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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二者密不可分，互相渗透。语言的背后是文化，学习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该语言所包蕴的文化，否则就很难真正掌握和理解该种语言的内涵。季羡林先生（2005）
曾经这样说过：“离开了内容，离开了语言的内涵，根本谈不上什么语言。不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习等，语言是学不好的。这是学习语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学习外国语言者，都必须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
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块“活化石”。而在语言诸要素中，词汇则是对文化反映最为直接、最为迅速的要素。它可以分为文化词汇和一般词汇：一般词汇只具有表层的概念意义，例如：电话、电子、手机、纸张等；而文化词汇则蕴含和体现着不同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由于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文化词汇，这些词汇中国人往往习焉不察，但是外国留学生在学习和使用它们时，往往不理解，甚至经常出现交际偏误。比如汉语中的颜色词就深深植入了汉民族文化的因素，像“红眼病”、“背黑锅”不仅仅是词汇色彩义的不同，更多的还是字面义之后的文化背景义的差别。
中国历史悠久而厚重，传统文化博大而精深，由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累，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此类词汇，这些词大多不能单纯地从字面上去理解，如“风水”不是“风和水”，“绿帽子”也不是“绿色的帽子”，它们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但是外国留学生不懂，他们在遇到这些词的时候，往往单纯地从字面上去理解，甚至一些汉语水平较高的留学生也是如此，以致闹出了笑话甚至造成严重误会。因此，“探索汉语与文化的各种内在联系，审视汉语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增进人们的文化素养、社会历史知识，提高人们的礼仪道德修养，更有助于丰富人们（包括许多热爱中国语言文化或学习汉语的外国学者、留学生）的汉语文化知识，提高人们理解和运用汉语的能力。
”
在汉语文化词汇的界定上，杨德峰（1999）
强调汉语词汇文化背景义的影响和联系，指出“所谓文化词汇，是指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词语，或与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词语” 。而丁迪蒙（2006）
则认为：“所谓文化词汇是指特定文化范畴的词汇，它是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何颖（2004）
对文化词汇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内涵则又作了具体的分类，进一步指出：“汉语词汇中，从某一个或几个层面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心理态势等方面的词汇就是文化词汇。” 李大农（2000）
则又具体界定了文化词汇的范围，认为：“‘专有名词’和‘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词语统称为‘文化词’，它们既包括反映汉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内容的词语，也包括含有比喻义、象征义、褒贬义及语体色彩的词语”。
上面几种定义或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文化词汇的产生，或从语义学的视角强调文化词汇的民族文化内涵。但以上概括仍不够全面，范围也不太明确，比如汉语中的歇后语、俗语、谚语等固定短语是否为文化词汇？各家均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综合以上看法，我们认为文化词汇是“一种语言里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这一定义明确指出汉语中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典故词、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等固定短语同样属于文化词汇，像汉语中的“弄璋、弄瓦、桑梓、牛郎织女、身在曹营心在汉、何家姑娘嫁给郑家——郑何氏（正合适）”等均属汉语文化词汇。这些词语的语义与其字面义相去甚远，隐藏着浓郁的汉民族文化内涵，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
汉语文化词汇是汉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负载着汉民族文化信息，与其他语言中的文化词汇相比较，在语义上体现出以下特点：
（1）体现汉民族整体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从远古以来，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氛围中养成了整体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对概念的掌握、对事物的理解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由此及彼，从一物一事联想到与之相对、相关的另一物另一事。中国人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反映在对语言的理解上，就形成了汉民族由此及彼通过联想、引申、比喻等方式扩充词义的特点。比如汉语中存在大量体现谐音习俗的文化词汇，像汉民族对数字“8”的喜爱，对数字“4”的避忌。这是因为“8”与“发”相谐，暗寓发财之意；而“4”与“死”相谐，联想不吉。这种由音探义、以同音联想去沟通所谐之音意义的，正是汉民族此种整体观照世界的思维方式的直接反映。
（2）反映汉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
汉语文化词汇与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背景、习俗民情、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紧密相关，例如，有些文化词汇是汉文化的直接反映，如“龙、凤、龟”等；有些则是间接反映，如汉语中的“红、白、黄、黑”等颜色词以及“梅、兰、竹、菊”等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有些则和汉文化存在着渊源关系，比如来自文化典籍和宗教方面的词语等。
词义受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规约，离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去探讨词义是不恰当的。比如汉语中有俗语词“戴绿帽子”，巧合的是在英语中也有俗语“wear green bonnet”（戴绿帽子），但汉语俗语“戴绿帽子”专用来形容“妻子与别人有染的男人的处境”。这一语义源于元明时期娼家男子戴绿头巾的规定。而英语中的俗语“wear green bonnet”意思是“to go bankrupt”（破产）。这一语义源于古代法国的一个惯例：任何一个破产的人都必须戴上一顶绿帽子以提醒与之有生意往来的人。可见，两条俗语各自源于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要向留学生讲清楚文化词汇的语义，必须在文化词汇的教学中科学合理地导入文化因素。
（1）成分繁杂
汉语中的文化词汇成分繁杂，不仅包括词，也包括由词构成的、性质作用相当于词的语言单位，可称之为“语”或“固定结构”，如成语、谚语、惯用语、俗语、歇后语等。
（2）形象优先的造词
汉语文化词汇在造词上重形象性，在词义引申、比喻的过程中更是体现出这一特点。比如“咬耳朵”一词意在说明“讲悄悄话，不让别人听见”。它借助“咬耳朵”这个动作生动地描画出嘴离耳朵近的形象特点，贴切地表现出词在交流信息中的比喻义。又如，汉语中的歇后语这种比词大的语法单位在表达概念时更是显现出以形饰义、重可感性的特点。如“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猪鼻子插葱——装象（相）；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关羽放曹操——念旧情；瑞雪兆丰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这些由民间生活总结的规律、生产经验或历史典故等概括形成的词语，在构成结构上呈现出浓重的形象化特点，它们把抽象的、深奥的、静态的概念变为具体的、浅显的、动态的图像，给词义的理解带来极大的可视、可感性。
（3）截取式造词法
前些年有一首歌很流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于是有些大学生就用“长得很温柔”来委婉指称“长得很丑”，这就是截取式造词。其实这种方法由来已久，比如“友于”代指“兄弟”，出自“惟孝友于兄弟。”（《尚书·君陈》）“而立”代指“三十岁”，出自《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于飞”代指“夫妇”，出自《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然。”
文化词汇在运用中形成复杂的语境文化。所谓“语境文化”是指词在特定语言系统中交流信息时所受到的制约，也就是把语言同社会情境和人际关系相联结起来所应当遵守的规则。汉语词语在语境文化的规约之下，在语用中体现出语义附加、语义转移的特点。
（1）交际中的语义附加现象
一些词语字面上并不具备文化义，像“七十三”、“八十四”等在词汇层面上仅有单纯概念义（conceptual meaning），但在语用中结合一定的文化背景则引申出文化伴随义，表现出一种语义附加现象。比如姜德梧主编的《高级汉语教程》（修订版）第二册第三课《团圆年》中有这样一段话：
老年人爱伤感，竟然像孩子似的哭泣起来：“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叫自己去；过了节，我八十四了，再见不着重孙子了！”
“爷爷，你老人家硬朗着呢！能活一百岁！”
“我过不去这个‘坎儿’了！”
这里的“七十三、八十四”并不是两个简单的数字，而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坎儿”，很多地方甚至称为“殉头年”。这两个数字在概念义上引申出一种文化附加义。据说这是源于至圣先师孔子在七十三岁时去世，亚圣孟子在八十四岁时去世，而一般人的寿命是不应该超过圣人的，所以即使阎王不叫自己也要去。如果留学生不了解中国文化背景的话，根本无从猜测此处语句的真实含义。因此，吴国华
（2000）指出：“在跨文化交际中，读者有时不能与作者‘灵犀相通’，撇开其他因素不管，是因为文化差异导致了接受心理差异，成了相通的障碍。” 这也说明在汉语的学习中，离不开中华文化因素的渗透和灌输，只有具备较为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背景知识，才能较为准确地理解一些词语的文化伴随义，避免由于本身接受心理差异所形成的相通和理解障碍，从而有效避免跨文化交际偏误的发生。
（2）交际中的语义转移现象
汉语词汇在表达概念中还出现借用实体词的特点，一些形象性很强的实体词常常被借来表现抽象的道理和概念，久而久之，这些词的本义被淡化，而它们的借用义、比喻义倒成为交际中的常用义。如姜德梧主编的《高级汉语教程》（修订版）第二册第六课《穿行在爱与不爱的小道上》有这样一句话：“我面前坐着一个自称秦香莲的女演员。”
“秦香莲”是中国古典戏曲《铡美案》中的女主角，这一古典戏曲源于陈世美与秦香莲这一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秦的丈夫陈世美中了状元，被招为驸马（驸，音fù，中国汉代时有“驸马都尉”的官职，因为皇帝的女婿常担任这个官职，因此，驸马就成为皇帝女婿的专称）。陈世美为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不承认原来的妻子儿女，并派人追杀他们。
秦香莲于是来到开封府包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正廉明的官员，史称“包青天”）处告状。包公准状后，召陈世美前来与秦香莲对质。陈世美自恃皇亲国戚，强词狡辩，皇姑、皇太后也前来威胁。包拯正义凛然，不惧权贵，不顾皇太后和皇姑的威胁阻拦，将陈世美用狗头铡刀铡死，故称《铡美案》。但是上文中的“秦香莲”并非指这一原型人物，而是借以暗指“被丈夫无情抛弃的妻子”，在汉语中甚至已成为此类人物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