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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是中国学界“南北宗”问题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民国学者发表了一批学术质量较高的研究性文章，现将当时的重要研究成果统计如下（大致以各位学者论著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滕固的研究成果：
《中国美术小史》（商务印书馆，1926。1932年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一书著录此书）
《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载《辅仁学志》1931年第2卷第2期，1932年11月21日至12月21日《艺术旬刊》转载）
《唐宋绘画史》（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社，1933）
傅抱石的研究成果：
《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南京书店，1931）
《论顾恺之至荆浩山水画史问题》（此文写于1933年冬，原为日文，寄投日本杂志，当时未予发表，后译成中文，1935年10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秋季特号。日文原稿1936年5月发表于《美之国》杂志）
《中华民族美术之展望与建设》（载《文化建设》1935年5月）
《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载《文史半月刊》1937年第34期）
《中国绘画思想之进展》（1940年4月，据傅抱石现存手稿整理）
《中国绘画“山水”“写意”“水墨”之史的考察》（1940年9月，据傅抱石现存手稿整理）
《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1940年11月，据傅抱石现存手稿整理）
《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此文虽然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3月出版，但据1958年傅抱石为此书写的后记可知，最初写于民国时期末，1940年结稿，是《唐张彦远以来之中国古代山水画史观》和《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考察》两部分之合稿）
《六朝时代的绘画》（具体写作时间待考，从行文的风格看，大致写于民国时期后期）
童书业的研究成果：
《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载《北平考古学社社刊》1936年第4期）
《唐宋绘画谈丛》（此书虽然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通过童书业出版时的著者说明可知，最初写于1937年，当时定名为《中古绘画史》。其中除三篇论及花鸟画、一篇论及人物画外，其他文章都是关乎古代山水画史及“南北宗”问题的研究）
《重论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兼答启功先生》（载《大美晚报·文史周刊》1939年第6期）
《唐代山水画漫谈》（载《责善半月刊》1940年4月）
《北方派山水画的创立》（载《学术》1940年第3辑）
《中国山水画起源考》（载《学术》1940年第4辑）
《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载《齐鲁学报》1941年第2期。此文虽然发表于1941年，但是1938年前后，学界同仁就已经开始关注此文，如俞剑华1938年专就此文写了《读〈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
《中国美术史札记》（第1卷）（据作者序言，第1卷内容基本写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但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不可具考）
《怎样研究中国绘画史》
（载《中央时报·文物周刊》1948年1月）
《研究美术史的最低条件》（发表于1950年3月29日《青岛日报》）
《山水画南北宗说尚有一定进步意义》（写作时间待考）
俞剑华的研究成果：
《国画通论》（载《真善美》1928年第2卷第2号）
《中国绘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读〈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载《东南日报·文史》1938年第134期）
《国画研究》（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夏敬观的研究成果：
《忍古楼画说》（载1932年11月—1933年1月《青鹤》第1卷第1-4期）
叶季英的研究成果：
《中国山水画之南北宗》（载《民族》1934年第2卷第9期）
王均初的研究成果：
《南北宗》（载《大公报·艺术周刊》1935年第48期）
邓以蛰的研究成果：
《南北宗论纲》（1935年前后多次于北京讲演此稿，1983年发表于《美术史论》第1期）
《山水画的南北宗》（载《哲学评论》1936年第7卷第2期）
张思珂的研究成果：
《论画家之南北二宗》（载1936年《金陵学报》第6卷第2期。篇末“后记”是目前学界最早专门讨论莫是龙、董其昌、“南北宗”和《画说》作者问题的文章。张思珂是民国时期中期，唯一一位极力肯定董其昌与“南北宗”所属关系的学者，否定了莫是龙著有《画说》一书的说法，拓宽了“南北宗”的研究范围。此外，张思珂从《画禅室随笔》与《画说》条目比较和写作情绪方面入手的辨讹，直接启迪了后来的学者傅申和汪世清，他们更细致地检核了《画说》17条与董其昌相关的画论内容）
李宝泉的研究成果：
《中国画南北宗作者及其地域性之研究》（载《文艺月刊》1937年第10卷第2-3期）
《中国画技法之史的简核》（载《大公报·艺术周刊》1935年）
《中国画论由气韵生动到墨戏的研究》（载《文化建设》1935年）
启功的研究成果：
《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考》（载《辅仁学志》1939年第7卷第1、2合期）
钱钟书的研究成果：
《中国诗与中国画》（写于民国时期，1979年收入《旧文四篇》，虽有过一些改动，但基本观点未变）
黄宾虹的研究成果：
《中国画史馨香录》（连载于《民国日报》之《国学周刊》1923—1925年）
《画学南北宗之辨似》（载《中国文艺》1939年第1卷第2期，署名予向）
李廉的研究成果：
《宋画与元画》（载《湖社月刊》1935年）
对于一些只言片语式的或观点模糊的文章，本书暂不予统计，当然以上统计也可能存在疏漏和不足之处。
通过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分析可知，民国时期的“南北宗”研究以滕固、童书业和傅抱石为代表和主导，旁及启功、俞剑华等人。而对于邓以蛰、叶季英、张思珂、黄宾虹等人的观点，笔者会在必要之时论及，并针对其学术史价值进行分析。就叶季英的研究成果来说，其《中国山水画之南北宗》一文发表于1934年的《民族》杂志，就时间而言，晚于滕固的《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1931），却早于童书业的《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1936）。该文分为山水画初为人物画或动物画之背景而已、中国纯粹山水画之发端当远在晋宋之世、唐代纯粹山水画之确立、唐代山水树石之盛、唐山水画之风格、明以前画论无南王北李之说、南北宗之由来、南北宗为明季之画论、宗派画论本身之价值及宗派横面观等。文章极力质疑和否定了“南北宗”的史实性，但启功的《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考》（1939）提及之前“南北宗”研究状况时，只论及滕固、童书业二人；童书业的《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1941）中亦未提及叶季英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俞剑华的《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第三章 《现代对于南北宗论的批判》中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民国时期“南北宗”研究学术史，提及滕固、童书业、启功和郑秉珊，但没有提及叶季英。《中国山水画之南北宗》一文只是在1945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之“美术史的研究”一节偶被提及。笔者推测，叶季英文章中虽然对张泰阶《宝绘录》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但仍然以之作为重要的佐证文献，而这本著录早已经过《四库全书提要》和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的辨伪，所以这种引述不当的现象，在童书业、启动等严谨的文献考据学人眼中，是不足取的。就本书的研究旨趣而论，我们通过对民国时期“南北宗”学术史的考察，寻求与之相关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像叶季英的学术研究背景较为模糊，行文中缺少明确的观念与方法，提供的可资分析的学术史成分并不是太多。若与滕固、童书业的研究比较，叶季英、张思珂等人的研究与当时整体学术环境的联系过于松散，不能构成当时“南北宗”研究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术影响力而言也比较小，他们几乎只有一两篇文章论及“南北宗”，缺少较为深厚的学术史意义，但其文章中有价值的观点笔者会慎重参考的。就黄宾虹的研究成果来说，他有关“南北宗”的论述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其论说模式与现代学术研究有一定的距离，缺少必要的逻辑性和严谨性，较为接近传统论画特征；其二，黄宾虹对“南北宗”的态度前后有别，在《古画微》、 《中国画史馨香录》等文中极力肯定此一画说，但到1939年写作《画学南北宗之辨似》时又极力否定“南北宗”的史实性，他本人并没有就此问题作严密的辨伪和论证，多半是对学界定论的认同和采纳。当然，黄宾虹作为一位有着深厚画法实践和画理素养的学者，对乾嘉以来的文人山水画之流弊是很清楚的，曾云“简笔山水若倪黄一派者，因前明以来，至乾嘉已流空疏，虽文人画，不及学人画远甚”
，而其晚年提出的道咸画学中兴之说
，在画法创革上已经超越“南北宗”的樊篱，但这已经不属于学术史研究的范畴。郑秉珊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南北宗”的重要研究者，民国阶段还没有对“南北宗”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董其昌的书画》（1942）一文属于一般介绍性文章，倒是同年发表的《王右丞〈江山雪霁图〉流传始末》一文，对于此图的专门研究颇具开拓价值，这也是20世纪“南北宗”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综合本章以上所论，画分“南北宗”之说，作为董其昌等人对画史结构的个人化把握和概括，的确起到了对晚明画坛绘画风格的批评学价值。其所构建的山水画“史实”脉络，通过所属宗派的趣味性认同达到了对某种美学风格的宣扬。自晚明之后，画分“南北宗”之说就成为了古代山水画史发展脉络的合理代表，也致使晚明之后的山水画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拘于“南北宗”所建立的风格分类框架。晚清民初的知识分子在寻求国家积贫积弱原因时，通过对明清“文人画”近乎全盘的否定间接批判了“南北宗”，此时“南北宗”只是被作为一个宗派性画学主张而已。伴随史学界学术体系的逐渐成熟和完善，对之展开学术研究，在史学理论、学术观念、研究方法、研究范畴、学者身份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条件。在“整理国故”运动和“古史辨”思潮的影响下，“南北宗”所构筑的山水画史脉络的真实性遭受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批判，因而在民国时期转化为史学研究对象，进入“南北宗”学术研究史的第一阶段——史学辨伪时期。由于整体学术语境的作用，这个时期虽也存在对“南北宗”美学风格价值的关注，但并未深入研究和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语境和学术观念的变迁，“南北宗”的美学风格价值才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本书重点考察民国时期“南北宗”研究的学术史，笔者将选取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南北宗”研究类型：以滕固为代表的，从文化史学观念和风格分析方法入手的“南北宗”研究；以童书业为代表的，从画学文献考证辨伪角度入手的“南北宗”研究；以傅抱石为代表的，基于民族主义情结，宣扬“南宗”绘画内涵和关注民族艺术前途命运的“南北宗”研究。
以下简要列出20世纪40年代“南北宗”研究的部分重要成果。
王世襄：《中国画论研究》之“董其昌与南北宗”一章（据王世襄《中国画论出版记》所言，此书最初是1939年向燕京大学研究院提交的硕士论文选题，毕业时只完成先秦至宋末，1941—1943年春前后完成后半部分，相关“南北宗”问题亦包含在此部分。此书虽然几经周折2002年前后才面诸世人，但其成书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后作者未对当时观点有所补遗和修正，故此应看作那个时期的学术成果）。
郑秉珊：《董其昌的书画》（载《古今》，1942（9））
《王右丞〈江山雪霁图〉流传始末》（载《古今》，1942（12））
王守素：《画家南北宗派论》（载《中日文化》，1942（2））
徐家珍：《董其昌画学的渊源（明代上海大画家董其昌画学研究之一）》（载《文物周刊》，1947（64））
《董其昌画学的批判（上海明代大画家董其昌画学研究之一）》（载《文物周刊》，1947（67））
温肇桐：《山水画的南北宗》（载《新学生》，19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