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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久别重逢的喜悦
10年前，我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了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Innis，1894—1952）的《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和《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如今又有机会翻译他临终前的另一部杰作《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深化对他“偏向论”和“帝国论”的研究，欣欣然焉。至此，伊尼斯的传播学经典就由我悉数引进大中华学界了。
二、伊尼斯的历史地位
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一样，伊尼斯的学术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
1.学术转向和代表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尼斯再入麦克马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旋即转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师从西方社会学巨匠帕克(Robert Park)，完成博士论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1920年，他开始在多伦多大学执教，直至去世。
伊尼斯求学时，正值芝加哥社会学派盛期。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和帕克（Robert Ezra Park）等经济学和社会学大师云集，该学派的都市研究和地区研究无人能敌。
伊尼斯青出于蓝，他没有去追随极富盛誉的都市研究模式，而是转向欧洲学派，研究宏大主题。他要为祖国的学术研究开辟新天地，他开创了大宗产品（小麦、木材、矿产、皮毛、渔业、纸浆等）研究和经济史研究，尤其是加拿大经济史研究。
不久，他又转向媒介、媒介史和文明史研究，因为正如大宗产品一样，媒介也是历史运演的主要资源。
20世纪30年代，伊尼斯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完成了两部传诸后世的经济史专著：《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The Fur Trade in Canada: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鳕鱼业：一部国际经济史》(The Cod Fisheries: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同时，他参与组建加拿大政治学学会、北美经济史学会，1949年出任加拿大皇家学会会长，20世纪50年代初期又出任北美经济学会会长。
伊尼斯于1952年英年早逝，在短短3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力主加拿大扬长避短，发扬民族特性，保护民族文化，为加拿大政府建言献策，对加拿大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伊尼斯对西方文明的危机深感忧虑，认为西方文明具有强烈的空间偏向，忽视了时间的延续、积累和传承。
20世纪40年代，他从经济史转向文明史，从经济学转向传播学，给世人留下了永垂青史的传播学经典：《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但正处在学术爆发期的他不幸身患绝症，于1952年11月8日去世，享年58岁。
伊尼斯是加拿大为数不多的世界级大师、经济史家、多伦多传播学派奠基人，给经济学和传播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给世人留下的著作，附录于此：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1923)
《加拿大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导论》（The Fur Trade in Canada: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1930)
《鳕鱼业：一部国际经济史》，（The Cod Fisheries: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1942)
《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odern State，1946)
《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1950)
《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1951)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1952)
《加拿大经济史论文集》（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1956)。
2.麦克卢汉的推崇
（1）“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麦克卢汉说：“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是地方性社区。在挑选大型主题上，伊尼斯属于欧洲学派，而不是美国学派。”“实际上，伊尼斯发挥这些思想时比帕克还要走得远。他应该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 [1]
（2）谦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看成伊尼斯观点的注脚，首先是诠释他关于文字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然后是诠释他关于印刷术心理和社会影响的观点。” [2]
（3）推崇伊尼斯的研究方法：构拟“宏大模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推出“总体场论”等。兹引几句予以说明：他要“把历史当做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他揭示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伊尼斯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地区的微观研究……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麦克卢汉说：“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total fieldtheory）”，又说其研究方法是“界面”的方法，“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 [3] 这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
（4）称许伊尼斯是“最好的老师”。“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 [4]
3.凯利的称颂
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1934－2006）是美国新闻学家和传播学家，他独擎一帜，引入传播的仪式功能，他把传播作为文化来研究，居功至伟。其成就是：第一，推崇、阐释并光大伊尼斯的思想。第二，生平的最后10年转向媒介环境学研究。
就是这样一位大家，破格为伊尼斯这本书写下万余字的长篇序言，为其增色。值得注意的几点是：
（1）伊尼斯思想的分期和一以贯之的治学风格，“和马克思等思想家一样，伊尼斯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中间似有一个断裂，研究题材和哲学观点都有剧变。他的传播学论著横空出世，颇为突然。后期的著作独树一帜，极具胆略；前期的经济学论著精致准确，细节却可能使人昏昏欲睡……不过，我本人不持这样的看法，早期伊尼斯和后期伊尼斯之间不存在急剧的脱节”。（viii页，译者序中的以下引文均注原书页码，即本书边页码。）
（2）研究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和因素。“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既可能是共和主义的，也可能是威权主义的；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抨击帝国犹如独战风车，因为帝国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理智的问题是：理解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了解判定帝国效能和文明潜能的标准。”（xii页）
（3）率先研究伊尼斯的全球化理论和实践。凯利注意到伊尼斯这方面的成就，颇有新意。他说：“在经济和传播领域，伊尼斯是最早明确表述全球化的理论家之一……伊尼斯讲述贸易、商品、技术和传播的复杂历史，他考察的多半是全球化的前两个阶段：（a）北美的殖民和扩张，（b）19世纪帝国主义控制远方领地的竞争。”（xii-xiii页）
4.霸气与豪气——译者的评价
伊尼斯的学问充满霸气与豪气。他上下六千年、纵横数万里扫描人类社会的历史。
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一样，他用如椽之笔进行宏大叙事和比较。同时，他还对历史模式做出有深度的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和“帝国论”，涉及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等观念。他认为，帝国耽于空间上的开拓，疏于时间上的传承。又认为，“理想的”帝国要防止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 [5]
他的霸气建立在30余年的严格训练和潜心治学上。在学术生涯的前20年里，他完成了极具原创性的四部加拿大经济史著作，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研究，贡献了三部传播学经典。多学科的学问背景使他能够高屋建瓴、以简驭繁，所以他能提出“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
他的豪气来自于边缘对中心的反叛。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还没有完全摆脱英国殖民地的边缘地位，同时又受到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他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做学问、当策士，对加拿大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除了“偏向论”和“帝国论”，他给世人留下的思想遗产中，还需要特别指出以下四点：
（1）独创加拿大经济史学派。他从研究加拿大本土的贸易、运输和交通网着手，自成一家，使加拿大的经济学研究摆脱依附，走向独立与辉煌。
（2）首创“大宗初级产品论”。这给加拿大人敲响警钟：不满足于初级产品的生产，经济才不受制于人。
（3）保护、发展和弘扬加拿大文化，以抗衡美国的商业主义文化。唯有弘扬自己独特的国民性，文化上才不受制于人，加拿大才不至于沦为英美的边缘，才不会受到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他说：“我们加拿大人在为生存而斗争，美国广告，尤其美国期刊广告的有害影响、美国商业主义强大而持久的冲击，表现在加拿大生活的一切方面，彰明昭著，一望而知……这些发展势头会对加拿大文化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事实上，它们对加拿大的国民生活构成威胁。”（xvii页）
（4）给偏重空间扩张和知识分割的西方文明敲响警钟。他认为，偏重空间扩张的西方文明忽视文明的时间传承，容易损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这个思想对社会的权力、文化和价值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警告：“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和这些条件处在同样危险之中的，还有西方文明。” [6] 接着又说：“……这个代表英联邦大学的会议，迄今为止都关心从政治的观点来表达问题，以至于忘记了西方文明整体性的问题。” [7]
（5）奠定了传播学多伦多学派的基石。世人给这个学派的诨名“技术媒介决定论”，未必是妥当的。他认为，媒介有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他是一位清醒的大儒，对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其他因素了然于胸。
三、治学风格与治学方法
1.小篇幅，大文章
《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三本书篇幅相近，均不到20万字。但伊尼斯的每句话都是一个小小的藏书室、一个参考文献文学库，其信息量非常密集、浓缩、丰富；他的思想节奏快，多跳跃，给人留下大量思索的空间；他的文化模式、媒介偏向、帝国模式构架宏大，隐藏了大量的叙事、描绘和阐释的空间。他的书既需要反复琢磨，又非常耐读。他小中见大，以简驭繁，胜人一筹。
2.精于考据，注释不厌其详
以《帝国与传播》为例，总共不到20万字，注释之篇幅，竟然超过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1950年，初版的《帝国与传播》注释已有277条，1952年再版的《帝国与传播》又追加了257条注释。传世的《帝国与传播》一书，注释竟然多达554条，达到全书五分之一还要多的篇幅。《传播的偏向》的情况类似，不到20万字的篇幅竟有数以百计的注释。
再以《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为例，正文仅10万字，加上索引，也不过11万字，但读者手捧的书已近20万字。这是因为：原书注释多达近400条，计4万字；凯利评价、阐释和弘扬他思想的序文超长，达万余字；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译者加入200余条注释（共2万字），并撰写了近万字的序。
3.洞幽烛微，识别模式
根据麦克卢汉的归纳，伊尼斯的研究方法别具一格，那就是：模式识别、整体场论、“界面”方法。在《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的序言里，麦克卢汉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伊尼斯的研究方法。再摘引几段，以明其要：
伊尼斯深入到隐蔽的历史情景中去，从内部去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processes），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 [8]
伊尼斯展示的是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他指出，帝国自然而然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来寻求空间上的扩张。 [9]
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对话还有一种自然的倾向，那就是任何题材的多方面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能够产生洞见和发现。与此相对，观点仅仅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相反，洞见却是在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突然得到的顿悟。
读伊尼斯的时候，记住分类知识和模式识别的区别很有好处，因为他首先是擅长识别模式的人。 [10]
四、关键词解读
在伊尼斯的传播学论著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它们是：传播、偏向、帝国。
和麦克卢汉一样，伊尼斯从来不给这些关键词以任何解释，我们只能到他的著述里去钩稽其含义。
在《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的译者序和《多伦多的双星》一文里，我曾经试图解读这三个关键词。
就说“传播”吧，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
至于“偏向”，那是传播媒介特质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他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他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比如，石刻文字和泥板文字耐久，所以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容易使用。相反，莎草纸等纸张轻巧，容易运输，方便使用，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然而它们传播的信息局限于当下，比较短暂。
总之，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某种媒介却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至于“帝国”，那既是常人心目中的帝国，又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帝国。他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
凯利认为，伊尼斯并不对帝国和帝国主义进行价值判断。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序言里，他对其含义做了这样的解读：
伊尼斯并不抱有今天的人们对帝国那样典型的鄙视，当然，今天还有人捍卫帝国的无辜。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既可能是共和主义的，也可能是威权主义的；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xii页）
凯利的解读是否正确？伊尼斯是否抨击和挞伐帝国主义?我们还是看看他本人怎么说吧。这是下一节阐述的主题，也是《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一书最闪亮的思想之一。
五、“帝国论”的警世箴言——美帝国主义批判
《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亮点之一是对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深刻揭示和批判。
读者浏览目录，赫然在目的批判文字就有：“美国宪法的军事意涵”（第二章标题）、“美国的扩张与战争政策”（第二章第三节标题）、“帝国主义在美国抬头”（第三章第四节标题）。伊尼斯刨根究底，以哲学家的明达睿智、史学家的纵横视野、批评家的深刻洞察，对美国的扩张冲动、军事主义、帝国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揭示和批判。
1.美国宪法嵌入了军事主义的种子，军事主义是美国“先定”的命运就此，凯利对伊尼斯追究的军事主义根源做了很好的归纳：
他认为，美国宪法有两个根本的弱点：（1）总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他在外交政策上拥有几乎不受制衡的控制权……他实际上就可以像君主一样行事了。（2）由于总统选举日期固定且可以预知，外交政策在政治竞选中被牺牲了……政策就听命于打赢选战的谋略，而不是服从于国家利益，这就产生政策的摇摆性和易变性。（凯利序，xviii页）
他又说：
伊尼斯论证，各国宪法普遍有一些基本的弱点，美国宪法的缺点尤甚……他认为，由于美国是在暴力革命中建立的，所以它很容易表现出过分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凯利序，xviii页）
伊尼斯不希望美国成为鼓吹“美国天命”的醉汉。
在美国宪法的影响下，对武力的依赖日益成为必需的要义……将军出任总统几乎成了惯例。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俄国政治学家）说，上帝眷顾儿童、醉汉和美国。我希望，上帝偶尔也看看其他方向，眷顾我们这些其他人。（39页）
2.将军出任总统的“传统”强化了军事主义的倾向
在第二章第二节“美国历任总统及两党政治”里，伊尼斯详细叙述了100余年间总统竞选的两党政治以及历任总统的军事业绩。令人吃惊的是，从华盛顿到艾森豪威尔的34任总统中，军人出身的就有10人，他们是：华盛顿、门罗、杰克逊、哈里森、泰勒、格兰特、海斯、加菲尔德、西奥多·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
3.频繁的战争叫嚣和扩张
1844年，第11任美国总统波尔克的竞选口号是：
经纬线50度-45度，否则开战。（59页）
1898年，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洛奇（Henry Cabot Lodge）叫嚣：
从里奥格兰德河到北冰洋，只应该有一面国旗、一个国家！（30页）
华盛顿及其19世纪的继任者……在南北美洲稳步扩大美国的影响……向南部扩张以牺牲法帝国为代价，其突出表现是杰斐逊任内与拿破仑达成购买路易斯安那的交易；向北方扩张以牺牲英帝国为代价……稍后向南的扩张有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保驾护航。（22页）
4.隐而不显的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被描绘为“隐而不显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之所以被视为有理三分、能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它坚决否认它搞的是帝国主义。（117页）
5.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
这是个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是粗暴得难以置信的帝国主义。我们再以西奥多·罗斯福在阿拉斯加边界争端中的手腕为例，还以他在巴拿马运河谈判中的谋略来说明问题。其粗野态度的最露骨表现是美国谈判代表坎贝尔的一句话。他问：“总统先生，在朋友之间，宪法算什么？”（59页）
6.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在加拿大，我们也看见美帝国主义以各种形式发酵：两国的渔业争端、美国人抗议我们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阿拉斯加划界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出的威胁，无不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在起作用。（59页）
我们的确是在为生存而战……只有坚持不懈地在战略重点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才能够确保生存。（13页）
六、破解天书：《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主题
译完全书，有一个问题大惑不解：《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似乎文不对题、题不对文。此谜似乎极难破解。什么是他所谓的“时间观念”？他的“时间观念”有何变化？伊尼斯似乎不着一字。至于“文不对题”，无非有几种可能：（1）作者疏忽，（2）隐而不显，（3）有意掩盖。略一推究，伊尼斯治学极为严谨，“疏忽”和“掩盖”都不太可能，“隐而不显”却值得我们深究。
伊尼斯在极其短小的“作者前言”里闪烁其词地隐藏了他的“时间观念”。他说：
不同的文明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而且，在同一文明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态度也大不相同，印刷术以降的西方文明即为一例。即使在一个政治区域里，比如美国，不同地域的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态度也迥然殊异，尤其东部人和西部人的态度更颇为悬殊。实际上，政治疆界和政治制度的特性就足以反映地区差异。在解释这些差异时，我们的着力点是传播技术的变革。（xxv页）
本书第四章“报业：20世纪经济史被忽略的因素”就是从媒介的变革看时间观念的变化，只是没有用文字点破而已。
凯利对此给予的解释是：现代媒介的空间偏向使时间观念缩小到当下的范围。
凯利认为，“时间的视野塌陷，囿于目前”。他说：
这个世界每天一个周期，甚至以时刻为一个周期。我们被囿于当代新闻的生活，用以取代政治参与。时间的视野塌陷，囿于目前，远见卓识、长远谋划、为子孙后代着想均已过时。（xv页）
凯利又进一步发挥“未来消失，化入现在”。他说：
时间缩小到当下的范围，缩小到每星期一个周期的尺度，缩小为即刻和短暂的世界。未来消失，化入现在了，一切事物以令人头昏目眩的速度变化，使人难以维持时间和文化的连续性。（xv页）
如此看来，《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宛若留给世人的无字碑，读者可以放飞无限的遐想，我们只好从他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里去寻求开放性的解读了。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2年6月5日
[1] 转引自［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7页，8页。(本书脚注为译者注,下不一一标明。)
[2] 转引自［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序》，8页。
[3] 同上书，2页。
[4] 同上书，3页。
[5]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9页。
[6]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165页、167页。
[7]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165页、167页。
[8]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麦克卢汉序》，2页。
[9]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麦克卢汉序》，5页。
[10] ［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序》，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