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章 |
来到北京

沿着海路来到中国，途中参差不齐的绿色岛屿与绵延壮观的海岸线之间，穿梭着大量的捕鱼帆船（或许是等待时机的海盗船？），这些过往者通常准备着进行贸易、走私、旅行、战争或是自卫。这次沿海路来中国与古代的商队或现代人乘坐火车通过欧洲大陆进入中国是不一样的，使人渐渐感到走进了一个谁也无法接管的地大物博的国家，而只是打算从中寻求食宿便利，并接受他们。西方的侵略一直是经由这条海路入侵这片大好河山的。

尽管被寒冬的雾遮掩着，但是从太平山顶（ Peak）仍然可以俯瞰香港海港。我们在此仅仅停留了几个小时，并没有上岸，但还是对这里壮丽的景色以及繁忙的海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舢板（单桨小船）、挂着四方帆的帆船、班轮、货船、炮舰以及轮渡混杂在一起，就像是《大英百科全书》（Britannica）中罗列出各式各样的船只的那一页。

通过了雾岚笼罩的台湾海峡，两天后轮船慢慢靠近海岸，来到了一片棕色水域，看到了长江入海口低矮的海岸线。突然，一支由4艘驱逐舰组成的日本海军舰队经过我们这里。这是一支快速舰队，每艘船的船尾都有一面印着白底红日的日本国旗。迄今为止，日本国旗对我来说是最有潜力的国家的标志。它看起来就像绷带上的一抹血迹，似乎在说：“看，太阳现在已经升起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为之洒尽热血。”日本对上海不宣而战（1932年1月28日—1932年3月4日），此时战争正在进行中。当我们随着这几艘日本船向北前行时，日本的驱逐舰围成一圈，正在轮番炮轰吴淞炮台。吴淞炮台位于黄浦江的入海口，上海港下游12英里处，目前仍在中国守军掌握中。

日本的现代海军始于1894年，那时，他们以纵列队形包围了中国新建的舰队，并将其驱逐出鸭绿江。中国海军指挥官是一位年老的骑兵指挥，他安排自己的舰队以横向排列，这样他们就只能使用军舰前部的炮塔来进攻。如今日本舰队又一次包围了吴淞炮台，对其进行猛烈的炮轰。

因为“阿德勒号”曾经为日本运输过军需品，所以它谨慎地停在战区外面。我们乘着一艘白人乘客专用的邮轮继续驶向上海。交战的日本和中国军队并没有向我们的船只开火，因为它代表着虽然看不见但无法忽视的条约国一方。在炮火连天的时候来到上海，对于一个研究中国外交关系的现代历史学家来说，真是恰逢其时。上海在炮火中成长起来，事实上，它依然在不断发展。

不平等条约对上海的控制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从上海的外国公共租界（ B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外滩登陆，距离日本巡洋舰“赤云号”（Idzumo）以及其他舰船只有几百码。他们当时正在炮轰闸北，这是上海的一个区，位于苏州河的北面。来自广东的第十九路军在被炮火炸成废墟的建筑下挖掘战壕，到晚上通过上百码宽的苏州河运送补给，因而日本海军也无法进行有效阻拦。此刻的日本刚刚将满洲吞并，尚未作好与英美对抗的准备，因而上海的中心、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公共租界依然是一个中立的避难所，就像之前军阀混战时一样。

科特尼·扬和我在柏林顿酒店（Burlington Hotel）安顿下来，这家酒店是一座极具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完全仿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坐落在南京路向西伸长的静安寺路。随后我与圣约翰大学的教授宓亨利（Harley F. MacNair，后来去了芝加哥大学）取得了联系。他刚刚删改完马士博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并添加了新的内容，使其成为一本新的著作——马士与宓亨利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他现在正忙于收容难民。晚上他带我们来到难民救济委员会，这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没有完工的建筑，里面容纳着成百上千来自闸北的中国难民，蜷缩在寒冷潮湿的草堆里，每个家庭只有用稻草捆绑着的很少的行李，那是他们全部的家当。在屋顶上，我们可以看到战火始终笼罩着苏州河北部。日本的侵略就像是一场自然灾害，无法阻止。西方扮演的角色只能为中国人减轻一点苦难，如同饥荒中发放救济粮一样。

在伦敦档案馆，我曾了解到公共租界的发展历史：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导致大量难民流入公共租界。由于与当时中国政府签订了条约拥有永久租借权，外国土地承租者可以把刚刚从中国地方当局获得的租借地转租给难民。到了1932年他们的条约特权依然有效。

马士博士给我介绍了他的继任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稽核科税务司魏尔特（Stanley F. Wright），事实上他正在完成一本鲜为人知的海关档案概要《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魏尔特先生带我来到上海俱乐部以及它的“世界上最长的酒吧”吃午餐，同行的还有其他的高级税务司。作为一名新人我感到兴奋，又有一些不安，有满肚子的问题想要发问，但又担心问题太过枯燥幼稚，我对于他们的谈话只是一知半解。魏尔特先生为人精明，唯恐我研究海关历史而与他的著作出现竞争。当听说我要去北京学习汉语时，我明显地感到他整个人放松下来。他可以同我不停地转换话题，将我引到其他话题上去。有些人一旦进入汉语文研究的领域，人们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了。

几天后，我们乘坐怡和轮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 ）贾丁航线（Jardine’s line）的货船前往天津，途中没有遇到日本海军。天津是中国又一个较为古老的沿海城市，如今依然充满活力。我们的船挂着英国国旗通过中国内陆以及沿海水域，搭乘的货船是一艘铁甲舰，锡克守卫在船内的射击孔旁守卫着，随时准备着使用霰弹枪战斗。中国统舱乘客在甲板下面，看起来很淳朴无知，事实上他们既要忍受寒冷，但对海盗打劫还记忆犹新。锡克人成了勤杂人员。我发觉中国从表面看上去虽然充满现代感，但是骨子里的中世纪观念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在拂晓时，我们绕过大沽口沙洲，在天津塘沽登岸。在要去英国使馆的同船乘客帮助下，我们很快乘火车前往北京。（确切地说，那时候应该叫北平，现在是北京，但是西方的文字记录中依然称呼它为北京。）

在中国北方平坦的农村，最令人惊讶的就是无处不在的坟堆。当然这是一种孝顺的表现，但它占用了本来就不足的土地资源。尽管只有几英尺高，但这些坟堆像是在房屋稀缺的城市中为死者设置的纪念堂。我自问：这种情况能继续多久？然而我根本无暇寻找答案。

1932年冬天，我乘火车穿过褐色的平原来到北京，自建成至今有着500年历史的城墙仍然有着震撼人心的冲击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北京成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并且被城墙包围的城市。尽管南京有更高大的城墙，但是它的四周缺少平原，所以无法体现它的雄伟。北京正面城墙高40英尺，上面有一排排整齐的雉堞 ，每隔两箭射程有突出于城墙之外的两个垛台。城墙的视觉效果非常壮观：北面的内城（元大都）是一面长约4英里的正方形，四个角上有角楼，设有9座高大的城门；南面的外城（明京城）长5英里，宽2.5英里，设有7座城门。所有这些雄伟的、四四方方的人造工程高高地矗立在平原之上，仿佛这里只有这一座建筑，直至今日也没有被周围影响而显得杂乱无章。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奇迹了。

如建筑者所预期的一样，第一眼我就被北京城深深地折服了。北京是华北地区最后一座拥有四方城墙的大都市。西安将这种风格保留下来作为景点。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都被拆毁，造反派试图通过盲目破坏来证明革命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如今我们无法想象有哪一位城市设计师会使用城墙、城门来作为交通的一部分，为了通行而让车辆穿过城墙城门或绕道环行。打个比方，如果这些城墙都留存至今，每一座雄伟的双门塔楼都是环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宽广街道的焦点，那么巴黎、罗马、伦敦、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只能对此充满嫉妒而别无他法。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前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华语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是一片棕色砖瓦建筑群，楼宇之间环绕着草坪，整体感觉就像是用直升机从加利福尼亚空运到北京一样。像这里的其他学校、学院、酒店以及医院一样，这所学校也体现了这座古老首都现代化的一面。三层的综合楼气势威严地坐落于中间，周围环绕着一片灰砖房屋。还有一个网球场，使用时不需要像在通商口岸帮助外国球员捡球的球童。在球场我们结识了一位名叫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帅气的年轻人以及他甚为迷人的妻子凯（Kay）。（他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现在退休了。）

学校的校长是裴德士（W.B.Pettus），他硕大的光头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颇具智慧的圣人。作为独享大权的管理者，他努力调整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最近，他把北华协和华语学校（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改造成一所讲授高雅学问的学校（中文名华文学校，英文为School of Chinese Culture）。之后通过与美国本土学校加利福尼亚大学联合，成为其在中国的附属机构，获得授予硕士学位的资格。裴德士博士希望它的学术发展潜力可以对衰退的传教事业起到支持作用，因为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越来越少。

华文学校就像一个气阀、一个中转站，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沉浸于华人的海洋当中。为了减少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适，招待所为我们提供了弹簧床和淋浴室，饭菜也是各式各样、中西合璧。第一次看到白色豆芽时，开头几个月我唯一想到的就是蠕虫。在这里，我们很担心患上消化不良和因寒冷造成的感冒，为了帮助我们过美国人的生活，短期给我们提供了暖气。

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远处的尖叫声和号角声在干燥寒冷的空气中不时传来，尖叫声来自屠宰场的猪，而号角声则是当地驻军在宣告黎明的到来。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来到这里一周后的一个寂静的早上，我们看到了巨大的积云在高空翻滚。它们呈现出黄色的光彩，把尘土从距离长城很遥远的戈壁滩沙漠一直吹到西北地区。很快黄沙像雪花般安静地落下，覆盖了一切。蒙古刮来的冬季的狂风向我们展示了黄土是如何经过地质时代堆积起来的。在西北的有些地方，大风带来的黄土有250英尺厚。而黄土将它堆积于华北平原上。黄土渗透到每一个地方，甚至我们的课本上都落了一层。

我们开始上口语课之后，发现用的并不是布洛克先生的汉语学习方式。在这里我们使用直接教学法，从北京方言也就是以前说的“官话”的四个声调开始，再加上连着数字的威妥玛式拼音法。我们像小学生上课一样，一起发音：mā，má，mǎ，mà。同学里有三位英国公使馆的培训生。班主任，我们称之为“最亲爱的”（Dearest），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通过几个星期的直接教学法，我们这些学生学得十分顺利。

尽管如此，当我们开始接触抽象词语时，困难开始出现了。为了表达“有精神”的具体内涵，“最亲爱的”就会模仿马刨土，抖动鬃毛一样的头发。而我们只会徒劳地发mǎ的音。显然学习语言需要字典，但是裴德士博士力劝我们遵循以往汉语学习的方式：先学发音，再学含义。

然而，究竟如何学习汉语，在学生中始终存在分歧。有些人不相信汉语拼音书写体系是一种最恰当的学习方法，甚至怀疑是一个阴谋。（事实上，它过去确实是公开地限制人们进入上流社会的阴谋。）其他人，更是想入非非，创造他们自己的汉字罗马字母拼音法。无论如何，都很难避免这种深入的情绪影响。洛根·罗茨（Logan Roots）是汉口圣公会主教（ Episcopal bishop of Hankow）的儿子，也是一位严谨的牛津团契（Oxford Grouper）成员。某天早上，在他静思的时候，他受到了神灵明确的指引，要他告诉裴德士博士直接教学法的缺点。早饭后他真的这样做了，显然博士很不高兴，随后在午餐前洛根就被驱逐出了学校。

大多数住校的学生都是传教士，或是来自传教士家庭。我遇到的第一位是盖伊·西林（Guy Thelin），他来自苏福尔斯城郊的一个农场，现在为福州公理会工作，教授中国男孩子农学知识。我的父亲认识他的兄弟阿特·西林（Art Thelin）。比起中国的体力劳作方式，他在苏福尔斯北部的机械化农场收益相当可观。几乎所有的传教士作出的贡献都远远超过了全神贯注的布道的先辈。他们积极帮助中国选民的实用精神深深触动了我。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叫安德鲁·托德·罗伊（Andrew Tod Roy），他非常活跃，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创办了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那里可以读到一些关于反抗家庭暴力的中国当代小说。

简言之，教会学校里的教员是一群与中国青少年保持联系的外国人。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可以通过已经熟悉中国的外国人来轻松熟悉中国的情况。以此类推，学习语言也是如此。例如，强壮、身材高大、有着宽阔胸膛的牧师约翰·D. 海耶斯（John D. Hayes），他也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从孩提时代起就说着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当我听到他使用的短语，我就会将其掌握，变成自己的语言。另外，他还是威尔玛和我在6月举办的婚礼的证婚人。

我第一次冒险离开华文学校，是到劳伦斯·C.S.西克曼（Laurence C.S.Sickman）家吃晚餐。那天晚上下着雨，我乘坐一辆人力车，听从前辈的教导，我没有向后躺着而是舒适地坐在弹性坐垫上，免得沾到虱子传染斑疹伤寒。人力车夫脚上穿着胶底布鞋，在泥泞的道路上奔走。他的草帽遮挡了雨水，让他不致被淋湿，车子前上方帆布做的车篷又让我避免淋雨。人力车其实就是以人力代替马拉的车辆，坐在人力车上，乘客似乎也在参与这种拉车训练。人力车夫都急于载人，虽然由于竞争和缺乏组织保护而获得的车费很少，但他们需要这些微薄的收入以养家糊口。总之，对于我们这些处于上层阶级的外国人来说，中国过剩的劳动力就属于公共服务，与美国的出租车类似，区别仅仅在于，出租车车费有更高级的合同约定在先，而人力车的价格只需口头商定。

拉里·西克曼（Larry Sickman）曾与兰登·沃纳尔（Langdon Warner）在哈佛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从事研究工作，如今他为堪萨斯市的纳尔逊美术馆（Nelson Gallery）购买中国艺术品。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其他的博物馆都不得不退出市场，而他们运用基金得到了巨大的机会。就像中国人对他的评价，他很“有眼力”，因为他早已对各种作品的款式、出处、真实性了如指掌。每天午饭之后，商人们会带来大量的绘画、玉器、拓印以及漆器等供他鉴赏。刚从堪萨斯市美术馆主任位置上退休的他会仔细鉴赏每一件艺术品，从中挑选出好的艺术品，堪萨斯市所收藏的艺术珍品就足以证明其卓越的鉴别才能。

我在雨中来到他的门前台阶时，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仿佛经受了一次轮回——从传教士纯洁的真挚的道德追求转向了以美为标准的美学境界。中式的房屋、发亮的家具、挂着的对联以及中国的国画作品，无一不体现着一位鉴赏家的品位。穿着长袍的用人很有专业水准。显然，如果可以的话，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美学家都会想退休后定居北京，渴望享用中国上层社会完美打造的精致生活。这次见面，拉里还敦促我在威尔玛来中国之前要先找好房子。

作为一个大都市，北京的中外社交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名片。公使馆的外交官彼此会互留名片，这是一种宣告上任或是离职的礼貌行为。名片上印有“Ppc”，即pour prendre congé（向您辞行），意思是此人在驻外事务处，将要派驻外地。将一个人的名片正上角弯折也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具体意义我记不清了。名片上用汉字写成的中国名字特别有用，有助于记忆。

随着活动领域和社交方式的改变，我们常常需要使用介绍信。于是问题出现了，那就是你如何通过其他渠道见到接收者以递交介绍信。当你说“我有一封介绍信要给您”时，似乎暗示着另一层含义：“似乎不值得这么麻烦把介绍信交给您。”

通过艾琳·鲍尔（Eileen Power）的介绍信，我找到了翟孟生（R.D.Jameson）在中国的家，位于西总布胡同21号，正好是总理衙门西巷的中心处。总理衙门曾于1861年至1901年间在此处理清政府外交事务。而且这里离青砖绿瓦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也不远。在我的印象中，吉姆（翟孟生的昵称）“留着滑稽的山羊胡，戴一副眼镜，喜欢露齿而笑，而且很有礼貌”。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此外他对基础英语、民俗学以及英国文学都有着极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此时，他在清华大学就教授这些课程。

位于这条胡同的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扇红漆大门和闪光的黄铜门环。进入里面你还可以看到一个供仆人居住的宿舍区。通往中院的门前有一堵砖砌的避邪迎福的照壁，这是一块抵挡邪魔的屏障，因为妖魔只能直线进入（也包括遮挡外人好奇的视线）。院子里花坛每天都会有所更新，只需要更换花盆即可，不需要等着花开花落，花坛上总是鲜花盛开。转过客厅之后映入眼帘的也是一个花园，两边是书房、卧房、浴室和储存室。灰色瓦顶下的每个椽子之间分隔得很清楚。由于翟孟生一家在1932年至1933年间会离开这里度假，所以在这段时间我将租住他们的房子。全套的家具设施都有，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吗？

我的汉语口语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完全可以和服务员、店主、客人进行日常的对话了。但是目前还无法理解一些专业术语和学者著作中引用的一些典故隐喻和各种旧式的修辞手法。

一天中午，我骑车经过哈德门街，这条街道从哈德门北门穿过东单牌楼，通往东四牌楼和华文学校。（不过如今这些地标性的建筑物都不复存在了，只有名字留存下来。）我小心翼翼地蹬着车，避开偶尔出现的拉着隔夜粪便前往郊外田地的粪车、人力车、其他自行车、卡车以及路边敏捷地一勺勺向外洒水的洒水车。

这时我突然被有轨电车的轨道弄得措手不及。我的车轮陷入了轨道里，并撞倒了一位无辜的路人。他看了我一眼，紧抱着肋部痛苦不堪。虽然冲击力似乎并不是很大，但我还是摔倒在地上，坐在污泥中痛苦地抱着膝盖。瞬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围观的人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很好奇地想要看看这位富有的外国人将如何赔偿。

就在此刻，一辆双座人力车从人群外闯了进来，我的救星从车上走了下来，他就是罗伯特·盖里博士（Dr. Robert Gailey）。盖里身强力壮，从基督教青年会退休后一直住在华文学校。他以前在普林斯顿大学正逢“铁肘时代”（the hard-knuckle），那时“传球时代”还未来到，大家都叫他“中场无敌”（Center Rush）。在中国，盖里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四周的人们还在他身边看着热闹。被我撞倒的人和我经过协商，在盖里博士的引领下，和我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当地警察局。到了警察局之后，约翰·海耶斯听到消息也很快赶来了。随后我们各自讲述着事情的经过，我为自己无心的过失而道歉，同时也为我受美国领事给予的治外法权的庇护道歉。渐渐地，我们造成的伤害被减弱了，我们谁都没有露出血迹（一般这样做的人就能成为赢家），我强行塞给被我撞到的行人一份价值一美元的礼物，随后我们都很满意地离开了，最终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我眼见耳闻了两位讲着北京话（白话）的美国人所起的作用，这比听他们两人演讲还要过瘾。他们首先证明了他们自己公正的观察者的身份，然后说了一大套无可辩驳的大道理，接着将其运用到这场事件中，分析各方利益和损害，同时还表达了对警察繁重工作的同情和理解。他们的帮助最终为我节省了不少时间和差不多10美元。

总之，生活中的戏剧性事件总会发生在街上，通常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所有与这些纠纷有关联的人都有责任遵循正确的行为准则，以此来修复彼此之间被破坏的人际关系。而恳求别人则是为了说服别人以避免更大的伤害，这同样也是一种常识。例如，就拿我引起的这场纠纷来说，我理应作出赔偿，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根据个人所得税的渐进性原则，如果我没有假装受伤，本来是应该赔偿更多的。然而公正地说，无论是不是我对受伤者造成的伤害，本着互惠互利的社会原则，我可能受到的损害已经补偿了可能对他造成的伤害。

对我来说，在北京令人眼花缭乱的外国社交圈子当中，最有趣的人要属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了。他的父亲曾在天津的一所国立大学教书，欧文被送到英国的公学（如私立学校）去读书，但他最终没有去读大学，而是选择去一家羊毛公司工作，作为公司的代理被派往内蒙古包头市的铁路终点站。在那里有来自中亚地区的骆驼商队，他决定去那边闯荡一番，看看外围地带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一位可靠的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欧文骑着骆驼向西前往几年来鲜有外国人到过的地方。欧文在那里撰写了《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1929年出版），这是一本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旅行历险指南，同时更多的是一位极具才华的观察家的记录，而作者从孩提时代就会讲汉语，之后又开始学习蒙古语。后来欧文获得一项基金，在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社会人类学研究。1932年，当时日本公然制造伪满洲国事件达到了白热化，欧文出版了《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该地区的现代国际史的布局，把它同中国早期历史联系起来，并且出色地勾勒出中国北部和西北边疆一带的非汉族部落政权兴衰的轮廓。这使得作者成为一名潜在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关于地缘政治，这是一个术语，是由当时豪斯霍弗尔（Haushofer）以及其他关注“中心地带”和边缘区域的学者在欧洲普及开的。

之前欧洲人记录的内容一成不变，都是关于条约特权和利益的，一切都归于欧洲的海上入侵，在这样的环境下，此书就像一阵清风给人带来清新的气息。当时，很多权威专家出版了大量关于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等方面的书，关于满洲的也有三卷，包括了许多法律的细枝末节，但并未涉及当地民众以及他们早期的斗争。在我看来，欧文的主见一经阐发是不证自明的。他1940年出版的巨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给予我很多我至今仍在探索的概念。和往常一样，当你追根溯源这些思想时，毫无疑问它们还是悬而未决，如果突然从其他地方寻找到了灵感，你如何能确信这就是正确的呢？欧文通过他的想象力，结合他的实地观察，建立了一个历史理论的城堡。也许那些对知识并没有多少建树的汉学家只会对其报以嘲笑，但是他超越了那些学者研究的领域，已是一名蒙古问题专家了，并且还使用了俄文史料。

当我拜访拉铁摩尔一家时，我发现欧文为人友善并且神情专注。他戴着单片眼镜，拇指上戴着大扳指。在他的花园里还养着一只会用角顶撞人的山羊。因为我对欧文一直有一个主观的想象，所以当我见到他时，我就意识到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欧文的日常生活都由他的妻子埃莉诺·霍尔盖特·拉铁摩尔（Eleanor Holgate Lattimore）打理。埃莉诺是西北大学校长的女儿，非常热情、可爱，具有很强的社交能力，朋友遍天下。

不久，我就拜见了学术界的领袖人物。我未来的岳父坎农博士，他写信把我介绍给他认识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生理学家。这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自从1915年出版了《疼痛、饥饿、恐惧、愤怒下的身体变化》（Bodily Changes in Pain, Hunger, Fear and Rage）一书后，W.B.坎农已经成为一位在医学界广受敬重、享誉全球的专家学者了。1932年5月10日，坎农的有威望的朋友有了回应，我被邀请至东兴楼饭庄会见一些我应该认识的大人物。

这家著名的饭庄，靠近通往紫禁城东华门的那条大街。它围绕着中间的方池起造楼房，每边的楼层都分隔成一些独立的包间。当服务生大声喊出离去的客人名字时，下面的服务员也会跟着呼应。在这里，小费是一种对服务员鼓励的形式，数目的多少也会决定他们声音的高低。

我发现在等候我的人中，半数是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杰出人物——胡适（1891—1962），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陶孟和（1887—1960），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丁文江（1887—1936），中国地质调查所创办者。他们看上去都非常年轻，事实上也都仅有40来岁，都能说一口极其流利的英语。胡适曾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陶孟和毕业于伦敦大学，丁文江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但他们都是从中国古代经典教育开始学习的，都是全能的角色，不仅是学者、管理者，也是当前政策问题的研究者以及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点的传承者。

至今回忆起来，那次会面中留有不少憾事。作为一个懵懂的新人，那时的我还远远不能认识到这些人的价值所在。以丁文江为例，那次见面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曾在英国留学7年，之后回国帮助创建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测绘了中国的地质资源图（1916—1921），后来他负责经营煤矿公司，积极投身于多个领域，经常出版著作，因此他很有影响力。1926年，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管理整个大上海，试图将其建立成一个与上海公共租界针锋相对的华界市政府。20年来，他始终是主张科学为中国进步之本的先锋。1936年，丁文江因煤气中毒逝世，之后胡适为其撰写了传记。197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夏洛特·菲尔特（Charlotte Furth）编写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我在一封家书中曾写道：

我很惊讶地发现，胡适就是现代的伏尔泰。他坐在我的旁边，帮我递来竹笋和鸭肝，其他的每个人也都很友好。我不能完全明白为什么会是如此，但是毋庸置疑，喝着中国白酒，我们可以畅所欲言。……真不知要怎样才能回报这份荣耀。

这次与中国学术界领袖的意想不到的接触让我受宠若惊，他们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我若不能被看作有前途的学者，这种希望便受之有愧。事实上，从那时起，我就自信地认为自己前途广阔，虽然目前一切都还没有实现。他们对我这个美国留学生如此客气，是由于他们认为无论中外，整个学术界是自由的，思想也是有一致性的。两个星期之后，《独立评论》创刊号出版了。它是由胡适主编、类似《新共和》周刊的一本杂志，主要刊登一些政治评论文章。从此我将其作为教科书来进行研究。胡适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中国新文化运动”讲座，为他在美国获得了空前的声望，然而这次讲座的内容直到两年后才结集出版。

1932年，我才听说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青年学生爱国游行事件，在此之前从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五四运动的思想和文化的文章。当胡适博士寄给我他的中文回忆录《四十自述》时，我极其惊讶，几乎没有人会这么早写自传。我很难理解约翰·杜威（John Dewey）早在10年前就来到中国，两年多的讲学期间（1919—1921），由胡适担任他的翻译的重要意义。现在我明白了，杜威访问期间可能正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鼎盛时期。到了1932年，一党专政成为中国的新政体。北京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政治的话语权。然而他们的讨论对中国最终的进步还是不可或缺的。

同年6月份，我来到天津拜访海关副税务司艾弗里特·格罗夫-史密斯（Everitt Groff-Smith）。他的岳父是墨贤理（Henry Ferdinand Merrill），他是哈佛大学1874届的学生，我曾在坎布里奇见过他，当时他随着马士来到中国。

19世纪80年代，墨贤理在赫德的帮助下，担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那时候李鸿章的下一步政策是想要让朝鲜像中国一样获得发展。墨贤理在退休之前，曾任上海海关总税务司，他唯一的女儿海伦嫁给了当时刚崭露头角的海关帮办艾弗里特。如今艾弗里特和海伦夫妇热情地欢迎我来到他们位于天津的雇用了9名仆人的宽敞住所，并带我参观了他的办公室。

艾弗里特过着英国式的生活，上班时间努力工作，下班时间进行体育运动。他一个星期会打三次马球，骑着他的三匹矮种马中的一匹。因为他还参加了天津俱乐部的许多活动，所以他没有时间追求任何带有中国色彩的事物。由于受到文化的局限，换句话说，他和他的绝大多数朋友受通商口岸文化影响，他完全按照条约规定，为将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变得更加完善和有效率而努力。

艾弗里特认为道德败坏正在侵蚀海关总署。他谴责现在的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爵士（Sir Frederick Maze）目前使用的松懈安抚政策。而他的几位前任总税务司则积极保护中国对外国债券持有人的信用（如坚持如期付款）。如今梅乐和不得不屈从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要求，实施关税自主，停止招募外籍人士，而一些中国人也首次作为税务司理事进入了海关上层。

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的旧体系在衰退，但是非常缓慢。然而1931年之后，日本的侵略使这些制度得以保留，以此对抗新的敌人。海关的外籍人士，就像学校和医院里的外国传教士那样，在中国人民眼中，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侵略期间仍可起钳制的作用。

我从我的一位密友蒲爱德（Ida Pruitt）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当时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领导。说起协和医院，它还有另外一个不常被用到的名字——洛克菲勒医院，因为医院是由洛克菲勒基金在1915年至1947年之间投资大约3400万美元建立的。蒲爱德出生于山东蓬莱附近的一个小镇。在她的回忆录《在中国的童年》（A China Childhood）中写到，她的成长历程是与众不同的，她从小由中国的保姆照看，从小就会说汉语。她发觉她的传教士父母过的是带有异域色彩的非中国式的生活。而就文化素养而论，她是半个中国人。就像同时期的赛珍珠（Pearl Buck），后者在《我的几个世界：一本个人的记录》（My Several Worlds, A Personal Record）中描述了她如何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成长：一个是属于长老会的美国白人家庭，那是一个狭小而清洁的世界；另一个则是中国的愉快生活，那是一个广阔但是不太讲究卫生的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任何沟通。

蒲爱德去佐治亚州上学，之后在哥伦比亚的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学习，随后在费城参加工作，最终到了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工作。在那里，与她一同工作的还有威尔玛的姑妈艾达·M. 坎农（Ida M. Cannon），她也是这个新领域的领军人物。蒲爱德在北京协和医院的15年社会工作经验，赋予她其他外国人不具备的洞察力。对于中国普通百姓，她更是全心全意，因为她深刻了解现实世界带给他们的痛苦。

6月底，我搬到了翟孟生的房子里，这时候蒲爱德正准备休假离开北京。她给我介绍了跟随她7年的厨师——杨师傅。他有多年服务外国人的经历，并且答应她会尽力保证我们生活幸福。我邀请艾达在离开前住在我们前院的一间房子里，与科特尼对门，在此等待威尔玛到来。

1932年5月底，威尔玛乘坐火车途经苏福尔斯和落基山脉前来中国。她用了一天时间乘坐敞篷观光车游览落基山脉的景色。之后，她搭乘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的“日本皇后号”（Empress of Japan）来华。这次旅行绕行了大半个地球，威尔玛沿途探访了在温哥华、檀香山、横滨、东京以及神户的亲戚朋友。这是一次与陆地、海洋以及当地人接触的旅行经历，就像读一部长篇小说。相反，如今乘坐飞机旅行就像不停地更换电视画面，走马观花，支离破碎。如今离家是很难的。人们的注意力只能在某一处略作停留。

由于威尔玛预定6月27日乘“长女丸号”（Chojo Maru）抵达塘沽，我提前一天赶到天津，住在格罗夫-斯密斯（Groff-Smith）家中，第二天天未亮，我便乘早上4点半的火车，到塘沽时是上午9点。

“长女丸号”游轮穿过广阔的水域，准时到达。我和威尔玛隔着码头遥遥相望。在船靠近陆地只剩几英尺的时候，我站到码头边直接问道：“喂，带雨衣了吗？”“当然。”威尔玛喃喃地说道。

我们赶上下午4点钟的火车回到北京，7点半抵达北京站，科特尼正拿着扇子在月台上迎接我们，然后在离开车站的水门（Water Gate）外，一位姓金的穿着干净的人力车夫在等着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带着威尔玛途经紫禁城，我们坐车穿过城门，行程四分之一英里，沿途欣赏了一下本地风光，黄昏时到达我们居住的胡同。我扶着威尔玛踏过红色的木门槛，带着她摸索着走路，穿过仆人的院子进到了前院的门口，庭院里鲜花盛开，透过中国式的窗户和大门可以看到客厅透出的朦胧的灯光。

不久之后，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结婚了。主持婚礼的是牧师约翰·海耶斯。

他预先带来了花，布置好了婚礼的场景。约翰·海耶斯对主持婚礼极为重视，就如同视察饥荒救济工作一样严肃认真。

美国领事穿着他参加马球比赛时的服装，在前往比赛途中到场，充当我们婚礼的见证人。

自此以后，我们开始了在中国为期三年半的异乎寻常的经历，可以说算是用最小的风险去探寻最大的机遇。北京协和医院就在附近的一条街上，而那里的美国医生都很亲切友善。在这个拥有特权确保安全的国家里，我们如同哈佛派往这里的一个前哨基地。我们很少离开家，而现在我们却面临挑战：我们究竟可否迈出家门？ pQeNqncVeJy31s/BY78ehEoA1x6Y1ltQA0f5SWcB9vowk9a1mpanrQZk6SIQ0h3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