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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一个人？知道者自是知道，不知道者慢慢地亦总会知道。这似乎原不必提出向大家告白。其如社会上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都容易对我有一种误解，尤其是爱我而关心我的行止的朋友，因不了解我，而替我可惜或担心。那么，就颇有向大家剖说两句的必要了。
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实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我原是个不学的人，更且从来不存求为学者之一念。十数年来，虽亦屡任大学讲席，亦屡有著述出版，都是误打误撞出来的；自家亦莫名其妙。在民国十年第一次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上，我曾申白：
在别人总以为我是好谈学问，总以为我是在这里著书立说，其实在我并不好谈学问，并没有在这里著书立说；我只是说我想要说的话。我这个人本来很笨，很呆，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就从这沾滞的脾气，而有这本东西出来。我自从会用心思的年龄起，就爱寻求一条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这句话。所以对于事事都自己有一点主见，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把定一条意义去走。因其如此，我虽不讲学问，却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被我收来，加过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认真，从外面收来的东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地变，愈收愈多，愈来愈变：就成功今天这样子。我自始不知道什么叫哲学，而要去讲它；是待我这样做过后，旁人告诉我说“你讲的这是哲学”，然后我才晓得。我思想的变迁，我很愿意说出来，给大家听。不过此次来不及，打算到明年三十岁，作一篇《三十自述》再去说。此刻先把变迁到现在的这一步，发表出来，就是这本书。我要作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性情不许我没有为我生活做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欢对人家讲；寻得一个生活，就愿意亦把它贡献给旁人。这便是我不要谈学问而结果谈到学问；我不是著书立说，而是说我想要说的话的缘故。
又在民国十五年春上，着手写《人心与人生》一书时，先写得一篇自序，亦复有类此的申白：
……明白这一层，则知我虽然初不曾有意要讲心理学，而到现在没有法子避心理学而不谈，虽然西文程度太差，科学知识太差，因而于现代学术几无所知，原无在现代学术界来说话的能力；而心难自昧，理不容屈；逼处此际，因不甘从默谢短也。《人心与人生》之所为作，凡以此而已！
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有是心。以妄谈学问之故而被人目为学者，在我只是欲逃不得；亦不过是人家呼我为牛，则牛应之，呼我为马，则马应之而已耳！区区之志固不在此。乃社会上爱我的朋友，见我近年行事似在做一种社会运动或政治活动，多有疑讶我抛开学者生涯而别取途径，担心我将卷入浊流者。亦有认此种运动必无结果，劝我不如研究学问者。更有几位有心人，认我往者从人生思想上指导社会，是根本重要的事业，乃若现在所用心的乡治或村治之事则尽可有旁的人能做，而无须乎我来做，都劝我不要轻弃自己的责任。表示这类意思的信件我接得很多，其中尽有全未谋面的。至于当面见教、问我为什么忽然改行的，更随处都遇者。于此，我倒想起我的一位知己了——那就是胡适之先生。民国六年我游湘目睹南北战争之祸，归来便发表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到处分送散布，其时我在北大任课未久，适之先生亦是初从美国回来到北大。我这篇文章很得他的同情与注意。其后，事隔数年，他还提起来说，当日见了那篇文以后，即在日记上记了一句话：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要革命的。善哉！善哉！适之先生其知我乎！做社会运动自是我的本色，大家实无所用其疑讶。
更往上追述去，则民国元年我且曾一度热心社会主义，达于高潮。当时我亦作了一种《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无钱付印，从朋友处借得誊写板，自己写、自己印。印了几十份分送朋友。我二十岁以后之归心佛法，实由此热潮激转而折入出世一路者。
更往前追述去，则清末光绪年间，我十四五讫十八九岁，在中学堂读书时，专爱留心时事，天天讨论我们应该“革命或立宪”的问题。始而我是倾向立宪论的，后来亦跟着朋友跑革命了。辛亥年我们组织所谓京津同盟会，亦闹了些手枪炸弹的把戏。民国以后，我在家奉亲，闭户读佛书，似乎是不问时事了。然而心里仍抛不下。我前于辑印先父遗书时，作有《思亲记》一篇，其中有一段，很可见当时情形。
……公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吾兄既早就外傅，及长又出国游，两妹则女儿稚弱，健言者惟漱溟。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十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始在光宣间，父子并嗜读新会梁氏书。溟日手《新民丛报》若《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顾皆能得公旨。洎入民国，渐以生乖。公厌薄党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溟力护国会。语必致忤，诸类于是，不可枚举。时局多事，倏忽日变，则亦日夕相争，每致公不欢而罢。然意不解，则旋复理前语；理前语，则又相争。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话不休。其间词气暴慢，至于喧声达户外者有之，悖逆无人子礼。呜呼！痛已！儿子之罪不可赎矣！
此段原文，意在述我对已往悖逆的悔痛。然而父子两人的一副呆气亦活露出来。以闭户家居的父子两人，表面上似乎任你天翻地覆亦可不管的，乃偏偏对于国事或社会问题，辨之必明，争之必力，如此关切认真！凡是能从性情脾气上了解我的人，就可知道我今日之社会运动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一向不过滥侧学者之林，原非“为学问而学问”者。
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我一向之谈哲学，谈心理学，始终是此态度；今日所谈又涉及政治与经济，仍不外此。用心思或云谈学问，只居其中一段落，归结还在行动；来自实际固不归于实际不止也。追根寻源，全在有问题，全在问题之实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