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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法师各位先生：刚才法舫师介绍的话，太过于推奖，很不敢当。我知道汉藏教理院成立很久，老早就想到山上来参观。每次到温泉来的时间都很短，一天或半天就去了，这次到温泉来有十多天的停留，得来的与诸位领教，使我非常欢喜。说到讲演的话，使我无从说起。
我本人对佛法素具信仰，曾经一度想出家。大概自二十岁的时候起至二十四五的五年内，都在家里闭户读佛书。二十五岁的暑天，很想到湖南南岳出家。从二十五岁起，在北大教书，教的印度哲学，一直有七八年，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才放弃出家念头；出家的心愿，是从二十岁至二十九岁，怀抱虽有十年，终没有成功。
刚才法舫师提到，命我作学术讲演，这是很难谈的。我想今天同大家谈话分做两段：一段话是讲我的过去；一段话是向各位贡献我对大家的期望，也可说是彼此相互的期勉。
我在清朝末年，很热心国家时局的事情，从十四五岁起，就关心国家，作爱国运动、救国运动。这时我在中学读书。清朝末年并曾经参加革命运动。至民国成立，我的思想又转变到社会主义。我非常反对私有财产，我觉到人类社会的问题，非从经济改造不可。就在这时候——热心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便又转到佛法上来了。怎样又转到佛法上来呢？我觉到人类问题，到了社会主义都解决不了的时候，就一切都不行了，一切都没有办法了。但是我的信仰佛法，研究佛学，起初没有外缘即明师的指导，也没有看到经典，只就我自己的思想上以为社会主义也不能解决人类问题。通通都不行了，只有出世法才当真能解决人类痛苦。在这时候，欲求解脱，只有拿出世之道来告诉旁人才是救人。我们知道许多道理主张都是来满足人类的要求的，可是一切从外来满足人类要求的办法，都不是救人的办法。我这句话再重说一遍，“凡是从外来的满足人类要求的一切办法，都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譬如我缺衣缺食，人家就给我衣食，这种办法，就当下来看，这是有多大的好处。然而这种却没有什么的结果。这种办法也不能算是解决了问题。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我时[常]说：人类天天在那里解决问题，但一个问题的解决，除了引入一个更深的问题之外，没有别的结果。在当时我有此种见解和觉悟，认为社会主义缺憾很多，其中真理亦有限，所以，我对社会主义不满足的时候，我就想到要求出世求解脱。当时我还未见到佛书，我不清楚究竟如何解脱，谁是解脱的指导者。在当时我自己恍忽觉得佛法或者是如此的吧，就在这恍忽的时候，我转向佛法中来了。这是民元（二十岁）的时候。当时我就去找佛书来看；佛书很不易得到，因为是住在北京，若在上海比较容易。一天我在北京琉璃厂看到有正书局代售佛书，我就去买来看。今天有这种我就买这种，明天有那种我就买那种。但那一部是大乘，那一部是小乘，那一种是经，那一种是律，那一种是论，我都不懂。尤其是因明和法相唯识的书，简直莫明其妙；看因明好像是念咒一般。这样在家里关门研究有四五年。从这时起我就素食到现在，就是因为研究佛法信仰佛法的缘故。刚才说过，我二十五岁曾想到湖南衡山去出家，这时候曾写过一篇文章名曰《究元决疑论》，内容是借西洋哲学来解释佛家的道理。是就当时的见解所写的，这时看来都有很大的错误。写好之后，就寄给我的一位朋友章行严先生看，他看了，就给我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大概刊在民国五年七月八月九月各号。因这篇文章发表了之后，被蔡元培先生看到，于是他就要我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印度哲学。我当时说：“我不过有志于佛学，对于印度哲学没有研究，实无法讲。”他说：“你不懂，别人亦不懂。”但蔡元培先生的意思很好，他办教育有“共学”的精神。他说：“你来了，我们大家共学。”蔡先生本人又很爱好哲学，因此，我才到北京大学去教书。刚才说到《印度哲学概论》，就是当时在北大写著的。这部书的内容，是参考日本和西洋文的印度哲学及佛教经典编著成的。现在看来缺点也很多。
我讲印度哲学的第二年，又特别添授唯识法相和因明。但我对于唯识法相学没有多大研究，懂得的不够。曾用白话文编有一部《唯识述义》，是藉西洋科学哲学的道理来说明唯识的意思。我知道我的解释一方面能使人对于唯识法相容易明了，而一面也有错误的地方。我在印出第一本之后，原来计划编印第二册，但后来就没有编印了。这种学术不能随便写。恐怕错误我也就没有继续写下去。后来我介绍熊十力先生到北大讲唯识，先生的学问很好。同时我又讲授儒家思想的中国哲学，即孔孟之学。这是在民国六年至十三年的时候。在这讲儒家思想时，也就放弃了出家的思想。比较说来这时候我的生活和思想都归在儒家方面去了。但对佛法的信仰没有变动。不过我觉得为此时此地一般的大众说法，就不一定以佛法来作领导，因为对一般人根机[基]来说，儒家的道理比较来得相宜一点吧。我曾经作过一次讲演，后来成了一部书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书是以西洋和印度中国三方面的文化来作比较的研究推测。我得到的结论，觉得最近的将来，恐怕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现在时间很短不容易说完这部书的内容。我单提一二句来讲，就是说中国古代文明及印度古代文明，这两大文明，以我的认识，可说人类文化的“早熟”，和西洋文明比较，谁的价值大，很难品[评]断。对于世界人类文化与人类前途，我们要有一整个的观察，整个的测度。近代西洋文化表面上很高，但只能说它是人类文化过程上的第一个阶段，而中国印度的文化产生虽然比较在前，恐怕在人类文化过程中，是会落在后面的第二第三阶段。这是我十多年前的说法，现在我也还是这样相信。中国和印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因为她是人类文化的早熟，一方面说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意思，另一方面说，将来人类会更发现她的更大的价值。在短时间内说明了我的过去，说明了我对佛法上的一种观察，一种妄测。
下面我想说一点贡献给在座的出家师傅和各位先生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的人，都有他的痛痒。所谓痛痒，并不是指皮肤上的痛痒，而是有心肝无心肝的意思。一个活的人都是有心肝的，我们在当下无论说话作事，都要从痛痒的地方出发，无论干什么，我们要从真的心肝痛痒处而来。作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都是从我们心肝痛痒地方中来。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痛痒在什么地方，就要看哪些事情该作，哪些事情不该作，时常反求都要不离开我自己的心肝和自己的痛痒处。我想如此反省，推求，不论出家也好在家也好，无论干什么都需得这样的反省。那末，这样下来，没有旁的对你原有的痛痒更加关切，原有的心肝更加分明。如果马马虎虎的过日子，那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佛教告诉我们的第一件应注意的事，“人身难得”，这话是真的。还有一层是“光阴要紧”。我们都相信轮回，相信三世，人的生命是无穷无尽的，几十年的光阴极容易混过，人生死亡绝不算是完了，只算是告一段落。在这数十年的一个阶段中，除去幼少和老年的时候不能做什么之外，从十七八到耳不聋眼不瞎的几十年真是要很好努力，不要空过。我们要想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就决定去干什么。这是我很恳切的话。我希望出家师傅，既然出家就要发宏愿，发宏愿来济度人类，宏扬我们佛教的道理，如果出家不发宏愿，那末，出家真是冤枉！真是冤枉！
这番讲话只有一点，就是刚才所说的那反省的意思。我自己常常反省，我不离开我的心肝太远。因此，我看到各位法师，各位先生，我有一番真诚的敬仰，也是期望的意思。这种爱人和期望人的意想，在我心里时时都是如此，念念都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则自爱，对人则爱人。所以我见到任何一个人我都敬爱，盼望他向上精进。我想这个话是儒家的道理，也是佛家的道理。我今天所说的话，就从此止，也许说得太粗，或是太直，还有不到之处，都请原谅。
这篇演辞，笔记下来，经梁先生亲自校阅一过，刊《海潮音》以飨读者。记者志。2月1日。
录自《海潮音》（重庆），
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