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对外汉语教学的课程体系中,已开设有中国文化课和汉语词汇课,为什么还要开设文化词汇课呢?结合教学实践,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此加以阐释: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美国已故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 汉语文化词汇集中体现出汉语和汉文化的关系,反映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习俗民情,与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紧密相关。因此,汉语文化词汇有着鲜明的类聚性和文化属性,它不仅包含着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中国人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以汉语文化词汇的教学为突破口,可以巧妙地将语言教学和汉文化的渗透结合起来,利用文化词汇的类聚特性,在短时间内丰富和扩大留学生的词汇量。同时在文化词汇的讲解中,更容易引入汉文化。比如,从文化词语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汉民族的文化程度和民族精神,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汉文化的婚姻制度、宗法制度,从借词看文化的接触和融合等。这些有趣的文化命题以文化词汇的视角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慢慢导入,相比形而上的文化说教来说,更容易激发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从而在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乌龟
语言的文化特征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和突出的问题,其中词义的文化标记尤为突出,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许多偏误,都与它有直接关系。比如“他是一只老乌龟”,在英语中指“他行动迟缓或落后”,在日语中可以指“他是个老寿星”,在非洲的伊博语中却指“他非常狡猾”,而在汉语中指的是“他的妻子有外遇”。在这里,留学生如果不理解“乌龟”一词的汉文化内涵,仅从字面上理解为“年纪老的乌龟”,或利用本国文化去解读这个词,都会导致交际失败。胡明扬(1997)就指出:“对外汉语的语汇教学亟待改进。如果只掌握语音和语法的知识,而不掌握具体词语的读音和用法,那么还说不上已经掌握了这种语言,往往会一说就错,一用就错。这样看来,语汇教学理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即使不说是一个核心位置。但是,长期以来语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并且多年来没有显著的改进……不同语言之间有一部分语词的指称意义基本相同,在一定场合可以对译,但在附加色彩和文化内涵方面可能很不相同。”胡先生举例说:“汉语的‘狗’和英语的dog就有不同的附加的感情色彩。汉语的‘狗’往往和‘下贱’这一类意义联系在一起,而英语的dog却往往和‘忠诚’这一类意义联系在一起。”
我们不难发现,外国学习者的汉语运用能力主要是从他们能否准确使用地道的汉语文化词汇反映出来的。比如,中央电视台《开心词典》节目中有一次出了一道题考外国留学生:
题干:中国人形容一个人浑身湿透了,通常使用下列哪个词语:
(1)落汤鸡(2)落汤鸭(3)落汤鹅(4)落汤鸟结果那个外国留学生由于对中国的语言习惯没有足够的了解,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选择了“落汤鸭”。
再如:2013年第6届“汉语桥”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30进6的复活赛中,有这样一道题考外国留学生:
题干:请将谚语补充完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_____。
(1)工作(2)新郎(3)状元(4)状况
尽管那名外国留学生汉语水平很高,不仅在复活赛中复活进入了前六名,而且最后还进入了三强,但他在做这道题时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错误地选择了选项(2)“新郎”。可见,汉语文化词汇是留学生学习和使用汉语的难点所在。
近十几年来,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获得了迅猛发展,但是我们仍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外国学习者掌握汉语基础知识,具备汉语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还要让他们掌握和理解汉语的文化因素,让他们熟悉基本的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知识,提高汉文化素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词汇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
在当前对外汉语教学课程体系中,已开设有中国文化课和汉语词汇课,但文化课程注重历史文化知识、民俗文化和人文地理的讲授,如韩鉴堂编著的《中国文化》,该书系目前较为通用的“知识文化范畴的教材,以掌握中国文化知识为主要教学目的”,全书共设31课,主要有中国地理、中国龙、传统节日、四大发明、古代历法等29个文化专题。而汉语词汇课程更注重构词法、词义猜测、同义词、反义词及词义的演变等内容,如万艺玲编著的《汉语词汇教程》,该书“通过对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词语之间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的分析,让学生尽快了解现代汉语词汇的全貌,掌握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和有关词形、词义、词与词的关系、词汇与文化等基础理论知识”(见该书《前言》)。
在内容编排上,尽管两书都注意到了词汇与文化的关系,如韩鉴堂书中提到中国的姓氏、名字、龙的成语、古代历法、二十四节气;万艺玲书中提及熟语、词汇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差异,但由于其本身侧重点的局限,对于汉语中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均未能系统讲授。因此,在对外汉语课程体系中有必要开设一门新的“汉语文化词汇”课程,以凸显汉语词语的汉文化标记。
但是汉语文化词汇缺乏系统性和条理性,怎样把这些离散分布的文化词汇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编写出一部形象生动、系联聚合、易于教学的文化词汇教材?而且,汉语文化词汇非常庞杂,除了诸如“梅、兰、竹、菊、西风、东风、三伏、三九”等大量的单音节和双音节词语外,还包含有大量多音节构成的成语、歇后语、惯用语、典故词、谚语、俗语等,那么在教学中,我们又该选择哪些内容去进行教学?
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们认为无论是“文化词汇”课的教材编写,还是组织教学,都必须注重和体现文化词汇的类聚性和实用性,利用典型词归类记忆,同时在选择时,注重选择体现交际文化的词汇。比如在讲到“诸葛亮”这个典型词语时,以之作为核心词,把与之相关的“空城计、初出茅庐、草船借箭、事后诸葛亮、三请诸葛亮、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诸葛亮草船借箭——有借无还”等俗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系联起来,利用典型词归类记忆,逐步扩大留学生的词汇量。
词义的聚合组合、派生引申、联想扩充、象征比拟均有着鲜明的文化标记,在同义、反义、上下位等语义聚合中,在词义的派生发展中,文化因素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甚至形成词义的文化谱系。而“在对文化的观察中,人们可以发现文化是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因此,通常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文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来。” 参照文化层次理论,为便于留学生学习,根据词语的文化特性和文化附加义,我们把汉语中的文化词汇分为以下三个大类、十六个小类:
“物质生产文化是人针对自然界而创造的,是经过改造了的自然存在物,包括由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所构成的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成果。” 在具体的物质形式中,凝聚着人们的认识,这些认识包括审美观念、价值判断、使用功能、地位与使用、材料来源、产生方式等。也就是说,汉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满足生产、生活所需所创造的种种产品、结果或遗迹,如建筑、服饰、饮食、器物、用具等物质方面的内容都属于物质生产文化的范畴。具体来看,我们将汉语中属于物质生产文化范畴的文化词汇又可细分为以下七个小类:
(1)环境地理类:梅雨、三伏、三九、长城、西风、东风、数九隆冬、泾渭分明、无底洞、里程碑、不到黄河心不死、有眼不识泰山、井水不犯河水、无风不起浪……
(2)农耕文化类:梯田、节气、三夏、解甲归田、刀耕火种、鱼米之乡、沧海桑田、针尖对麦芒、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谷雨前后,种瓜种豆……
(3)服饰文化类:五服、破鞋、穿小鞋、扣帽子、绿帽子、虎头鞋、虎头帽、龙袍、乌纱帽、红顶戴、穿新鞋,走老路、借来的衣裳不合体、两人合穿一条裤子……
(4)饮食文化类:炒鱿鱼、炒冷饭、夹生饭、一锅粥、吃小灶、大锅饭、醋坛子、铁饭碗、连锅端、揭不开锅、敬酒不吃吃罚酒、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5)生活起居类:挖墙脚、顶梁柱、四合院、死胡同、门当户对、五脊六兽、挖东墙补西墙、上梁不正下梁歪、墙倒众人推、砌墙的砖头——后来居上……
(6)交通行运类:闯红灯、过河拆桥、阴沟翻船、老牛拉破车、出门靠朋友、船小好掉头、骑驴不知赶脚的苦、常在河边走,难免打湿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7)经贸流通类:茶馆、水货、山货、幌子、关系户、主顾、黑市、跳槽、下海、赶集、赶庙会、计划经济、挂羊头,卖狗肉、买卖不成仁义在、褒贬是买主、一分钱一分货……
“制度行为文化是针对社会而言的,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种种社会制度、组织行为和行为规范,包括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道德、法律等。而文化的行为层面是指人们在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式,如礼仪、风俗等。” 具体来看,汉民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社会制度、行为规范等成文或不成文的社会规约以及在一定的社会规约浸润下所沿袭的社会组织行为和日常生活习俗均属于制度行为文化的范畴。据此,我们将汉语中属于制度行为文化范畴的文化词汇又分成六个小类:
(1)人生礼仪类:红鸡蛋、洗三、过满月、红包、抓周、花甲、弱冠、冠礼、笄礼、秦晋之好、驾崩、送终、做七、填房、续弦、撒帐、交杯酒、拜天地、闹洞房……
(2)交际礼仪类:鞠躬、请安、拱手礼、非礼、拍马屁、咬耳朵、拉下水、礼尚往来、赏光、给台阶、留面子、不看僧面看佛面、远亲不如近邻、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3)姓氏文化类:姓、氏、字、号、华夏、百家姓、炎黄子孙、周吴郑王、张家长,李家短、提名道姓、两姓之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同姓人五百年前是一家……
牌坊
(4)家族宗祀类:牌坊、社稷、封禅、家谱、香火、手足、客家、骨肉、寻根、拜山、烧纸钱、落叶归根、养儿防老、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萝卜虽小,长到背(辈)上了……
(5)社会制度类:精神文明、两手抓、扫黄打非、“左派”、右派、政审、户口、党委、计生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三个代表、群众路线、一国两制、承包责任制……
(6)岁时节日类:春节、除夕、拜年、压岁钱、春联、守岁、端午、中秋、重阳、腊八、年糕、清明、鬼节、元宵节、龙舟、祭灶、迎灶、灶糖、冬至、月饼、汤圆……
“心理精神文化包括人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审美趣味、心理过程、好恶判断、民族习性及某一民族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艺术,主要存在于某一民族的精神层面,反映出某一民族隐秘的内心世界的思维活动和思维结晶。” 相比物质生产文化和制度行为文化,心理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意识形态部分,潜藏在文化系统的深层,“包含着三个子系统,即情感系统、思维系统及价值系统。三个子系统互相连接、牵动、渗透,构成了文化深层次中的隐秘世界” 。据此,我们将汉语中属于心理精神文化范畴的文化词汇又分成思维系统、情感系统和价值系统三个小类:
(1)思维系统类:此类汉语文化词汇体现汉民族在思维模式、思维途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如“马、牛、狗、羊”和“荷花、牡丹、松、竹、梅”等动植物由联想引申、象征比拟等途径负载着一定的文化意蕴,这种由此及彼整体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体现出中国人善于联想引申的文化心理以及委婉含蓄的表意风格。
寿星
(2)情感系统类:此类汉语文化词汇反映汉民族情感表达的各种方式、情感涉及的范围以及情感与理性相统一的程度和途径。像“寿星、观音、关公、玉皇大帝、灶王爷、财神爷、龙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落叶归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有关神明信仰和祖先崇拜的文化词汇寄托着汉民族的情感归宿,反映了汉文化中神明信仰的实用性、世俗性以及慎终追远、寻根念祖的家族情结。
(3)价值系统类:此类文化词汇反映出汉民族的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价值理想以及各种价值观念,例如“官话、父母官、官字两个口、县官不如现管、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文化词汇反映出汉文化中“官本位”的价值取向。
综上,汉语文化词汇看似杂乱,却并非无序,词义的系统性和网络性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在形式方面有明显的表现,如“官位、官腔、官老爷、父母官”等体现汉文化价值观念的词语;有些虽属隐性表现,但人类的思维认知方式是相近的,例如学了男子的成人礼“冠礼”,就希望知道女子的成人礼“笄礼”;学了“秦香莲”,就容易掌握与之相关的“陈世美”。词汇场和语义场的理论具有普适性,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把握住汉语文化词汇的聚合及系联规律,以提高汉语词汇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目前学术界已注意到汉语文化词汇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但目前汉语文化词汇教材编写方面的成果并不多,并且现有教材多数是面向中国学生的。如杨琳的《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苏新春的《文化语言学教程》、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这些著作对留学生来说,显得专业性太强,难度较大。目前可作为对外汉语文化词汇课教材的主要有四种:杨德峰的《汉语与文化交际》、王衍军的《中国民俗文化》(第二版)、常敬宇的《汉语词汇文化》(增订本)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所出的“对外汉语教材·语汇与文化”系列教材。
其中,《汉语与文化交际》从外国学习者的需要出发,分不同的专题介绍了与汉语交际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也举引了大量的文化词汇。但该书主要介绍与汉语交际相关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词汇,作为“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材非常合适,如果作为“汉语文化词汇”教材,内容稍显粗疏,不够全面。
《中国民俗文化》(第二版)分12个章节,系统介绍了中国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在每一章节都介绍了相关的文化词汇,如“服饰与语言”、“饮食习俗与语言”、“商业习俗与语言”等,但该部分并非该书的主要内容,所介绍的文化词汇缺乏系统性,也缺乏相应例证。
《汉语词汇文化》(增订本)是目前该课程比较出色的教材,向留学生介绍了大量的文化词汇,“以汉民族的诸文化因素为纲来对汉语词汇进行文化分类,并论述其构词特点,阐述其文化内涵”。 但是该书在文化词汇的类聚和编排上稍显凌乱,同时缺乏运用实例,特别是一些词汇缺乏色彩义和语用环境的说明,学生学了之后仍不知如何运用。
“对外汉语教材·语汇与文化”系列教材是目前比较有特色的一套教材,首批包括《成语教程》、《惯用语教程》和《俗语教程》三种教材,其突出特点是“覆盖面广,实用性强,具有足够的可操作性。意在使外国留学生对汉语熟语有一个较为基础的了解,同时,通过熟语的学习,增进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从而提高其汉语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 但该套教材所收语汇量较小,比如《俗语教程》仅选编了约200条俗语,同时所收录语汇在组织上缺乏一定的类聚性,显得较为凌乱,不够系统。因此,结合留学生特点编写一套科学、合理、实用的对外汉语文化词汇教材是当前对外汉语教学界一项较为迫切的任务。
文化词汇非常庞杂,看似缺乏系统性、条理性,但实际上有着较强的类聚特性,汉语词汇场和语义场的理论具有普适性,因此,在汉语教学中,应把握和利用汉语文化词汇的聚合及系联规律,以提高汉语词汇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同时在汉语文化词汇相关教材编写中也必须合理利用文化词汇的这一特性,注重词语间的语义相关性,依据语义场理论,把众多离散分布的文化词汇分门别类地系联聚合起来,使之既便于学生理解,又便于组织教学。
借鉴文化层次理论、词义文化标记理论和语义场理论,利用汉语文化词汇的类聚性,我们把汉语中的文化词汇分为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心理精神文化三大类,每一大类之下又分为几个小类,共分十六个小类,每一小类之下再细分为若干小节。比如,第一大类“物质生产文化”之下又分为环境地理、农耕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共七个小类,而在“饮食文化”小类下又细分为“饮食与禁忌文化”、“食品食味与文化词汇”、“饮食方式、食具炊具和文化词汇”、“茶和茶文化”、“酒和酒文化”五个小节。各类之间有交叉,也允许交叉,以体现汉语文化词汇的类聚特点。
像“巾帼”这类物品是古代妇女的高贵装饰,人们便称女中豪杰为“巾帼英雄”,后人往往把“巾帼”作为妇女的尊称,因此该词为褒义词;而“纨绔”是丝绸裤子,这自然是有钱人的装束,常用以泛指富家子弟所穿的华美衣着。一般民众对为富不仁的富家子弟多没有好感,因此,像“纨绔子弟、纨绔习气”等词均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这样以特征代整体,体现了服饰文化对语言的制约和影响。另外,像“白毛乌鸦——与众不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类的歇后语也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在运用时要注意其色彩义和语用规则,否则就很容易出现偏误。比如下面的句子 :
(1)*这个男孩子又聪明又帅,这真是白毛乌鸦——与众不同。
(2)*我想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但可不敢问。如果去问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3)*一有人喊抓贼啊,人们都老鼠过街。
词是事物的名称和标志,用什么词去称呼什么事物,总是有一定道理(或依据)的,这些道理就是词语的理据,而文化词汇的形成,更是受到某一民族物质文化、社会制度和心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融入该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中,成为某种意义产生的根源。在教材中应采用丰富的例证,讲清楚词语语源,以便于学生理解、记忆。比如“拍马屁”一词源自蒙古人平时相遇时总是要拍拍对方坐骑的屁股,说声“好马”,以示欣赏,后来引申为“巴结奉承”之义。
又如,“吃闭门羹”,该俗语义为“拒客”,指人不受欢迎,遭到别人的拒绝。但“闭门”何以与“羹”联系起来呢?原来,“闭门羹”一语始见于唐代冯贽《云仙杂记》所引《常新录》中的一段话:“史凤,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下列不相见,以闭门羹待之。”也就是说,这名姓史的高级妓女不愿接待下等客时,就待之以羹,以表婉拒。客人见羹即心领神会而自动告退了。以羹待客,比直言相拒要婉转、客气一些,体现出中国交际文化中委婉含蓄给人留面子的交际风格。但可惜现代拒客,则只有“闭门”而没有“羹”了。
比如“对牛弹琴,不入牛耳”,这是一个寓言故事,意义较为抽象。说的是古时候有个叫公明仪的琴师,有一天,他对着一头正在吃草的牛,抚弦弄琴。可惜的是,牛没有理会他,对他所弹的美妙的琴声没一点反应,显然这位琴师在表达感情时找错了对象。因此,从感情色彩来看,该成语是一个贬义词,意思是说,人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所处环境,调整使用不同的方法,讥笑讲话不看对象或对不明事理的人讲道理,白费唇舌。例如:“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你跟他谈小说创作,那根本就是对牛弹琴。”又如,“和这些不懂道理的人争吵,无异于对牛弹琴,徒然耗费口舌和精力。”在书中我们选配上适当的图片,以帮助学生理解,同时增强教材内容的趣味性和生动性。
对牛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