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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因为《翻山》题材的异文化性和反叙事性，造成了很多观众无法理解电影，并在观看到一半的时候选择了放弃。在这个时候，一些观众认为如果能借助“导演的力量”，通过听导演介绍、和导演聊天，或许可以加深对影片的理解。
可是，导演杨蕊在和观众的交流环节之中，说了让人大感意外的一段话：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我不要站在这里，因为我站在这里，观众说这里看不懂，那里看不懂，我就只能解释我当时创作过程中是怎么样想的，这个过程本身就会把很多我的想法灌输和强加给观众，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希望观众能够用平等的姿态和我讨论里面的情节。我希望观众能跟我分享他们想要说的故事，而不是依赖我的解读。我要说的话已经全部都在影片中了。
可能对于艺术创造者，都会在解释自我的艺术这一问题上有所同感。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顾城曾经有一首很有名的短诗《解释》，表达他对于解读他自己的作品的态度：
有人要诗人解释
他那不幸的诗
诗人回答： 你可以到广交会去
那里所有的产品
都配有解说员
导演期待的是交流，而非单方面的讲述，在交流中，《翻山》才可以更好地显现。俞灵编辑在看完电影的几天之后，与杨蕊导演进行了一次深度采访，让俞灵对于《翻山》的理解有了一个巨大的跨越，对于导演的阐释与观众解读的关系，也有了较深刻的体会。对于这个理解过程的转变，俞灵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有着详细的描述，她的个人体验可以作为一个个案，作为观众反馈部分的完结篇：
我没有看过实验电影，我看完了才知道，当然它的宣传里面有讲这是一部实验电影，我看完电影星期一回到报社的时候，正好《中国民族报》的栏目编辑在等我的回话，说这个电影可不可以等到她这个稿子（采访杨蕊）。我第一句话就跟他说，这是我看过的最闷的一部片子，他问我电影是讲什么的，我说不知所云，不知道它在讲什么。我说那个节奏极慢，慢得让人家无法忍受，我无法理解一个人在长镜头之下怎么都可以几分钟不动，一直不动，然后也没有情节。
说实话，我那个时候本能上就觉得这是很失败的一部电影。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融进去，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看完这个电影以后，有一个互动很有意思。有一个小姑娘，好像是佤族，她很直接地就说，你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完全莫名其妙。我也有同感，这个电影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吴老师说这个类型我们没有碰过，从类型上来讲，我们应该把它收到我们这个系列中去。
就这么着，我们又约了杨导演，做了采访。在采访以后，或者说我发现那个电影经过沉淀几天以后，再经过我们跟杨蕊导演的沟通，我突然发现这个电影很有味道。
《翻山》完全突破了你的观影习惯。首先我不爱看武打片或是科幻片、恐怖片，那些我都不喜欢看，我还是喜欢能安静的，在电影院里面坐好，灯黑下来的感觉。在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里，你把你自己完全忘掉，跟着那个电影，跟着那个主人公走进他的生活，能让人忘记现实生活很多的不愉快。那两个小时的时候，尤其是我挑的片子可能多多少少跟导演会有一种共鸣。我能想象到，她拍这个片子一定有她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什么，我找不到。因为就像我们采访别人，尤其是牵扯到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它都有比如少数民族在当代生存的状态，他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己民族文化的那种挣扎，都会有很多的主题，而那些主题对我来讲都比较熟悉。
但是我第一遍看她的电影的时候，不知道想表达什么，她把很多东西都插在一起，貌似这个，又貌似那个。正是因为电影很闷，反而令你忘不了，它跟任何一部都不一样，有的电影你看完后很满足地就回家了。这部电影，你看完后心里全是问号地回家了，所以我也很期待跟杨蕊导演的那次沟通。
采访那天也很有意思，做记者有一个习惯，你会在五分钟之内，迎合对方的心理，别人会对你没有戒心，会跟你敞开心扉。但是跟杨蕊导演，我们两个也是时间很短，但是就几句话，我觉得我就很了解她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或者说我跟她有一些相通的地方。而且在以后也验证了我的判断，就是当吴老师问她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替杨蕊导演回答，杨蕊说没错。就这种默契也让我很喜欢她，很喜欢这个年轻的导演。她有她很有思想的一面，是她这个年龄的同龄人所不具备的。而且我知道她还单身，我相信她这个年龄还单身的人，会把她更多的精力放在思考上。
你越采访她，你越觉得其实你不是在采访她，你是在剖析你自己。你说得越多，你暴露你自己就越多。而且她的电影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我先入为主地把它看作一个佤族题材的、少数民族题材的片子，后来我知道，杨蕊所表达的困惑是全人类的，那个面很宽，我一开始却用一个很窄的视角往里钻，所以我进不去。
我后来也没有再看。但上次跟杨蕊导演聊天时，我们后来谈的问题就完全抛开了这部电影，就完全是在讨论我们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在在做什么，完全是关于这种好像是哲学层面的一些问题，抛开了它是一部电影，它也许借助的是电影这样一个媒体，如果她写小说，可能小说也会成为她的媒体。它已经不是一个我想在电影院或者影碟里所能看到的或者所能捕捉到的那种信息，它完全是一个开放式的，然后你越陷越深，然后你越想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你就越觉得把你自己说得更多，把你自己的个性、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判断就说得越多。
杨蕊导演当时说会再用电子邮件同我沟通，这一两个月以来，我一直在想怎么和她再进行沟通，我顾虑的是什么？是我要把自己剖析成什么样子，就像言多必失一样，看她这部电影，你再想，想来想去都是你自己。这个电影很奇特，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
结合上面许多观众的观影体验，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小结了。
《翻山》这部影片对观众其实有着很大的期望。
从文本来看，这部电影更多的是希望表达一种生活状态的片段，但是更重要的是让观众去和这种表达发生碰撞。可能有人会感受到经过一种“特殊加工”的异域文化，也可能更多的人从文化和心理上感受到了冲击。
每个观众走进电影院看《翻山》，都会有所感悟，哪怕是唾骂电影“故弄玄虚”，哪怕只是在电影院里睡了一觉，都是一种经历，都是一种对影片的回馈。而要不要把电影“完全地看懂”，或者到底理解到了什么才算是把电影完全看懂，则完全掌握在观众的手里。
当然，还有一些观众，脱离开了“看懂与否”的就事论事的问题，而在《翻山》的带领下，感受世界，思考人生，就如同导演在拍摄这部电影时曾受到的反思和洗礼一样。
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从观众接受，进入到对《翻山》这部电影的本体论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