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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不是新事物，也非当今世界的唯一威胁。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冲突方式，通常被定义为：以平民及非战斗人员为对象，以散布恐惧和恐吓为目的的蓄意攻击行为。一个世纪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就已经对恐怖分子的精神世界做过一番令人难忘的描绘，因此到了20世纪，人们对恐怖主义并不感到陌生。无论是土生土长，还是跨境蔓延，恐怖主义是中东、北爱尔兰、西班牙、斯里兰卡、克什米尔、南非和其他地方众多冲突的主体。除了南极洲以外，恐怖主义现身各大洲，几乎波及每个国家。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是这一顽疾的急性大爆发。21世纪，两方面的因素发展使恐怖主义变得更加致命，更加难以掌控。
这些发展趋势中，有些源自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当代文明的基本体系本身既复杂，又具有高度技术化的特性。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委员会曾经指出，市场力量和开放性相结合提高了诸如交通、信息、能源、医疗等关键系统的运行效率，但这种复杂和高效也导致部分系统变得更加脆弱，且易受攻击。 34
同时，科技进步还导致了“技术民主化”，这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变得尺寸更小、价格更低，使得更多个人和团体有能力获取它们。旧时的炸弹和定时器体积笨重而且价格昂贵，如今的塑胶炸药和数码定时器既轻巧又便宜。劫持一架飞机的成本比一张飞机票高不了多少。
此外，信息革命的成功为原本局限于各地、处于各国警力管辖之下的各类组织提供了廉价的通信和组织手段，使它们得以形成全球性的规模。30年前，全球即时通信费用十分昂贵，只有那些拥有大额预算的大型机构才用得起，比如政府、跨国公司、罗马天主教会等。如今，互联网的出现让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免费的全球通信服务。 35 同样，互联网也降低了搜集信息的成本，以及为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各种联络的成本。恐怖分子也需要依赖媒体和互联网迅速向受众传递信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四处散布的拉登电视采访录像即是例证。恐怖主义要夺取最后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软实力，即其获得大众支持的能力和摧毁敌人战斗意志的能力。
发展趋势之二反映了恐怖组织在动机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20世纪中叶的恐怖分子一般都有相对明确的政治目标，并辅以大规模的破坏行为作为手段。恐怖分子号称其目标是让人们目击破坏，而不是杀死他们。这些人经常受到一些国家政府的支持和暗中控制，例如利比亚、叙利亚。20世纪末，在某些宗教的非主流群体中滋生出一些激进组织。为数最多的是那些当年为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战的伊斯兰教青年男子。他们接受过多项技能培训，许多人被以圣战为宗教义务的激进组织招募。历史学者沃尔特·拉克说过，“传统的恐怖分子，不管其属于左派、右派，还是民族分裂分子，对大规模的破坏活动都不是很有兴趣……但后来，恐怖分子变得更加残暴，而且不分青红皂白。” 36
如今，恐怖分子的行为动机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单纯的政治目的发展成获取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不着边际的回报。这种变化也使恐怖分子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所幸，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仅限于伊斯兰社会内部。但即便如此，这个群体内还是有超过10亿之众的人口可供招募。另外，恐怖组织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基地”组织网罗了数千人，以松散的小团体形式分布在大约60个国家，其规模堪称史无前例。相比以往那些等级森严的准军事组织，如今即便是小规模网络组织，要想渗透其中难度也要比过去大得多。
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两种趋势导致一系列新情况：恐怖主义越发具有致命性，管制恐怖主义的难度日益加大。鉴于“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基地”组织规模的空前壮大，当前人们的关注焦点是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相关的恐怖主义。但如果仅将注意力和应对措施集中在伊斯兰恐怖分子身上，那也是错误的。那样就会忽视技术民主化必然导致的其他广泛影响，以及必须应对的更多挑战。随着技术进步，以往局限于政府和军队手中的杀伤能力流入了一些非正常组织和个人手中。每个大的群体中都会出现偏离正轨的人，还有些人则一心想搞破坏。值得一提的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前美国最大的一起恐怖活动正是由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狂热的反政府分子蒂莫西·麦克维一手制造的。同样，1995年在日本东京地铁站释放沙林毒气的奥姆真理教也和伊斯兰教没有任何瓜葛。即使当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以往的恐怖浪潮一样具有时代性或者周期性，这个世界仍然需要面对由技术民主化带来的普通威胁。
恐怖活动的杀伤力正在逐步增强。20世纪70年代，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和意大利红色旅制造的杀戮震惊世界，造成数十人死亡；80年代，锡克族激进分子引爆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夺去300多人的生命；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则造成了数千人死亡——上述所有日渐升级的恐怖活动中，都没有运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依照恐怖袭击的这种致命性发展趋势，未来数十年内一旦某些社会激进组织拥有了生化武器或核材料，那么它们将有能力毁灭数百万条生命。
20世纪，像希特勒这样的病态者运用极权政府的国家机器杀死了大批人。而不幸的是，现在任何激进组织或个人根本不需要借助政府手段就能轻易杀死数百万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战争私人化”，它反映了世界政治的戏剧性转变。而且，恐怖主义的升级还会对城市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如果下一次恐怖袭击不再仅仅针对两幢写字楼，而是将目标直指曼哈顿金融区、伦敦市区、巴黎左岸，那么人们还愿不愿意住在城市里，人们还有没有能力保持文化制度呢？
新型恐怖主义既不像20世纪70年代的爱尔兰共和军和巴斯克分离运动武装“埃塔”，也不像意大利红色旅，它们的弱点也不仅限于某个社会。因此，以“一切照旧”的态度来遏制当前的恐怖主义是远远不够的。21世纪，军事力量仍在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性质却发生了变化。科技提高了恐怖分子获取杀伤性武器的能力，还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沟通能力——与其他法律管辖范围内的恐怖分子交流，与全球范围内的倾听者交流。本书第三章中将谈到，许多恐怖分子既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将国家安全战略转移到反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布什政府选择的斗争方式过于注重硬实力，没有动用足够的软实力，这也是一种错误，因为恐怖分子正是通过软实力来获取支持和新生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