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墨经》
墨子,姓墨名翟(约公元前480—前420年),中国战国初期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现存《墨子》一书,其思想导源 于墨子,经众多墨家后学陆续编撰而成。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合称《墨经》,是后期墨家的创作,为中国先秦时期逻辑学说的最重要经典。
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现象: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论辩之风盛行,并且出现了一批职业性的文化人,当时叫做“智者”(如普罗泰戈拉)、“讼师”(如 邓析)、“辩者”、“察士”(如惠施、公孙龙)等。这些人聚众争讼,帮人打官司;或设坛讲学,传授辩论技巧,以此谋生。他们“非”常人之“所是”,“是”常人之“所非”,“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提出了许多的巧辩、诡辩和悖论性命题,并发展了一些论辩技巧。他们在历史上的形象常常是负面的。但我更愿意从正面去理解他们工作的意义:他们实际上是一些智慧之士,最先意识到在人们的日常语言或思维中存在某些机巧、环节、过程,如果不适当地对付和处理它们,语言和思维本身就会陷入混乱和困境。他们所提出的那些巧辩、诡辩和悖论,实际上是对语言和思维本身的把玩和好奇,是对其中某些过程、环节、机巧的诧异和思辨,是智慧对智慧本身开的玩笑,是智慧对智慧本身所进行的挑战。实际上,它们表现着或者说引发了人类理智的自我反省,并且正是从这种自我反省中,才产生了人类智慧的结晶之一——逻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