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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旧稿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兹略有补充，题曰：我早年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此一大关键者，即在我幼年以至少年时，先父来曾教我一读儒书是也。距今七八十年前的老社会一般开蒙读书，通是诵读《论语》、《孟子》、《诗经》、《书经》一类古籍，况在世代诗礼仕宦人家如我家者乎。先父之为教却破例地不如是。先父之意盖谓童稚之年不晓其间义理，且容后图。于是我读书入手即读上海出版之教科书。信如《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中所说，古经书在我只是像翻阅报刊那样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阅读的。我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响，而从我好为观察思索的头脑，不期而竟自走入佛家厌世出世一路去了。
对于人生苦乐的留心观察，是我出世思想的开窍由来，从而奠定了此后一生归宿于佛法。盖认定“人生是苦”实为古印度社会的一种风气，是即其所以产生佛法者；而我从少年时思想上便倾心于佛家者亦正在此。
然而从来为中国社会文化之正脉的主流的儒家孔门思想理趣，恰恰与此相反。试看往时人人必读的《论语》一书，既以“子曰不亦乐乎”开头，而且全部《论语》都贯穿着一种和乐的人生观——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如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贫而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如是等等。此其显示出来的气氛又何等不同！宜乎后儒便有“寻孔颜乐处”之倡导了。
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乃恍然识得中印两方文化文明之为两大派系，合起来西洋近代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发展着现世幸福的社会风尚，岂不昭昭然其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体系乎。
假使我循旧社会常例先读儒书《论语》，早接触得夙来的中国式人生意趣，那么，我将不易觉察世界有如上三方社会人生文化文明之划然各具其特色异彩的。我或将囿于见闻之一偏而从吾所好，或将疏忽漠视此其间的分异焉。此所以早年未读儒书实为我思想演变上一大关键也。
1921年我第一部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即写成于上述思路之上。
漱注
翻译西文求其信、达、雅非易。盖中文西文之间难得相当适合之词汇也。上篇文内文明、文化两词不惜重叠用之，盖以文明译Civilization 而以文化译Culture，若从中文简洁以求，固所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