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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提到过我的四段不同的学习经历，包括在艾克塞特、威斯康星、哈佛以及牛津的各两年期限。这样的经历使我即使身处异国他乡的北京，也能够保持自己对学术方向的判断力。专业化使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自己的身份。我坚定于既定的目标而心无旁骛，避免分散精力。1932年，我还不能住在北京，我对中国说：“不要呼唤我，我会呼唤你。”中国的环境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威尔玛来到北京不久后就说我似乎很了解中国的状况。
在通商口岸的墓地长眠的都是非常了解中国而一生留在此地的外国人。这种“理解”部分是气质所致，部分也许来源于共享的儒家思想：每个人都是扮演多个社会角色的道德动物。在牛津，我已经学会欣赏具有绅士风度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中国也有着类似值得人欣赏的地方——学者理性、公正，对周围事物能够客观理解的能力。（事实上，我不确定该如何表达这种能力。文化是难以给出明确定义的，因为它总在不停地变化中，不能用多音节的词来下定义。）
作为一名画家，威尔玛更倾向于运用感觉印象。北京的景观、声音、味道等都令她无比激动。她逐渐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使我随着她也沉浸于幸福快乐之中。在北京的第一年，我们靠积蓄生活，并学习语言，我们尽情享受着异国生活的快乐。我们只是后来才慢慢意识到日本侵略和社会革命即将在这片土地上猝不及防地爆发。
1932年夏天的几个月中，在我们北京的院子里，有厨师、男仆、女仆以及人力车夫为我们服务。威尔玛很快就能运用新学的汉语来与仆人一起料理家务。当然，她本来可以使用手势比划或是咕噜几句，因为仆人们比她清楚如何做这些活计。不过这样增强了她讲汉语的自信。
有时候高空积雨云会带来阵雨，不过常常又会在日落前云开雨住，太阳重新露出来。成群的鸽子从我们的头顶上直冲云霄，伴随着像酒吧的风琴音乐一般的哨声。街上的摊贩带着特产，沿着胡同来回走动，到处都是叫卖声，在围墙那边发出回声，像是推销员的广告。卖花的人每天更新品种，就像厨师每日提供着不同的菜肴。我们学会了不去点昨天的主菜，它很可能在另一个外国人的餐桌上出现过，因为厨师都是合作的。你也许会遇到朋友举办聚会时使用了你家的餐具，不过不用担心，他们会在你回家之前就归还给你家了。
事实上，我们是古时形成的要为外宾提供更好服务的传统习俗的受益者。中国的北京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是由非汉族人所占领和统治的。公元947年，北京被契丹人作为首都，那一时期被称为辽代；之后到了公元1122年至1234年间，由女真族统治，称为金朝；公元1234年至1368年由蒙古人统治，称为元朝；后来公元1644年至1912年是满族统治的清朝。1860年后，不会讲汉语的西方公使们进入中国，这是最近进驻中国的外国权贵，公家给他们提供住处。几个世纪以来，所有外国家庭管理的经验技能，特别是休闲娱乐和定购物品，包办筵席，宴会和野餐等很自然地在服务阶层和商人中发展起来。所以如今我们才能生活得如此舒适。
在这个夏天里，我们在这座古都四处考察，它的古迹我们都可以看。煤山是一座人造的用以防护宫殿北门的高地，在这里你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进行野餐。你也可以在南海乘坐舢板吃中饭。南海位于故宫的西边，年轻的光绪皇帝曾在此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1898—1908），在那时这里是禁止普通民众进入的。之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少奇和毛泽东等政要也曾在此居住，这里也再次对民众关闭。我们最简单的一次探险就是在我们胡同尽头的东城墙上进行野外晚餐。中国人从来不会爬那城墙的斜坡，爱冒险的外国人正好可以在此自由活动。
正如威尔玛所写的：
轻轻一踏就碎的碎石路面被缝隙中长出的杂草覆盖，一个门楼接着一个门楼的城墙延伸到远处，这里就像是专门为我们打造的漫步回廊，美丽而幽静。除此之外，还有一轮圆月挂在东方的夜空中，在远处雷雨掠过平原，向北移去，伴随着强烈的闪电，西边的群山在城市以外延伸，成为一条黑暗的、引人注目的地平线。
从城墙上看，北平的夜晚也很令人振奋。黑暗的街道和城墙不时被暗淡的光点照亮，仿佛呈现出的欢庆场面，让人觉得神秘而浪漫。然而在北京温暖的夏夜里，每个院子都有一位长笛演奏者或是一群听众默默地听着一位歌手演唱。在欢乐之中，人们并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艺术活动。
到了秋天，地域变得更为开阔，一位英国公使馆的朋友，也是我在语言学校的同学，送给威尔玛一匹黑马。威尔玛给它取名叫“夜里”（Night-time），尽管这匹马因为在打马球时受伤变跛，但是日常骑行还是很不错的。因此威尔玛会时不时地骑着“夜里”到天坛公园或是城门外的乡下。马棚的维修费加上马夫的工资，一个月是8美元。再加几美元我还可以再租一匹马。在冬天所有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马夫都会牵着马来和我们会合。地点或在北门安定门，或在东面的两座城门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一旦出了城门来到郊外，我们可以跟随马车的痕迹，或是一条横穿平原的小路散步。亦或当路面结冰时，骑着马在田野中奔向远处的皇陵或是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一位公主的陵墓。在北京的北边远离黄庙（Yellow Temple）的地方，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土墩，这些都是元代忽必烈可汗建造的元大都城墙遗留下的残骸。（大都在突厥语中也称为汗八里。）威尔玛还作画绘出了元大都的全貌。
到了冬天，到处是一片光秃秃的景象，平原裸露在风中。不像如今到处都是令参观者印象深刻的树木、灌溉的水渠和丰收的庄稼。当时中国北方农民命运多舛，而我们则享受着特权的庇护。但传统的礼仪依然留存。如果你以恰当的方式礼貌地对待农民，把自己当成他的客人，那么作为主人，他或许会给你倒一杯热水。
农夫的妻子则很少见陌生人，她们可能会在打谷场做一些农活。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可以看到年过三十的农村女性保留着缠足的习俗。缠足是不合理的风俗，但是极为普遍。如今的爱国者们不愿再提起那段历史。然而在今天你会发现中国人的女性祖辈无一不是这个习俗的受害者。
据说，缠足始于10世纪的宫廷中，之后上层社会纷纷仿效。令人吃惊的是，到了明清时代（1368—1912）这一习俗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缠足的过程极具独创性：缠足的女孩年龄大概在5到7岁。缠足布大概有10英尺长，2英尺宽。具体方式是下压小脚趾，将大脚趾后压朝向脚后跟，这样就可以将脚变窄缩短了。在缠足的过程中，脚弓被破坏，脚后跟与大脚趾之间的脚背出现裂隙。蒲爱德曾在《汉族女儿》（Daughter of Han）中这样记载一位农村妇女的自述：
他们在我7岁时才给我缠足，因为我热爱奔跑玩耍。缠足之后我病得很严重，他们不得不将绑带拿掉……当我9岁的时候，他们又一次给我缠足，这次他们必须比平常裹得更紧。我的脚疼痛难忍，有两年的时间，我都是用手和膝盖爬行。有时候晚上太疼了，以至于我无法入睡。我就把脚伸向母亲，于是她将它们压在身下以减轻我的疼痛，使我入眠。到了11岁我的脚不再疼痛，到了13岁的时候，我的脚已经完全变形了。我看到大脚趾向下弯曲，只能在脚的内侧和下方才能看到，且聚集在一起。在脚的前部和脚后跟之间的裂缝，可以伸入两个手指，当然我的脚确实变得很小了。
一个女孩的美丽与吸引力更多地取决于她脚的尺寸而不是她美丽的面庞。别人也不会问：“她长得好看吗？”而是问：“她的脚有多小？”一张平凡的面庞是上天给的，但是没有裹好的小脚则是懒惰的证明。
只有满族人、其他一些游牧民族的人、底层社会的船家女，以及从北部迁往中国南部的客家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逃脱了缠足的噩梦。直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变革者以及传教士的促使，缠足的习俗才慢慢终止。但是，从事实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依然清晰可见缠足的痕迹，由此可见，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
缠足赤裸裸地证明了男尊女卑思想教化的胜利。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呢？女性听从母亲的教导把自己束缚起来，形成这样的意识：她们的地位弱于男性，不能逃跑，只能足不出户。
这种做法的动机是什么？为了保持良好的形态供应于婚姻市场。因为婚姻主要是一个家族的事情，而不是女性自己的选择。新婚之夜，面对着素未谋面的新郎，新娘理所应当地以流血来证明自己的贞洁。在现在，强奸可能是一种更容易体会到的经验。
中国古代的诗歌散文中将裹着的小脚称为三寸金莲。这其实是一种变态性欲的恋物的表现。多么伟大的成就啊！缠足的女性拥有了两个额外“私处”供男性玩弄。平日里它们被迷人精致的绣花鞋包裹，只有在卧室里被丈夫看到和把玩，从而在神经末梢产生官能上的愉悦。作为一种伴随终身的色情符号，三寸金莲让西方形形色色的虐待狂、性变态显得相形见绌。然而，如今的男性并不对淫荡地用嘴亲吻那变形的小脚感兴趣，它只在那个年代起作用，被视为强化男性统治地位的一种性恋物确保它长存。在20世纪30年代里，我们将其当作一种异国风情，一种古怪的风俗习惯。这证明了我们想象力的匮乏，我一直想要弄清其中更深层的原因，这件事足足困扰了我40年。
我们继续在北京周边进行着探险活动。我们曾在西山的寺庙中过夜或住上几天。之后前往卧佛寺盖里（Gailey）博士的四合院，我们在那里度了蜜月。（1979年，卧佛寺依然存在，只是没有外国人会在那里度蜜月了。）如果我们坐车或骑车去，厨师杨师傅和他的儿子也会骑驴一同前往。我们还与拉里·西克曼乘一夜火车前往洛阳城外的龙门石窟，又去了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
在这样的长途旅行中，我们会带着帐篷、水壶、手电筒、相机、毛巾和足够的应急食品，但是我们从不在外露营。我们会去旅店，或者在寺庙投宿。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熟练地掌握，把床的四个腿放在装有煤油的浅碟上来避免虫子爬上床叮咬我们。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仆人跟随着，无论他有多大，帮我们寻找食物、住宿，或是交通，也需要他作为中间人帮我们解释我们来自哪里，要做什么，诸如此类的事情，而这些我们也一时说不清楚。也许对于人们来说，有着黄色腿毛和红脸的外国人是值得一看的罕见的怪人，我们已习惯于与小官员和城镇居民接触而并不显得奇特。事实上，我们在路边小店站着吃面，就像普通人一样还互相攀谈，谈话会使我们暂时成为朋友。
当参观诸如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一类的历史遗迹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适当的引荐，还需要来自一些公认的权威人物的信件为我们担保，目的是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可以有所依靠。来自北京的美国社团创始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博士的信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福开森博士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白头发和大胡子。在清朝统治的时代，他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起初他只是一位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之后大约在1898年，两江总督成立了新式学堂，他被邀请担任该学堂的校长。此外他还曾在上海创立了一份报纸并取得了成功，曾在北京担任一些军阀政府的顾问。如今他监管故宫，确保里面的文物珍品的安全，防止文物流失。
福开森博士有一所豪华的中国住宅，里面有很多的仆人，好几个院子，还有一个配有管理员的藏书室。他出版了艺术方面的书籍，了解当地的政治，并且对在北京的6名美国留学生伸出过援助之手。每到感恩节，他就会组织大家聚在一起。他是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女儿玛丽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位尽职尽责的秘书，她还写了有关协和医院发展的历史书籍，那是一本有趣的书。
由于福开森博士的担保信，我们每到一处，就会有来自北京上级给当地馆长的信件说明。我们很礼貌地与洛阳或者大同的警察局取得了联系，通知他们我们来到此处，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阻拦的借口。他们的职责不是控制我们。他们需要仔细权衡两者的利弊，一方面是我们会招惹麻烦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如果他们阻止我们将会引来的投诉，这是他们必须衡量清楚的。在洛阳，他们给我们安排了几个士兵做护卫，警示那些图谋不轨的人：“注意，这是外国人，不要自找麻烦。”我们的交通工具驴子或人力车在比较安全的招待所中提前安排好。带着我们的美国护照，我们一路畅通无阻。我们是比较高级的不可接触者，不像印度那种低级的不可接触者。我们也不像如今中国昂贵的旅行社中那种隔离式地坐在茧状大巴里来往于酒店、旅游景点、友谊商店之间的观光旅游，并被严密地监控起来，而是可以随心所欲，自由出行。沿途我们还是会适当地接触一些本地人，在诸如食物、住宿的选择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只有食物和住宿问题，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首要问题。
在北平至汉口的火车上，我们可以在靠一侧安装的座椅之间的桌子的上面和下面躺着睡觉。1933年3月，在铁路中转站郑州，拉里·西克曼、威尔玛和我三人只找到唯一的一个旅馆剩下的最后一间客房，里面只有一张木板床，没有床上用品。那晚，我们铺着自带的铺盖和衣而睡。在途经大同的北平至绥远的火车上，我们发现最好的休息地是躺在高处结实的行李架上。当然，列车员不同意我们这样做，但并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给了他一些好处。
后来我们到了龙门石窟，拉里曾经来过这里。拉里惊讶地发现这些古代信徒捐献的可爱的刻有捐赠人和仕女的石刻竟然被切割下来用车搬出石窟出售，就像是军阀时期发生的事情，当地官员会出售任何东西。之后，拉里开始收集分散于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国交易商手中的各种石刻作品。1939年，在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拉里开始重新组装这些略带裂缝的石刻。
同样是在1933年的那次旅行中，当我们到达11世纪宋朝的都城开封时，我们遇到了河南圣公会主教怀履光（William G. White）博士。他既信仰上帝，又热爱艺术。他忙得分不开身，他不单单是在圣三一大教堂（Trinity Cathedral）从事宗教事务，而且还收藏一些艺术品。他从他的后门拿出了青铜器、墓俑以及其他一些被胆大的中国盗墓贼挖掘的东西。当1935年怀履光主教退休后，他成为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中国馆藏区的主管。而河南圣公会主教的继任者是中国的圣公会主教之一郑和甫（Lindel Tsen）。上帝没有失去什么。
40年后，当中国人来到欧洲和美国展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Cultural Treasures Unearth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时候，对美术史家来讲，最大的功劳就是所有的青铜器、玉器、陶器和墓俑都标有出处以及出土日期。在帝国主义时期，外国收藏家试图保存或盗取中国艺术品而为国外博物馆收购时，他们很少知道他们的合作者、中国文物艺术品的破坏者和盗墓贼究竟从哪里弄来的。1973年，波士顿美术馆的简·方丹（Jan Fontein）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展览中，将在西方收藏的不知出处又极其著名的艺术品与在中国展览中极其相似但标有明确出处的艺术品进行配对展出。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失去控制的古董争夺中，怀履光主教比其他人作出的贡献要多很多。在我们拜访之后的一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主教一直都忙于抢救那些之前通过特殊交易从中国人手中获得的文物珍宝。
怀履光有着多重身份，“曾是河南主教，也是多伦多大学的中国考古学的副教授，同时还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收藏区的主管者”。他在1934年出版了《古代洛阳古墓：公元前550年河南新郑一组五室陵墓的结构与内容纪实》（Tombs of Old Loyang: 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a Group of Royal Tombs at Chin-ts’un, Honan, Probably Dating 550 BC）[上海别发印书局（Kelly and Walsh）]，书中配有187幅插图，由福开森作序，威尔玛绘制封面。这本书详细地记录了无名人士挖掘出的文物，而主教依然与这些不知名的中国挖掘者保持联络，从而得以到现场参观考察。他们在从事一组8座古墓的挖掘工作，里面有古战车、马饰、马的骨骼、墓葬家具、武器、礼器、翡翠宝石、玻璃制品以及钟和石编钟。有一些上面还有刻有具体日期的碑文。但8座古墓中只有一座被完整地发掘出来，因为“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来进行挖掘，其他的则是通过垂直竖坑挖到入口处才进入墓内。……这意味着许多大体积的古墓物件，比如巨大的三足铜鼎是不可能很轻易地从古墓移出的，而且有时候为了将文物移出，免不了要无情地将它砸碎”（第20页）。
显然，这不是闹飞贼或是鬼鬼祟祟的盗窃事件，而是一项长期的有计划的发掘工作，必须要有本地有财力的人的支持。当时南京政府在河南还没有实质的权力。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刚刚恢复在安阳的挖掘工作，进展顺利，首批发掘中的一处是由经过培训的考古学家完成的。即使在安阳，挖掘出的古墓经过彻底研究后，被重新填埋了。（1972年想去那里看看，我们看到的是一片麦田。）用于耕种的土地实在是太宝贵了，因此新郑古墓被填上了。
怀履光主教简洁地记录道：“等到这些古物被编号登记之后，大概有80件青铜制品公之于世。然而当墓穴第一次打开时，挖到它们的人将这批青铜器藏在自己家里。”（第59页）
福开森的序言写道：“怀履光主教十分幸运”，他“通过可靠的担保人，跟进挖掘的每个的操作，并从墓内随葬品中获得很多样品……一个对当地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的人，可能会使工作受到阻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最适合这类工作的人当时就出现在了那里”。
简言之，现代的考古学借助于前来研究考古学的外国人，逐渐在中国生根成长。现代中国人在这方面也逐渐成为专家。国外的艺术藏品的形成过程也是这样发展起来。先经历一个暂时的外国人主导的阶段，例如外国人对上海实施了近百年的统治。不过在新郑古墓挖掘中，主教尽其所能。这有点像中世纪的外科手术，医生不得不凭感觉战战兢兢地为床单覆盖下的女士动手术。
开封和洛阳都有极具影响力的教会机构，这些地方比古代寺庙和宫殿更为壮观，也比当地的政府机构更加有用。其中洛阳奥古斯塔纳信义会（Augustana Synod Mission）建于1911年，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林德贝克（Lindbecks）一家。他们10岁的儿子叫约翰·马守贞·亨利·林德贝克（John Matthew Henry Lindbeck），他看起来勤奋好学而又有些腼腆。然而27年之后，他成为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同时也成为我所在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之后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最壮观的旅行也是最简单的。1932年10月在前往上海的路上，我们在有着灰色方形城墙的泰安府走下满是尘土的火车，来到了一所卫理公会布道团，并递上了介绍信，拿到了他们提供的行军床、毛毯和食物，准备沿着7000级台阶登上山东的圣山——泰山之巅。这座山峰海拔4600英尺，走上去大概有10英里的路程。为我们抬滑竿的师傅和行李搬运工简明地表达为：上山45里，下山15里。“里”（一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英里）是一个计量路程的单位，再加上耗费的时间和困难程度，据此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计划，也能知道大约需要支付多少费用。
坐在颤悠悠的竹椅上走过了大概半英里的路程，我们准备放弃滑竿，步行走完全程……沿路都是郁郁葱葱的柏树，弯弯曲曲的松树也盖满了悬崖峭壁，直上顶峰附近。……路途时不时会碰到一座庙宇和神龛……夕阳西沉，景色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我们穿过大红门来到了最陡山的顶端，看到了寒冷黄昏中的最后一抹夕阳。
泰山顶上荒芜狭窄，绵延不断的小山向北方延伸，南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块一块拼起的褐色田野向无边无际的天边伸展。……石阶高升直达上苍，还有尽收眼底的旷野无限延伸，泰山自古就屹立于此。
我们在山顶处的玉皇庙野营休息。灯光映出我们的倒影，似乎要与坐在宝座上的玉皇大帝及其两侧四个凶猛的金刚进行抗争。住在山顶的两位道士给我们提供了热茶。度过了寒冷的夜晚，我们在寒冷的半明半暗中起床，迎接黎明，观赏泰山顶上的日出。在我们不远处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皇竖立的石碑。
下面是孔庙，孔子曾留下“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赞叹。在一处峭壁写着“爱生崖”，但它代表的实际意义却与字面上截然相反：让朝圣者充满激情地跳下去。
我们用了一整天待在此地写生，一直到第二天晚上。
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像乔叟小说中提及的朝圣者那样开拓着我们自己的探险之路。在如今恐怕很多旅客并不会这么做。中国带给我们的感觉，并不仅仅是中国式的奢华和公使馆的娱乐活动，其内涵要更加深邃。总之，我们完全融入了中国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爱国者会完全坚持这样做。我们会在露天市场听人说书，或是在北京前门外的天桥观看杂耍。我们也会去老北京剧院观看精彩的表演，演员们会扮演成英雄、恶棍、将军、美女、滑稽人物等各式各样的角色。这些戏剧都在光秃秃的舞台上表演，各种动作如跨过门槛、上马、下马、船行驶在碧波当中、穿山越岭等，都需要靠演员的表演凭空表现出来，而观看表演的人大都是有着专业鉴赏水准的普通大众。
我们去商店买家具、艺术品、日用品也会与卖家讨价还价。因为商店的价格一般都不是固定的，看到富有的外国人可能就会将价格抬高一些。于是我们需要全面考虑，最终达成双方都满意的价格。如果我们之前来过这家商店，那么我们再来就是“老主顾”了。假如老板要价10美元，我们就会还价到5美元。我们还会解释其实并不是特别需要这个东西，而老板就会提醒我们它的稀缺性，然后降到9美元。我们会表示遗憾只能出6美元，一边说一边准备离开。紧接着他会说“最低价”了，看在我们友谊的分上赔本只卖8美元。看在真诚的分上，我们又会提价到7美元。最终价格自然以7. 5美元成交，皆大欢喜。
在1932年度过一个好学的而又无忧无虑的夏天后，9月份我们递出了所有的介绍信。在两周时间里，我们每天拜访6个人，有时候会一个下午出席3个茶会。这是我留下的一些外国人讨论中国当前局势的部分记录：
中国人从来不会进行自我管理；很快就会爆发一场反对目前迅猛发展的西方化的运动；但实际上，西方化并没有迅速蔓延，一切都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共产主义最终倒是可能会取得胜利，既吞噬这片土地，也吞噬我们，但中国人永不会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基督教有很大的机会赋予这些人一种理想，但一直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进展……国民党和他们的上帝，即要取代孔子的孙中山，最终也注定是徒劳。最后一点已经很明确了。
盖里博士1908年就来到了中国，他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大片土地会被日本，也可能被俄罗斯吞并，不可避免地会分裂为多个小区域。然而并不需要为此沮丧，他认为，这才意味着中国得救，把它缩小到可以协商的规模，联合交战的各方，反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可能会占据河北、山东来保护其沿海地区。目前正着手于吞并热河……我猜想，这样就任凭苏联得到蒙古。
这位久居中国的侨民的常规见解得到了许多外国人的认可。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在1937年日本侵略之后，民众会被唤醒。然而我们的朋友露西·诺克斯（Lucy Knox）更准确地预见了未来。她作为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的速记员从日本回来，记录了日本国民和军部领导1931年掠夺满洲的证据。在她的记录中日本军事统治者处在“一种狂热的躁动不安的状态，想要通过征服将日本文化传播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他们总结说，他们已经吸收西方文化60年并且已经青出于蓝，现在须让世界其他未开化的落后地区获得共荣。当然这是握有实权的军队的态度，也是受军国主义影响的农民的看法。较为保守的知识分子现在保持沉默”。
在我们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中，有6周时间集中在上海以及其周边的杭州、苏州、南京等地区。以我谨慎的作风，我带着威尔玛来到了我和科特尼2月份曾来过的伯灵顿酒店入住，以此来适应上海的生活。酒店有白色的长廊，餐厅内有两排女佣面对面坐在她们的位置上，而这一切在威尔玛看来完全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按照她爱冒险的天性，第二天早上，她查看了15个见于广告的出租房屋，在24小时内带我们来到了法租界大街的一个出租房里。房主是前海军军官金纳德（Kinnard）和他的中俄混血妻子。他的岳父是一位喜欢佩戴勋章的前沙皇时代的军官。床面是早期的锁子甲造型，差点将我们弄到地上，我们直接就将它推到了床底下。
在我们递交介绍信时，我们发现上海的外国人和北京的外国人互相交换感受，他们喜欢去参观对方所在的城市，但是并不打算长期住在那里。
我们发现上海上层社会的住所就像伦敦一样都是隐藏在墙后的。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爵士的院子后还有一块小小的场地，大概有“两个足球场大，上面绿草如茵”。他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观看电影，我们有三个周日和海关人员一起去那里朝拜。最后一次见面，梅乐和与我在他的书房促膝长谈。他相信历史能够理解他的行为：他已降下了外国人享有特权的旗子，但确信他叔叔创建的伟大机构能够在新的时代继续存在。我们还谈论了“赫德多么伟大，而如今的总税务司与其多么相似”。
梅乐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虽然我一无所知，但还是对其有隐约的怀疑，也许我的怀疑并不正确。毕竟在20世纪中期的国民革命期间，海关是一个主要的争论焦点。1923年安格联（Francis A. Aglen）任总税务司，他拒绝让孙中山的革命政权获得广东的税收盈余。为此北京的外交公使以珠江上的15艘炮舰来为他撑腰。
作为一位没有太多主观意见的初来乍到者，我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旧伤新窘。国外坚定的不平等条约支持者们相信外国人可以很好地治理上海，就像中国国民党的顽固分子30年后仍旧高呼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一样。两者至少在为他们服务的制度方面都有明确的利益。上海的想法与之后的“中华民国”的想法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例如，在台湾国民党专政以及军管政府相当于早期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对于有些人来说，废弃这些既得利益的支柱则意味着从天堂跌入地狱。1932年在上海的巴里·戈德华特舰队一直准备“用炮舰围攻”，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日本在吴淞的行动一样。
魏尔特两次邀请我们一起聚餐，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友善。他并没有强调早期海关记录正在从各个港口送到上海海关组建海关图书馆的事。就我们的关系来说，幸运的是我不会与他竞争。我的论文主题将按照时间回溯的方式进行，这使得我不会关心1858年之后的细节，因此不会侵入魏尔特的研究领域。
在上海我还遇到了我在贝利奥尔学院的朋友郑肯。他现在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住在像城堡一样极其奢华的石筑豪宅中。住所有一个游泳池、几个网球场、一辆戴姆勒牌轿车、两辆艾索塔-法西尼牌轿车，还有一些其他牌子的小轿车。他的祖父和叔祖来自澳门附近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孙中山出生的地方。他们早先去了海外当劳工，其中一些人客死他乡，而有的则在加利福尼亚、菲律宾或是秘鲁发财后回国了。到郑肯的父亲这一代开始在上海投资。郑肯的兄长们曾在剑桥大学读书，如今成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高管。这家公司成为杜克（Duke）家族经营的英美烟草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作为新近的暴发实业家，他们之前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如今拥有了两家电影院。郑肯不再是那个曾在湿寒的牛津大学里孤独而腼腆的学生了，而是成为享用着他们的财富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一员。
我再一次去上海是在1934年11月，郑肯开着他的艾索塔-法西尼带我们来到了市政中心，在吴淞以东6英里处。大上海的市政厅宏伟壮观，有着中国人“改建的神殿式的行政大楼和会议室”作为吸引新的城市发展的诱饵。正如我提到的，“其意图在于，不仅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市政府，而且预先买进那里的土地的银行家们，都会借助土地升值而大捞一把”。然而靠土地发财的想法并没有实现。
通过一个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朋友，我们参观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厂。我们看到了3000名女工，39个卫生间，现代化机械，每天工作10小时，而空气质量却很糟糕，但并无大害。与此对比的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带我们去的缫丝厂。
在缫丝厂的童工，年龄一般是9岁到12岁，每天站着工作14个小时，中间有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他们不停地在混杂着水蒸气的茧盆里抽茧丝，以至于手上的皮肤脱落，这样辛苦的劳作换来的工钱是每天1角钱。
在一家最大的纺织厂：
眼窝深陷的女工，大概16岁，每天站着或跑着工作12个小时，照看着纱锭和隆隆作响的纺织机，轰鸣的机器声能将人补牙的填料震松。这让我想起了我在铁路一天工作12小时的日子。我无法想象整日对着那么多的纺织机，甚至休息的时候也只能躺在橡皮垫上。
多么强烈的对比啊！一排排闪光的机械，代表着效率的最高点。在机器之间是“那些穿着破旧、满是污垢的女工，就像是流浪猫一样”。她们没有一个人值一个纱锭。报酬？每天工作12小时才挣4角钱，而且工钱还要被承包人、领班、副领班等层层瓜分，最后只能带回去2角钱。
概括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早期工业化的罪恶的一面，汉口、天津和其他城市的情况大同小异。在上海我们也看到了新兴的中国资本家的后代，以及他们背后掌管着的海关和租界通商口岸的国外势力。这是存在革命可能性的社会环境，与我们在北京充满美感的上层社会的生活大不相同，更加昏暗而更有生气。我们通过特别的个人视角洞察到中国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