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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时期越国军事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的计策的，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是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范蠡
端木赐，字子贡，名赐，姓端木。春秋末期卫国人，“孔门十哲”之一。子贡虽出儒门，却懂经商之术。多年的经商活动使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为孔子与其门徒的周游列国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历史上多用“端木遗风”来表经商致富之人，即源于此。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古代宗庙中盛生黍的祭器，常用来比喻有立朝执政才能的人）。他利口巧辞，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为孔子弟子中首富。/p>
吕不韦，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国，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俗称万三，元末明初商人、巨富。沈万三通过开展海外贸易而积累原始财富，从而使他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也实为沈万三之功。关于沈万三富豪事，民间甚至传说他有一只聚宝盆等等。至今，苏南、浙北、安徽一带仍广泛流传着关于沈万三的发财、豪奢、田产、经商以及家庭生活诸方面的许多故事、传说。
伍秉鉴
伍秉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宝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同年在广州病逝。
乔致庸，字仲登，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一生娶有6妻，因乔门中有不许纳妾的家规，都是续弦。他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光绪十年（1884），他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他的经营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胡雪岩，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王炽
王炽，一代钱王，红顶商人。资本主义在西方巳兴起，生活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国商品经济萌动的态势，投巨资于刚兴起的银行票据汇兑行业，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在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及香港、越南、马来西亚设立分行……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晚清巨商王炽在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19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王炽的商德商道，对后人都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