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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看到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和疏离的剧情，进而开始回到以往的观影体验，试图寻找到相似类型的影片来归纳和理解《翻山》；当观众们发现以往的观影经验并不能解释《翻山》时，有的观众便产生了本章一开头提到的那种抗拒，有的观众则开始主动调用自身的体验，来参与到解读电影的过程中来。有人说，《翻山》是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些元素，让人产生联想，却又不完全把作者的意图呈现出来，而是让电影在人的内心成形。这时，我们会发现《翻山》开始成为一面观照自我的“镜子”。
《中国民族报》的编辑俞灵认为：
这部电影可以看作一面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看到每一个人，他在天地空间的位置，人的位置，思想境界的位置，就是这样的一部片子。我相信真的是喜欢它的人就喜欢，不喜欢它的人肯定是看不下去。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不跟杨蕊导演做那个交流，两个小时的交流，我可能也会仅仅停留在它是一部史上最闷的闷片的概念，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因为没有多少人有机会跟杨蕊导演那样面对面的交流，而且我们三个当时谈得很兴奋，越谈越兴奋，大家都是很欣赏对方的观点。但其实我们交流的真的不是电影，后来交流的东西，我觉得表面上还是电影，其实在说人类，在说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一位来自北京的普通观众说：
我觉得电影前半段我是看不进去的，但是到了后面我就慢慢地被带进去了。因为当我在观察电影里的人物时，调动了自己的内心，接着就看见自己了，这种体验是一种很特别的观影体验，跟一般的看故事不一样，因为看故事你是在看别人发生的故事，但是这个影片是看自己。
另一位观众看到最后，有“快要流泪”的冲动。他觉得：
看到最后，我觉得《翻山》就是自己同自己内心的一个对话。实际上现在这种环境就是这样的，这个电影开始拍的那个，全部给替掉了，变成最后，就变成四个人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在那儿做动作。
下面两位观众则是对于《翻山》充分调动了观众主动性一事大加赞赏。其中一位说：
（《翻山》）是一种真正一个身体和一个身体的交流，我特别喜欢那里面的风景。然后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声音特别重要，还有就是那些风景特别影响一个人，它没有叙事，但是也是有一个线索，是一个情绪的线索，是一个身体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好，一开始只有一些光一些影，有一个镜头就是一个人躺在地上，有几个人过去，然后你根本没有辨别出那些光那些影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你只能看见一些光和影，那是完全激发一个人的记忆，那个记忆不是一个理性的记忆，是一个身体性的记忆，就是人的言语完全没法说出来的那种东西。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一直在推这个电影往前走。我觉得特别好。
另外一位观众举例说：
在听导演的解释之前，我对电影有一定的误解，而现在看这些误解也正是我喜欢的地方。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电影一旦有一点点故事的苗头，然后它就马上会戛然而止，观众刚刚有沉浸到似乎是某种故事的氛围里面，又马上会被推离开来，又被推到一个比较局外人的场景里面。我就发现这是一种人的状态，虽然具体的事情不一样，但是那种气氛和温度都比较类似的人的状态的罗列。
就包括有一些视角，特别是在他们门外拍，往往都是有一种窥视（的感觉），在看屋里的人在做什么，而且那个时候，电影也不会打说明性字幕，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讲的是啥，只能体会到他们那种状态。但是，反而是在这种导演故意要让观众和片中的人隔离开的那种环境里面，我反而沉浸下去了，我反而进入到某种状态，然后我就觉得我拥有了某一种视角，这种视角就是《翻山》的这座山的视角，就是什么人可以平行地罗列地看待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只有这座山。
我最开始就觉得可能是带有这样一种实验去拍这部片子，这个视角，这个主角其实就是座山。所以当导演和导演的摄像师出镜的时候，我完全不意外，因为我觉得剧组在尝试着模拟这个山的视角。
我最开始看得有点昏昏欲睡，但是这样去观看后面的场景，特别是最后那一幕，那个人向那群猪爬，然后最后他似乎也变成了其中的一只猪，如果把这个场景作为一座山来理解的话，在这座山或者说这部电影的视角里，一个人和它看一只猪，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你们都是在进行着在它看来很渺小、很虚无的东西。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带着我自己这样的理解，就觉得接受了一场有意思的人生哲理思考，顿时觉得非常喜欢这种片子。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主编胡维捷则是从媒介批评的角度，就《翻山》和观众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论述。他说：
我现在就觉得，对于《翻山》这种能够调动我们本能的视听工具，它和你自己的关系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媒体都是在灌输，它教你怎么样，教育你，告诉你太多的话，就是让观众形成一种惰性的心理，你说怎么办我就听。
胡维捷认为，在解读《翻山》的过程中真正的有意思的是思考，使一个观众能够参与到剧情里面去。比如说，《翻山》给观众展示了一个红色的东西，它的潜台词是希望观众从红色能想到红的补色是绿，而不是说给了观众红色，就仅仅意味着给了观众一个红色的东西。
但是胡先生认为，导演杨蕊在处理这种技法上并不是很成熟，甚至在镜头处理上有些支离破碎，因为导演自己在场面调度等问题上囿于年龄阅历等因素，也并不能做到想得特别明白。但是，导演在探索的阶段，如果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镜头风格体系，对于整个影视视听都是有贡献的。胡维捷说，现在的电视剧、电影产品很多都是被一个剧情套路、一个模式限死的，《翻山》是反套路、反模式的一次实验。
把电影本身“推开”，保持一定的距离审视，这样会从中看到自己；或者抛开自己，让自己融入电影当中，以“山的视角”来看这群人的生活、理解他们的生活，也许也会看到“生活”这个概念本身的共同性。
除了胡维捷先生的观点之外，冯卫民先生也提出了自己“融入”剧情过程中的感受：
我最喜欢杨导演的地方，就是比较同期的其他的一些电影，她深入了一个民族群体的内部，从日常生活去解读里面的主人翁，比如年轻人生命中的东西，这一点是比较突出的，而且有一定的探索性、实验性。
无论是躁动不安，无论是对爱情、对友情的寻觅，甚至是剧中人物的行为，可能有些看似极端与难以理解，但从这些人物“自然真实”的生存状况里面，从影片中微妙的人际关系里面，从历史、文化以及其他佤族人的生命符号（例如老奶奶对于她逝世多年丈夫的回忆）里面，都有一种解读的逻辑可寻。虽然这种逻辑暧昧缥缈或隐或现。
这就需要观众敢于“质问内心，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要放下自己对于电影的排斥，先进入电影，然后再思考”。
去观影的时候，你应该把自己彻底放开，以前的东西你先不要去想，你还不要去对照、去判断，你先要投入到里面去，然后把他们当成身边的普通人，你去理解、体会，感受就会不一样。卸下自己身上有的一些东西再去看，就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那个故事情节你就能抓得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生活了很多年，你身上带着对身边环境语言非常熟悉的东西，甚至某些价值判断，你先入为主地去审视这部电影；而当你把自己当成一个看客，你就不会介入这个影像画面还有声音，没有投入到里面去，在观影的时候也是有隔膜，因为你没有放下来。（冯卫民）
杨蕊导演说，这是相对开放的、跟观众互动的观影；她强调这种互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她讲得是非常贴切的。因为什么呢？她是借着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那样的一个场景里面，把带有某种设置的一种故事讲给大家听，你如果是把它当成你身边的故事，或者你身边的人经历过的东西，你会很难理解。因此，你首先应该抛掉那些你认为它夸张或者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的场景带给你的难以适应，你去接纳它，你这样去进入人物的内心以及内心深处的律动。哪怕你接纳到最后的感受还是反对这种电影的形式，但是先腾空自己看下来，完整地拥抱一部电影，感觉上总还是有所不同的。
当然，这种腾空自我的观赏方式是费力的，和当下很多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商业电影制造的观影体验完全不同。不过作为观众，如果既能体会花一两个小时“享受”一下宏大场面、震撼音效、明星云集的速食轻松型观影，也能体验不知所云、费力费心、绞尽脑汁的深度思考型观影，可能才是最良性的。
一位观众这样总结道：
大家应该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也很对。另外大家的阅历也可能不一样，如果你一个人去到异域文化反差比较大的地方，如果你去得比较少，那么就很难快速地进入到某种新的东西里去。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比如社会实践，我还真的建议去跟观众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无论你是什么民族——反差大的地方去，你才能更多地看到生活的细节，包括你很熟悉的环境里你忽视的细节。
因为你到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里面，反差非常大的环境里面，就跟你初次遇到一个什么人一样，你茫然无知，你要非常仔细地打量他、观察他，然后了解他所有的一切。这就是人类学里面经常说到的一个概念“文化震荡”，一个人内心装下了多少文化，能对世界有多宽厚的理解，其实就植根于他在这种文化震荡之中，能否尽快地寻到自己的定位，找到一种平衡与理解。
《翻山》的观众在看电影时有一个任务，要去反问自己，你什么时候会遇到翻山这种事情，或者是你每天都在遇到，或者是你正在翻山，这也未然可知。可能你自己没悟到，但是你翻山的时候，一定要有目标，也要控制。这就是人的常态，日常生活里面经常遇到的。我觉得杨蕊导演就通过一个边境部落里面的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就展现了这些。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甚至是每天发生的。这当然也是我个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