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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得名于明永乐皇帝御赐，他在这里渡河南下打下江山之后，天津开始了“天津卫”的岁月，忠实地卫护着京城与江山。然而近代的风起云涌，又将天津推上了变革的前沿。这个天子津渡的历史，注定了那么不平凡。
天津简称“津”，依山傍海，水路发达，可谓河海之要冲。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经历了各个历史时代的沧桑变迁。隋朝的南北大运河开通后，漕运大兴，这里也随之渐成规模，在明朝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筑城，这也是中国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
天津最早曾经叫直沽寨，那时这里只是个小小的航运码头。关于“天津”之名的由来，有多种说法。有说来自古诗词，有说来自天上星官名，有说来自河名，但流传最广、史料记载最充分的说法是来自明朝永乐皇帝的赐名。
明朝建文帝即位后，远在北京的燕王朱棣发起了意在夺位的“靖难之役”。从北京到南京路途遥远，经过深思熟虑后，燕王决定利用水路，沿北运河南下。1399年，燕王发兵，“渡直沽，昼夜兼行”，从直沽三岔口渡河，直取沧州，打开了南进的道路，在1402年攻入了当时的明朝首都南京，推翻建文帝，登上了皇帝宝座，年号永乐。
由此可见，三岔河口在永乐帝夺位的征程中，是一个非常顺利的开始，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永乐皇帝对此地大为赞赏，亲赐地名为“天津”。“津”为“渡口”之意，“天津”即为天子曾在此渡河。永乐帝认为天津是自己的福地，过了这个渡口，便是成功通往皇位的大道。
今日的天津仍然保留着天子渡河的旧地，并建立了遗址公园，景观石上刻着“天子津渡”四个大字，讲述着这一段悠悠往事。
依海沿河而建的天津卫，自古就有河槽、海运、芦盐的天然便利优势，它们不但推动了天津商业的发展，也成为这个小城镇人口迅速聚集的重要原因。
早在北宋时期，天津还未得名，海河就已是此地宋辽的界河，虽隔河遥遥相望，但双方人民贸易往来频繁。到金、元两代，凭借“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的地理优势，三岔河口一带形成了天津商业和人口的初期繁荣。明朝永乐帝登基后，将明朝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天津和北京近在咫尺，既面外海，又通内河， 是外地各省通往都城的门户，军事地位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永乐帝为了让心中的福地更好地负担起拱卫京畿的重任，于1404年在天津设卫。“卫”是当时的一种军事建制，天津共设了三个卫，共驻守明军1.6万多人。现在人们都把天津称作“天津卫”，就是从那时候流传下来的。
既然设立了卫，卫护天子和首都，接下来必然要筑城建池，人口流动往来日益密集，更多的外来人口拥入这个海边小镇，逐渐定居下来，天津的内城集市开始成形，以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城市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卫的设置在清朝得以延续，后来逐渐升级到州、府。清代盐业发展和盐商的崛起更加速了天津的城市化进程。
1860年，天津被开设为通商口岸，掀开了天津城市历史上特殊的一页，既有反抗和斗争，也有学习和交流。先后有西方9个国家在此设过租界，海面上挂着万国旗的商船来来往往，带着西方近代文明在这个古老城市登陆，并迅速进行全面渗透，在那个闭关锁国的年代，如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有朝气的血液。作为首都门户、滨海重镇，天津被推到了时代的前端，一跃成为中国北方向世界开放的窗口，迎受着多元经济、文化的冲击与碰撞，从之前沉闷的军事要塞，摇身变为五光十色的繁华商埠，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基地。
以军事近代化为开端，天津在铁路、邮政、矿业、教育、司法等方面进行的革新建设，完全走在了近代中国的前列，其思想、技术之新潮，一时无二，风头大劲。同时天津也将这些先进的科技文化洋为中用，迅速传播到整个中国，带动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工业进程中的发展与进步。
经历了近代先进文明的风雨洗礼，又送走了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正式被设立为直辖市。一直到1958年，中央对省市划分做出调整，天津被并入同在燕赵大地上的河北省，成为河北省的省会，到1967年，又从河北省中脱离而出，再次独立成为中央直属的直辖市。
如今天津是与北京、上海、重庆并列的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全市包括6个市辖区，1个滨海新区，6个环城区，3个市辖县，下属20个乡，120个镇。常住人口已超过1400万， 其中户籍人口超1000万。
天津行政区的职能规划很明确，各有侧重。6个市辖区构成了天津的中心城区，这里曾经是老天津卫文明的发祥地，现在也是整个天津市的文化科技、政治经济中心。滨海新区则是天津新风貌的代表区域，它是亚欧大陆桥最近的东部起点，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承担起了天津通向外界的坚实桥梁。天津的制造业、工业、航运物流业、旅游业在这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曾经的天子福地，又成为近代化的中国城市标杆，天津城市历史中永恒的魅力，代代传承，在不同的时期各领风骚，闪耀着无法磨灭的耀眼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