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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分“南北宗”是晚明董其昌等人提出的一个画学主张，它对中国山水画史产生过巨大影响，但由于命题本身论及的山水画史脉络与之前画学文献记载之间的抵牾，民国时期前后受到多位学者从文化史学和文献考证角度进行的质疑和批判，“南北宗”从而成为民国以来绘画史领域重要的史学辨伪问题。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功绩在于：学者们从文化史学和文献考证等多个角度揭示出“南北宗”在客观史实方面的缺陷，不仅使我们对此一山水画史言论提出的历史机缘有了清楚的认识，同时也表明学术界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摆脱了20世纪初期致用目的明显的政治学术倾向的影响，能够借助新的学术观念、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之进行探讨和辨讹。当然，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也并不代表“南北宗”及相关问题就得到了理想而圆满的解决。就史学的研究性质而论，任何历史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研究客体自身蕴涵意义的复杂性、研究主体学术思维的时代性和研究方法的外设性的影响，进而使部分研究结论具有了一定的阶段性特征。所以，当时的“南北宗”研究也遗存了一些问题，并随着社会制度、文化语境及学术观念的变化，反射和承载了来自更多方面的内容，这是任何一个其他较为单纯的古代画史个案研究所无法比拟的。
首先，史学辨伪研究推翻了“南北宗”的客观史实性，但在寻求较之更为真实而合理的山水画史脉络问题上，无论是古代画学文献的个人化品评，还是现存作品所提供的有限风格例证，都依然困扰着今天研究者们的学术判断。就古代画学文献的史学价值而言，晚明之前的很多画学言论是否能够真正地从“趣味性”品评转化为客观的文献史料，并用来核校“南北宗”所涉史实内容的证据，极大程度地决定于时代思潮和研究者主观态度的选择。同时，作为学术研究形态的史学辨伪，与20世纪初期社会变革意识形态下的文人画批判潮流，在回溯唐宋绘画传统上保持着极强的一致性，这不免使我们要对民国学术体系所包含的“致用”与“求真”之间的复杂关联，有更深刻的反思和更强的警觉意识。如何理解这个时期史学辨伪成果的学术史阶段性意义？又是哪些因素导致“南北宗”这样一个在晚明时期独具风格导向价值的画学言论，成为民国学术研究的重点目标呢？所以，只有将“南北宗”研究置于合理的时代语境和特定学术背景体系下进行分析，才能体现出每个特殊阶段的史学研究目的和自属意义。
其次，随着时代观念、意识形态及研究方法的变迁，“南北宗”研究的学术性质也不断产生变化。阮璞20世纪90年代前后
提出以美学风格理解替代史学辨伪研究的观点，建议“应把‘画分南北宗’说主要看成是个美学问题”
，淡化其史学内涵。提出这种观点的目的是，通过研究性质转向来建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南北宗”，这样能够提供一些对其蕴涵的美学价值的理解的建议，而对于建立山水画史客观脉络的学术价值还有待评价。这是因为，应某种特定的时代性画风或宗派性目的而产生的画学理论，势必不能作为之前山水画风格发展演变千余年这样一个漫长历时性过程的史实证据。由此我们深刻认识到，经过近百年的古代山水画史研究，似乎依然没有一些更为可靠的史实材料或风格证据来填补批判“南北宗”后所留下的空缺。这种研究现状不得不使我们深入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当下对画学文献客观史实和确凿实物作品的学术追求，与理解这个山水画史言论对于创作的美学风格趣味，在建立某种绘画语言体系的功效进行对比时，两者孰轻孰重？阮璞或者其他持此观点的学者，能够在特定历史阶段提出这一建议，表明对学术课题之研究性质的界定，除了与研究对象本身蕴涵意义的丰富与歧义相关，也与特定时代的整体学术环境和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这就提示我们在对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理论提取和总结时，应尽量考虑其发生实际效力的具体学术史段落。故此，民国时期针对“南北宗”问题的史学辨伪是其学术史的第一阶段，多位学者顺应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的激变，对古代文人画学体系进行了批判，又在“整理国故”和“古史辨”运动之科学实证史观和求是精神指导下，推进了对古代画史文献承载史实能力的质疑和对真实山水画史脉络的诉求，这并不会因为之后学界对其美学风格的提倡而失去独立的学术史价值。
再次，同时期在“南北宗”史学辨伪研究之外，也存在傅抱石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积极肯定和提倡古代山水画史自唐代以来就存在南北分宗对立发展的史实，大力宣扬南宗绘画精神，这是否应划归于学术研究范畴之内？如果属于学术研究，那么又如何理解其特殊的学术史价值呢？傅抱石的“南北宗”研究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文人画复兴倡议是直接相关的。进而在同一时期以不同的文人画观为纽带，民国时期的“南北宗”研究面目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如果排除傅抱石这一研究思路的学术品质，可能导致对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之间界限的混淆，也不可能明确其特定的述史目的和理论旨趣。学术之所以成史，无论是具体研究方法抑或某种史观的体现，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些方面，这是今天在回顾和总结学术史时应该全面审视的问题。故此，傅抱石是民国时期唯一一位立足“南宗”，强调学术逻辑和问题体系，探求山水画史源流脉络，并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发展动力和传统绘画内涵的学者。从学术时局出发，傅抱石的南北宗研究是中国画史学者面对日本学者相关研究自尊意识的体现；从方法论角度而论，傅抱石对山水画史“源流考镜”的研究模式，无意间触及了文献考据之外的传统“义理”之学。三十年后，当大陆学者童书业从前期“新汉学”视野的“南北宗”辨伪转向“新宋学”的义理阐释，台湾学者徐复观通过与毛子水在考据与义理之间的辩争，提倡“义理”之学在民族文化艺术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时，我们发觉，此前傅抱石的“南北宗”研究有着特殊的而又被过分忽视的学术史价值。
最后，借助对民国时期“南北宗”研究学术史的考察，除了能够体会民国学术界不同学科在观念和方法等方面相互借鉴，感受一些重要学者和画家，如梁启超、顾颉刚、王光祈、陈师曾、王季欢等人对“南北宗”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外，也能对日本学者在中国画史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和潜在意图有所关注。尤其是他们在“南北宗”及文人画研究方面，发现问题之早、学术思维之强、研究层次之深，既带有某种政治需求和文化侵略之研究目的，又为日本20世纪初兴起的中国画收藏趣味转向，提供了画学理论方面的有力支持。
经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逐步认识到，这个阶段的“南北宗”研究是一个介于学术与政治、求是与致用、蔑弃与自尊之间的特殊而复杂的准学术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笔者选取了三位在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进行具体论述和分析：以滕固为代表的——秉持文化史学思路并佐以风格分析方法的“南北宗”研究；以童书业为代表的——从画学文献考辨角度入手的“南北宗”研究；以傅抱石为代表的——基于民族主义画学观念，坚守南宗文人画传统的“南北宗”研究。以上三位研究者，分别在不同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上，提供了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画史研究方式。其重要之处还在于，他们在自己的学术体系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研究客体之前局限于纯画学范畴的存在性质，也转换了20世纪初期那个特殊时段关注这些问题的社会学视角。所以以民国时期“南北宗”研究为依托，对民国绘画史研究模式进行学术观念和方法论总结，既能彰显民国学者的研究能力，又能从发展论角度认识这一学术阶段存在的不足。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以不同个体学术观念和方法论为分类依据的研究模式，在形式上有些个案连缀的感觉，但因其都是围绕“南北宗”问题研究而发，行文中笔者尽量注重这些个案与整体学术环境的动态关系。同时，笔者借助某些重要的、具有共性的细节问题研究，深入探讨和比较这些研究者之间的异同，以加深对民国时期“南北宗”研究所处真实学术情境的认识：如在学术思想资源上，不仅注重思想界批判文人画思潮对开展“南北宗”史学辨伪的价值，同时也不忽视这一思潮存在的态度上的偏激、画学知识上的疏漏及改良方法上的盲目，以促使20世纪20年代画界开始关注传统绘画的前途命运问题，大力倡导文人画价值及复兴意义，进而使傅抱石立足南宗画学精髓的民族主义画学观与看似相异的史学辨伪研究有了共同的思想诱因；又如梁启超作为民国史界重要学者，对当时整个学术研究风气的转变有巨大的推动力和影响力，在清代学术史的总结性研究方面对方法论的贡献很大，而对于滕固、童书业，乃至傅抱石也都有不同层面的具体影响；再如，针对民国“南北宗”研究学者们在方法论上的差异，本书也选择了一些共性的学术问题进行比较，例如借助滕固研究中引证的王维《江山雪霁图》，比较风格分析方法与中国传统文献学研究在建立山水画客观历史脉络时，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不仅会涉及滕固和童书业两位当时最具影响的“南北宗”研究者，同时也会将视野扩大到之后部分学者的研究中，如新一代持风格理论的研究者方闻和文献学“硕儒”汪世清两人也分别对《江山雪霁图》有过探讨，以此深入分析不同方法论的实效性学术价值；民国期间颇为认可的考古学科与画史研究的关系，也会成为“南北宗”学术史研究中具有共性价值的分析元素。多位学者将古代山水画史的重建愿望寄托在考古材料的发现上，而当时考古学研究的“史学”倾向不仅削弱了作品风格研究的独立性，也无形中加强了学者们对传统画学文献的主观依赖。日本学界与民国美术史学之关系是目前比较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大致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在研究思维上，日本学者的实学观念和批判质疑精神促进了民国学者的辨伪意识；在研究模式上，其通史性著述及部分专题研究（“南北宗”研究、石涛研究等）导领了当时的学术动向；在研究结构上，重点体现在画史分期意识上，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伊势专一郎的画史“三分法”等，都对民国学者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针对不同学者所受到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也会进行具体的分析，如：滕固留学日本期间，最初通过东京帝国大学建立的日本近代学术氛围感受到德国学术体系博大精深；童书业的“南画”概念与日本学界画界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傅抱石也是通过与日本学者就山水画史源流问题的学术辨讹，才使得其民族主义画学观从狭隘走向开放，在学术思维和研究层次上都得以深化。总之，在强调民国时期多方面学术资源对“南北宗”研究重要价值的框架中，本书不仅仅关注研究结论，更能够合理评估围绕这个画学命题而出现的不同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真实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