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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大部分来自于一个国家或组织的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国内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其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虽然对政府而言，有时候驾驭和运用软实力有一定难度，但这丝毫不能削弱软实力的重要性。一位法国前外长曾评论说，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能“激起人的梦想和渴望，这要归功于其散布在全球的影视形象，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大批学生纷纷从其他国家奔赴美国求学深造”。 9 软实力是一种重要现实。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者e·H·卡尔在其1939年的作品中将国际实力分成三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影响舆论的力量。 10 否定软实力的重要性，就等于不懂得运用诱惑的威力。
一次，在谈及是否要在国际政治中关注人气和魅力这个话题时，美国政界元老约翰·J·麦克洛伊向肯尼迪总统大发雷霆：“国际舆论？我根本就不信这东西。真正管用的只有实力。”还好，和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肯尼迪很明白，吸引他人和引导舆论的能力也是构成实力的元素之一。 11 他完全了解软实力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有时候同一种实力资源能够影响从强制到吸引等各个层面的行为。一个在经济、军事上走下坡路的国家，损失的不仅是硬实力，同时受损的还有影响国际议程的能力和自身吸引力。在不可战胜论或注定论等神话的驱使下，一些国家会臣服于他国的硬实力。希特勒就曾经试图制造这样的神话。硬实力可以用来缔造帝国和制度，并为小国设置议程——前苏联统治东欧国家就是一个例证。肯尼迪总统的担心不无道理：虽然民调显示美国比苏联更受欢迎，但在航天计划和核武器力量方面，苏联略胜一筹。 12
软实力并不依赖硬实力而存在。斯大林曾经说：“教皇手下有多少个师？”可事实上梵蒂冈却不乏软实力。苏联一度软实力雄厚，但在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其软实力几乎损失殆尽。尽管苏联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持续增长，但软实力却在下降。事实上，在粗暴政策的作用下，苏联的硬实力暗中削弱了软实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苏联在芬兰的影响力却因其软实力而得以加强。同样，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睦邻政策”加强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因此增强不少。 13
有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超出其经济和军事实力，那是因为它们将经济援助、和平调解等具有吸引力的因素纳入了国家利益的定义中。过去20年中，挪威参与了菲律宾、巴尔干、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斯里兰卡和中东等地的和平谈判。挪威称此举源于路德教会传统，但事实上这种和平缔造者的姿态使挪威的价值观得到普遍认同，国家软实力同时得以增强。挪威外交大臣简·彼得森说，“我们摸到了一点儿门道。”这其实说明，挪威依靠谈判桌上的地位，提升了自己在大国视野中的作用和价值。 14
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前领袖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从相似的角度描述了加拿大的地位：“影响力源自三种资产：作为一个好公民的道德权威——这方面我们尚且有一些，军事能力——这方面我们比较欠缺，以及国际援助能力。”对美国来说，“我们有可用之处。他们需要合法性”。 15 由此，加拿大在和强邻讨价还价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力。波兰政府决定向战后的伊拉克派兵不仅是为了巴结美国，也是为了更广泛地树立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形象。2001年塔利班政府垮台后，印度外交部部长飞赴喀布尔向阿富汗临时政府道贺，他的专机满载着有关宝莱坞电影和音乐的音像资料。飞机一落地，这些东西便被一抢而光。 16 正如我即将在第三章中所谈到的，许多国家都拥有软实力资源。
制度体系能增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凭借缔造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推行了自己的价值观。人们认为，这些规则、制度和美英经济体系中的自由、民主特性是一致的：英国主张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美国力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国家实力若在别国眼中显得合理合法，那么这些国家在达到目标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就会相应减少；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自然愿意效仿；如果一个国家能缔造出与其利益和价值观一致的国际规则，那么在别国眼中其行为就更具合法性。当这些国家借助机制和规则鼓励别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代价高昂的“胡萝卜”和“大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