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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怀疑论者反对软实力这种提法，因为他们只是狭隘地从命令或主动控制的角度来考虑“实力”二字。他们认为仿效和吸引与实力扯不上关系。确实，有些仿效和吸引行为既不能对政策结果产生多大影响，也无法引导出预期的结果。比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创新型工业备受推崇，但随后世界各地企业的争相效仿却削弱并伤害了日本企业在市场上的实力。同样道理，军队常常会通过模仿敌人的成功战术，来给对方制造重重障碍，进而挫败敌人。这些看法都没错，但其中忽略了一点：吸引他人确实会让你得偿所愿。怀疑论者把实力仅仅定义为刻意的命令与控制，他们忽略了实力的另一个“结构性”层面——不必采用威胁、收买等强迫性手段去改变他人的行为，也能达到目的。
重要的是，要了解吸引力在何种条件下发挥作用。显然，流行文化在接触到类似文化时更易吸引人，进而产生软实力。所有实力都依赖环境（谁和谁在何种条件下）发挥作用。相比硬实力，软实力更加依赖自发的解读者和接受者。此外，吸引力通常具有扩散效应，产生的是一般性影响，而不是某种具体可见的行为效果。正如钱可以用来投资，政客们常把储存政治资本挂在嘴边，以备未来不时之需。当然，美好的愿望有可能落空，扩散性互惠也不如直接交易实在。然而在讨价还价的局面下，吸引力的扩散性影响及其产生的间接效果十分有助于扭转局面，占据有利形势。否则，政治圈中就只有赤裸裸的交易和回报，而且我们深知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建立起一套实证体系，探讨吸引力和实力之间的关系。 23
在力量分散的情况下，软实力更易发挥作用，即便独裁者也不可能对民意完全无动于衷。可是当一个独裁者在盘算要不要援助他国，这种做法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时，受援助国在本国国民心中是否受欢迎，是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的。而相比之下，在注重民意和国会意见的民主国家，政客们在采取策略和达成协议时自由度要小得多。因此，2003年土耳其政府不可能允许美国借道越境攻打伊拉克。而美国为协助阿富汗战事，要在专制的乌兹别克斯坦获得基地使用权，则容易得多。
尽管软实力有时会对具体目标产生作用（美国声望因其政策受损后，2003年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拉克决议时，美国未能获得智利和墨西哥的投票支持），但它更易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目标产生影响。 24 半个世纪前，阿诺德·沃尔弗斯专门区分了两类目标：特定且有形的“占有目标”和更为宽泛的“周边环境目标”（如塑造一个有利于民主的环境）。 25 成功地实践以上两个目标，对国家外交政策至关重要。在考虑美国的各种国家利益时，相比硬实力，软实力或许在防止袭击、保卫边境、保护盟国等方面略逊一筹，但软实力对实现“周边环境目标”却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在促进民主、人权和市场开放等方面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吸引他人接受民主比强迫他人搞民主更容易。虽然吸引力的作用会随着环境和目标的不同而变化，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作用有限。实际上，在遇到防止疾病传播、应对全球变暖、建设民主社会等问题时，炸弹和刺刀未必能如软实力一般发挥作用。
有些人反对在国际政治中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理由是政府无法完全掌控吸引力。美国的大部分软实力是由好莱坞、哈佛大学、微软公司和迈克尔·乔丹等制造的。软实力来自于公民社会，但不能凭此否认软实力的存在。在自由社会里，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控制文化。实际上，这种文化管制的缺失本身就能产生吸引力。捷克著名电影导演米洛斯·福曼提到，政府曾经引进美国电影《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因为该片是对美国制度的严酷写照。但捷克知识分子看完电影后心里想的却是，“如果这个国家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来挖苦自己，哦，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肯定心存自豪并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这个国家一定足够强大，而且很自由。” 26
电影、高校、基金会、教会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能够开发出自身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有可能强化官方的外交政策目标，也有可能与之相左。正因如此，政府更需确保其行为和政策是在不断加强自身的软实力，而非减损。这一点在全球化信息时代尤为真切，因为非官方的软实力资源将变得日趋重要。
最后，还有一些怀疑论者认为，靠一段时期的民调来衡量名声是靠不住的，对其结果不必太当真。当然，人们不能过于依赖民调数据。就评估软实力而言，民调这种手段虽然重要但并不完美。因为民调结果会因发问方式的不同而大相径庭，除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不断地就完全相同的问题进行反复调查。民意调查反映的是点滴见解，而不是持续印象。民意会产生变化，任何一次单独的民调都无法捕捉到民意的易变特性。政治领导人经常被迫做一些正确但不受欢迎的决定。他们寄希望于这些决定的正确性能在日后得到验证，从而扭转并恢复他们的声望。但好的声望不是外交政策的目的。民意调查只是对国家魅力和政策代价做出一个恰当的初步评估。下一章中我将谈到，吸引力能影响我们实现愿望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