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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此编年史主题的奇特事件于194-年发生在阿赫兰。普遍的意见认为，事件不合常规，有点离谱。乍一看，阿赫兰的确是一座平常的城市，是阿尔及利亚滨海的法属省省会，如此而已。
应当承认，这座城市本身很丑陋。看上去平平静静，需要费些时间才能察觉，是什么东西使它有别于各种气候条件下的那么多商埠。怎能让人想像出一座，比如，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也没有花园的城市？在那里你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翅膀，也听不见树叶沙沙作响，总之，那是个毫无色彩的地方。季节的变化只能在天上显现出来。只有清新的空气或小商贩从郊区带回的一篮篮鲜花可以宣告春天来临；那是市场上出售的春天。整个夏天，太阳像火一般烧灼着干燥之极的房屋，给墙壁盖上一层灰色的尘土；于是，人们只能在关得严严实实的护窗板的保护下过日子。相反，秋天一到，这里是大雨滂沱，泥泞遍地。晴朗的日子只在冬季姗姗来临。
要了解一个城市，较简便的方式是探索那里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死亡。在我们这个小城里，也许是气候的作用，那一切都是同时进行的，神气都一样，既狂热，又心不在焉。也就是说，人们在城里感到厌倦，但又努力让自己养成习惯。我们的同胞工作十分辛苦，但永远是为了发财。他们对商贸的兴趣尤其浓厚，用他们的话说，最重要的营生是做买卖。当然，他们也享受凡人的生活乐趣，他们爱女人、爱看电影、爱洗海水浴。然而，他们非常理智地把享乐的时间留给礼拜六晚上和礼拜天，一星期里别的日子，他们要尽心尽力去赚钱。黄昏时分，他们离开办公室，定时去咖啡店聚会，去同一条林荫大道上散步，或去自己的阳台。年轻人的欲求强烈而短暂，年龄大些的人有坏习惯也无非是参加球迷协会的活动、联谊会的宴席，去俱乐部靠摸纸牌的手气狂赌一番。
有人一定会说，那一切都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总之，当代人全都如此。在今天，看见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决定去玩牌、喝咖啡、聊天，以打发生活中剩下的时间，恐怕再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事了。然而却有一些城市，一些地区，那里的人们会时不时臆想点别的事。一般说，这并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毕竟有过臆想，而有了这一点就永远比别的强。阿赫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个毫无臆想的城市，即是说，它是个纯粹的现代城市。因此，没有必要确切介绍我们这儿的人们如何相爱。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做爱中飞快地互相满足，要么双双安于长期的夫妻生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折中。这也并不独特，在阿赫兰跟在其他地方一样，由于缺乏时间，也缺少思考，人们不得不相爱而又不知道在相爱。
在我们这个城市，更独特的是死亡时可能遇到的困难。不过，困难二字用得并不恰当，说不舒服也许更确切些。生病从来就是不愉快的事，但在一些城市、一些地区，你生病时会有人帮助你；在那些地方，人在生病时几乎可以听之任之。病人需要温馨，他喜欢有所依靠，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在阿赫兰，极端恶劣的气候、大量的生意往来、毫无可取之处的环境、黄昏降临之迅速以及取乐的质量，一切都要求健康的体魄。在那里，连生病的人都倍感孤独，垂死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他像掉进陷阱一般困在几百堵热得噼啪作响的墙壁后边，而与此同时，全体居民都在电话上或咖啡店里谈票据、谈提单和贴现！大家即将明白，当死亡猝然来到一个乏味的地方，人在死亡时，甚至在现代生活条件下死亡时，可能会有怎样难受的感觉。
我指出的这几点也许可以使人对我们的城市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了。但任何事情毕竟都不应该夸张。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城市的市容和这里的生活面貌都很平庸。不过一旦养成了习惯，大家也不难打发日子。既然这个城市恰好对养成习惯有利，我们就可以说一切都还不错。从这个角度看，生活无疑算不上极有情趣，但我们这里至少见不到混乱。而且这里的居民坦率、讨人喜欢、勤快，总能赢得去那里旅行的人们适当的尊重。这个既不别致，又无树木，而且缺乏活力的城市，到头来竟仿佛能使人悠闲自在，总之，人们在那里可以沉沉地睡过去。然而，必须加上这点才是公正的：这个城市镶嵌在无与伦比的景色之中，它坐落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地中央，高地四周是阳光灿烂的丘陵。城市前面是美不胜收的海湾。可惜此城是背对海湾建造的，因此，除非前去寻找，谁都不可能瞥见大海。
介绍到这里，谁听了都不难相信，我们的同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这年春天会发生那些小事变，而那些小事变——我们后来才明白——正是笔者打算在此为之撰写历史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先兆。对某些人来说，这里发生的事情似乎十分正常，别的人却恰恰相反，认为那简直难以置信。但无论如何，一个写编年史的作者是不会考虑这些互相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仅仅是说：“此事发生了。”只要他知道此事的确发生了，知道这与整个民族生死攸关，知道因此会有成千上万的目击者内心里认为他所讲之事真实无误。
此外，倘若他不曾有机遇去搜集一定数量的陈述词，倘若当时的形势未曾将他卷入他意欲详述的那些事件里，笔者（人们会及时认识他的）就几乎没有资格从事这个工作。正是这一点使他有理由做史学家所做的事。当然，史学家，哪怕是业余的，手头总有些文献。所以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本人的证词，其次是别人的证词，因为他扮演的角色使他有可能搜集这段历史中所有人物的心里话，最后是终于落到他手里的文字材料。他打算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查考那些资料，并在乐意的时候加以利用。他还打算……不过，也许到了把评论和谨慎措辞抛在一边而最终讲述故事本身的时候了。对头几天的叙述需要作些细节描写。
4月16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走出来，在楼梯平台上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他当时把老鼠踢开，并没有特别留神，便走下了楼梯。但来到大街上，他突然想到这只老鼠不对头，便往回走，想提醒门房。老米歇尔先生的反应，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发现有非同寻常之处。他原以为存在这只死老鼠显得有些奇怪，如此而已，但门房却认为出现死老鼠简直是奇耻大辱。再说，门房的态度斩钉截铁：这幢房屋没有老鼠。大夫向他保证说，二楼平台上就有一只，而且可能已经死了，说了也白搭，米歇尔先生依然信心十足。这幢楼没有老鼠，因此，这只老鼠准是谁从外面带进来的。总而言之，那是恶作剧。
这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大楼的走廊上掏自己的钥匙准备上楼进家，他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突然从黑暗的走廊尽头爬出来，步态不稳，皮毛湿漉漉的。那小动物停下来，仿佛在寻求平衡，然后往大夫这边跑，又一次停下，原地转了个圈，轻轻叫了一声，终于扑到地上，从半张开的双唇间吐出血来。大夫沉思着看了它一会儿，上楼回到家里。
他思索的并不是那只老鼠。是老鼠咯出的血又勾起了他的心事。他的妻子已病了一年，明天要启程去一家山中的疗养院。他见妻子按照他的要求正躺在床上。看来她是在为旅行的劳累作准备。
“我感觉挺好。”她微笑着说。
大夫注视着在床头灯光下朝他转过来的脸庞。在里厄眼里，尽管她已经三十岁了，而且留着病痛的痕迹，但她的脸仍然跟少女时一样，也许是因为这微笑消除了其余的一切吧。
“你要能睡就睡吧，”他说，“女看护十一点来，我送你们去乘中午的火车。”
他亲了亲她微微潮湿的额头。她微笑着目送他走到门边。
翌日，即4月17日，八点，门房拦住经过他身边的大夫，指责一些恶作剧的人又把三只死老鼠放在走廊的中间。那些人准是靠大捕鼠器抓住它们的，因为老鼠们浑身是血。门房已在门口站了一阵，手里提着死老鼠的爪子；他在等待那些罪人说挖苦话时自我暴露。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噢，那些家伙！”米歇尔说，“到头来我准能抓住他们。”
里厄感到蹊跷，便决定从环城街区开始他的巡回医疗，因为他那些最穷困的病人都在这一带居住。在这些街区收垃圾晚得多，他的汽车沿着街区一条条笔直的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前行驶，车身紧挨着留在人行道上的垃圾桶。在他经过的一条街上，他数了数，有十二只死老鼠扔在残羹剩菜和脏布碎片当中。
他要诊治的第一个病人正躺在床上。房间临街，既是卧室，同时又是饭厅。病人是位西班牙老人，满脸皱纹，神态严峻。他面前的被子上放着两个盛满鹰嘴豆的锅。大夫进屋时，半坐在床上的呼吸急促的哮喘病人往后一仰，想重新缓过气来。病人的妻子端来一个盆子。
“哎，大夫，”在打针时，病人说，“它们都出洞了，您看见了吗？”
“没错，”女人说，“邻居捡了三只。”
老头搓搓手。
“它们出来了，所有的垃圾箱里都能看见。是饿的！”
后来，里厄随便在哪里都能听到类似的话，街区里人人都在谈论老鼠。诊治病人结束后，他回到家里。
“上面有您一份电报。”米歇尔先生说。
大夫问他是否见到过很多老鼠。
“哦，没有！”门房说，“我在监视呢，您懂我的意思。那些畜生不敢来。”
电报通知里厄，说他母亲翌日到达这里。她准备在生病的儿媳妇出门期间来这里照顾儿子的家务。大夫进屋时，女看护早已来到。里厄瞧见他的妻子略施脂粉，正穿着套裙站在那里。他对她微微一笑。
“这很好，”他说，“好极了。”
片刻之后，在火车站，他把她安置在卧车里。她看看车厢。
“对我们来说这太贵了，对吧？”
“需要这样。”里厄说。
“闹老鼠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有些奇怪，但会过去的。”
他随即快快地对她说，他请她原谅，本应该由他来照顾她，他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像示意他不要说了，但他补充说：
“你回家时，一切都会好些。我们要从头开始。”
“是的，”她眼睛发着亮光说，“我们要从头开始。”
片刻过后，她背转身，透过窗玻璃看外面。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推来搡去。火车头的嘘嘘声传到他们这里。他叫她的名字，当她转过身来时，他看见她泪流满面。
“别这样。”他轻轻说。
泪水下重又绽出了微笑，但有点不自然。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现在，他站在月台上，在窗玻璃的这面，他只能看见她的微笑。
“请你好好保重啊！”他说。
然而她听不见他说话。
在车站月台的出口附近，里厄碰上了预审法官奥东先生，他领着自己的小儿子。大夫问他是否出门旅行。这位高个子黑头发的法官一半像过去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一半像殡仪馆埋死人的人，他用和蔼的口气简短地回答说：
“我在等奥东太太，她专程看望我的家属去了。”
汽笛长鸣。
“老鼠……”法官说。
里厄朝火车的方向看了看，但又回过头来望望出口处。
“是老鼠，”他说，“这不算什么。”
此刻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经过时腋下夹着一个装满死老鼠的盒子。
当天下午，里厄刚开始诊病便接待了一位年轻人，有人说他是记者，一早就来诊疗室了。他名叫雷蒙·朗贝尔。他身材矮小，双肩又厚又宽，面容显得刚毅，有一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他穿一身运动服式的衣裳，生活似乎很宽裕。他谈话直截了当。他为巴黎一家大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想得到有关他们卫生状况的资料。里厄对他说，他们的卫生情况不妙。但他在进一步详谈之前想知道，这位记者是否能够说真话。
“那当然。”记者说道。
“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对此情况进行全面谴责？”
“全面，不行，这一点应当说清楚。不过，我料想这样的谴责并没有什么根据。”
里厄不慌不忙地说，像这样的谴责的确可能没有根据，然而在提这个问题时，他只想知道，朗贝尔的证词能不能毫无保留。
“我只承认毫无保留的证词，所以我不能用我的有关资料支持您的证词。”
“这是圣茹斯特
的语言。”记者笑道。
里厄并不提高嗓门，说，是否是圣茹斯特的语言，他不知道，但那是一个对他生活的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不过这个人和其他的人有同样的看法，而且决心在他这方面拒绝不公正，拒绝让步。朗贝尔耸耸肩，注视着大夫。
“我相信我理解您。”他最后说，同时站起身来。
大夫把他送到门边：
“我感谢您这样看待事物。”
朗贝尔似乎焦躁起来：
“好，”他说道，“我明白。原谅我打扰了您。”
大夫握住他的手说，眼下城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也许可以就这件事写一篇不寻常的报道。
“哦！”朗贝尔欢呼道，“我对这个感兴趣。”
十七点，大夫正为新一轮出诊走出家门时，在楼梯上碰见了一个还算年轻的男人，此人外貌敦厚，肥厚的面孔呈凹形，还有两道浓眉。大夫时不时在住这幢大楼顶层的西班牙舞蹈演员家里遇见他。这个名叫让·塔鲁的人在阶梯上专心地吸着烟，同时观察着他脚边的一只正在死去的抽搐着的老鼠。他抬起头，用灰色的眼睛冷静地、有点专注地看看大夫，向他问好并补充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怪事。
“是的，”里厄说，“但这事儿到头来会让人感到恼火。”
“在某种意义上，大夫，仅仅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我们从没有见过类似的事，如此而已。但我觉得这事很有趣儿，确实很有趣儿。”
塔鲁伸手把头发往后掠了掠，又看了看已经一动不动的老鼠，接着对里厄笑笑，说：
“不过，大夫，说来说去，这只是门房的事。”
里厄正好看见门房站在大楼进口处旁边，背靠着墙，他那平时充血的脸上有一种厌倦的表情。
老米歇尔见里厄向他示意有新的发现，便对他说：
“没错，如今看见它们都是三两成群的。不过，别的大楼也都这样。”
看上去他又沮丧又不安，还无意识地搓着自己的脖子。里厄问他身体如何，门房当然不能说他身体不好，只不过感到有点不舒服而已。据他看来，是他的情绪在作怪。这些老鼠给了他当头一棒，等它们绝迹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然而，翌日，即4月18日，清晨，大夫从火车站接回母亲时，发现米歇尔先生的面容更难看了：原来从地窖到顶楼，十来只老鼠一个一个摆在楼梯上。邻近大楼的垃圾桶也装满了耗子。大夫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倒并不吃惊。
“常发生这类事儿。”
她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女人，银发，黑眼睛显得很温和。
“贝尔纳，又看见你我真高兴，”她说，“老鼠的事一点儿不影响我的心情。”
他赞同她的看法。的确，有了她，什么事都显得很容易解决。
不过，里厄仍旧给市灭鼠处打了电话，他认识这个处的处长。处长是否听说过那些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露天死去？梅西埃处长已经听说此事，而且在离码头不远的他的处里已经发现了五十来只。不过，他正在考虑这是否严重。里厄也不能决定这是否严重，但他想，灭鼠处应当管管此事。
“应当管，”梅西埃说，“但得有命令。如果你认为确实值得管，我就去设法弄到命令。”
“无论如何也值得试试。”里厄说道。
他的女佣适才告诉他，她丈夫干活的那家大工厂已收了好几百只死老鼠。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同胞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担心了，原来从18日起，各工厂和仓库已清除了几百只老鼠尸体。在某些情况下，有人不得不结果那些垂死挣扎时间过长的老鼠的性命。然而，从城市的周边地区到市中心，无论是里厄大夫偶然经过的地方还是人们聚会的地方，到处都有成堆的老鼠装在垃圾桶里，或者成串成串地浮在下水道里等待清除。自那天起，晚报抓住此事不放，问市府是否在准备行动，考虑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以保障市民免遭这令人生厌的鼠害侵袭。市府却从未有过什么准备，也不曾考虑任何措施，只召集了首次会议进行讨论。灭鼠处奉命每日凌晨收集死老鼠。收集完毕，处里派两辆汽车将死动物运往垃圾焚化厂焚烧。
然而，在此后的几天里，形势变得严峻了。捡到的死老鼠数目与日俱增，每天清晨收集的也越来越多。自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群结队跑出来死在外面。它们从破旧的小屋，从地下室、地窖、阴沟里跌跌撞撞地鱼贯爬到地面上，在亮处摇摇晃晃，原地打转，最后死在人们的脚边。夜里，无论在走廊上或小巷里，都能清楚听见它们垂死挣扎时的轻声惨叫。在近郊区，每天早上都有人看见它们躺在下水道里，尖嘴上挂一小块血迹。有的已全身肿胀，发出腐臭味；有的已经僵硬，胡须还往上翘着。在市区里也能碰上小堆小堆的死耗子摆在楼道上或院子里。也有些老鼠孤零零地死在各级行政部门的大厅里、学校的操场上，有时也死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之间。同胞们在城里最繁华的地段也发现了死老鼠，这真让他们大惊失色。阅兵场、林荫大道、滨海大道都一一受到污染，而且污染扩散得越来越远。凌晨刚把死老鼠打扫干净，但到大白天全市又会逐渐看到越来越多的死老鼠。不止一个人夜间在人行道上行走时，感到脚下踏了一只软软的刚死不久的小动物尸体。仿佛承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使它感到重负的体液，让一直在它身体内部折磨它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看看我们这座小城的惊愕状态吧，在此之前它是那样平静，而在几天之内却变得惊慌失措，有如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体内过浓的血液突然动乱起来。
事态严重到连朗斯道克情报资料局（搜集发布各种题材情报资料的机构）都在它播送的免费广播消息中宣称，仅在25日这一天中就收集并焚烧了六千二百三十一只死老鼠。这个数字使人们对眼下市内每天出现的情景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同时也加剧了大家的惊慌心情。在此之前，市民仅仅对那让人憎恶的偶然事件有所抱怨，如今却发现那既不能确定规模也不能揭示根源的现象具有某种威胁性。只有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人还继续搓着手说了又说：“它们出洞了，它们出洞了！”言语间流露出老人特有的快乐。
4月28日，朗斯道克宣布已收集了约莫八千只老鼠，这时城里人的焦虑达到了顶点。人们要求采取彻底的措施，大家还对当局进行谴责，某些在海滨拥有房屋的人已在谈论准备迁往那边的事。可是到第二天，情报资料局宣布，鼠害现象已骤然停止，灭鼠处收集的死老鼠数目微不足道。这时全城总算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大夫刚把汽车停在他居住的大楼门前，就瞥见老门房正从大街的尽头走过来，他走路非常吃力，歪着脑袋，双臂和双腿叉开，活像牵线木偶。老人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大夫认出了那位教士，是帕纳鲁神甫。那是一位博学而活跃的耶稣会教士，有时和他碰面，他在城里众望所归，甚至在对宗教十分淡漠的人们当中也受到尊重。他等着他们俩。老米歇尔两眼发光，呼吸像吹哨一般嘘嘘作响。原来他感觉不大舒服，想出来散散步。但他的颈部、腋下和腹股沟疼得钻心，他被迫转身走回来，而且要帕纳鲁神甫扶扶他。
“有几个肿块，”他说，“没准儿是我干活时用力过猛了。”
大夫把胳膊伸出车门，用手指在米歇尔伸过来的脖子底部来回按了按。那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木头结节似的东西。
“去躺下来，量量体温，我下午再去看您。”
门房走了以后，里厄问帕纳鲁神甫对老鼠事件有什么看法。
“噢！”神甫说，“没准儿是一种瘟疫。”说话间，他的双眼在圆形眼镜后面露出了笑意。
午餐过后，里厄又看了看疗养院发来的通知他妻子已到达那里的电报，这时，电话铃响了。是他一个老病人打来的，这病人是市政府的职员，患主动脉狭窄症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他穷，里厄一直为他义务治病。
“是我，”他说，“您还记得我吧。不过，这次是别人。您快点来一下。我邻居家出了点事。”
他说话气喘吁吁。里厄想到了门房，但决定随后再去看他。不一会儿他来到城外一个街区的菲代尔勃街上一幢低矮房屋的门前。进了门，他在阴凉而发臭的楼梯上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政府职员，他正好下楼来迎接大夫。此人大约五十来岁，黄色的小胡子，高个儿，有点驼背，窄肩膀，胳臂腿都很细。
“他现在好些了，”他来到里厄身边时说，“我原以为他完蛋了呢。”
他擤擤鼻涕。里厄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上的左边门上看见用红粉笔写的字：“请进来，我上吊了。”
他们走进去。绳子从吊灯那里垂下来，放在下面的椅子已经翻倒，桌子被推到了屋角。绳子是垂在半空中的。
格朗说：“是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尽管他说的话很普通，却仿佛一直在字斟句酌，“我当时正好出门，出来便听见有响动。我一看见门上的字，怎么跟您说呢？我还以为是在开玩笑。但他哼了一声，声音怪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恐怖的。”
他搔搔头，接着说：
“依我看，这种行动大概很痛苦。当然，我进去了。”
他俩推开一扇门，站在一间明亮而陈设十分简陋的房间门口。一个矮胖的男人躺在一张铜床上。他大声呼吸着，用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大夫停下脚步。在卧床的人呼吸的间歇里，他仿佛听到了老鼠在叫，但房屋角落里并没有什么动静。里厄朝床边走过去。这个人并非从很高的地方跌下来，也摔得不太意外，所以脊椎保持完好。当然，他感到有些窒息。也许需要做一次X射线摄影。大夫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说过几天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谢谢大夫。”这人说，声音有点憋闷。
里厄问格朗是否报告了派出所，这位职员的神情显得有些窘迫。
“没有，”他说，“哦！没有。我当时考虑，最紧迫的是……”
里厄打断他的话说：“那当然，那就由我去报告吧。”
但此刻病人却焦躁起来，他一边在床上坐起身子，一边表示反对说，他身体没问题，不必费这个神了。
“冷静点，”里厄说，“这不算一回事，相信我吧，我必须去打个招呼。”
病人嚷了一声：“啊！”
他往后一仰身，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有好一阵格朗都在摸弄自己的小胡子，这时他走过来，说：
“好了，柯塔尔先生，您应该尽量理解这点，可以说大夫负有责任。比如，您万一又想……”
但柯塔尔眼泪汪汪地说，他再也不会干了，刚才不过是一时糊涂，他现在惟一的希望是大家让他安静。里厄在开药方。
“那就说定了，”他说，“咱们不谈这事，我过两三天再来看您。但别再干蠢事了！”
在楼道上，他告诉格朗，他不得不去报告，但他会要求派出所所长两天以后再来作调查。
“今天晚上需要守着他。他有亲属吗？”
“我不认识他家，不过我可以亲自守夜。”
格朗又摇着头说：
“您瞧，连他本人我也谈不上认识。但总该互相帮助吧。”
在走廊上，里厄不由自主地往阴暗的屋角看了看，问格朗他所在的这个街区老鼠是否已经绝迹。公务员对此一无所知。不错，有人曾对他谈起过这件讨厌的事，但他对街道上的传闻向来不大注意。
“我有别的事要操心。”他说。
里厄在他说话时已经同他握手道别。他急着在给妻子写信之前去看看门房。
叫卖晚报的小贩大声通报说老鼠的侵扰已经停止。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伏在床外，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围在脖子上，他正掏心挖肺似的朝脏物桶里呕吐着浅红色的胆汁。他气喘吁吁地费了好大的劲才又躺了下来。他的体温已达到39.5度，脖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肿大，肋部有两个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现在诉说的是自己内脏很痛。
“里面像有火在烧，”他说，“那下流痞在烧我。”
他那满是煤烟色口垢的嘴唇使他连说话都含含糊糊。他将眼球突出的眼睛转向大夫，头疼使他流出了眼泪。他忧心如焚的妻子注视着里厄，大夫却默不作声。
“大夫，”她说，“他得的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但还什么都确定不了。到今晚为止，必须禁食，并服用清血药。让他多喝水。”
门房正好渴极了。
里厄回到家里便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沙尔，那是本城最有声望的医生之一。
“没有，”里沙尔说，“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难道没有高烧和局部发炎的？”
“噢，那倒有，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很不正常吧？”
“嘿，”里沙尔说，“所谓正常嘛，您知道……”
晚上，门房一直说着胡话，高烧40度，嘴里还抱怨着老鼠。里厄尝试用固定术处理脓肿。门房在受到松节油烧灼时声嘶力竭地叫道：“啊！这些猪猡！”
淋巴结还在往大里长，摸起来硬得像木头。门房的妻子吓坏了。
“您得熬夜守着他，”大夫对她说，“有情况就打电话叫我。”
翌日，4月30日，已经有些暖意的微风在蓝天下的潮湿空气里吹拂着，从最远的郊外带来了花的馨香。大街上，清晨的市声显得比往常更活跃更欢快。对我们这个刚从一星期里暗暗的担惊受怕中解脱出来的小城而言，这一天竟成了春回大地的一天。里厄自己接到妻子的来信后也放了心。他轻松地下楼来到门房家里。果然，一清早，病人的体温已经降到38度。他很虚弱，但仍然躺在床上微笑。
“他好些了，对吧，大夫？”病人的妻子说。
“还得等等。”
然而一到中午，体温骤然升到40度，病人谵语不止，而且又呕吐起来。他脖颈上的淋巴结一触就疼，看上去他仿佛想把头伸得离身子越远越好。他的妻子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按住病人的脚。她望着里厄。
“听我说，”里厄说，“必须把他隔离起来设法进行特殊治疗。我打电话给医院，我们用救护车把他送过去。”
过了两个钟头，在救护车里，大夫和那个女人俯身看着病人。从病人布满蕈状赘生物的嘴里吐出不连贯的话：“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呈铅灰色；他呼吸短促，断断续续；而且被淋巴结弄得撕裂般疼痛。他深深地蜷缩在小床里，仿佛想让小床把自己全身盖住，或者说，仿佛大地深处有什么东西在不停地召唤他。在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的重压下，这位门房窒息身亡了。他的妻子哭起来。
“大夫，这么说，没希望啦？”
“他死了。”里厄说。
可以说，门房的死标志着一个令人困惑的迹象丛生的时期已经结束，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业已开始，在这之后一个时期，起初的惊异正在逐渐变成恐慌。我们的同胞先前从未想到我们这个小城会特别选定为老鼠死在阳光下、门房得怪病送命的地方，今日伊始，他们对此不再怀疑了。从这个观点看，他们过去总归是错了，他们的想法有待纠正。倘若一切到此为止，那么习惯成自然的势力无疑会占上风。然而，我们同胞中的其他一些人，他们既非门房，也非穷人，却接连走上了米歇尔先生带头走过的路。就从这一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同时也开始思考。
不过，在详细叙述那些新近发生的事件之前，笔者认为提供另一位见证人对适才描绘过的那一时期的看法大有裨益。在本故事开始时与读者见过面的让·塔鲁是在几个星期之前定居阿赫兰的，从那时起，他一直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从表面看，他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似乎相当宽裕，但市民们虽然渐渐习惯了跟他相处，却谁也说不清他来自何处，他为什么来到此地。大家在所有的公共场合都能碰到他。早春一开始，就有人看见他经常出现在海滩上，游泳时他总显得很快活。他淳朴善良，面带笑容，看上去对所有的正常娱乐都很感兴趣，但又从不盲目受娱乐支配。实际上，他最为大家所熟悉的习惯是经常造访一些在本城为数不少的西班牙籍舞蹈家和音乐家。
他那些笔记本里的记事无论如何也应当算是这段艰难时期的一种编年史。但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编年史，它似乎格外偏爱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乍一看，人们会认为塔鲁在想方设法用放大镜观察人和事。在全城居民惶惶不可终日之际，他却总以史学家的眼光竭力记述一些算不上历史的琐事。大家无疑会对他这种偏爱感到惋惜，并怀疑他冷酷无情。然而，他那些笔记本仍然可以为这个时期的历史提供大量的次要细节，而这些细节不但有它本身的重要性，其中的怪异性甚至还会阻止大家对这位有趣的人物过早地作出判断。
让·塔鲁写下的首批记录始于他到达阿赫兰那天。那些记录一开始便显示出作者对居住在如此丑陋的城市感到异常满意。读者可以看到他对市政厅门前那一对铜狮子的详细描述，还有他对城市无树、房舍不雅和城市布局荒唐所进行的宽厚的评论。记录里还掺杂了在电车和大街上听到的对话，除了在稍晚些时候记录的一次有关一个名叫康的人的交谈外，其余都未加评论。塔鲁在一旁听到两位电车售票员的谈话：
“你认识康吗？”一个说。
“康？是那个蓄了黑色小胡子的大高个儿吗？”
“不错，他过去在铁路上扳道岔。”
“正是。”
“嘿！他死了。”
“哦！什么时候死的？”
“就在闹老鼠之后。”
“呀！他得的什么病？”
“我不知道，他发高烧。再说，他原本身体就不壮。他胳肢窝下面长了脓肿块。他没能顶住。”
“可是看他外表和大家没什么两样。”
“不对，他的肺不好，而且还在市军乐队搞音乐。他一直吹短号，那家伙可伤身体啦。”
“噢！”第二位最后说，“人有病时可别吹短号。”
在记录完这些现象后，塔鲁思忖，为什么康违背自己明显的利益进入军乐队？什么深层次的理由促使他冒险去参加主日游行演奏？
后来，塔鲁似乎对他窗户对面阳台上经常出现的场面印象很深，而且十分赞许。原来他的房间正对着一条窄窄的横街，街上老有几只猫在墙角阴凉处睡觉。每天吃过午饭之后，在全城的人都热得昏昏欲睡时，一位矮小的老人便出现在街对面的一个阳台上。他长着满头梳得很整齐的银发，穿一身军装式的衣裳，显得挺拔而又朴实无华。他用冷淡然而温和的声音呼唤那些小猫：“猫咪，猫咪！”那些小猫抬一抬淡色的睡眼，仍旧不动弹。老人撕一些白纸碎片扔在路上，小猫们被雨点似的白蝴蝶吸引，便往街道中央走去，同时迟迟疑疑地朝飘下的最后几片白纸伸出爪子。于是，矮小老头开始往畜生们身上吐口水，吐得用力而又准确。假如吐到猫身上了，他就笑起来。
最后，塔鲁似乎终于被这个城市的商业性质迷住了，此城的外观，它的繁忙，甚至它的娱乐都仿佛取决于贸易的需要。此种独特性（这是那些笔记本的用语）得到了塔鲁的赞许，他的颂扬性评语中的一段竟以这样一个感叹词结束：“终于！”这位旅行者在这段时间写的笔记里，似乎只有这些地方显露了笔者的个性。不过单单赏识这些地方的意义和严肃性是困难的，比如，在描述了发现一只死老鼠促使旅馆的出纳员写错了一笔账之后，塔鲁用不如平常那么清晰的字加上这些话：“问题：怎样做才能不浪费时间？答案：在时间的漫长中体验时间。方式：在牙医的候诊室里，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度过几天；在自己的阳台上度过周日的下午；听别人用自己不懂的语言作报告；选择最长的路程和最不方便的铁路线旅行，当然还必须站着旅行；去剧院的售票窗口前排队却买不到票，等等。”但是紧接着这些东跳西跳的语言和思考之后，笔记又开始详细描写我们这个城市的电车，写它们小船一般的外形，模模糊糊的颜色，习以为常的肮脏，最后用什么也说明不了的“这引人注目”几个字结束他的评论。
不管怎样，塔鲁还是就老鼠乱子提供了下面这些情况：
今天，对面那矮小老头不知所措了。猫咪不知去向。原来是马路上发现的大量死老鼠刺激它们失踪了。依我看，猫是绝对不会吃死老鼠的。记得我自己的猫就非常厌恶死老鼠。尽管如此，那些猫仍有可能去各个地窖瞎跑，而小个子老头也因此张皇失措。他的头发已梳得不像过去整齐，精力也不那么充沛了。看得出来，他很着急。过了不久他就回去了。不过在回去之前他还盲目地吐了一次口水。
今天，城里有一辆电车被迫停了下来，因为乘客发现一只死老鼠不知怎么来到了车上。两三个妇女下了车。把死老鼠丢掉之后，车又开了。
在旅馆里，一个值得信赖的夜间值班人告诉我，他预计这些老鼠会带来灾难。“老鼠一离开轮船……”我对他说，如果是在船上，情况的确如此，但还从未有人证实在都市里也一样。可他却深信不疑。我问他，依他之见，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他说他不知道，因为灾难是不可预测的。但如果发生地震，他不会感到惊异。我承认这有可能，于是他问我是否为此而感到忧虑。
“我惟一感兴趣的事，”我对他说，“是求得内心的安宁。”
他对此表示完全理解。
在旅馆餐厅里，有一家人非常有趣。父亲又高又瘦，穿一身硬领黑衣服。他已经谢顶，只在头的左右两边还剩下两绺灰发。他的一双小圆眼睛显得很严厉，他的鼻子细长，嘴唇宽阔，使他看上去活像一只驯养的猫头鹰。他总是头一个来到餐厅门前，然后退到一边，让他的妻子先进去。于是，他那像小黑老鼠一般瘦小的妻子便走进来，后面紧跟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打扮得像两条受过训练的狗。父亲来到自己的餐桌前，先等他的妻子坐下，然后自己入座，最后才轮到两条卷毛狗坐上高高的椅子。他用“您”称呼妻子和孩子，但却老对妻子讲些礼貌的刻薄话，他对儿女则是说一不二的：
“尼科尔，您的表现让人反感到极点！”
小女孩快哭出来了，这正中他的下怀。
今天早上，小男孩为老鼠乱子兴奋不已。他想在吃饭时说说此事。
“在饭桌上不谈老鼠，菲利普。我不准您今后再提这个词。”
“您父亲说得对。”小黑鼠说。
两只卷毛狗把头埋到狗食上，猫头鹰点点头表示感谢，其实这种表示毫无意义。
尽管猫头鹰作了示范，城里仍然大谈特谈老鼠造成的乱子。报纸已经介入。本地报纸专栏的内容通常十分丰富，如今却整栏都在抨击市政府：“我们的市政官员是否考虑了那些腐烂的老鼠尸体可能造成的弊害？”旅馆经理除了此事再也不谈别的了，因为他也非常恼火。在一家体面旅馆的电梯上发现老鼠，他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我安慰他说：“大家都有这个麻烦呀！”
他回答我说：“正是这样，如今我们同大家没什么两样了。”
是他对我谈到那出人意外的高烧引起的最初几个病例，大家为此已开始感到忧虑了。旅馆里收拾房间的女佣，有一个已得了这种怪病。
他连忙明确说道：“但这种病肯定不会传染。”
我对他说，我无所谓。
“噢！我明白，先生跟我一样，是个宿命论者。”
我过去从未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而且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把这点告诉他……
就从这一刻起，塔鲁在笔记里开始较详尽地谈到这种从未见过的高烧，公众那里已经有人为此担心了。塔鲁在笔记里记述说，在老鼠绝迹之后，矮小老头终于找到了那几只猫，而且耐心地校正他吐口水的位置。塔鲁还补充说，已经可以举出十来例这种高烧病，其中大多数人都必死无疑。
最后，我们可以把塔鲁对里厄大夫的描绘转载于此作为资料。据笔者判断，他的描绘相当真实：
看上去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接近于长方脸，率直的深色眼睛，但下颌突出，鼻子高而端正，剪得很短的黑头发，嘴形微弯，丰满的双唇几乎时刻紧闭着。他晒黑的皮肤、黑色的汗毛以及他常穿的十分合身的深色衣服使他看上去有些像西西里农夫。
他走路步履敏捷。他走下人行道步伐不变，但踏上对面人行道时大都轻轻一跳。他驾驶自己的汽车总是走神，而且常常让方向箭头竖在那里，甚至已经转了弯也是如此。从不戴帽子。胸有成竹的神气。
塔鲁记载的数字是准确的。里厄大夫也了解一些情况。门房的尸体被隔离起来之后，他曾打电话给里沙尔询问有关腹股沟淋巴结引起高烧的事。
当时，里沙尔说：“我真不明白，两人死亡，一个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断气，另一个拖了三天。那天早上，我离开后面这一位时，从哪方面看上去他都在康复。”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
他还给几位大夫打了电话。这样的调查表明，几天之内大约有二十个类似的病例，几乎全是致命的。于是他要求阿赫兰医师联合会书记里沙尔，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起来。
“我可没办法，”里沙尔说，“这事儿应该由省里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病有传染的危险？”
“谁也没有告诉我，但这些症状令人担忧。”
里沙尔却认为他没有“资格”办此事。他惟一能做的，是把情况报告省长。
但说话间，天气变坏了。在门房死后的第二天，浓雾弥漫。短暂的暴雨往城里倾泻而下，随后酷热跟踪而至。连海水都失去了它的深蓝色；在雾蒙蒙的天空下，海水发出一片银色或铁灰色的闪光，非常刺眼。又湿又热的春天倒让人宁愿忍受夏日的暑热。在这座像蜗牛一般耸立在高原上几乎不朝向大海的城市，气氛阴郁，死气沉沉。在一堵堵粗糙的灰泥墙之间，在两旁的玻璃橱窗都积满灰尘的街道当中，在肮脏发黄的电车里，人人都感到自己被天气禁锢得动弹不得。惟有里厄的那位哮喘老病人得其所哉，没有发病，因而为这样的气候欢欣鼓舞。
“热得像蒸笼，”他说，“但这对支气管有好处。”
的确热得像蒸笼，不多不少恰如发一次高烧。全城都在发高烧，起码这是里厄大夫一大早摆脱不掉的印象，原来在那天早晨，他是去菲代尔勃街参加柯塔尔自杀未遂事件的调查。但他认为这个印象似乎并不合理。他把这样的事归咎于他紧张的神经和一直纠缠着他的一桩桩心事，因此他认为整理自己的思想迫在眉睫。
他到达那里时，派出所所长还没有到。格朗在楼道上等他，他们决定先去格朗家，让门开着。这位市府职员住两间房，房内陈设十分简单。不过有点儿醒目的是，一个白木书架上面放了两三本词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花径》两字，字迹模糊，但还看得出来。据格朗说，柯塔尔昨夜睡得不错。不过今天清晨醒来时，他感到头疼，而且没有任何反应能力。格朗显得疲倦而焦躁，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把放在桌上的一个装满手稿的大文件夹打开后又合上。
与此同时，他告诉大夫，他并不熟悉柯塔尔，不过猜想他有一笔小小的财产。柯塔尔是个怪人，长期以来，他们俩的关系仅仅是在楼梯上碰面时互相打个招呼。
“我同他只谈过两次话。几天前，我在楼道上打翻了我带回来的一盒粉笔。有红粉笔，也有蓝粉笔。柯塔尔正好在那一刻从他家来到楼道上，他帮我把粉笔拾起来。他问我这些颜色不同的粉笔有什么用。”
于是，格朗对他解释说，他想尝试再学学拉丁文。从离开中学到现在，他的知识越来越不可靠了。
“不错，”他对大夫说，“有人向我保证，学拉丁文有助于更好地掌握法语的词义。”
因此，他把拉丁文的单词写在黑板上，再用蓝粉笔抄下有性、数、格变化和动词变位的那部分词，再用红粉笔抄下没有变化的词。
“我不知道柯塔尔是否真正理解了，但他似乎很感兴趣，还要我给他一支红粉笔。我当时有点吃惊，但无论如何……当然，在那时我不可能猜到，他会把粉笔用来实现他的计划。”
里厄正在问他第二次谈话是什么内容时，派出所所长带着他的秘书来到了。他想先听听格朗的陈述。大夫注意到，每当格朗谈到柯塔尔时，总管他叫“绝望的人”。他甚至一度用了“致命的决定”这样的熟语。他们在讨论自杀的原因，而格朗却在选词用句上显得吹毛求疵。最后大家决定用“内心抑郁”几个字。所长询问，当时从柯塔尔的态度上是否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所谓的“决定”。
“昨天他曾敲过我的门，”格朗说，“他向我要火柴。我把自己的一盒给了他。他表示很抱歉，同时说，邻里之间……他随后保证说，他一定会把火柴还回来。我要他留着用。”
所长又问这位职员，他曾否看见柯塔尔显得古怪。
“依我看，他的古怪在于他的神情显出他想跟我聊天。但我呢，我当时正在工作。”
格朗把身子朝里厄转过来，有点尴尬地补充说：
“是我私人的工作。”
这时所长想看看病人，但里厄考虑，最好先让柯塔尔对他的探访有个思想准备。里厄走进病人的房间时，见他只穿了一件浅灰色法兰绒衣服，而且正在从床上坐起来，满脸忧虑地朝门外看。
“是警察局吧？”
“是的，”里厄说，“您别着急。办完两三个手续后，您就可以放心了。”
但柯塔尔回答他说，这毫无用处，而且他不喜欢警察。里厄显得有点儿不耐烦了。
“我也并不喜欢他们。但必须又快又正确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才能一劳永逸地完事。”
柯塔尔不说话了，大夫反身正要往房门走去，那小个儿却叫住了他，等他回到床边，便一把抓住他的双手：
“他们不能碰一个病人，一个上过吊的人，对不对，大夫？”
里厄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向他保证说，根本谈不上有这种性质的事，而且他来到这里也是为了保护病人。柯塔尔似乎轻松了些，于是，里厄让派出所所长进去。
他们向柯塔尔宣读了格朗的证词，又问他是否能明确说说他这次行为的动机。柯塔尔看也不看警官，只回答说：“是内心抑郁，这样做在当时很不错。”所长连忙追问他，是否还想再干。柯塔尔怒气冲冲，回答说不想，说他只希望别人让他安宁。
“我要提醒您，”所长用生气的口吻说，“眼下是您在让别人不得安宁。”
但看见里厄示意，他停下不说了。
在出门时，所长叹了口气说：
“您想想，自从大家谈论那高烧，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
他问大夫，高烧的事是否严重，里厄说他对此一无所知。
“是天气作怪，如此而已。”所长作结论说。
这无疑是天气作怪。白天越往夜里走，东西越黏手。里厄每出诊一次，心里的忧虑就增加一分。就在这天晚上，他那老哮喘病人的邻居一边用手使劲压着腹股沟，一边在说胡话的当间儿呕吐。他的淋巴结比门房的大得多，其中一个已开始流脓，不一会儿便溃烂得像只烂水果。里厄一回到家里就给省药品仓库打电话。他在这天写的工作笔记只提到：“答复说没有。”这时已经又有人在呼叫他去诊治其他几个相同的病例了。很明显，必须捅开脓肿。用手术刀画个十字，淋巴结就溢出了带血的脓。病人们四仰八叉，都在流血。但他们的腹部和大腿上出现了斑点，有一个淋巴结停止出脓，紧接着又肿起来。大部分时间病人都是在可怕的臭气中死去的。
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报纸只管街上的事。不过省政府和市政府已在开始考虑问题了。但只要每个大夫掌握的病例不超过三两个，便没有人想到要行动。其实，如果有谁想到把那些数字加一加就好了，因为加起来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仅仅几天工夫，致死病例已在成倍增加，而在那些关心此怪病的人眼里，很明显，那是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同行卡斯特尔正好选在这个时刻前来看望他。
“您自然知道那是什么，里厄？”他说。
“我在等化验结果。”
“我可明白，用不着化验分析。我行医之后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这样的病，只不过当时谁也不敢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很神圣嘛：它说不要惊慌，千万不要惊慌。还有，正如一位同行说的：‘这不可能，谁都知道，瘟疫已在西方绝迹了。’不错，谁都知道，除了死者。好了，里厄，您和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病。”
里厄在思忖。他从诊室的窗口眺望着远处俯瞰海湾的悬崖。天空虽然还呈蔚蓝色，但亮丽的色彩已经随着午后的逐渐消逝而暗淡下来。
“是的，卡斯特尔，”里厄说，“这难以置信。但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老大夫起身朝门口走去。
他说：
“您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鼠疫在温带国家已经绝迹多年了。’”
“绝迹，绝迹意味着什么？”里厄回答时耸耸肩。
“是啊，别忘了：大约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呢。”
“好吧，但愿这次不比当年严重。不过这真难以置信。”
适才第一次说出了“鼠疫”这个词。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暂且把贝尔纳·里厄留在窗前，让笔者对大夫心里的犹豫和惊异作些解释，因为这也是我们大多数同胞对当前情况的反应，虽然程度有些差异。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里厄大夫与我们的同胞一样措手不及，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犹豫心情，理解他为什么会焦虑不安而同时又充满信心。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的确太愚蠢，然而愚蠢并不妨碍它打下去。倘若人不老去想自己，他会发觉蠢事有可能一直坚持干下去。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和大家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
：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噩梦不一定会消逝，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逝去的却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
里厄大夫甚至在朋友面前确认有几个分散的病人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刚死于鼠疫时，他还不相信真有危险。人一当了医生，无非对痛苦有了些认识，想像力也比一般人丰富些。里厄大夫在凭窗眺望这座尚未起变化的城市时，面对所谓的“前景堪忧”，他几乎感觉不出在他心里已产生了轻微的沮丧之情。他竭力回想着自己对此病所知道的一切。一些数字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想，在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像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大夫忆起君士坦丁堡那次鼠疫，据普罗科庇
记载，当时一天死一万人。一万死者相当于一家大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有必要这样作比较。你们去五家电影院门口，把出来的观众集合在一起，把他们引到城里的广场上，然后让他们成堆地死去，那时就可以看得清楚些。在这个无名尸堆上至少可以认出一些熟悉的面孔。但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何况，谁又认识一万张面孔呢？再说，谁都知道，像普罗科庇那样的人是不会计算的。七十年前，在广州，当鼠疫还没有波及居民时，已经有四万只老鼠死于此病。然而，在1871年，还没有计算老鼠的办法。当时只能计一个大略的数字，显然有可能计算错误。不过，假如一只老鼠长三十厘米，把四万只老鼠一只接一只连起来就等于……
大夫不耐烦了。他这是在听任自己遐想，不应该这样。几个病例算不得瘟疫，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行了。不过必须抓住已知的情况不放：昏迷、虚脱、眼睛发红、口腔肮脏、头疼、淋巴结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出现斑点、体内有撕裂般的疼痛，而出现这一切之后……这一切之后，里厄大夫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正好成了他在手册里列举症状后写下的结束语：“脉搏变得极为细弱，稍一动弹就骤然死亡。”是的，那一切症状之后，病人危在旦夕，而四成有三成的病人——这是准确数字——都按捺不住去做这个难以觉察的动作，加速他们的死亡。
大夫仍在凭窗眺望。窗玻璃那面，天高云淡，春意盎然；这面却还能听见“鼠疫”这个词在屋里回荡。这个词不仅有科学赋予的内涵，而且有一长串非同寻常的图景，这些图景与这个灰黄色的城市很不协调，这个城市在这一刻还算不得热闹，说它喧哗还不如说它嘈杂，但总的说，气氛还是欢乐的——如果人可以同时又欢乐又愁闷的话。如此平静祥和、与世无争的氛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让人忘却以往灾祸的情景：瘟疫肆虐的雅典连鸟儿都弃它而飞；中国的许多城市满街躺着默默等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们把还在流淌脓血的尸体放进洞穴里；在普罗旺斯，人们筑墙以抵御鼠疫的狂飙；还有雅法
和它那些令人厌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医院里硬土地上潮湿霉臭的病床、用钩子拖出去的一个个病人、“黑死病”肆虐时期戴上面罩显得滑稽的医生们、堆放在米兰的一片片墓地里的还活着的人、惊恐万状的伦敦城里那些运死人的大车，还有日日夜夜到处都能听见的人们无休无止的呼号。不，那一切都还不够刺激，还不足以打破他这一天的平静。在窗玻璃那边突然传来一阵看不见的电车的铃声，刹那间赶走了那些残忍和痛苦的景象。惟有在鳞次栉比的灰暗屋群后边涌动的大海才能证明，这世界上还有令人忧虑和永无安宁的东西存在。里厄大夫凝视着海湾，想起了卢克莱修
谈到过的柴堆，那是雅典人得了瘟疫病后架在海边准备焚烧死人的柴堆。大家在夜里把死尸运到那里，但位置不够，于是，活着的人便大打出手，宁愿用火把打得头破血流，也要给亲人的尸体找到位置，而决不愿抛弃他们。谁都可以想像那反射在平静暗黑的海水上的发红的柴堆，在火星四溅的黑夜进行的火把鏖战，以及那向关心人间的天空升腾的恶臭浓烟。谁都可能害怕……
然而，在理智面前，这些令人晕眩的想像毕竟不能持续下去。不错，“鼠疫”这个词是说出来了；不错，就在那一刻，灾祸正在使人心绪不宁，正在毁掉一两个牺牲品。但那又怎么样？这些都可以停止。目前应当做的，是明确承认必须承认的事实，消除无益的疑心，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鼠疫随后便会停止，因为瘟疫是不可以凭想像存在的，或者说，瘟疫是不会随便胡思乱想出来的。假如鼠疫停止了——这最有可能——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假如情况并非如此，大家也可以知道什么是瘟疫，知道是否有办法先处理它，后制伏它。
大夫打开窗户，街市的喧闹声骤然增大了。一台机锯千篇一律而又短促的咝咝声从隔壁的车间传了进来。里厄振作精神。坚定的信心就在那里，在日常的劳动中。其余的一切都如系游丝，都由一些毫无可取之处的意念左右，可不能停留在那里面。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里厄大夫正想到这里，外面有人通报约瑟夫·格朗来访。这位政府职员兼管许多杂务，但仍然定期被召到户口登记处去搞统计，其中当然包括死亡统计。他生性乐于助人，所以答应把统计结果的复本亲自送到里厄家里。
里厄看见他同他的邻居柯塔尔一道走了进来，职员把手上的一张纸扬一扬，说：
“数字在上升呀，大夫。四十八小时内死了十一个人。”
里厄向柯塔尔打了招呼后，问他感觉怎么样。格朗解释说，柯塔尔坚持要来向大夫致谢，并对自己给医生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里厄一直在看统计表。
“好吧，”里厄说，“也许应该下决心叫这个病的原名了。直到现在，我们还裹足不前。来，你们和我一道，我必须去一趟化验室。”
格朗边跟着大夫走下楼梯，边说：
“对，对，东西都必须叫原名，可它的原名怎么叫？”
“我不能告诉您，再说，这对您也没什么用处。”
“您瞧，”职员微微一笑，说，“这并不那么容易。”
他们往阅兵场那边走去。柯塔尔一直没有开口。大街上的行人开始多起来。我们这个地区的黄昏瞬息即逝，现在已经逐渐被夜幕覆盖，初升的星星出现在轮廓尚清晰的天际。不一会儿，大街上的点点灯火将天空映衬得一片漆黑，而人们谈话时倒仿佛提高了音调。
“请原谅，”走到阅兵场的一角时，格朗说，“我该乘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像我家乡人说的：‘今天的事永远别推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在蒙特利玛尔的格朗有援引家乡成语的癖好，引完之后再加上一些平庸的没有出处的陈词滥调，诸如“梦一般朦胧的时刻”，“仙境一般美妙的灯光”。
“噢！”柯塔尔说，“这是真的。晚饭后谁都不可能把他从家里拉出来。”
里厄问他在家里是否为市府干活。格朗回答说不是，他是为自己干。
“哦！”里厄不经意地说，“有进展吗？”
“我干了好几年，总有些进展，尽管从另一个角度看进步不大。”
里厄停下脚步，问：
“说来说去，到底是什么工作？”
格朗一边正一正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一边含含糊糊地说了说。里厄仅仅非常模糊地听出是事关发展个性的问题。不过这时那位职员已经离开他们，正用碎步急急忙忙穿过榕树林往马恩大街走去。在化验室门口，柯塔尔对大夫说，他很想去看他，听听他的建议。里厄正在衣服口袋里翻找那张统计表，便约他去他的诊所谈，但他随即改变主意，说他明天要去他们的街区，他可以在傍晚去看他。
离开柯塔尔时，里厄发现自己正在想格朗。他设想格朗正处在一次鼠疫的包围中，不是这一次鼠疫，这一次肯定不会很严重，而是历史上最猛烈鼠疫中的一次。“像他这类人倒可能在大瘟疫里幸免于难。”他想。他记得在书上读到过，鼠疫往往放过身体羸弱的人，却特别青睐体质强健的人。大夫想到这里，发现这位公务员的样子有点神秘。
的确，乍一看，约瑟夫·格朗无非是个外表和举止都很地道的政府公务员。又高又瘦的他总在一些不合身的衣服里晃荡，那些大得过分的衣服都是他为了经久耐穿而特意购买的。他的下牙床还保留着大部分牙齿，但上牙床的牙齿却已掉得精光。他一微笑，主要是上唇抬起来，因此嘴巴活像个黑洞。除了他这副尊容，还得加上他神学院学生一般的步履，贴墙根走路和悄悄溜进房门的技巧，和一股烟、酒气味，以及他毫无风度的神气，谁都会设想他不可能在别处干活，只能成天坐在办公桌前专心核实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为某个年轻人编写清除垃圾新税率的报告收集资料。连毫无偏见的人都会认为，他似乎生来就是干那种平凡而又不可或缺的政府辅助工作、日薪六十二法郎三十分的临时工。
原来他在就业登记表上“就业资格”栏里就是这么填写的。二十二年前，他读完大学预科后，因拮据而辍学，于是接受了这个工作。据他说，当时他有希望很快成为“正式”公务员，不过要有一段时间的考核，证明他在处理市政管理中遇到棘手问题时能措置裕如。后来，有人向他保证说，他一定能得到一个报表编撰人的职位，那时生活就宽裕了。当然，约瑟夫·格朗干任何事情都并非出于野心，这一点，他惆怅的微笑就可以成为佐证。然而，通过正当途径使物质生活得到保证，并从而有可能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这样的前景也让他神往。他接受这份工作完全具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可以说是出于对理想忠贞不渝的感情。
多年以来，这种临时工作的状况一直延续着，生活费用大幅度上涨，虽然有几次普遍涨工资，格朗的薪水仍然少得可怜。他也曾在里厄面前抱怨过，但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格朗的独特之处，或者起码可以说他的特征之一，也正在于此。其实，他完全可以要求，且不说兑现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的权利，至少兑现人家向他保证过的事情。然而，首先是向他许过愿的科长已作古多年，再说他也记不起来当时许愿的准确说法。总而言之，最麻烦的是约瑟夫·格朗缺乏适当的措辞。
里厄注意到，在描绘我们这位同胞时，正是这最后一个特性才说到点子上了。原来，正是这个特点妨碍了他写好他琢磨多时的申请信，妨碍了他顺应形势走些门路。按他的说法，他感到运用这个他并不坚持的“权利”二字最难说出口，还有“许愿”，这两个字意味着他在讨回别人欠他的东西，因此会有放肆之嫌，而放肆与他目前低微的职务很不相称。另一方面，他又拒绝使用“照顾”、“请求”、“感激”这些字眼，认为那和他个人的尊严水火不容。就这样，因为找不到恰当的字，我们这位同胞便始终待在他那默默无闻的职位上，直熬到上了岁数。此外，他还对里厄大夫说过，一旦习惯了，他发觉他的物质生活总是有保证的，无论怎样，只要量入为出就过得去。他因而认识到，原为我市工业大亨的市长爱说的一句话很正确，市长曾振振有词地说，归根结底（他特别强调这个词组，认为那是最有分量的道理），归根结底，从未有人死于饥饿。无论如何，约瑟夫·格朗过的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归根结底，的确使他摆脱了这方面的忧虑。他可以继续推敲他的用词造句。
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他的生活颇有示范作用。他属于那类无论我市还是别处都十分罕见的人，这类人始终勇气百倍地保持自己的美好感情。从他谈到自己的不多的话语中的确可以看出他为人善良，富于爱心，这是当今人们不敢认同的。他毫无愧色地承认他爱他的侄子和姐姐，姐姐是他剩下的惟一亲人，他每隔两年去法国探访她一次。他从不否认，一想到在他年少时去世的父母就颇为伤感。他从不讳言他最喜欢自己街区一座钟楼的钟，每天傍晚五点左右，悠扬的钟声都在那一带回荡。然而，要想表达非常简单的感情，每琢磨一个字都得费他好大的劲。到头来，这种难处竟成了他最大的心病。“啊！大夫，我多么想学会表达呀！”他每次遇见里厄时都会这么说。
这天晚上，大夫看着公务员离去时，突然明白了他想说的是什么：他一定是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什么东西。里厄一直走到化验室，这个想法才使他放下心来。他知道这种感受很愚蠢，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鼠疫会停留在这样一个连一些不起眼的小公务员都有着体面癖好的城市。确切说，他无法想像鼠疫横行的地方会有这种笔耕癖的位置，因此他认定，鼠疫在我们的同胞中实际上是没有流行前途的。
翌日，由于里厄提出被认为是不得体的坚决要求，在省政府召开了卫生委员会会议。
“老百姓着急是真的，”里沙尔承认说，“但街谈巷议总把什么都加以夸大。省长告诉我：‘你们如愿意就赶紧办，但别声张。’再说，他坚信这是一场虚惊。”
贝尔纳·里厄用车接卡斯特尔去省府。
卡斯特尔对里厄说：
“您知道吗？省里没有血清。”
“我知道。我已经打电话给药库。药库主任惊惶得手足无措。这东西必须从巴黎运来。”
“但愿时间别拖得太长。”
“我已经发了电报。”里厄回答。
省长态度和蔼，但容易激动。
“各位先生，我们开会吧。”他说，“还需要把情况作扼要介绍吗？”
里沙尔认为没有必要。医生们都了解情况。现在的问题只是讨论该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
“现在的问题，”老卡斯特尔不客气地说，“是要考虑那是不是鼠疫。”
有两三个医生叫了一声。其余的人似乎犹豫不决。至于省长，他惊得微微一颤，下意识地转身朝门那边看看，仿佛想核实房门是否真的阻止了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到走廊上。里沙尔则表示，依他之见，不应当向恐慌让步，因为现在能够确认的，只是并发腹股沟肿大的高烧症，而无论在科学上抑或生活上，任何假设都是危险的。老卡斯特尔一直在平静地咬着自己上唇发黄的小胡须，这时抬起他明亮的眼睛看看里厄，然后把他和善的目光转向与会者，提请他们注意，说，他很清楚，那就是鼠疫，但，当然，要公开承认是鼠疫，就必定要采取毫不留情的措施。他明明知道，实际上，正是这点让他的同行们退缩，因此，为了让他们安心，他心甘情愿接受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激动起来，他宣称，无论如何，这样推理不是个好办法。
“关键，”卡斯特尔说，“不是这个推理方式好不好，而是它让人深思。”
见里厄没有开口，有人征求他的意见。
“那是一种伤寒性高烧，并伴随淋巴结炎和呕吐。我曾切开淋巴结，所以有可能送去化验。化验室确认肿块脓液里有鼠疫的粗短形杆菌。可是，为了更全面些，还应该告诉大家，细菌形状的某些特别变化与传统的描述不相吻合。”
里沙尔强调说，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不必马上作出结论，几天前已经开始做一系列化验，起码应该等这批化验的统计结果出来再说。
沉默片刻，里厄说：
“细菌能在三天之内引起脾肿大四倍，能使肠系膜淋巴结肿到橙子那么大，摸起来像浓稠的糊状物，这恰恰不容许我们再犹豫下去。各种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照疫病目前的传播速度，如果再不停止，就可能在两个月之内夺去城里一半居民的生命。因此，叫它鼠疫或增长热都无关紧要，惟一重要的是你们得阻止它夺去城里一半人的生命。”
里沙尔认为不应该把事情看得那么悲观，再说，这个病的传染性也还没有得到证实，他的几个病人的亲属都还健在。
“但别的病人亲属却有死亡的，”里厄提醒说，“当然，传染并不是绝对的，否则死亡数字就会无限增长，人口减少的速度就会快得惊人。不是悲观不悲观的问题，关键是要采取预防措施。”
此时，里沙尔考虑把当前的形势加以归纳，他提请大家注意，说如果这次疫病不能自动停止，为防止它蔓延，就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的预防措施，要这样做，就应当公开承认那是鼠疫，但因尚不能绝对肯定那是鼠疫，所以还需要斟酌。
里厄坚持说道：
“问题不在于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而在于是否有必要采取那些措施以阻止一半市民送命。其余的事属于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我们的体制恰巧规定要有一位省长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认定那是鼠疫流行病。”
“即使我们不认定，这次疫病仍然会夺去本市一半人的生命。”里厄说。
里沙尔有点烦躁地插嘴道：
“事实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那是鼠疫。他方才对症候群的描述就是明证。”
里厄回嘴说，他描述的不是症候群，而是他亲眼看见的情况。他看见的是腹股沟腺炎、斑点、谵语性高烧，以及它们引起的在四十八小时内的死亡。里沙尔先生是否可以肯定，不采取极严厉的预防措施，瘟疫也会停止蔓延，他是否能对此负责？
里沙尔迟疑了，他注视着里厄说：
“请对我说实话，您是否能肯定那是鼠疫？”
“您这个问题提得不对。要紧的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
省长说：
“您的意思也许是，即使算不上鼠疫，也应当采取鼠疫期间要求采取的严厉预防措施？”
“如果一定要我有什么意思，那就是您说的这点。”
医生们磋商着，里沙尔最后说：
“那么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把它当成鼠疫来处理。”
这个说法赢得了众人热烈的赞许。
“这也是您的意见吧，亲爱的同行？”里沙尔问里厄。
“我无所谓什么样的说法，”里厄说，“只是应当承认，我们不该根据一半居民不会送命的假设行事，否则，城里一半的人可能真会遭殃呢。”
里厄在众人心烦意乱的氛围中走了出来。片刻之后，他来到油炸食品的香味和尿臭味交织的近郊区。一个腹股沟血淋淋的女人正尖叫着“要死啦！”朝他转过身来。
医生磋商会的第二天，高烧病人又激增了些。连各家报纸都提到了，不过都是轻描淡写，仅仅暗示一番而已。第三天，里厄总算看见省府的白色小型布告匆匆忙忙张贴在城里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从布告上很难证实当局抱有面对现实的态度；措施也毫不严厉，看上去他们似乎非常迁就某些人不愿使舆论担忧的愿望。政府法令的开场白宣称，在阿赫兰各社区的确出现了一些恶性高烧病例，但尚不能肯定其是否有传染性。此种病例还不够典型，还不足以真正引起忧虑，因此，全体居民无疑会保持冷静。然而，省长出于谨慎——大家定能理解这种谨慎精神——正在采取某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彻底防止一切瘟疫的威胁，应当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实施。因此，省长毫不怀疑，民众定将对他个人的努力给予精诚合作。
布告接着公布总体措施的内容，其中有向阴沟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严密监视水的供应。布告叮嘱居民最严格地保持清洁，最后敦请跳蚤携带者前去市内各卫生所。另一方面，每个家庭都有义务申报经医生确诊的病例，并同意将病人送往医院的隔离大厅。那些配备专门设备的隔离室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使病人得到治疗并取得最大疗效。还有些附加条款规定对病人的房间和车辆进行消毒。其余条款则要求患者家属进行体检。
里厄大夫猛然转身离开布告栏，走上去诊所的路。正在等他的约瑟夫·格朗一看见他便再一次举起胳膊。
“是的，”里厄说，“我知道，数字又升上去了。”
昨天，城里又有十来个病人死亡。大夫对格朗说，他今天晚上可能见到他，因为他要探访柯塔尔。
“您这么做很好，”格朗说，“这对他有好处，我感到他有些变化。”
“怎么回事？”
“他变得有礼貌了。”
“难道他过去不礼貌？”
格朗迟疑起来。他不能说柯塔尔不礼貌，这个说法可能不公正。这个人很内向，寡言少语，他的举止有点像粗野的人。待在他的房间里，去一家简陋的餐馆进餐，加上相当神秘的外出活动，这就是柯塔尔全部的生活。他的公开身份是酒类代理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两三个人前来探访他，大概是他的顾客。他有时晚上去对面的电影院看电影。格朗甚至注意到，柯塔尔似乎更爱看警匪片。在所有场合这个代理商都显得孤僻、多疑。
据格朗说，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您瞧，我的印象是他在设法得到人们的支持，他想和大家和睦相处。他常常和我说话，还约我同他一道出门，我总不能老拒绝他呀。再说，我对他感兴趣，不管怎么说，我救过他的命呢。”
从柯塔尔自杀未遂那天起，他就没有再接待过任何人。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供应商那里，他都积极寻求别人的同情。从来没有人对食品杂货商说话像他那么温和，也没有谁像他那么兴趣盎然地听卖烟草的女贩子说话。
“那烟草贩子真是个蛇蝎般毒辣的女人，”格朗说道，“我把这点告诉了柯塔尔，但他说我搞错了，这女人也有她好的方面，应当善于发现才是。”
有两三次，柯塔尔邀请格朗去城里的豪华饭店和咖啡馆。原来他已经开始光顾那些场所了。
“那里很舒服，”他说，“而且去那里就餐的人都不错。”
格朗注意到餐馆服务人员对这位代理商特别照顾，他观察柯塔尔时发现他给小费慷慨得出奇，他这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柯塔尔对别人回报他的殷勤显得非常敏感。一天，饭店侍应部领班送他出门时，帮助他穿上外衣，他对格朗说：
“这伙计不错，他可以作证。”
“作什么证？”
柯塔尔迟疑一下说：
“喏，作证说我不是坏人。”
此外，他的脾气有时也会突然发生变化。一天，食品杂货商显得没有先前那么和善，他回家时怒不可遏，并一再说：
“他得和别的人一起完蛋，这恶棍！”
“哪些别的人？”
“所有别的人。”
格朗甚至曾在烟草女贩子那里目睹了一个奇怪的场面。当时，大家聊天正聊得起劲，女商贩谈到前不久轰动了阿尔及尔的一次逮捕行动。被捕的是一个年轻的商行职员，他曾在某个海滩上杀死一个阿拉伯人。
“如果把这些败类都关进监狱，”女商贩说，“老实人都会松一口气。”
然而她不得不中断说话，原来柯塔尔听到这里忽然焦躁起来，一下子冲出了烟草店，没有一句抱歉的话。格朗和女商贩眼看他飞跑出去，感到莫名其妙。
后来，格朗还向里厄指出柯塔尔性格中发生的其他一些变化。柯塔尔的观点向来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有一句口头禅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向来是大鱼吃小鱼。”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他竟然只买阿赫兰的正统派报纸看，而且就在公共场合看，简直可以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还有，他病愈起床几天之后，曾托正要去邮局的格朗代他寄一百法郎给他一个远房的姐姐，他每个月都要寄钱给她。但正当格朗出门时，他又说：
“寄两百法郎吧，给她一个惊喜。她总以为我从不想她，其实我非常爱她。”
末了，柯塔尔同格朗有过一次奇特的谈话。柯塔尔对格朗每晚干的那份工作感到困惑，曾问过他，格朗不得不回答了他的问题。
柯塔尔说：
“嘿，您在写书。”
“您要这么说也可以，不过，这可比写书复杂。”
“啊！”柯塔尔大声说道。“我真愿意像您那样写东西。”
见格朗显得很吃惊，柯塔尔嗫嗫嚅嚅地说，当艺术家恐怕可以顺利解决许多问题吧。
“为什么这样说？”格朗问他。
“唔，因为艺术家的权利比别的人多，谁都知道这点。大家能容忍他更多的事情。”
“哎，”看布告那天早上里厄对格朗说，“闹老鼠把他弄得晕头转向，跟别的很多人一样，就那么回事。要不就是他害怕高烧。”
格朗回答说：
“我不认为是这样，大夫，如果您愿意听我的看法……”
灭鼠车在震耳的排气声中从他们窗下经过，里厄暂且沉默下来，直到能被听见时才心不在焉地请格朗讲他的看法。格朗严肃地注视着他，说：
“这个人心里有什么事感到内疚。”
大夫耸耸肩。派出所所长说得好，大家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
下午，里厄同卡斯特尔会商。血清还没有运到。
里厄问道：
“再说，血清是否有用？这种杆菌很奇怪。”
“噢，”卡斯特尔说，“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这些小动物看上去总是很独特的，但实质上是一回事。”
“这至少是您的设想。实际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这当然是我的设想，不过大家都这么考虑。”
在这一整天里，里厄大夫每次一想到鼠疫就感到轻微的晕眩，而且晕眩有增无减。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在害怕。他两次走进座无虚席的咖啡店。他也和柯塔尔一样，感到需要人间的温暖。他明白这样做很愚蠢，但这毕竟促使他想起他曾答应去探访那位酒类代理商。
傍晚，大夫发现柯塔尔坐在他餐厅里的饭桌前。他一走进去便看见桌上放了一本摊开的侦探小说。但黄昏已尽，在逐渐加深的黑暗中看书恐怕是很困难的。片刻之前，在暮色朦胧中，他更可能是坐在桌边沉思。里厄问他身体如何。柯塔尔一边坐下，一边咕哝说他身体不错，而且只要他能肯定没有人管他，他的身体会更好。里厄提醒他说，人不能老那么孤独。
“哦！不是指那个。我说的是那些总爱找麻烦的人。”
里厄不说话了。
“我不是谈我自己，请注意。我是在看这本小说。书里有个可怜虫一清早就突然被捕了。人家一直在注意他，他自己却一无所知。人家在办公室里谈论他，把他的名字登记在卡片上。您认为这样做公正吗？您认为他们有权对一个人这么干吗？”
“那要看是什么情况，”里厄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没有这个权利。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人不能把自己关在家里时间太长。您需要出去走走。”
柯塔尔似乎激动起来，说他成天在外边走动，如果有必要，全街区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甚至在本街区以外，他也有不少熟人。
“您认识建筑师里果先生吗？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房间越来越暗了。地处近郊区的这条大街逐渐热闹起来。外面，一阵低沉而欣慰的欢呼正在迎接华灯初放的那一刻。里厄走到阳台上，柯塔尔也跟着他走出来。和城里每个平常的夜晚一样，阵阵微风从周围的街区吹来人们的喃喃细语和烤肉的香味，吵闹的年轻人涌上街头，大街上渐渐响起充满晚间自由芬芳气息的欢快的嗡嗡声。黑夜里，传来看不见的轮船的汽笛长鸣，还有大海潮涌和流动人潮的喧哗声，里厄过去多么熟悉和喜爱这个时刻，今天，由于他知道的那一切，这一刻似乎已使人透不过气来。
“我们能不能开灯？”他问柯塔尔。
一有了光，那矮个儿便眨眨眼，望着里厄。
“告诉我，大夫，如果我病了，您会不会让我到医院您的科里治病？”
“怎能不会呢？”
柯塔尔又问，是否曾逮捕过在卫生所或医院里治病的人。里厄回答说，看见过这种情况，但一切都取决于病人的病情。
“那么我，”柯塔尔说，“我相信您。”
接着，柯塔尔问里厄，能不能搭他的车进城。
到了城中心，大街上的人已不如先前拥挤，灯光就更稀少了。有些孩子还在大门口玩耍。柯塔尔一要求停车，里厄便把汽车停在一群玩耍的孩子面前。孩子们正在叫嚷着玩跳房子游戏。其中有一个孩子黑头发梳得很平整，头路也分明，就是小脸很脏，他用明亮的眼睛吓唬人似的盯着里厄。大夫转过视线看别处。站在人行道上的柯塔尔与里厄握手。他说话声音沙哑，发音困难。还往背后看了两三次。
“人们都在谈论瘟疫。真有瘟疫吗，大夫？”
“人总要谈话嘛，这很自然。”里厄说。
“有道理。再说，一旦死十来个人，就该是世界末日了。我们需要的可不是这个。”
里厄的汽车已经在启动了。他把手放在变速杆上时，又看了看一直严肃而平静地盯着他的孩子。小家伙突然一咧嘴对他笑起来，一点儿转变过程都没有。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大夫一边问，一边朝孩子笑笑。
柯塔尔紧紧抓住车门，用哽咽而又狂怒的声音叫道：
“需要地震，真正的地震！”
然后一溜烟逃跑了。
第二天并没有发生地震，不过里厄在这一天却在全城东奔西跑，十分繁忙，既与病人家属谈判，又同病号本人讨论。他从未感到过自己的工作负担如此之沉重。在此之前，病人还能与他配合默契，并无条件地信任他。可是最近他第一次意识到病人有话不愿说，神色显出几分惊诧，几分不信任，对自己的病痛也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没有习惯的斗争。晚上十点，他的汽车停在老哮喘病人的屋门前，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出诊，他从车座上站起来竟感到非常吃力。他歇一歇，看看黑暗的大街和在漆黑的天空时隐时现的群星。老哮喘病人正坐在床上数着从这个锅放到那个锅里的鹰嘴豆，看上去呼吸比过去舒畅。他满脸喜悦地欢迎大夫。
“这么说，大夫，那是霍乱？”
“您从哪里打听来的？”
“从报纸上，广播里也这么说。”
“不，那不是霍乱。”
“哎，不管怎么说，”老头说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那些大头头们太言过其实了！”
“别相信那些话。”大夫说。
他仔细检查了老头儿之后便到这间寒酸的饭厅中央坐下来。是的，他怕。他知道，就在这个近郊区，可能有大约十个被淋巴结炎弄得直不起腰的病人在等待他明天上午去治病。在他施行淋巴结切开手术的那些病例中，只有两三例病情得到缓解，大多数都得进医院，他清楚对穷人来说，进医院意味着什么。“我不愿意他去当他们的试验品。”一个病人的妻子这么对他说。她丈夫不会去当试验品，他将死在那里，就这么回事。政府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所谓的有“特殊设备”的病房，里厄知道那是什么样子：那是两间匆忙撤去其他病人的独立的大病房，门窗缝隙全部堵死，周围有一条防疫警戒线。倘若瘟疫不能自动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想像出来的那些措施也势必奈何它不得。
而就在这天晚上发布的官方公报却仍然很乐观。翌日，省情报资料局宣称，省府采取的预防措施受到欢迎，市民对此处之泰然，已有三十来位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尔给里厄挂了个电话：
“那两间病房有多少个床位？”
“八十个。”
“市内肯定不止三十个病人吧？”
“有些人害怕，其余的人大多数是没时间申报。”
“丧葬是否受到监督？”
“没有。我曾打电话告诉里沙尔，措施必须是全面的，而不是光说空话。应当筑起一道真正的屏障防止瘟疫，要不就什么也别干。”
“那他怎么说？”
“他说不是他说了算。依我看，人数马上会上升。”
果然，三天之内，那两间病房就人满为患了。里沙尔说他知道要把一所学校改成一家辅助医院。里厄一边等着疫苗，一边给病人切开淋巴结排脓。卡斯特尔又钻进他的故纸堆里，而且一进图书馆就待好长时间。
“老鼠死于鼠疫或非常类似鼠疫的什么病，”他作结论说道，“老鼠在流动中传布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制止，那些跳蚤会以飞快的速度传染疾病。”
里厄默不作声。
这段时间，天气似乎稳定下来了。太阳已把最后几次大雨留下的水洼吸干。蔚蓝的天空射出一道金黄色的光，在初起的热浪里传来飞机的轰鸣，这样的季节，一切都趋向宁静。然而，在四天之内，高烧病却接连飞跃四次：十六例死亡、二十四例、二十八例、三十二例。在第四天，由一所幼儿园改建的辅助医院宣布开业。那天之前一直爱以开玩笑来掩盖忧虑的同胞们，如今在大街上显得比以前沮丧和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电话。他说：
“措施是很不够的。”
“我手头有统计数字，”省长说，“情况的确使人忧虑。”
“岂止使人忧虑，那些数字太说明问题了。”
“我马上去要求总督府下命令。”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把电话挂了。
“下命令！”他说，“也许还得有想像力吧。”
“血清来了吗？”
“本星期以内到。”
省政府通过里沙尔请里厄写一个报告交殖民地首府，要求发布命令。里厄在报告里作了临床方面的描述并提供了数字。就在那一天，已死亡四十人。据省长说，从明天起，他要亲自负责强化原有那些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继续实施，病人的住房必须封闭并消毒，病人家属应当接受检疫隔离，疫病患者死亡后，其殡葬由市里组织，具体条件视情况再定。过了一天，血清空运到达本市。可以满足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所需，但如瘟疫蔓延，就完全不够了。里厄接到回电说，安全线内的库存业已提尽，现已开始生产新血清。
在这段时间，春天已从周边的郊区降临到城里的市场。千万朵玫瑰在沿人行道摆摊的花贩子们的篮子里凋谢，玫瑰的甜香漂浮在全城上空。看表面，没有任何变化。电车仍然在高峰时间人满为患，在平时则空荡荡，脏兮兮的。塔鲁照旧观察着矮老头儿，矮老头儿仍旧朝猫们吐唾沫。格朗每晚回到自己家里从事他那神秘的工作，柯塔尔则四处兜圈子；预审法官奥东先生出出进进依然老带着他的家小。那老哮喘病人继续把他那些鹰嘴豆倒来倒去；有时还可以遇上记者朗贝尔，依旧是那副无忧无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晚间，大街小巷依然熙熙攘攘，电影院门前仍排着长队。此外，疫情似乎正在缓解，几天之内竟只死了大约十个人。但后来疫情一下子又直线上升了。在日死亡人数重新达到三十来人那天，省长递给贝尔纳·里厄一份官方拍来的急电，里厄边看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宣布进入鼠疫状态。关闭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