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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实力资源带来了新的扩展范围。随着核时代的到来，美国和苏联不仅拥有强大的工业力量，而且还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由此开启了超级大国时代。20世纪末，美国在信息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并掀起了军事领域的革命。美国利用信息技术制造精密武器、收集实时情报、拓宽侦查区域战场。指挥和控制能力的提升，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
但在20世纪，科技进步也对军事力量产生过负面影响。一方面，它使美国凭借难以匹敌的军事实力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同时，它也提高了武力征服的政治和社会成本。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虽能被人们所接受，但它毕竟太可怕、太具破坏力，以至于它最终竟成了一个徒有一身肌肉却没有战斗能力的“花瓶肌肉男”。由于会造成巨大损失，核武器无法实际应用在战争中。从理论上说，人们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动用核武器。 27 因此，没有核力量的越南战胜了拥有核武器的美国；英国的核威慑没能吓住无核的阿根廷，后者义无反顾地袭击了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
另外，现代化通信技术助长了民族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在社交上获得新生的人们变得越来越难以统治。19世纪，英国人以仅占世界一小部分的人口统治着全球1/4的领土。但随着各地民族主义的高涨，殖民统治的代价日益高昂，大英帝国最终被拖垮。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一些帝国对于殖民地人民实行的是直接统治，这种方式到了21世纪就未免代价过高了点儿。
除了核技术和通信技术，大型民主国家内部的社会变化也推高了军事打击的成本。后工业时代的民主国家看重的是福祉，而非荣誉，更不喜欢高伤亡率。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不会动用武力。有时，即使明知打仗会造成伤亡，他们也会照打不误——1991年美国、英国、法国参与海湾战争，2003年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例证。现代民主国家不崇尚武士道精神，这意味着动用武力前它们需要煞费苦心地从道义上找个理由以取得民意支持，除非这个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对于发达民主国家而言，虽然仍存在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但较之一个或半个世纪之前，这种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28 最强大的几个国家几乎已经丧失了征服的欲望。 29
罗伯特·卡根曾经有句妙语：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水星。虽然这句话将美欧间的区别说得有点儿过于简单，但卡根却犀利地指出，在上述社会变化方面，欧洲比美国走得更超前。 30 然而，无论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还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欧洲人在其中都有份，由此看来欧洲人中确实有一部分是从火星来的，有些美国人则更钟情于水星。但毕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国家扛住了法德之间的三场战火，最终成功地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正因如此，欧洲人更倾向于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就连美国也不得不考虑动用武力会对经济目标产生伤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帮日本重新构建了经济。但即便如此，美国如今也无法通过武力威胁，迫使日本开放市场或者改变日元价值。当然，美国更不会动用武力解决和加拿大、欧洲之间的争议。与以前不同的是，武力不再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选项，和平之岛已成为大多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间关系的写照，而不仅仅为欧洲所特有。和平之岛的说法证明，软实力正变得日益重要，相似的民主国家间存在着平衡可接受行为的共同价值观。这些民主国家在处理彼此间关系的时候，从其表现来看它们似乎都是来自水星的。
如今，即使那些很少受流行道德观约束的非民主国家，也不得不考虑动武对经济目标的影响。战争可能会使那些在全球化经济中掌握大量资本的投资者们望而却步。 31 一个世纪前，用武力夺取他国领土相对容易，而与他国“发展复杂的经贸关系，谋求商业交换中的利益”则要困难得多。 32 从当今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日本竟然试图凭借武力实现对邻国的殖民统治，而且还成功了。正如兰德公司的两位分析人员所言，“在信息时代，‘合作’的优势日益凸显。一个社会在增强同伙伴、盟友的合作能力时，也会同时获得直指对手的竞争优势。” 33
上述论证并不意味着，军事力量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毫无作用。相反，信息革命尚未改变大部分世界，许多国家仍不受民主社会力量的制约。昔日的帝国垮台后留在身后的是失败的国家和权力真空，那些地方至今内战频仍。更重要的是，技术民主化正导致战争的私人化。技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对民主国家而言，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提高了战争成本；但同时，技术也把新的毁灭手段送到了极端组织和个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