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提出的画分“南北宗”和“文人画”两条目的具体内容如下：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躁、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色（一作“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一作“易”）学也。”

从晚明至民国初年，这两条画论所区分的文人与院体、钩斫与渲淡，一直被大部分画家作为古代山水画史两种趣味与风格并行存在和发展的史实来接受 。而建立在宗派意识和画风导向目的上的画学主张，势必不能提供确切的史实结构和满足对所有既存风格的合理分类的要求。随着整体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以满足自我心性表达的文人画及纸笔相承的创作方式，受到来自思想界秉持的“西学”观念的攻击。以对文人画的批判为依托和连带，也致使画分“南北宗”在致用观念的影响下受到政治学术批判。继而在整理国故和疑古思潮的波及中，多位学者对之进行史实辨伪，使画分“南北宗”之说成为民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画学课题。之后随着社会境况的不断变迁，这个画学问题自身蕴涵的多重含义不断被挖掘，并赋予其更多的社会学内容。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学术研究的介入，通过“南北宗”研究达到对古代社会体制和地主阶级的批判，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释古”思潮出于对民国学术“疑古”风气过重的反思和对古代文化发展过程的重建心理，促使“南北宗”研究向美学阐释转向，进而“南北宗”自身包蕴的美学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提倡，导致其研究性质在史学问题与美学问题上纠缠不清。实质上，“南北宗”对晚明之前山水画史的构建所体现出来的史实性与美学价值双重特征，是任何一个具备风格实践意义的画学命题得以产生历史影响的普遍前提，也是其存在多重研究性质的潜在内因。而对其学术性质的阶段性选择，却与外在的时代观念、研究方法及重要学术思潮息息相关。故此，“南北宗”研究后期之所以会出现对美学和风格学价值的大力提倡，主要是因为山水画“信史”的重建困境和对当时学界“释古”思潮的回应。毕竟经过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学界对山水画史发展完整脉络的了解和把握，无论文献记载、作品例证还是考古发现方面，都显示出在真“破”与实“立”之间依然存有不小的障碍。

对“南北宗”学术史的阶段性考察，会使我们逐渐明确学术研究从观念到方法都不是抽象的，它们只有结合特定时代和具体研究个案才会产生实质的学术史价值。一方面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能够不断拓展对象的研究性质；另一方面，在观念统摄下的研究方法相对于研究对象本身，具有更多的外设性特征，本质上它与研究对象并非一种完全固定的所属关系。一种方法对研究层次和深度的贡献，不能决定研究结论的长久性和唯一性，新的方法也迟早会代替原有方法。因此，任何一个研究对象特定时段的学术史意义，都不会因为一种“后视性”而遭到批驳和否定，研究状态本身即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

然而，现实的研究状况表明，褒此贬彼的倾向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许多研究者的文章中，虽然其根本意图在于为所选择的评述对象提高学术史价值，但在简单比附时无意中忽略了研究方法的时代性和适用度。如《俞剑华对南北宗论研究的贡献》一文，作者在比较俞剑华所持的社会学方法和文献考据法优劣时说：“俞剑华对于南北宗的研究便试图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南北宗论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学的方法论是贯穿俞剑华研究南北宗论的基本方法，这就比单纯地运用文献考据去研究南北宗文本的方法要开阔得多，所获得的结论也便具有了科学的根据”。 这样的论述存在以下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就史学研究性质而论，结论本身的“科学性”恐是暂时的，科学研究与史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可以互鉴，但史学研究本质上具有不可预期的偶然性和主观需求等特征，多少带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语境和个体学术趣味选择等多方面投射来的观念性内涵。只要是史学研究，其“叙述性”思维就是保持其特定人文学科的基础，某种方法论重要与否仍会取决于评述者个人的学术旨趣。其次，如果就俞剑华自觉地使用社会学方法的现实情境而论，这恰恰反映出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转型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佐证了研究方法的“外设性”，而非完全的科学性。最后，俞剑华本人对于社会学方法的强调和使用是阶段性的，不是一以贯之的。俞氏在《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一书中，对很多问题的研究都运用了“文献考据”的史学方法，也得出了可信的考证结论，并非不“科学”。所以，就方法论而言，其研究既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和适用度，又具有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相关的多变性。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可能并不因为新方法更科学，而是因为它能根据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导向新知。如此也使研究方法本身具有了一些悖论色彩，一方面它能在自己设定的向度上有效地开展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研究方法随着外在社会整体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方法分别在不同时期和阶段施用于学术问题，并产生出多种或相异的研究结论，前期方法的有效性会受到新方法的挑战，甚至会涉及研究结论本身，诚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说，“方法论本身并不足以使我们能做到：只要按它的指示办就可以对许多科学问题得出唯一可靠的结论来” 。因此，如果能够清晰地认识并合理地理解学术研究的过程性，也就没有必要陷入一种怀疑论或虚无主义。事实上，基于“一种理论无论是否接近真理，只要得到大部分‘精英的’认可并实施，便能够在相关领域产生一致认同的结果” 这一理论，考察任何一个研究对象特定阶段的学术史都是非常必要的，除了能够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价其阶段性研究的学术史价值外，也能够探求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境况，使得同一时期的多数学者在学术追求方面有着如此共同的旨趣和目标。 rOYxmJ3in4xqKTmWuYiXW33y5q637oilT+Y+T4erz+BSqrLR3YlB/SicGcjLT3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