是几个稀有的房客之一，而这位经理从不错过任何机会向塔鲁表白，如果他没有取悦最后几位顾客的愿望，旅馆早就关门了。他经常请塔鲁估计瘟疫可能会拖多久，塔鲁回答：“都说寒冷会阻止这类疫病。”经理吓坏了：“可是这里从来没有真正寒冷过，先生。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得等好几个月……”他还肯定说，瘟疫结束后很长时间旅客也不会光临这个城市。这次鼠疫简直毁了旅游业。猫头鹰奥东先生曾短时期不知去向，现在又在餐厅露面了，不过身后只跟了两只受过驯的狗。据了解，他妻子曾回娘家照顾并安葬她的母亲，目前正在接受检疫隔离。

“我不喜欢他们这么干，”经理对塔鲁说。“隔离不隔离她都很可疑，因此他们家那些人也都可疑。”

塔鲁提醒他说，照他这个观点，所有的人都可疑。但经理却毫不含糊，他对此问题的看法是十分明确的：

“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但他们可疑。”

然而，奥东先生并不因这点小事改变做派，这一回鼠疫算是赔本儿了。他仍然照老样子走进餐厅，在孩子们之前先坐下，而且一直对他们说些高不可攀而又满怀敌意的话。只是那小男孩儿变了样子。他同他的姐姐一样穿一身黑衣服，背有点驼，简直是他父亲的缩影。守夜人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

“噢！瞧那个人，他将来断气也穿得整整齐齐。这么着，不用殡仪馆化妆，他可以直接归天了。”

塔鲁的笔记里也记载了帕纳鲁神甫布道的事，不过加上了下面这段评语：“这种热情给人好感，我理解。大灾初期和结束时谁都会夸夸其谈一番。灾情开始，人的习惯还没有丧失，灾害结束时，习惯又失而复得了。只是在灾难当中人们才与现实相适应，即是说才会沉默下来。等等看吧。”

塔鲁末了提到他曾和里厄大夫有过一次长谈，他只回顾说交谈的效果很好，还特别谈到里厄老夫人淡栗色的眼睛，就这个话题他还奇怪地断言，洋溢着善意的眼神永远比瘟疫更有力量。最后他用相当长的篇幅议论了接受里厄治疗的老哮喘病人。

他俩交谈后，塔鲁随大夫去看望了这位病人。老头冷笑着搓搓手，以此来迎接初次见面的塔鲁。他背靠枕头坐在床上，前面放着那两锅鹰嘴豆。他看见塔鲁便说：“哦！又来了一位。这世界真颠倒过来了，医生比病人还多。那病传得很快，是不？神甫说得对，那是罪有应得。”翌日，塔鲁没有通报又去了他家。

如果相信塔鲁的笔记，这位老哮喘病人原来的身份是服饰用品商人，在他五十岁那年，他认定干这行干腻了，便躺了下来，从此再没有起来过，其实他的哮喘病更适合站立的姿势。一小笔年金支撑他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很轻松。他一见表就受不了，事实上他家里的确没有一只表。他常说：“表，又贵又蠢。”他估摸时间，尤其是与他惟一相关的用餐时间全凭那两只锅里的鹰嘴豆。他每天醒来时，一只锅里装满了豆子，然后他用专心而有规律的动作把豆子一个一个放进另一只锅里。他就这样通过一锅一锅的豆子找到了一天计时的标准。“每装十五锅，我就该吃饭了。这非常简单。”

另外，据他妻子说，他小时候就显示出了这样的天性。实际上，他从未对任何事情产生过兴趣，包括他的工作、朋友、咖啡、音乐、女人、散步。他从没有出过城，除了有一次：那天，他为家庭的事务不得不去一趟阿尔及尔，他在离阿赫兰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停下来，实在不敢冒险走得更远。最后还是乘坐第一列火车回了家。

见塔鲁对他的隐居生活显出吃惊的神气，他大略作了如下的解释：根据宗教，人在前半生走上坡路，在后半生则走下坡路。走下坡路时，人的每一天都不再属于自己，这些日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可能被夺走。因此你哪一天都干不成事，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干。此外，他并不害怕矛盾百出，因为不一会儿他又告诉塔鲁，上帝肯定不存在，否则教士们就派不了用场了。但听了他后来的一些思考，塔鲁这才明白，他这种哲学与他所在的教区经常募捐引起他不满有密切的关系。塔鲁对老人的描绘以老人的一个愿望结束，这个愿望似乎出自他的内心，因为他多次在这位与他交谈的人面前表示：他希望自己在极高龄时死亡。

“他难道是圣人？”塔鲁想。接着，他回答自己，“假如神圣就是习惯的总和，他就是圣人。”

与此同时，塔鲁还相当详尽地描述了这个疫城的一天，从而使我们对同胞们在这个夏季的工作和生活有了一个准确的概念：“除了醉汉，没有一个人笑，”塔鲁说，“而醉汉又笑得过分了。”接着他开始描述：

黎明，微风吹拂着行人还很稀少的城市。在这夜间死亡和日间垂危交替的时刻，瘟神似乎在暂时停止肆虐以便缓过气来。所有店铺都关着门，有几家门上还挂着“鼠疫期间停止营业”的牌子，说明这些店家过一阵不会和别的店家一道开门营业。卖报的小贩睡眼惺忪，还没有叫卖当天的新闻，他们背靠在街角，瞧那姿势仿佛梦游人在向路灯兜售报纸。过一会儿，他们一被首班电车惊醒便分散到全城，手里举着印有醒目大字“鼠疫”的各种报纸。“秋天是否还会鼠疫横行？”“B教授答曰：否。”“死亡一百二十四人，这是鼠疫第九十四天的总结。”

尽管纸张匮乏日益尖锐，迫使某些期刊缩小篇幅，仍有另一家名叫《瘟疫通讯》的报纸创刊。报纸的任务是“以严格的客观态度向同胞通报疫病蔓延或减退的情况；向他们提供瘟疫前景最具权威性的证据；以各种栏目支持所有愿与疫灾斗争的知名或不知名的有志之士；扶持百姓的斗志；传达当局的指示；总之，集合一切善良人士向袭击我们的病魔作有效的斗争。”实际上，这家报纸很快便只局限于宣传预防鼠疫的有可靠疗效的新产品。

清晨六时左右，这些报纸便先在商店开门一小时之前就去门口站队的人群中销售，然后再上拥挤的首班郊区电车里销售。电车已经成为惟一的交通工具，车上的踏脚板和扶手处都挤满了乘客，车开得十分艰难。但奇怪的是，所有上车的人都尽可能转过身去以避免互相传染。电车到站，从车上拥出大批男人和女人，都急急忙忙离开那里以便只身活动。因情绪不佳而发生争吵已司空见惯，这种恶劣情绪正在变成一种慢性病。

头几班电车过去之后，城市逐渐苏醒过来，一些啤酒店首先开了门，但柜台上放着牌子，上面写着：“咖啡无货”、“自备白糖”等等。各店铺接着开门，街上热闹起来。与此同时，阳光初起，热气蒸腾，把七月的天空逐渐涂抹成铅灰色。这正是那些闲得无聊的人去大街上东瞧瞧西瞧瞧的时刻。他们当中多半都一心想通过摆阔气来防止鼠疫。每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在几条主要的交通干道上都有一批青年男女招摇过市，从他们身上可以体会到在大难当中日益增长的享受生活的热情。倘若瘟疫继续蔓延，伦理道德观念也会变得更为宽松。我们将会看到米兰女人在坟墓边上尽情狂欢的场面。

正午，各餐馆瞬间即已客满。在餐馆门前，马上聚集了三五成群的找不到坐位的人。热气的过分蒸腾使天空失去了光亮。准备吃饭的人站在阳光烤人的街边，躲进大遮阳篷下等待坐位。如果说大家喜欢进餐馆，那是因为餐馆就餐可以非常简便地解决粮食定额供应问题。但对传染疫病的忧虑仍丝毫未减。顾客不惜花很多时间耐心擦拭餐具。不久前，有的餐馆还张贴布告：“此处餐具已沸水消毒。”但后来渐渐放弃了广告，因为顾客好歹都会进餐馆，而且吃饭的人花多少钱也心甘情愿。点上等酒或号称上等的酒，要最昂贵的加菜，这类狂热的花钱竞赛才开头呢。好像在某个餐馆出现过惊恐万状的场面，原来有一位顾客用餐时身体不适因而面色苍白，他站起身后摇摇晃晃，连忙走出门去。

大约下午两点，市区逐渐冷清下来，这正是寂静、尘埃、阳光和鼠疫在街上互相遭遇的时刻。热浪顺着一幢幢灰色的大房子不停地流动。这正是被囚禁的漫长时刻，这样的时刻只有在被夕阳映红的黄昏开始笼罩这座人口稠密闹闹嚷嚷的城市时才算结束。炎热初起的那些日子，不知什么原因，隔一阵就有几个晚上显得冷清。如今，姗姗来到的凉爽虽没有带来希望，起码让人松了一口气。于是，人人都来到大街上，借说话来自我排遣，或互相斗嘴，或相互表示羡慕。在七月的晚霞的映照之下，那遍街情侣、遍城喧嚣的都市转入并不平静的夜晚。每晚，在各条林荫大道上都能看见一位受神灵启示的老人，这位头戴毡帽、打大花领结的老者穿过人群，不停地说：“我主伟大，皈依他吧！”但他白费唇舌，所有的人都反而投身于他们并不熟悉的或他们认为比皈依上帝更紧迫的某件事。起初，他们认为这个病和其他的病一样，那时，宗教还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们一认识到疫病的严重性之后，便只想着寻欢作乐了。于是，日间人们脸上显出的愁容，在灼热和尘埃遍地的黄昏便化解成使全体市民头脑发热的某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和笨拙的放荡了。

我也和他们一样。那又怎样！死亡于他们，于我，都算不了什么。是这次事变使他们有理由这么做。

塔鲁在笔记里谈到的会晤是他向里厄提出来的。那天晚上，里厄等塔鲁来访时，视线正好停在他母亲身上。老太太文静地坐在饭厅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她不操持家务时总在那里打发日子。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等待着。里厄甚至不敢肯定她是在等待儿子。但当他一出现时，他母亲脸上就有什么东西发生变化，于是，她勤劳的一生刻印在她脸上的沉静表情似乎变得活跃了。之后，她重又恢复到缄默状态。这天晚上，她在临窗眺望那业已冷清的街道。夜间的路灯已减少了三分之二，相隔很远才有一盏照明很差的灯给黑暗的城市投下一点儿反光。

里厄老夫人说：

“难道整个鼠疫期间都要这样控制照明吗？”

“也许吧。”

“但愿这不会拖到冬季。要拖下去就太惨了。”

“对呀。”里厄说。

他看见母亲的眼光正停在他的额头上。他知道，近期的忧虑和超负荷的工作已使他的脸消瘦了不少。

“今天情况不妙吧？”老夫人问。

“噢！跟往常一样。”

跟往常一样！那就是说，从巴黎运来的新一批血清看样子比第一批的效果还差，而且死亡统计数字还在上升。除鼠疫患者的家属外，始终不能对其他人进行预防接种。要普及血清接种，就需要大量生产血清。大多数淋巴结肿块都不能自行溃穿，仿佛它们的硬化期已经来到，病人因此而受了大罪。从头天起，市里又发现了两例新型瘟疫。看来，不光有腺鼠疫，已有了肺鼠疫。就在当天开会时，疲惫不堪的医生们向手足无措的省长要求获准采取新的措施防止口对口传染肺鼠疫，但跟平常一样，谁对此都一无所知。

里厄注视着母亲，老人美丽的栗色眼睛使他回想起多年的亲情。“你害怕吗，母亲？”

“在我这样的年龄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白天这么长，我却老不在你身边。”

“只要知道你会回来，等你就算不了什么。你不在家时，我就想你在干什么。你有她的消息吗？”

“有，照她最近的电报所说，一切都好。不过我知道她这么说是为了让我安心。”

门铃响了。大夫朝他母亲微微一笑，便去开门。在楼梯平台的半明半暗中，塔鲁显得像一头穿灰衣服的大熊。里厄请客人坐在他的写字台前面，他自己站在太师椅后边。只有一盏亮着的台灯把他俩隔开。

“我知道，”塔鲁开门见山地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跟您谈话。”

里厄不言语，只点头表示同意。

“再过半个月或一个月，您在这里会起不了作用。事态发展到此地步已使您无计可施了。”

“的确如此。”里厄说。

“防疫工作组织得很糟。你们缺少人手和时间。”

里厄再次承认那是事实。

“我获悉省府考虑组建一种民间服务机构，规定健康的人都要参加普遍的救护工作。”

“您消息很灵通，但这消息已引起强烈不满，省长正在犹豫。”

“为什么不征召志愿人员呢？”

“征召过，但结果有限。”

“那是通过官方途径征召的，而且还缺乏信心。他们缺少的是想像力。他们从来就跟不上灾情发展的规模，他们设想的药品勉强可以治疗鼻炎。如果让他们这样干下去，他们得完蛋，我们也会跟着完蛋。”

“有这个可能，”里厄说，“应该说他们也想到了动用犯人来干所谓的粗活。”

“我更愿意让自由的人来干。”

“我也一样。但说到底，那是为什么？”

“我对判死刑深恶痛绝。”

里厄注视着塔鲁：

“那怎么办？”

“这么办，我有一个组建志愿者防疫队的计划。你们授权给我来操持这件事，咱们把行政当局甩在一边。再说当局也忙不过来。我到处都有朋友，他们就是第一批骨干。自然，我本人也要参加。”

里厄说：

“当然，您已料定我会愉快接受这个建议。人总需要别人帮助，尤其是这个行当。我负责让省府同意这个想法。再说他们也别无选择。不过……”

里厄考虑一下接着说：

“不过这工作可能有生命危险，这点您很清楚。无论如何我都有必要提醒您。您仔细想过吗？”

塔鲁用他那双安详的灰色眼睛注视着大夫。

“您对帕纳鲁那次布道有什么看法，大夫？”

问题提得自然，里厄的回答也自然。

“我在医院待的时间太长，很难接受集体惩罚这个概念。但您知道，基督教徒有时这么说，其实并不真这样想。他们的为人比他们表现出来的样子要好。”

“不过您仍然和帕纳鲁神甫一样认为，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它使人们警醒，让他们思考问题。”

大夫烦躁地摇摇头：

“鼠疫跟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能解释世界上所有疾病的东西也适用于鼠疫。鼠疫可以使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里厄刚提高声音，塔鲁便做一个手势，好像要他冷静。里厄微微一笑。

“好吧，”他耸耸肩说，“不过您还没有回答我呢。您考虑了吗？”

塔鲁动一动让自己在太师椅里坐得更舒服些，接着把头伸到亮处。

“您相信上帝吗，大夫？”

问题提得仍很自然，不过里厄这次有些犹豫。

“不相信，但这能说明什么呢？我处在黑暗中，我很想看个清楚。好久以前我就不再认为这有什么独特之处了。”

“使您有别于帕纳鲁的，不就是这点吗？”

“我不这么看。帕纳鲁是研究学问的人。他较少看见人死亡，所以总代表真理说话。但地位较低的乡村教士为他教区的人举行圣事，因而常常听见垂死之人的呼吸，他的想法就和我一致。他在说瘟疫有好的一面之前首先会去照料痛苦的病人。”

里厄站起来，此刻，他的面部处在阴影里。

“您既然不想回答，我们就别谈这个了。”

塔鲁微笑着，却并没有从太师椅里站起来。

“我能不能将提问当作回答？”

大夫也笑了。他说：

“您喜欢神秘，那就提吧。”

“好！您既然不相信上帝，为什么您自己还表现出那样的献身精神？您的回答也许能帮助我回答您的问题。”

里厄没有离开阴影，他说，他已经回答过了，如果他只相信一位万能的上帝，他就应当放弃为人治病，而把治病的任务让给上帝。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只相信一位这样的上帝，没有，包括自以为如此的帕纳鲁，因为并没有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地信赖上帝，而他里厄正在与大自然本身作斗争，起码在这一点上他相信自己正在掌握真理。

“噢！这就是您对自己职业的看法吧？”

“差不多是这样。”里厄一边回答一边从阴影里走出来。

塔鲁轻轻吹着口哨，大夫望着他。

“对，”他说，“您在想，这里面准有自傲情结。但我有的只是人应当具有的自豪感，请相信我。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切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目前而言，有病人，必须治疗这些病人。这之后他们会思考，我也会思考。但现在最迫切的是治疗他们。我尽我所能保护他们，如此而已。”

“对付谁呢？”

里厄朝窗户转过身去。他猜想，大海在远处的天际一定更为浓黑。他只感到疲惫不堪，同时抗拒着一个突如其来的不理智的念头：渴望与这个古怪但令他感到亲切的人更深入地倾谈。

“我不知道。塔鲁，我向您起誓，我真的不知道。刚进入这个行业，我治病时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具体想法，只不过我需要行医，行医和其他行当一样，是个职位，是年轻人愿意谋求的职位之一。也许还因为行医对我这样的工人的儿子来说特别困难。此外也需要看看人怎么死亡。知道吗，有些人就是不想死？您听见过一个女人在临终时大喊‘永远不要死！’吗？我可听见过。我当时发现我简直适应不了那种情景。我那时很年轻，以为我的憎恶之情是针对天地万物秩序本身的。自那以后，我变得谦逊些了。老实说，我一直不习惯看见人死去。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

里厄不再说下去，重又坐了下来。他感到口干舌燥。

“无论如何？”塔鲁轻轻问道。

“无论如何……”里厄接上话，但又迟疑起来。他注视着塔鲁说：“像您这样的人是应该理解这种事的，对吧，但既然天地万物的秩序最终归结为一个死字，上帝也许宁愿人们别相信他而全力以赴去同死亡作斗争，宁愿人们不要抬眼望青天，因为上帝在那里是不说话的。”

“说得对，”塔鲁赞许说，“我能理解。但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如此而已。”

里厄的面容显得阴沉了。

“永远，这我知道。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当然，这不是理由。但我因此可以想像，这次鼠疫对您意味着什么。”

“不错，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失败。”

塔鲁定睛看了一会儿大夫，然后起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往房门走去。里厄跟着他。当他靠近塔鲁时，塔鲁仿佛在看自己的脚，一边说：

“教您这一切的是谁，大夫？”

他立即得到了回答：

“是贫困。”

里厄打开他书房的门，在楼道上，他对塔鲁说，他也要下楼去近郊看望一个病人。塔鲁有意陪他去，他同意了。在楼道尽头，他们遇见了里厄老夫人。里厄把她介绍给塔鲁。

“一位朋友。”他说。

“哦！”老人说，“认识您我很高兴。”

她走开时，塔鲁还转身望了望她。大夫在楼梯平台上按了按定时开关，试图开亮照明灯，但是徒劳，楼梯仍然黑漆漆的。大夫琢磨这是否是新的节约措施带来的后果。但谁也不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整个城市里，一切都处于不正常状态。也许这只是因为所有的门房，以及总体说来我们的同胞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了。不过大夫现在没有时间作进一步的探讨，因为塔鲁的话音已在他身后响起来了：

“我还有一句话，大夫，哪怕您听了觉得可笑呢：您完全正确。”

在黑暗中，里厄对自己耸了耸肩。

“说真的，这方面我什么也不知道。您呢，您知道些什么？”

“噢！”塔鲁平静地说，“我需要了解的东西不多。”

大夫停住脚，他身后的塔鲁在一级楼梯上滑了一下，连忙抓住大夫的肩膀，这才站稳了。

“您认为自己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很了解吗？”里厄问道。

黑暗中，塔鲁用同样平静的声音回答道：

“是的。”

他们来到大街上时，才知道天已经很晚了，也许已十一点了吧。城市还那么安静，只有轻微的沙沙声。一辆救护车的铃声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们上车，里厄发动引擎。

“明天，”里厄说，“您需要到医院来打预防针。不过，为了最后作出决定，在进入角色之前您还得三思：您只有三分之一生还的机会。”

“这样的估计没什么意义，大夫，这一点您和我同样清楚。一百年前，波斯一个城市发生的鼠疫结果了全体居民的生命，只有一人幸免，那就是一直不停地洗死尸的那个人。”

“他保留了他三分之一的机会，如此而已，”里厄说，声音突然变得低沉。“不过在这方面我们的确还需要从头学起。”

他们已进入近郊区。车灯照出一条条冷冷清清的大街小巷。车停了下来。里厄站在车前问塔鲁是否愿意再上车，塔鲁说愿意。天空的一缕反光照亮了他们的脸。里厄蓦然友好地一笑：

“嘿，塔鲁，”他说，“是什么促使您操持这些事的呢？”

“我不知道，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什么样的道德观？”

“理解。”

塔鲁转身朝房舍走去，直到他们进入老哮喘病人的家，里厄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脸。

翌日伊始，塔鲁便开始工作并组建起第一支小队，其他许多小队也接踵建立起来。

笔者并无意过分强调这些防疫志愿组织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的同胞如果处在笔者的位置，今天恐怕也难免对它们的作用来一番夸大。但笔者更愿意相信，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而这种想法正是笔者不能苟同的。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好人比恶人多，而实际上那并非问题症结之所在。人有无知和更无知的区别，这就叫道德或不道德，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远见卓识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由此可见，塔鲁一手建立起来的我市卫生防疫组织应当得到客观而令人满意的评价。这也说明为什么笔者不会有声有色地颂扬良好意愿和英雄主义，为什么他仅仅给英雄主义以适当的重视。但他会继续从历史的角度记录鼠疫造成的全体同胞痛苦万状因而事事苛求的心境。

事实上，献身于卫生防疫事业的人们也不一定功勋卓著，他们那样做只因他们知道那是惟一需要做的事情，而在那样的时刻不下此决心才真叫不可思议。这些组织有助于同胞们进一步了解鼠疫，并使他们部分相信，既然已发生疫病，为了同它斗争，就应当做需要做的事。由于与鼠疫打交道已变成了一些人的职责，这疫病才真正展露了它的实质，即是说，它已是大众的事了。

这很好。但谁也不会祝贺小学教员教学生二加二等于四。或许有人会祝贺他选择了高尚的职业。因此可以说，塔鲁和别的人作出选择，决定去证明二加二等于四而不是相反，这值得赞扬，但也可以说，这种良好的愿望于他们、于小学教员、于所有心地与小学教员相同的人都一样普通，而作为人类的光荣，这后一种人比大家想像的更多，至少笔者有此信念。笔者也清楚地意识到，有人对此可能会持异议，认为这些人是在冒生命危险。然而，历史上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时刻：敢于说二加二等于四的人被处死。小学教师完全明白这一点。但问题不在于这个道理会受到奖励或者惩罚，问题在于二加二是否等于四。对于我们那些在当时冒着生命危险的同胞们来说，他们必须确定自己是否处于鼠疫的包围中，是否有必要与鼠疫作斗争。

我市的许多新派伦理学家当时竟认为做什么事都毫无用处，而且主张屈膝投降。塔鲁、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可以这样回答也可以那样回答，但他们永远会把结论牢记在心：即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斗争而不是屈膝投降。全部的问题在于尽可能阻止人们死于鼠疫，与亲人永别。要做到这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同鼠疫作战。这个道理并没有什么可赞扬之处，只不过是顺理成章而已。

因此，老卡斯特尔满怀信心、全力以赴、就地取材制造血清就合乎情理了。里厄和他都期望用肆虐全市的细菌本身培养的微生物来制造一种血清，这样的血清可能比外来的血清疗效更为直接，因为本地的细菌与通常定义的鼠疫杆菌略有不同。卡斯特尔希望尽快得到首批这样的血清。

因此，那位毫无英雄气概可言的格朗如今负责卫生防疫组织秘书处的工作也很合乎情理。塔鲁组建的一部分卫生小分队事实上已承担起居民稠密街区的防疫任务。他们试图在那些地区建立必要的卫生设施，他们还统计了尚未消毒的谷仓和地窖。另一部分小队协助医生们出诊，负责运送染上疫病的人，甚至在没有专业人员时担任病人和死人运输车的司机。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作登记和统计，格朗接受了这份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笔者认为，格朗比里厄或塔鲁更称得上是默默奉献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真正代表。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表现出的诚心正是他的本色。他只要求在一些细小的活儿里发挥作用，因他年事已高无法胜任其余的工作。他可以把十八点到二十点的两个钟头奉献出来。里厄对他表示热烈谢忱时，他感到惊奇，说：“这又不是最困难的。发生了鼠疫，必须自卫，这是明摆着的。噢！要是一切都这么简单就好了！”于是又重弹起他的老调来。有些晚上，登记卡工作结束之后，里厄同他聊天。末了，塔鲁也参加进来。格朗带着越来越愉快的心情向他这两个伙伴说知心话，这两位也饶有兴味地倾听他述说他在鼠疫猖獗时仍继续耐心从事的工作。结果他俩也从中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放松。

“您那位女骑士怎么样啦？”塔鲁经常这样问他。格朗永远这样回答：“她在骑马小跑，她在骑马小跑。”说话时还带着苦笑。一天晚上，格朗说他决定放弃形容女骑士的“风姿绰约”一词，从今以后改用“苗条”。“这更具体，”他补充说。还有一次，他把修改过的第一个句子念给两位听众听：“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一匹漂亮的阿尔赞牡马，驰骋在布龙涅林苑繁花似锦的条条小径上。”

“这样看上去更好些，对不？”格朗说，“我宁愿写成‘在五月的一个早晨’，因为要写成‘五月间’就把小跑的时间拖长了。”

接着，他对“漂亮的”这个形容词显得忧心忡忡。据他说，这词不能表现真实情况，他正在寻找一个能一下子逼真地描绘出那匹他想像中的气派非凡的牡马的词。“肥壮”不行，很实在，但略带贬义。有一阵他曾倾向于用“亮丽”，但念起来节奏不够和谐。一天晚上，他热烈而隆重地宣布，他找到了这个词“一匹黑色的阿尔赞牡马”。黑色隐约表示雅致，这又是他的意思。

“这不行。”里厄说。

“为什么不行？”

“阿尔赞并不是指马的品种，而是指马的毛色 。”

“什么颜色？”

“哼，反正不是黑色！”

格朗显得非常震动。

“谢谢，”他说，“幸亏有您在这里。不过您也看见了，这有多难。”

“用‘豪华’，您意下如何？”塔鲁问他。

格朗一边看着他，一边琢磨。

“对，”他说，“就用这个词。”

他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那晚议论后不久，他坦白说“繁花似锦”这个词让他感到担忧。由于他这一辈子只熟悉阿赫兰和蒙特利玛尔，他有时请求两位朋友指点，布龙涅树林的小径是怎样繁花似锦的。确切地说，在里厄和塔鲁的印象里，那树林的小径从没有繁花似锦过，但这位职员深信不疑的态度倒使他们动摇了。格朗对他们的犹豫感到吃惊。“惟艺术家方善于观察。”有一次里厄大夫发现他万分激动。原来他把“繁花似锦”改成了“长满鲜花”。他搓着手说：“终于看见那些花了，闻到花香了。脱帽致敬，先生们！”他得意扬扬地念道：“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一匹豪华的阿尔赞牡马，驰骋在布龙涅林苑的长满鲜花的一条条的小径上。”但高声朗诵使后面的三个“的”字听起来十分别扭，格朗因此有点儿结巴。他神态沮丧地坐了下来。之后便请大夫允许他离开。他有必要再琢磨琢磨。

大家后来才得知，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在办公室里露出了心不在焉的迹象，在市政府人员缩减、任务繁重的时刻，这样的迹象被认为十分令人遗憾。他的公务因而受到影响，办公室主任为此严厉责备了他，提醒他说，他领薪水是为了做好工作，而他恰恰没有做好工作。主任说：“您似乎在您的工作之外正在卫生防疫队里志愿服务。这与我无关，但与我有关的是您的工作。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您要有用于社会，首先就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否则，您干的一切都毫无用处。”

“他说得在理。”格朗对里厄说道。

“是的，他说得有道理。”里厄表示同意。

“但我心不在焉，不知道怎样才能了结我那句子的末尾。”

他曾想删去“布龙涅”，认为这是人人皆知的。但那样一来，这句子好像把原本与小径联系的东西倒与花连起来了。他也曾考虑是否可能写成“长满鲜花的树林小径”，但他感到随心所欲地把“树林”插在名词和形容词之间真好比肉中扎刺一般难受。有些晚上，他看上去的确比里厄还显得疲惫。

不错，这耗费他全部心血的推敲的确使他疲惫不堪，但他并未因此而少干卫生防疫机构非常需要的累计和统计数字的工作。每天晚上，他都耐心地把卡片整理清楚，用曲线标出来，并不慌不忙地把情况尽量介绍准确。他还经常去里厄工作的某个医院找他，还在一间办公室或卫生所向他要一张桌子。他带着自己的材料在那里坐下来，就像他在市政府的办公桌前坐下来一般。在被消毒药水和鼠疫本身搞得混浊不堪的空气里，他挥动纸张弄干上面的墨迹。他真心诚意地不再考虑他的女骑士，只专心做需要做的工作。

是的，如果说人们总要为自己树立他们称之为英雄的榜样和楷模加以效法，如果说这个故事必须有这么一位楷模，笔者树立的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虚怀若谷的英雄，他没有别的，只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这一点将使真理回归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只等于四，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这一点还将使这本编年史具有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用恰当的感情进行叙述，这种感情既非公然的恶意，也非演戏般的令人恶心的慷慨激昂。

这起码是里厄大夫在报上或广播里看到或听到外界呼唤和鼓励这座疫城时的想法。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运发来了救援物资，与此同时，每晚还在无线电波里或报纸上向这座孤城发出大量表示怜悯或赞扬的评论。大夫每次一听到那念史诗或演讲竞赛般的腔调就感到心烦。诚然，他也知道这种关怀并非假装出来的，但这样的关怀只能用表示人与人唇齿相依之类的套语表示。而这种语言并不适用于诸如格朗日复一日做出的那份微小努力，也不能道出在鼠疫横行时格朗意味着什么。

有时，到了午夜，冷清的城市寂静无声，里厄大夫在上床作短暂睡眠时拧开收音机。从万里之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而友好的声音，域外之人笨拙地试图表达他们休戚与共的感情，他们的确这样说了，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处在可怕的无能为力的境地，任何人处于这种境地都不可能真正分担自己看不见的痛苦。“阿赫兰！阿赫兰！”这呼叫声穿洋过海，却是枉然；里厄警觉地收听也是枉然，不一会儿便开始了高谈阔论，那样的长篇宏论只能加深格朗和演讲者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鸿沟。“阿赫兰！是的，阿赫兰！哦不！”大夫想，“长相爱或共赴死，别无出路。他们太远了。”

灾难正集中全力扑向本市，欲将它彻底掠入魔掌，在瘟疫尚未达到高峰之前，余下尚需叙述的，乃是朗贝尔那样的最后几个人所作的不顾一切而又千篇一律的长期努力，他们之所以拼命，是为了找回自己的幸福或防止鼠疫侵害自己。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将威胁着他们的监控企图拒之于门外。尽管表面上这种拒绝并没有别的方式奏效，但笔者认为那样做也确实有它的意义，而且这种方式即使有虚夸的一面，且矛盾百出，仍然显示了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某种自豪感。

朗贝尔正在进行斗争以避免鼠疫把他也囊括进去。他曾对里厄说，在证实自己不可能用合法方式出城之后，他决心采用别种方式。这位记者首先从咖啡店的侍者着手，因为小堂倌永远是个万事通。但朗贝尔最初询问的几个堂倌都只格外熟悉对此类活动极为严厉的惩罚条款。有一次他甚至被人当成了煽动逃跑的肇事者。所幸他后来在里厄家遇上了柯塔尔，事情才算有了点儿进展。那天，里厄同朗贝尔谈到的还是他在各个行政部门奔走毫无结果的事。几天之后，柯塔尔在路上碰到朗贝尔，他同朗贝尔寒暄时表现出了他近来在待人处世中常见的坦荡胸怀。

“仍然没戏？”他问朗贝尔。

“没……没戏。”

“不能指望那些行政单位。那里的人压根儿就不是理解人的料。”

“的确如此。我正在找别的门路，但很困难。”

“噢！”柯塔尔说，“我明白。”

他了解一系列关节，见朗贝尔露出吃惊的神色，他解释说，从好久以前到现在，他一直在光顾阿赫兰所有的咖啡馆，他有一批朋友，所以了解有一个组织专门干这类交易。事实上，柯塔尔后来因入不敷出也参与了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他贩卖走私的香烟和劣质酒，这两样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使他发了一笔小财。

“您有把握吗？”朗贝尔问道。

“有把握，已经有人向我建议了。”

“那您怎么没有借机出去？”

“别那么多疑，”柯塔尔带着老实巴交的神气说，“我没有借机出去是因为本人不想出去。我有我的理由。”

沉默片刻之后，他接着说：

“您不问问我是什么理由？”

“我想这与我无关。”朗贝尔说。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这与您无关，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总之，只有一件事是明摆着的，那就是我们这里发生鼠疫后，我待在这里自我感觉好多了。”

朗贝尔一面听他讲话，一面问他：

“怎样才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噢！”柯塔尔说，“这可不容易。您跟我来。”

此刻正是午后四点。天气闷热，城里人就像在被慢火烘烤一般。所有的商店都放下了遮阳帘，马路上已见不到行人。柯塔尔和朗贝尔在带拱廊的大街上走着，好久都没有一句话。现在正是鼠疫隐身匿迹的时刻。这样的寂静，这样的毫无色彩、死气沉沉可以说是夏天的景象，也可以说是瘟疫肆虐时期的景象。谁也说不清是灾难的威胁还是灰尘和灼热使空气如此沉闷。必须进行观察和思考才能把这一切同鼠疫联系起来，因为这种疾病只通过负面的迹象显露出来。比如，那位与鼠疫有缘分的柯塔尔就提醒朗贝尔注意，当前狗已在城里绝迹，而通常在这样的时刻，它们应当侧卧在走廊的进出口处，喘着粗气，妄想寻点凉爽。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再往海军街区的方向走去。左边，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斜撑起一张黄色粗布的遮阳帘。柯塔尔和朗贝尔一边揩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绿铅皮桌子前面的花园的折椅上坐下。店堂里空无一人。苍蝇飞来飞去时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在台脚长短不齐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鸟笼，里面的鹦鹉羽毛下垂，沮丧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表现战争的图画，上面积满了污垢和厚厚的蜘蛛网。在朗贝尔面前和所有的铅皮桌子上都有发干的鸡粪，朗贝尔正在纳闷，不知这些鸡粪来自何处，忽然出现了一阵骚动，之后，一只漂亮的公鸡从一个阴暗的角落跳了出来。

到这一刻气温似乎还在上升。柯塔尔脱下外衣，敲敲桌上的铅皮。一个仿佛消失在长大蓝围裙里的矮小男人从店堂尽里头走出来，他远远地一瞧见柯塔尔便同他打招呼，随即猛踢一脚把公鸡赶走，并在咯咯咯的叫声中问两位先生要点儿什么。柯塔尔要了白葡萄酒，同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矮人说，已经有好几天没有人见他来咖啡馆了。

“照您看，他今晚会来吗？”

“嘿！”矮人说，“我又没钻进他的肚子！这么说，您熟悉他常来的时间？”

“是的，不过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只不过想给他介绍我一位朋友。”

堂倌在围裙前沿揩揩潮湿的手。

“噢！先生也在做买卖？”

“不错。”柯塔尔说。

矮人用鼻子吸了一口气。

“那么，您今天晚上再来。我这就让孩子找他去。”

出门时，朗贝尔问他究竟是什么买卖。

“当然是走私。他们通过各个城门把商品运进来，然后高价倒卖出去。”

“好哇，”朗贝尔说，“他们有同伙吗？”

“对，有同伙。”

晚上，遮阳帘已卷了起来，鹦鹉在笼里学舌，一些穿衬衫的男人围坐在一张张铅皮桌前。其中有一个人草帽往后戴，白衬衫敞开，露出焦灰色的胸膛。他一见柯塔尔进来便站起身。他五官端正，脸色黝黑，有一双小小的黑眼睛，一口洁白的牙齿，看上去大约三十岁，手上还戴了两三个戒指。

“你们好，”他说，“咱们到柜台去喝酒。”

酒过三巡，大家仍然沉默着。于是加西亚建议：

“要么咱们出去说话？”

他们朝港口的方向走下去，加西亚问两位想让他干什么。柯塔尔对他讲，确切说，他向他介绍朗贝尔并非为了买卖，而只为他所谓的“出去一趟”。加西亚一边吸着烟，一边径直往前走着。他提出一些问题，谈到朗贝尔时管他叫“他”，仿佛没有注意到他也在场似的。

“出去干什么？”

“他妻子在法国。”

“噢！”

片刻之后：

“他干的是哪一行？”

“记者。”

“干这个行当太爱说话。”

朗贝尔没有吭声。

“他是朋友。”柯塔尔说。

他们默默地走着，来到码头，见那里有大栅栏挡住不准出入。于是他们朝一家卖油炸沙丁鱼的小酒店走去，沙丁鱼的香味扑鼻而来。

加西亚作结论说：

“怎么说这事也与我无关，是拉乌尔在管。我得找到他才行，这可不容易。”

“噢！”柯塔尔活跃起来，他问道，“他藏起来啦？”

加西亚没有回答。走近小酒店时，他停下来，第一次转身朝着朗贝尔。

“后天，十一点，在海关营房拐角处，在城市的高坡上。”

他做出要走的样子，但又朝他们两人转过身来。

“这得付费。”他说。

这是在验证对方的态度。

“那当然。”朗贝尔同意说。

片刻之后，记者向柯塔尔表示感谢。

“噢！别谢，”柯塔尔快活地说，“为您效劳我感到高兴。再说，您是记者，有朝一日您也可能还我的情呢。”

过了两天，朗贝尔和柯塔尔沿着一条条毫无树阴的街道朝城里的高坡攀登上去。海关的一部分营房已改成了诊疗所，这时有一群人正站在大门前，他们来此是想探望病人，但不可能获准；或为打听消息，但消息是瞬息万变的。总之，有人聚集就可能有频繁的人来人往，可以设想，加西亚和朗贝尔相约在此见面与这样的考虑不无关系。

柯塔尔说：

“真奇怪，您竟执意要走。总的说，这里发生的一切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并不如此。”朗贝尔说。

“哦！当然，在这里有危险。但在鼠疫发生之前，大家穿过热闹的十字路口也同样有危险呀。”

这时里厄的汽车在他们身边停了下来。是塔鲁在开车，里厄仿佛正半睡半醒。为给他们作介绍，他才完全醒了过来。

“我们认识，”塔鲁说，“我们住同一个旅馆。”

他主动请朗贝尔搭他们的车回城里。

“不必了，我们在这里有个约会。”

里厄注视着朗贝尔。

“不错。”记者说。

“哦！”柯塔尔吃惊地问，“大夫也知情吗？”

“预审法官来了。”塔鲁一边望着柯塔尔一边提醒他说。

柯塔尔神色大变。果然，奥东先生正顺着街道朝他们这边走过来，他步伐有力而匀称。他经过这一小群人面前时摘了摘帽。

“您好，法官先生！”塔鲁说。

法官也向车里的两人问好，随即看了看站在后边的柯塔尔和朗贝尔，一本正经地向他们点头致意。塔鲁给他介绍了年金收入者和记者。法官望望天，然后叹口气说，这真是个十分可悲的时期。

“塔鲁先生，有人对我说，您在操持预防措施的执行工作。对此我不大敢苟同。大夫，您认为疫病会蔓延吗？”

里厄说，但愿不会蔓延，法官却一再说，应当永远抱有希望，因为上帝的意旨是难以识透的。塔鲁问他，当前的情况是否给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

“恰恰相反，我们称为普通法的有关案件正在减少。我现在只需预审严重违犯新规定的案件。大家还从没有像现在那样遵守老法律。”

塔鲁说：

“那是因为，相比之下，老法律必然显得更宽容。”

法官一反他适才作出的凝望天空的沉思神态，用冷峻的眼光审视着塔鲁。

“那又能怎样？”他说，“重要的不是法律，而是判决。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

预审法官一走，柯塔尔便说：

“瞧那家伙，他可是头号敌人。”

汽车开动了。

片刻之后，朗贝尔和柯塔尔看见加西亚来到这里。他朝这两人走过来却不打招呼，只以这句话代替问好：“得等一等。”

在他们周围，以妇女占大多数的那群人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女人们几乎都拎着篮子，妄想请人转交给她们生病的亲人，她们更荒唐的想法是亲人们能够享用这些食品。一些武装哨兵把守着大门，时不时有一声怪叫穿过营房和大门之间的院子传到外面。于是，在场的人们当中有的人转过忧心忡忡的脸来望望诊疗所。

这三个人正在观看那场景时，背后一声清晰而低沉的“你们好”使他们转过身来。尽管天气很热，拉乌尔仍穿得整整齐齐。他身材高大，体魄强健，穿一身双排扣的深色套装，戴一顶卷边的毡帽。他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呈棕褐色，嘴唇绷得紧紧的。他说话快而准确：

“我们进城吧。加西亚，你可以走了。”

加西亚点上一支香烟，任他们远去。朗贝尔和柯塔尔随着夹在他们中间的拉乌尔的步伐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着。

“加西亚对我说清楚了，”拉乌尔说道，“这事办得到。但无论如何您得为此花一万法郎。”

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接受。

“您明天去海军驻地的西班牙饭店同我一起吃午饭。”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握握他的手，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拉乌尔走后，柯塔尔抱歉说，他明天没空，再说，朗贝尔现在已用不着他了。

翌日，当朗贝尔走进西班牙餐馆时，里面的人全都转过头来瞧他走过去。这个阴暗的地下室在一条被太阳晒得很干的发黄的小巷旁边的低处，来这里用餐的都是男人，其中大多数属于西班牙人那一类型。坐在店堂最里头一张桌子前边的拉乌尔向朗贝尔一打手势，朗贝尔一朝他那里走去，那些人脸上好奇的表情立即消失，他们重又就着菜盘进餐。在拉乌尔那张桌旁还坐了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满脸胡楂，特宽的肩膀，马脸，头发稀疏，又细又长黑毛茸茸的双臂从卷起的衬衫袖口伸了出来。把朗贝尔介绍给他时，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没有说出他的名字，谈到他时只叫他“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认为有可能帮助您。他即将让您……”

拉乌尔停下来，因为女招待正走过来问朗贝尔点什么菜。

“他即将让您同我们的两个朋友取得联系，这两个朋友再介绍您认识几个对我们很忠诚的哨兵。但认识了还并未解决全部问题。还得要哨兵亲自判断哪一刻有机可乘。最简易的办法是您在他们哪位家住关卡附近的哨兵家里住上几夜，但事先必须由我们的朋友介绍您接触那些人。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也由他与您结算费用。”

这个朋友再一次点点他的马头，一边不停地切碎西红柿和甜椒拌的生菜，然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一会儿他用略带西班牙口音的法语说话了。他建议朗贝尔在后天早上八点去天主教堂门廊下见面。

“还得等两天。”朗贝尔提醒他说。

“那是因为这事情办起来不容易，”拉乌尔说，“还得找到那些人才行。”

马脸再一次点头称是，朗贝尔却并不热切地同意了。在这顿午餐余下的时间里，大家都在找别的话题。但朗贝尔一发现马脸是个足球运动员时，一切都变得容易了。他自己也经常从事这项运动。于是，大家谈论法国锦标赛、英国职业球队的才华和“W”字形的战术。午餐结束时，马脸异常活跃，他用“你”称呼朗贝尔，硬要他相信，一支足球队的最佳位置是中卫。“你明白，”他说，“中卫，那是安排进球的角色。安排进球，那才叫踢足球呢……”朗贝尔同意这种看法，尽管他一直是踢中锋的。但他们的议论被电台的广播打断了，先播送的是用八音琴轻声奏出的几首令人伤感的乐曲，播音员接着宣布，昨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餐厅里没有谁作出反应。马脸人耸耸肩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临走时，中卫有力地握住朗贝尔的手，说：

“我叫冈萨雷斯。”

朗贝尔觉得这两天时间真是长得没完没了。他去里厄家里一一道出了他进行活动的细节，然后陪里厄去一个病人家里出诊。来到一座住宅门口，见那里有一个可疑的病人在等大夫，他便向里厄告辞。此刻住宅的走廊里响起了奔跑和说话的声音：有人在通报病人家属说大夫到了。

“但愿塔鲁别来晚了。”里厄低声说道。

他看上去很疲惫。

“疫情发展很快吗？”朗贝尔问。

里厄说不是这个问题，统计表上的疫情上升曲线甚至放慢了些，只是与鼠疫斗争的办法还不够多。

“我们缺少物资，”他说，“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一般都用人来代替物资的不足。但我们也缺少人力。”

“不是从外地来了一些医生和防疫人员吗？”

“不错，”里厄说，“十位医生和一百来个人。表面上看够多了，但这只能勉强对付目前的疫情。瘟疫再蔓延就很不够了。”

里厄侧耳倾听着住宅里边的声音，随后向朗贝尔微微一笑。

“对了，”他说，“您应该快点办成自己的事。”

一抹阴影掠过朗贝尔的脸。

“您知道，”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促使我离开的并不是这个。”

里厄回答说他知道，但朗贝尔继续说下去：

“我认为我不是懦夫，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不是。这一点我是经受过考验的。只是有些想法让我受不了。”

大夫面对面注视着他。

“您一定会和她重逢。”他说。

“也许吧，但我一想到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下去，这期间她会变老，我就无法忍受。人到三十就开始衰退，必须抓紧一切。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够理解。”

里厄正低声说他相信自己能理解，塔鲁便到了，显得很活跃。

“我刚去请帕纳鲁加入我们的行列。”

“怎么样？”大夫问道。

“他想了想，同意了。”

“这让我高兴，”大夫说，“知道他本人比他的布道优秀，这让我高兴。”

“大家都这样，只不过要给他们机会。”

他笑笑，再向里厄挤挤眼。

“在生活中给人提供机会，这正是我感兴趣的事。”

“请原谅我，”朗贝尔说，“我得走了。”

在约好的礼拜四，朗贝尔在差五分钟八点来到天主教堂的门廊下。空气还相当清新。天上冉冉飘动着几朵小而圆的白云，可是要不了多久，热气一升腾就会把云朵一下子吞没。草坪已经被晒干，但还在散发淡淡的潮湿气息。在东边房舍的背后，太阳只晒热了广场上的全身镀金的圣女贞德塑像的头盔。一座大钟敲了八下。朗贝尔在冷清的门廊下走了几步。从教堂里传来模糊的诵读圣诗的声音，随声飘来的还有人们熟悉的地窖和焚香的香味。突然，唱诗停了下来。十来个矮小的黑色人影从教堂出来，一路小跑，往城里的方向走去。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还有一些黑色的身影在攀登着长长的台阶，朝门廊走来。朗贝尔点上一支烟，随即想起这样的地方也许不准抽烟。

到八点一刻，教堂里的管风琴开始低沉地奏起来。朗贝尔走到阴暗的拱顶下面，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在正殿里瞥见那些从他面前经过的黑色的矮小身影。他们都聚集在一个角落里，面前有一个临时搭起来的祭坛一类的台子，台上安放了一座在城内一间雕刻室赶制出来的圣洛克 塑像。那些身影跪在那里，看上去仿佛蜷缩成了一团一团，隐没在暗淡的灰色中，有如一片片凝固的影子，散布在这里那里，略比他们周围模糊的颜色深一些。在他们上面，几架管风琴无休无止地奏着变奏曲。

朗贝尔走出大殿时，冈萨雷斯已经在下台阶，往城里的方向走去。

“我原以为你已经走了，”他对记者说，“这很正常。”

他解释说，他和几个朋友另外有一个约会，在七点五十分，离这里不远，但他白等了他们二十分钟。

“他们肯定是不能分身。干我们这个行当是不会老那么顺心的。”

他建议翌日的同一时间再约会一次，就在亡人纪念碑前。朗贝尔叹了口气，将毡帽向后推了推。

冈萨雷斯笑了笑，作结论说：

“这不算什么，你想想进球之前必不可少的所有那些计谋、进攻和传球吧。”

“那当然，”朗贝尔又说，“但一场球只进行一个半钟头。”

阿赫兰的亡人纪念碑坐落在惟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那是个沿着悬崖散步的去处，距俯临海港的悬崖不远。第二天，朗贝尔首先前来赴约，他专心地读着战死沙场的亡人的名单。片刻之后，两个男人走过来，漠不关心地看了看他，然后走到散步的地方，靠在护栏上，瞧那神气仿佛在出神地观看空荡荡冷清清的码头。这两人的高矮一模一样，都穿了蓝长裤和短袖的海军蓝棉毛衫。记者稍走远几步，然后坐在长凳上，这样才能不慌不忙地观察那两个人。他发现他们肯定到不了二十岁。这时，他瞧见冈萨雷斯正一边抱歉一边朝他走过来。

“那就是我们的朋友。”他说，随即把记者引到那两个年轻人身边，介绍他们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从正面看，他俩非常相像，朗贝尔认为他们是兄弟。

“好了，”冈萨雷斯说，“现在大家都认识了。我们把那桩事情作些安排。”

马塞尔或路易说他们的值勤日两天以后开始，要持续一个礼拜，必须寻找一个最合适的日子。守西城门的一共有四个人，另外那两个是职业军人。当然不能把他们牵扯进这件事，他们不可靠，再说那也会增加费用。不过，有些晚上，这两个同事要去他们熟悉的一家酒吧的后店堂玩几个钟头。因此，马塞尔或路易建议朗贝尔先住在他们家，就在城门附近，在那里等候别人去找他。那样，出城会非常容易。然而必须抓紧时间，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谈论准备在城外设立双岗哨的事。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把他最后的烟卷请他们吸了几支。还没有开口说话的那一位便问冈萨雷斯，费用问题是否已经谈妥，他们是否可以提前支取一些。

“不行，”冈萨雷斯说，“没有必要，这是朋友。费用问题在出发时解决。”

他们决定再约会一次。冈萨雷斯提议两天后去一家西班牙饭店吃午饭。从那里可以径直去哨兵的家。他对朗贝尔说：

“第一天晚上我跟你做伴。”

翌日，朗贝尔上楼回自己的房间时，在旅馆楼梯上遇见了塔鲁。

“我还要去和里厄碰头，”塔鲁对朗贝尔说，“您想不想一道去？”

朗贝尔迟疑一会儿说道：

“我从来没有把握是否打扰了他。”

“我认为您没有打扰他，他经常谈到您。”

记者思忖着说：

“听我说，晚饭后你们如果有一点儿空闲时间，晚点儿不要紧，请你们俩来旅馆的酒吧一趟。”

“这取决于他，也取决于鼠疫。”塔鲁说。

不过，晚上十一点，里厄和塔鲁还是走进了那间又小又窄的酒吧。三十来个人肘碰肘地挤在那里高谈阔论。刚从疫城的静默中来到这里的他俩感到有点晕头转向。看见这里还在卖烧酒，他们便明白了这种拥挤吵嚷的缘由。朗贝尔在长柜台的一头从他坐着的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分别坐在朗贝尔的两边，塔鲁平静地推开一个大声嚷嚷的邻座。

“您不害怕烧酒吧？”

“不，”塔鲁说，“恰恰相反。”

里厄用鼻子嗅着他酒杯里的苦药味。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根本不可能谈话，朗贝尔却仿佛格外专心地在喝酒。大夫还不能判断他是否醉了。他们待的狭窄去处还有两张桌子，一个海军军官占了其中的一张，他左右胳膊分别挽着一个女人，正在向一个满脸通红的胖子讲述埃及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瘟疫：“营地，”他说，“给那些土著建了些营地，病人有帐篷，周围有一道防疫封锁线，哪个家庭企图偷偷送来偏方土药，哨兵就朝它开枪。很严酷，但那是正确的。”另外一张桌子周围坐着几个风度翩翩的青年，他们的谈话令人费解，而且湮没在搁得高高的电唱机放送的英语歌曲《圣詹姆斯诊疗所》的节拍里了。

“您还满意吧？”里厄提高声音问道。

“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个礼拜。”

“真遗憾。”塔鲁叫着说。

“为什么？”

塔鲁看看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您留在这里也许对我们有用。但我呢，我非常理解您离开的愿望。”

塔鲁请他们再喝一杯。朗贝尔从自己坐的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注视着他。

“我在哪方面可能对你们有用？”他问。

“好吧，”塔鲁说着不慌不忙地伸手拿起他的酒杯，“在我们的卫生防疫队里。”

朗贝尔又露出他惯常的若有所思的固执神情，随即再坐上他的高凳。

“您似乎认为这些防疫队没什么用？”塔鲁喝了一口酒之后说道，同时认真地望着他。

“非常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

里厄注意到他的手在发抖。他想，这记者显然是完全醉了。

翌日，朗贝尔第二次走进那家西班牙餐馆，他从一小群男人中间穿过去。那群人把椅子搬到门口，正在那里欣赏炎热刚开始退去时的清爽的金色黄昏。他们吸一种呛人的烟草。餐馆里边几乎空无一人。朗贝尔进去坐在最里头那张他和冈萨雷斯初次见面时坐的桌子前。他对女招待说他要等人。现在是十九点三十分。外面那些人逐渐回到餐厅坐了下来。开始上菜了，于是，低矮的扁圆拱顶下到处是刀叉碰撞声和低沉的谈话声。到二十点了，朗贝尔仍然等着。灯亮了，已经有一些新来的顾客坐到他的桌边。他点了菜。二十点三十分时，他吃完晚饭，冈萨雷斯和那两个兄弟仍然没有到。他吸了几支烟。餐厅渐渐空了下来。外面，夜色降临十分迅速。从海上吹来一阵湿热的微风，轻轻掀起了落地窗的帘子。到二十一点，朗贝尔发现已经人去厅空，女招待正吃惊地望着他。他付了钱，出去了。餐馆对面有一家咖啡馆还没有打烊。朗贝尔进去坐在长柜台前，一边注意餐馆门口的动静。到二十一点三十分，他朝自己的旅馆走去，琢磨着怎样才能再找到冈萨雷斯，他没有此人的地址，再琢磨也枉然。一想到必须从头开始奔走他便心慌意乱。

就是在这一刻，在不时有救护车一闪而过的夜里，他意识到，正如他后来告诉里厄大夫的，在这段时间，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把他的妻子抛在脑后，从而一心一意地在造成他们夫妻咫尺天涯的围墙上寻找缺口。也是在这一刻，一旦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他又在欲念的中心把妻子重新找了回来，而且突然感到撕裂般的痛楚，使他朝自己的旅馆跑了起来，以躲避这难以忍受却又随附其身的啃蚀着他太阳穴的痛感。

翌日清晨，他又赶到里厄那里，问他怎样才能找到柯塔尔。

“我现在要做的事，”他说，“只能是一步步地重头做起。”

“您明天晚上来这里，”里厄说，“不知为什么，塔鲁要我邀请柯塔尔。他大约十点到。您十点半来。”

第二天，柯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正和大夫谈论大夫那里发生的一起意外的病愈事件。

“十个当中出一个。算他运气。”塔鲁说道。

“哦！好呀，”柯塔尔说，“他得的不是鼠疫。”

这两位向他保证说，的确是这个病。

“他既然治愈了，那就不可能是。你们比我清楚，鼠疫是不治之症。”

“一般说，是这样，”里厄说，“但稍微坚持一下，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柯塔尔在笑。

“发生不了。你们今晚听到公布的数字了吗？”

一直宽厚地望着这个年金收入者的塔鲁回答说，他知道那些数字，情况十分严重，但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还需要采取更特殊的措施。

“嘿！你们已经采取了。”

“不错，但还需要每个人都为自己采取措施。”

柯塔尔看看塔鲁，不理解他的话。塔鲁说，毫无作为的人太多，瘟疫关系到每个人，人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卫生防疫志愿组织的大门是为所有的人开着的。

“这是一种想法，”柯塔尔说，“但这种想法没用。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用耐心的口吻说：

“在我们把所有办法都试过之后，我们才知道厉害不厉害。”

在他们谈话期间，里厄一直在写字台前抄卡片。塔鲁说话时始终注视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柯塔尔。

“您为什么不来和我们一起工作，柯塔尔先生？”

这一位带着被触怒的神情站起来，拿上他的圆帽，说：

“我不是干这行的。”

接着，他用虚张声势的口气说：

“再说了，在鼠疫里我活得舒坦，我！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掺和进去，让鼠疫停止。”

塔鲁拍拍额头，恍然大悟：

“哦！真的，我忘记了，如果没有鼠疫，您早被逮捕了。”

柯塔尔惊得不由自主地一抖，连忙抓住椅子，好像马上要跌倒。里厄停止抄写，注视着他，看上去又严肃又关心。

“是谁告诉您的？”年金收入者叫着问。

塔鲁显出吃惊的样子，说：

“是您自己呀。起码大夫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见柯塔尔一下子狂怒到极点，连话也说不清楚，塔鲁补充说：

“别那么激动嘛！又不是大夫和我要揭发您。您那些事与我们无关。再说，我们从来就不喜欢警察。好了，坐下吧。”

年金收入者看看椅子，迟疑一会儿，坐下了。片刻之后，他叹口气，承认说：

“他们重新搬出来的，是一件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还以为都忘记了呢。但其中有一个人讲出来了。他们便传唤了我，告诉我，在调查结束之前，我得随叫随到。我明白，他们末了一定会抓我。”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道。

“那得看您指什么。无论如何，那不是凶杀。”

“会坐牢还是强迫劳动？”

柯塔尔显得垂头丧气。

“要是我运气好，会坐牢……”

但片刻之后，他又用激烈的口气说：

“那是个错误。谁都会犯错误嘛。一想到我会因此被抓走，会离开我的家、我的习惯和我熟悉的人们，我就受不了。”

“噢！”塔鲁问道，“就为这事您想出了去上吊？”

“对，那当然是干了蠢事。”

里厄这才初次开口说话，他告诉柯塔尔，他理解他的忧虑，但也许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哦！我知道我暂时没什么可害怕的。”

“看得出来，”塔鲁说，“您不会参加我们的防疫组织。”

柯塔尔用手把帽子转来转去，抬头用犹豫不决的眼神看看塔鲁：

“没有必要生我的气。”

“肯定不会，”塔鲁笑着说，“但至少您尽可能别去故意传播细菌。”

柯塔尔抗议说，他并没有希望发生鼠疫，鼠疫就这么来了，如果说疫病使他的事得到暂缓处理，这可不是他的过错。当朗贝尔来到门口时，这位年金收入者正用非常有力的声音补充说：

“此外，我的想法是，你们什么结果也得不到。”

朗贝尔得知柯塔尔也不知道冈萨雷斯的地址，不过，总还可以回到那家小咖啡馆。他们约定翌日再会面。见里厄表现出想知道情况的愿望，朗贝尔邀请他和塔鲁在本周末夜里随便什么时候去他的房间。

早上，柯塔尔和朗贝尔去到那家小咖啡馆，留话给加西亚，请他晚上赴约，如果不能分身，则改为明天。当天晚上，他们白等了一阵。第二天，加西亚来了。他不声不响地听朗贝尔讲他遇到的一连串麻烦事。他对此一无所知，但他知道，有些街区为了核查户口已实行二十四小时封锁。可能是冈萨雷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禁止通行的护栏。但他能帮的忙只是重新让他们与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件事也只能在两天之后才办得到。

“我看得出，”朗贝尔说，“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到第三天，在一条街的街角，拉乌尔证实了加西亚的揣测。对近海街区实行了封锁。必须重新与冈萨雷斯取得联系。两天之后，朗贝尔同那位足球队员一道吃午饭。

“这太蠢了，”冈萨雷斯说，“当时就该商量一个重见的办法。”

朗贝尔持相同的看法。

“明天早上咱们去那两个小伙子家里，怎么也得想法把一切办妥。”

翌日，小青年不在家。他们留话第二天中午在中学广场见面。塔鲁在下午遇见了朗贝尔，这位记者回到旅馆时的表情使塔鲁感到震惊。

“进行得不顺利？”塔鲁问他。

“好不容易重新接上了头。”朗贝尔说。

他再一次邀请他们：

“今晚来吧。”

晚上，这两位走进他的房间时，他正躺在床上。他起来后，斟上事先准备好的酒。里厄接过自己那一杯，问他是否进行顺利。记者说他重又绕了整整一圈，现在到达了当初那个地点，他很快就会进行最后一次会晤。他喝口酒，补充道：

“当然，他们是不会来的。”

“没必要把这当成规律。”塔鲁说。

“您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朗贝尔耸耸肩说。

“您指什么？”

“鼠疫。”

“噢！”里厄插进来。

“不，你们不明白，问题在于重新开始。”

朗贝尔走到屋角，打开一台小型唱机。

“那是什么唱片？”塔鲁问，“我听过这张唱片。”

朗贝尔回答说，那是英语的《圣詹姆士诊疗所》。

放唱片的中间，他们听见远处响了两下枪声。

“对付一条狗或一次逃逸。”塔鲁说。

片刻之后，唱片唱完，这时救护车呼叫的声音变得清晰，而且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的窗户下经过之后，逐渐缩小，最后消逝了。

“这张唱片没趣味，”朗贝尔说道，“再说，我今天已是第十次听它了。”

“您就这么喜欢这一张？”

“不，但我只有这一张。”

过一会儿：

“我对你们讲，问题在于重新开始。”

他问里厄，防疫组织的活动进行得如何。已经有五个防疫队在工作，希望能再建立一些。记者坐在他的床上，仿佛在操心他的指甲。里厄仔细观察着他那缩在床边的粗短壮实的身影。他突然发现朗贝尔也在注视他。

“知道吗，大夫，”朗贝尔说，“我经常在想你们那个组织。如果说我没有同你们一道，那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别的方面，我相信我还是会全力以赴的。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

“为哪边而战？”塔鲁问道。

“为战败的一方。不过，自那以后，我作过一些思考。”

“思考什么？”塔鲁问。

“思考勇气问题。现在，我知道人可以建立丰功伟绩。但如果他不能具有强烈的感情，我对他就不感兴趣。”

“大家的印象是，这样的人无所不能。”塔鲁说。

“不对，这样的人不善于受苦，或不善于长久地享受幸福。因此说，他干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事。”

朗贝尔看看他们，接着说：

“哦，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目前不能。”

“是这样。而您却能为某种理念而死，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来。而我呢，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里厄一直在专心地听朗贝尔说话。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记者，同时温和地对他说：

“人并不是一种理念，朗贝尔。”

朗贝尔从床上跳下来，面孔激动得通红。

“就是一种理念，一种短暂的理念，从他背离爱情那一刻就开始变成理念了。确切地说，我们再也不能够爱了。咱们认命吧，大夫。等待变得能爱的那一天吧，如果真的没有那一天，咱们就等待全面解脱，但别扮演英雄。对我而言，也就到此为止了。”

里厄带着刹那间变得厌倦的神情站起身来。

“您说得有道理，朗贝尔，完全有道理，我再怎么也不想让您放弃您要做的事，我认为那是正确的，是好事。但我也有必要告诉您，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这个概念可能会引人发笑，但与鼠疫斗争的惟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诚实是什么？”朗贝尔说，态度忽然严肃起来。

“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哦！”朗贝尔狂热地说，“我不知道我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也许我选择爱情实际上是错了。”

里厄正面对着朗贝尔：

“不，”他有力地说，“您没有错。”

朗贝尔沉思着看看他们。

“你们两人，我猜想你们在那一切里面不会丢失什么。这样，站在好的方面就容易些。”

里厄一口饮尽杯里的酒。

“走吧，”他说，“我们还有事要办。”

他出去了。

塔鲁跟着他，但在走出去那一刻，他好像改变了主意，便转身朝记者走过来，对他说：

“您知道吗，里厄的妻子正在离这里几百公里的一家疗养院疗养？”

朗贝尔表示吃惊，但塔鲁早已离开了。

翌日，一到上班时刻，朗贝尔就打电话给大夫：

“接不接受我和你们一道工作，直到我有办法出城为止？”

电话线那头默不作声，接着：

“接受，朗贝尔。我谢谢您。” uaDXtdfQ4mfQpAHHbHmiJNmuf4iqUyv0fl342w/wUQFR2duU3a3SGdFw1O3SC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