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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除绪论外，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考察民国时期南北宗研究学术史之必要性。
首先，对民国时期“南北宗”史学辨伪阶段的研究性质和意义作出界定。通过对“南北宗”研究学术性质变迁原因进行分析，从阮璞对“史学问题”与“美学问题”关系的讨论入手，探讨“南北宗”进入现代学术视野后，历经不同时期，其研究性质为何从史学研究向美学风格理解转向，即“南北宗”研究到底是一个“史学问题”，还是一个“美学问题”？其研究的学术阶段性特征怎会如此殊异？而导致研究性质转向的学术根源又何在？命题本身蕴涵的双重结构和伴随社会体制变迁的新学术环境是我们分析的重点。
其次，从五个方面分析“南北宗”成为民国史学研究对象的学术根源，大致有三个外部因素：①20世纪初期思想界对文人画的批判与“南北宗”学术研究的关联。他们力图通过对明清文人末流画风和分宗立派思想的批判，回溯到唐宋格物写实的早期传统。②“整理国故”运动和“古史辨”思潮拓展了史学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传统画学和相关文献典籍日益受到学术界关注，历史考证法首次被应用于古代画史、画论问题的研究中。“南北宗”等一些具有文献“层累”特征的画学问题，渐次进入现代学术辨讹视野。③留学生们在国外所吸收的学术新思维和方法论，逐渐在“南北宗”问题上得到反映。滕固、傅抱石都有为期不短的留学经历，童书业师从顾颉刚，间接感受了胡适等人带入的欧美史学思想。其还有两个内部因素：①民国时期“南北宗”研究，代表民国美术史学开始从通史性撰述向专题研究转变，明确显示出民国学者在研究思维方面的渐趋深化与专精，从通史著述作者向问题研究专家过渡，进一步完善了民国美术史学研究体系。他们对通史著述和画学文献考辨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和反思。类似“南北宗”这种史实考辨研究，为今后撰述更接近客观的通史性著述做了文献核校与整理工作，逐步完成了民国学者所预先构想的通史著述—专题研究—通史著述这样一个递进式的研究路线。②同时期日本学界的“南北宗”研究成果，对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着重要的外在影响，这也是深入了解涵盖日本东洋学范畴的中国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日本学界的“南北宗”和文人画研究，与当时日本第二次收藏浪潮和趣味的变化关联紧密。
最后，对民国时期“南北宗”研究成果进行了初步统计。依据研究成果形态及学术影响力度，大致归纳出三类范式：以滕固为代表的，从文化史学观念和风格分析方法入手的“南北宗”研究；以童书业为代表的，从画学文献史实考证辨伪入手的“南北宗”研究；以傅抱石为代表的，基于民族主义立场，高度提炼民族绘画精神内涵和发掘文化动力，深入探究山水画史源流和思考民族绘画前途命运的“南北宗”研究。
第二章：滕固文化史学范畴的南北宗研究。
首先，从目前学界滕固艺术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入手，着重解决梁启超对滕固学术研究思路具体层面的影响；排除泛论式或公式化的“进化论”史观论点，剖析梁氏特别规约的文化发展的“积储”特征对滕固美术史研究的实质性渗透；重视滕固“南北宗”研究中的文化史学色彩，和他对文人画与院体画分立的史实、“南北宗”形成过程所作文化史学范畴的探究和考察。
其次，对滕固两次留学过程中受到忽视的三个事实进行分析，从而使其所处学术背景的针对性能够更为具体而清晰，亦可了解他对“南北宗”问题研究的持续性。其一，留日期间，以东京帝国大学教学体制为核心的日本近代学术取向，既是滕固开展早期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其后来留学德国的重要学术诱因；其二，留德期间，滕固受音乐史家王光祈“零碎工作”学术思路的影响，从当时盛行的通史性画史著述转向专题式研究，这是写作《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一文不可忽视的学术背景；其三，1935年署名郑昶的《中国美术史》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此书绪论部分全部来自滕固的论著内容，这是一个令人困惑和费解的现象。厘清内在原因，对于把握滕固留德期间的生活境况、学习状态及其博士论文选题与之前的“南北宗”研究的关联都甚有益处。
最后，通过对《唐宋绘画史》写作所据“底稿”的考辨，澄清目前学界存在的某些混淆问题，亦表明自《中国美术小史》中立论“南北宗”于史实的不确，到1926年前后开始写作一部“底稿”，到1930年夏又对“底稿”进行大幅度增删损益，到1931年9月《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专题研究发表，再到博士论文选题和答辩，最后到1933年《唐宋绘画史》一书的出版，滕固对“南北宗”问题进行了长达近八年之久的关注和研究。脱开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以研究对象来划分滕固艺术史研究过程，或许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首先，其博士学位能以如此之短的时间取得，前期这些重要画史文献资料的累积对论文选题构成直接性意义。其次，滕固通过引证王维《江山雪霁图》来说明唐代山水画风的基本特征，认为此图直接促成董其昌提出“南北宗”之说。我们借此分析被滕固首次引进中国画史研究领域，并被学界颇为首肯的风格理论在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在主观上源于滕固对当时藏于日本小川家族的《江山霁雪图》作品实物未能亲见或精审，加上基础性作品的缺失无法为学术研究提供有效的视觉证据，使早期中国画史学者无法摆脱对文献资源的依赖。即便目前，学界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围绕《江山雪霁图》所产生的系列问题，这也是笔者将着重讨论的另一个伴随“南北宗”研究而来的画史个案。
第三章：童书业文献考证学视野的南北宗研究。
首先，童书业为顾颉刚的得意弟子，顾氏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南北宗”史学辨伪研究即带有极强的“古史辨”色彩。王季欢的授课讲稿《云蓝先生画譍》，经童书业前后两次整理（1934年和1961年）。其中大量关于传统画史、画论的观点是童书业开展中国画史研究，尤其是其“南北宗”研究的重要画学资源。童书业有着丰厚的史学素养，并受到严格的方法论训练，极为重视史学研究中的“破”、“立”观念，经过民国时期“南北宗”史学辨伪，一直试图从地域风俗角度恢复或重建南、北画风之别，晚年所著《南画研究》一书就是这一史学思想的体现。此书虽然在体系上可以完成自足性，是“南北宗”批判后的建设性研究，对中国山水画发展历程作了重新的规划，但在涉及画人分类和画风美学韵味阐释时，又不可避免地落回文人画（南画）与院体画（北画）或“南北宗”设定的分类逻辑。此书虽写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但“南画”称谓之渊源不可不辨，最早可以溯至民国时期日本“南画”概念对中国画坛及学术界的影响。
其次，童书业是一位反思意识很强的史家，重视不同研究方法在特定学术史阶段解决问题的实效价值。本章以“新历史考证法”为本，考察其自名的“新汉学”观点，深入讨论童书业以此方法对山水画史及“南北宗”问题的考辨价值；辩证地比较其前期主张的“新汉学”重材料考证，与后期“新宋学”重义理阐释各自的方法论优势，对文献史籍考证方法和重建山水画史心理诉求作了逻辑分析；以《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等文为例，解析童书业对历史文献“层累说”和“分化说”在画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民国以来学者们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推崇，导致学界过于看重考古发现对世存文献证实证伪的价值。绘画实物作品的缺失，也使山水画史重建过程过分依赖以“文献证文献”的方式，对考古学价值的强调仍处草创阶段。此外，20世纪中国山水画史研究领域参与者由于来自不同国别，秉持不同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在不同向度上开拓了研究层次和问题深度，但由于学术体系的不同，在方法论上亦引起了一定的争论和分歧。这些研究现状，一方面会加强中国古代画学文献资源价值的国际性认同感，另一方面也会对民国学术体系进行有益的修正和补偏。
最后，阐明以童书业为代表的“南北宗”史实考辨派在学术史上的重大意义，这一学派大致形成于民国时期末。20世纪50年代之后，虽然学术研究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干扰，但重要的“南北宗”研究成果仍以文献考辨模式为主。这一学派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画学重感悟、重题跋的随笔形式，增强了现代学术所应具备的理论性、逻辑性和辨析性的研究思维，促进了古代画学文献从臆断形态和古典解释传统向现代学术品质转变。直到目前，文献考辨仍然是古代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
第四章：傅抱石民族主义画学观念下的南北宗研究。
傅抱石通过写作《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大力提倡“南宗”绘画为民族艺术精神的骨干。这能否列入学术研究范畴，笔者上文已辨，所以他在“南北宗”研究学术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首先，通过对民族主义形成因素和基本特征的分析，确证傅抱石在坚持“南北宗”思想时所独具的民族主义画史研究观念，排除胡适所言夸大和忌讳的弊端，突出其著史的现实意义。同时其画学思想中的民族主义观念，以留日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即留学经历是傅氏画史研究风格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其从单纯排斥“隔壁老二”的意气色彩，过渡为能够正确理解学术辨讹和相互借鉴价值，充分肯定了部分日本学者在中国画史研究上的卓越贡献。
其次，傅抱石提倡“南宗”绘画风格与20世纪20年代中日学界的“文人画”复兴思潮关联莫大。俞剑华接续陈师曾的思想，更是将之与民族绘画前途命运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中国绘画变迁史纲》蕴涵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理念出发，分析傅氏力主“南宗”为民族绘画骨干之“史”、“理”结合的述史风格，明确作者有着“疏通知远”的史学意识。他一方面对民族绘画传统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一方面又联系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把民族绘画传统、精神内涵、前途命运，乃至国家存亡等多个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南北宗”史学考辨派所强调的“求是”观之外，开启了具有明确“致用”目的的画史研究模式。
最后，傅抱石1933年第二次东渡日本时，正值伊势专一郎《自顾恺之至荆浩中国山水画史》刊行之际，傅氏针对其文章展开学术辨讹。本书简要讨论了当时京都学派的主要学术特征，他们把“以中国人的态度研究中国问题”作为治学旨归，发现和考证了包括“南北宗”在内的大量中国古典学术问题，启迪和鞭策过当时很多的民国学者。经过与伊势氏的辨讹，傅抱石逐渐在日本寻求到一些推崇中国文化而又有学术见解的学者，并由此以长达八年的时间，对早期山水画史进行了“考镜源流”的专题研究，在当时的东洋文化圈落中，展示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能力和在画史领域的学术地位。
第五章：民国学者对南北宗相关问题的学术探索。
民国学者以“南北宗”研究为纽带，对与之相关的几个重要学术问题也做了深入研究。
首先，民国学者对“南北宗”一说进行了史实批判，进而积极推崇晚明王世贞的山水画史“五变说”。但“五变说”被肯定的前提之一是“南北宗”受到文献考辨方面的史实批判，之二是王世贞本人史学思想中的实学精神满足了民国学术求真的愿望，而它能否在史实逻辑上比后者更合理、更完善，或者能否给予一个完整的和较为客观的山水画史脉络，是值得深思的。实质上，“五变说”只是晚明收藏家王世贞评述画史的一段个人言论而已。其从批判一个画论到肯定另一个画论，是基于科学史观的考证结论，还是因为缺乏作品实物线索而转求文献证据的一种无奈呢？
其次，民国学者围绕“南北宗”和《画说》作者问题展开了讨论。针对“南北宗”作者的研究，代表民国美术史学界考证辨伪深度的推进和涉及范围的扩大，并且先于日本学界提出。《画说》作者是伴随民国“南北宗”研究而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引发了学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它直接关系到“南北宗”提出时间、晚明文集刊刻状况、画家关系、作品鉴藏史实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
最后，画史分期思想反映出民国学者整体史学思维、述史逻辑和思辨意识的增强，对山水画史的深入研究起到了理论提炼和段落划分作用。文中主要探讨了滕固、傅抱石等人对当时流行的几种画史分期结构的分析，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分期标准。滕固的博士论文、《唐宋绘画史》和童书业《唐宋绘画谈丛》等关于“唐宋”时段的断代研究，及傅抱石对金原省吾唐宋画史方面著述的引介，不仅反映了民国学者对“唐宋”观念的看重，同时也能窥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人，尤其是其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主张在中国史学思想方面产生的影响。滕固和童书业两人关于“唐宋”时段的画史断代研究，其核心问题都是围绕“南北宗”之说而展开的。
作为学术史研究，本书行文侧重对研究方法、学术观念，乃至具体研究成果中所蕴涵的研究逻辑进行细致分析和总结。这首先需要具备一定的反思性研究思维，因为只有对每个特殊研究阶段有了客观而理性的评价体系，才能够审视目前研究中的成绩与不足，以及建立理解史学研究意义及目的的合理基础。反思性思维本质上就是学界所常言的“问题意识”，只有有了对以往研究成果和存在问题的清晰认识，才能合理地开展具有接续性意义的新阶段研究。当然，反思性思维或“问题意识”也许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但对于工具性的研究方法而言，它却具备修正方法论的能力。换言之，具体研究方法只有在反思性思维的指导下，才能脱离理论的抽象意义而具备实践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直接指向新结论的得出。
首先，无论选择何种研究方法，都是以使用者自身的学术旨趣为前提条件的。就实质而言，大部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固定关系，两者只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语境中，以及研究者事先设立的研究意图之下共同构筑的一种史学叙述方式。但像依托文字系统的文献考据法和依托作品系统的风格分析法等，较之其他建基于外在观念的方法论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是任何研究中国绘画史的人都无法完全忽视的必备方法。
其次，学术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有很大的相似性，即都是围绕众多研究成果而展开，只是针对层面不同，所以也需要有成果统计、汇总、梳理和数据分析能力，很多情况下还要对所获取的材料进行细致的甄别、考辨、分类和对比。研究任何一个领域或一种类型的历史，都必须占有充分的史料，史料是研究者认识、评价研究对象的主要依据，只有借助合理选取的相关史料才能构筑真实的学术史研究。
再次，就本书的研究旨归而论，既不是针对民国“南北宗”问题研究结论本身，也不是过分强调此一阶段学术史具备怎样独立的价值，而是借助当时这个最重要的画学问题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资源之间建立起一种具有鲜活时代特征的关系研究范型，这对于今天过分强调学术研究的单纯性是有所启示的。也可以这样认为，绝大部分学术问题源于自身的存在基础，远远逊色于在与时代内容沟通时所获得的附加成分，这也是我们理解“实证”的和“叙述”的两种艺术史之间区别的出发点。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研究方法就其在实际中的具体应用而言，直接会影响或形成学术研究的写作风格。学术史研究会直接论及研究者所持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并在其基础上形成自己对观念和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如对滕固所运用的风格分析方法的剖析，促使我们对20世纪这一方法在中国画史研究中的境遇做一些探讨；研究者在选取文献时存在的主观态度，会使文献考据法所强调的科学性更近于史学性；对文献学与考古学结合的中国式学术特色的分析等，都会使笔者对自己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做出审慎的反思，从方法论上增强对本书的宏观把握能力。
本书以民国时期“南北宗”研究过程为线索，针对在当时学术体系中产生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展开讨论，尽量客观而公正地评述其阶段性学术史价值。诚然，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面面俱到，而力求严谨和商榷的态度对学术研究的发展确实非常重要。如果相信“历史方法论和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在于，客观地认识过去只能靠学者的主观经验才可能获得”
的断言，那么，笔者的研究亦不可避免地存在预设性的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而在其范围中展开自己的论述和研究，这多少会限制材料选取、论述目的和理论框架，导致研究结论的褊狭与疏漏。而针对研究过程中部分章节引文偏多现象，笔者也不能完全权衡其利弊，毕竟要最大限度地接近当时较为真切的学术环境，还得从当时学者自己的学术见解和语言表述逻辑与情绪中去把握。强调部分重要观点表述的完整性，是呈现真实学术价值的必要条件，笔者的适当评述仅能起到辅助性解释作用，而不是喧宾夺主地注重个人性阐释或片段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