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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代表莫言这种普遍主义暴力批判复杂性的作品之一，是出版于2001年的《檀香刑》。应该说，该作品虽以百年以前的义和团事件为背景展开，但他并不致力于还原一个“真实”版本的历史，而是依靠想象与虚构重建历史叙述本身，其目的，是以历史为材料，探讨更为基本的人性问题。正如保罗·柯文（Paul Cohen）在其《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验与神话的义和团》中所总结，对义和团事件的叙述始终笼罩在不同权力—话语体系中并因此呈现不同面目。在西方，义和团始终代表非理性的、野蛮的排外主义，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往往秉持相似的看法。当然有些论者如瞿秋白也试图辩证地看待其合理性与不足。但20世纪30年代后，在占据统治地位的革命话语中，义和团日渐成为完全正面的“革命”形象，并在“文革”当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38] 这些不同的权力—话语体系似乎是所有有关义和团的作品无法逃离的藩篱。《檀香刑》则将这些基于东方主义话语或革命话语的相互矛盾的价值判断悬置（既非支持，亦非颠覆，而是展示），而独辟蹊径，专注于从日常情景、历史事件，以及宗教化的刑罚仪式三个空间维度中揭示出个体生命在与体制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关系中毁灭、升华，从而详尽展示暴力制造者、承受者与观看者各自的内在体验与精神状态。而地方戏剧“猫腔”这一原生的民间文化形态作为贯穿此三重空间维度的构成因素，为不同的暴力实践提供了独特的表达方式。下文将通过对《檀香刑》展现的日常生活与历史事件中戏剧化的暴力实践方式及其最终指向——神圣化的分析，阐述小说如何在“国家—民族”范式之外建构自己的历史观。
日常生活构成了《檀香刑》世界中最基本的空间维度。小说中具有高度个性化的个体人物均被命名为非个性化的“赵钱孙李”、“甲乙丙丁”。这可以说是继承了鲁迅为阿Q的命名传统，即以命名的非个性化使特定个体成为人类群体的一般性代表，同时也隐含着此类人物的凡常性。小说对民间日常生活的关注有其独特意义。在传统文化中，虽然日常生活处于以“礼”为核心的规范中（各种《家训》是其具体文本），但在主流批评话语中，作为一个范畴则往往处于边缘性地位：或则被视为与宏大叙事无关甚至有害的因素，或者只能作为宏大叙事的隐喻、作为更有意义生活的准备而存在。对于日常食物的向往可以被解读为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批评（如陶渊明）。五四以降，人的解放首先表现在日常领域。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有关儒教规训的部分，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在这一解放日常生活的大潮中，鲁迅保持了相对清醒的认识。他在大家争说娜拉出走的意义时发出的“娜拉走后怎样”之问（1923），便直指与传统决绝的“革命”在片刻兴奋过后所面临的日常化问题：生存。《幸福的家庭》（1924）以及《伤逝》（1925）则从另一个角度，预示了构建新的日常生活的困境：不能时时更新、创造的爱情，以及陷入柴米油盐琐碎之中的新知识分子家庭。而《奔月》（1927）更是以嫦娥的不满意“乌鸦炸酱面”而奔月，描摹英雄末路的后羿单调无聊的边缘化日常人生。 [39] 然而在社会中对于建设日常生活的反思很快便随着白色恐怖的到来淹没于对于宏大的社会政治事件的关注。
日常生活在新的意识形态下最终难免边缘化的命运。20世纪30年代之后，“日常”的边缘化成为激进的左翼革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革命者”往往被要求神圣、贞洁、超凡脱俗。作为对抗这一主流话语的策略，周作人继续陶养自己早先的对于日常事务的“趣味”，并开始特别强调由草木虫鱼、节庆风俗、饮食起居，以及生老病死等要素组成的日常生活的本体意义。在近乎繁琐具体而微的描述中，他从人类学、美学的角度集中在如何建设日常生活，如何将自己的生命志趣寄托其中，使之成为人生意义的主要来源，而非仅是实现某种更高生活的铺垫，或者作为“载道”之车的国家、民族、政治等宏大题目的寓言。当然这种强调则被主流批评为沉迷于“小摆设”，并长期湮没。而展示于《檀香刑》中的日常生活是另一种模式。它既非古典的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温情世界，亦非周氏“日光之下本无新事”的凡常人间，或者革命文学中更有意义生活的托月之云，而是欲望与暴力交织的角斗场，是一个戏剧性、传奇性与现实性交融的梦幻场域。这一祛魅化的场域与代表“国家”的县政府权力体制之间构成一种若即若离的“半自治”关系。它在行为规范与行为方式上有相对的独立性，并有所发明，比如“猫腔”与“乞丐节”的创制。同时，它又处于体制性暴力的笼罩影响之下。这种暴力多表现为若隐若现却无处不在的结构性暴力。
小说中核心人物孙丙及女儿眉娘的遭际便分别来自两种类型的体制化暴力：文化与政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基础的因素——经济此时则被推至幕后，以“看不见的手”的形式左右着人间欲望与暴力相互抵抗又相互生发的游戏。作为小说的结构性人物（作为女儿、妻子与情人联结小说中的主要男性人物），眉娘的遭遇与《红高粱》中的“我奶奶”可谓一脉相承而又有明显不同。“我奶奶”所面对的挑战，主要是“父权”与“夫权”的不可挑战性：她父亲为贪图厚重彩礼可以随意将她嫁给麻风病人。而眉娘展现给读者的，首先是作为文化规约这一软暴力或布迪厄所谓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牺牲品受到的排斥。她因为拒绝“裹脚”这一针对女性的规约，所以纵然才貌出众，也只能徒叹奈何，最终下嫁给半痴的屠夫赵小甲。幻想中的当垆沽酒，竟落实为倚门卖狗肉。可以说，二者的初始遭际均展现出了对于五四有关妇女悲戚命运这一启蒙主题的明显承继关系：妇女或为牺牲，或为奴隶，但自我意识也在觉醒。但如果说“我奶奶”的获救倚赖于“我爷爷”以土匪般的原始生命力突破规约的浪漫与张扬，眉娘所经历的更像是一场自我救赎与抵抗。她经过生生死死的内心挣扎，最终得偿所愿，成为儒雅干练的县令的所爱。这其中值得注意者，是眉娘通过主动欲求成就了自身作为欲望主体的地位。如果说“我奶奶”在迎亲路上对于“我爷爷”后背的注视（在张艺谋的电影版中尤为突出）是女性欲求的初步表达，眉娘的所作所为更是为情感甚至身体而超越了亲情、阶级、甚至伦常。当然，她的这种反文化规范的行为仍然策略地以男权中心的外衣包裹着:奴家所做的一切奉献，全是为了满足老爷的享乐。
触犯另外一种体制化暴力——政治的孙丙则没有那么幸运。文化的力量可能较政治势力更持久，更有惰性，但后者则更不容挑战，更具报复性。小说有意将孙丙与钱丁的外貌塑造成镜像关系：同样相貌堂堂，具有象征男性气概与魅力的长髯。然而一个儒雅，一个粗俗。孙丙因酒后失言冒犯县令（贬损其长髯）而被抓入狱。其间受尽折磨与愚弄，并最终含羞饮恨败退回乡里，从此告别梨园生涯，转向“安分守己”、以开茶馆度日的良民生活。茶馆作为乡村公共空间，容纳各色人等对于时政的传奇化讨论，是村民精神生活的中心。这当然使闭塞的乡间生活与时政建立起了某种精神上的关联，从而为孙丙最终走向反叛投奔义和团提供了某些思想准备。然而，在孙丙受打压的过程中，县令并没有直接以恶棍形象出现。相反，他处处表现出爱民如子的宽宏大度。他更乐于隐藏在整个体制背后，以其权威地位遥控体制的运作。而包括他太太（曾国藩后人）、仆役（刘光第后人）各色人等作为直接的“罪恶之手”，以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手段维护他，为他剪除对手，维护他的形象，从而最终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可以说，在权力之网笼罩下，暗流汹涌的对于人类欲望的压制与暴力式规训与惩罚，是小说中日常生活平静祥和外表存在的基础。以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狗肉为譬喻，待杀的狗在屠夫赵小甲面前深怀恐惧地毂悚颤栗是狗肉醇香四溢的先决条件。
日常生活也孕育着危及自身秩序的颠覆性力量：戏剧。有论者认为，帮助挑战平静凡庸、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与压迫性的文化政治规范的，是小说中个体人物无拘无束的原始生命力。 [40] 这一充满浪漫主义想象的看法忽视了与体制并存的民间文化作为个体行为中介的功用。个体的强烈欲望自然不可忽视，然而欲望的实现却离不开文化赋予的形式。个人永远是文化的产物，不存在没有文化干涉的“原始”真空，对抗“裹脚”这一“雅”文化习惯的，只能是另一种文化规范。县令所试图推广的反对裹脚政策基于“文明”考量，而眉娘所倚赖、也是小说中突出表现的，是尚未被体制完全驯化的地方戏剧“猫腔”。作为“俗文化”的地方戏剧如“猫腔”等，可以说具有维护体制与颠覆体制的双重特性。它一方面与正统体制共享道德与历史资源（忠孝仁义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提供理想的生活范式、通过对个体情感的强调，以及对于正义的期盼，对灰暗单调的现实世界形成威胁。这些未完全体制化的地方戏剧使人耻于安分守己，使人如痴如狂，使人敢作敢为。而一旦体制化，此种威胁即刻大减。鲁迅对于梅兰芳的批评或许失之偏颇，但其出发点，便是对于地方戏剧“士大夫化”，也就是体制化之后失去鲜活泼辣的民间野性的不满。 [41] “猫腔”中所表现的“猫”性，亦幻亦真，亦邪亦正，滑稽而庄严，神秘而悲戚，亢奋而压抑，正是此种不入主流法眼的民间野性的体现。
所以，戏剧化就不仅仅是作者整部《檀香刑》的叙述策略，更是孙丙父女的边缘生存方式与挑战性思维方式的文化依托。小说中，正是父女二人所从业的“猫腔”为他们提供了突破日常规范，超越常规行为方式的合法性内在动机、表达词汇与理想范式。眉娘之所以选中县令作为情人，是因其品格相貌与学识地位暗合“才子佳人”模式中的才子形象。正是这种戏剧范式，给了对此类故事耳濡目染的眉娘突破自身地位限制（作为半文盲大脚的狗肉铺老板娘）去追求县令的勇气。同时，她受情感煎熬而在荒野月下的长篇独白，正是一种极度戏剧化的表达方式。这一方式赋予了她的痴情狂热一个理性化的结构框架与逻辑，使其不至于长期陷入谵妄癫狂状态。其父孙丙之所以挑战县令，固然是起于酒后失言，更重要的是其戏剧生涯的影响。一副美髯是其骄傲，它不但为孙丙提供了职业上的便利，更保证了其作为男性的尊严，甚至激发他自我想象为戏剧中古代英雄比如关公、林冲、岳飞。正是这种戏剧化的想象，使他消融了戏剧与人生、角色与角色扮演者、理想与现实的界限，人戏合一，从而敢于挑战现实政治权威，对县令大不敬，与之斗须，并最终走向全面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