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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传统社群的战争，如前一章描述的新几内亚达尼族之战，虽然处处可见，但并非所有小型社群都会发生这样的战争。这样的战争也引发不少激辩，例如我们要如何定义战争？所谓的部落战争算得上是真正的战争吗？小型社群与国家战争的死亡人数可否相提并论？小型社群与欧洲人接触，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后，战争因此增多，还是减少？在人类之前，像猩猩、狮子、狼等社会性动物也会成群结队互相攻击、厮杀，这是否意味好战已在人类的基因链中？在人类社群中是否有特别爱好和平的？如果有，为什么？还有，传统社群战争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
让我们先从战争的定义下手。人类暴力的形式很多，其中只有一些算战争。敌对的两个国家正式宣告开战，并派遣众多受过训练的士兵互相厮杀，这当然算是战争。如果是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或家族血斗则不算战争，如大约在1880年，美国弗吉尼亚与肯塔基州界两大家族哈特菲尔德与麦科伊因细故结怨，互相仇杀。此外，帮派火并、贩毒集团斗殴或政党斗争也都算不上内战，内战的例子包括：社会主义者与法西斯在意大利与德国的对抗导致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各自掌权。但我们该如何界定战争？
答案或许取决于研究目的。如果是军事学院受训的军人，他们在对战争下定义时，似乎可以排除第三章所述的达尼族部落战争。但就本书的研究目的来看，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的社群，小到20个人组成的队群，大到有数十亿人口的国家，并且把这些社群的战争纳入。正如史蒂文·勒布朗（Steven LeBlanc）所言：“在为战争下定义时，不可只看社群规模大小或战斗方式，否则我们便无法研究古代战争……根据很多学者为战争所下的定义，仅适用于复杂、能运用金属工具的社群。至于小型社群之间的突袭和杀戮，则不算‘真正的战争’，比较像游戏或竞技。这种看法把战争的方式与结果混为一谈……我们必须考虑下面几点：不同政治实体发生冲突，是否导致多人伤亡、领土被侵占，或是原来的领土变得太危险而不适合居住？社群成员是否必须为保护自己而耗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打斗、杀戮对社群成员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不管打斗方式如何，仍应被视为战争。”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看战争，就可把第三章所述的达尼族的打斗纳入战争的范围。
战争的典型定义如《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所述：“战争是不同的政治群体，如地区、国家之间及同一国家或地区的敌对派系之间公开的暴力冲突，参与者为大量有组织、有训练的军事专业人士……参战者一般在5万人以上。”如同其他许多人类公认的对战争的定义一样，这一定义限制了我们的研究目的，因其限定“大量有组织、有训练的军事专业人士”，因此过于狭隘，小型社群的武装冲突皆被排除在外。参战者人数规定在5万人以上，这样的数字不但过于武断，已是第三章提到的达尼族人口总数（战士与妇孺）的6倍以上，也比本书提到的大多数小型社群人数多。
因此，研究小型社群的学者对战争提出比较宽松的定义，一般而言包括三个因素：一是群体之间（不论人数多寡）发生的暴力冲突，而非某个人杀害另一个人（此为谋杀，而非战争）；二是发生暴力冲突的双方属于不同的政治实体；三是即使执行杀戮行动的只有群体的部分成员，这样的行动也必须得到整个政治实体的批准。照这样的定义来看，由于哈特菲尔德与麦科伊这两大家族属于同一个政治实体，再者美国也不允许他们之间的杀戮，所以这两大家族的血斗并不构成战争。上述三个要素可合并成一个简短的定义：“所谓的战争，是敌对的政治实体间不断出现的暴力冲突，其杀戮行动得到政治实体的批准。”
我们可从第三章达尼族战争看出这是传统战争的第一手研究：研究人员和摄影团队深入传统社群，观察、拍摄战争实况，计算战士伤亡的人数，并访问参战者，以得知更多的细节。因此，就达尼族的战争而言，我们掌握确凿的证据。若这样的研究有数百个，便可证明传统社群战争的存在。
其实，学者扛着摄影机深入传统部落拍摄战争实况可谓特例，这样的观察是否完全客观、没有受欧洲的影响也还有争议。自1492年以降，欧洲势力开始扩张，征服许多非欧洲族群，欧洲政府占据新的领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镇压传统战争。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自保，治理征服之地，另一方面也为了开化当地人，使他们接受文明的洗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人类学家和研究人员获得充裕的研究经费前往小型社群进行田野调查，但那时大抵只有新几内亚和南美洲仍可见到部落战争，其他太平洋岛屿、北美洲、大洋洲、非洲和欧亚大陆早就看不到这样的战争。
即使在新几内亚和南美洲，最近人类学家也难有机会目睹传统战争。首先，该地政府不希望手无寸铁的外人因为调查研究遭到部落人民的攻击，而变成世人瞩目的焦点。其次，他们更不希望人类学家带着武器深入部落，阻止部落人民的战争。因此不管在新几内亚还是南美洲，旅行都有严格限制，除非官方认为当地安全才会开放让外人进入。然而，还是有学者和传教士得以溜进原始部落，看他们开战。最知名的研究者包括观察1961年达尼族战争的研究人员、1979年起在新几内亚西部针对法玉族进行研究的屈格勒家族，以及在委内瑞拉和巴西研究雅诺马莫印第安人的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虽然哈佛探险队来到巴里姆山谷之时，当地已有荷兰政府设立的巡逻站，但探险队仍可在荷兰政府管制之外的地区进行研究。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观察数据，但有很多细节还是必须靠当地人补充。例如布鲁克豪瑟所记载的，哪些人在什么情况下受伤以及身体的哪个部位受伤则不一定是他本人亲眼所见。
至于我们对传统战争的认识，大多数都是通过参战者对西方国家的采访者的描述或欧洲人（政府官员、探险家、商人等）的观察。那些西方人都不是受过训练、为了博士论文搜集资料的科学家。例如，很多新几内亚人曾对我讲述他们参加传统战争的经验。然而，我造访新几内亚那么多次，不管是到澳大利亚政府控制的东部（即后来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是印度尼西亚治理的西部，我都不曾目睹新几内亚人刀戈相向。如果真发生战事，澳大利亚或印度尼西亚政府都不会允许我进入战区。即使我想去，也根本行不通。
观察、描述传统战争的西方人大都不是专业学者，如传教士夫妻克劳斯与多丽丝·屈格勒（Klaus and Doris Kuegler）之女萨拜因·屈格勒（Sabine Kuegler）。萨拜因·屈格勒在她出版的畅销书《丛林之子》（ Child of the Jungle ）中描述她在6岁时看到法玉族的一支蒂格雷人与来访的瑟佛依迪族人（Sefoidi）发生冲突，拿着弓箭射向对方。箭从她身边飞掠而过，被箭射中的人则由族人驾着独木舟载走。西班牙教士胡安·克雷斯皮（Juan Crespi）也是，他是波托拉探险队的成员。这支探险队于1769~1770年踏上南加利福尼亚州东岸，是最先研究丘马什族的欧洲人。克雷斯皮也详细描述了丘马什人拿弓箭对射的情景。
这些来自欧洲的外界人士，不管是人类学家还是普通人，他们对传统战争的描述主要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观察本身会干扰到被观察的现象，也就是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以人类学研究而言，只要有外人在场，就会影响到那些不曾与外界接触的原始族群。此外，国家政府也以终结传统战争为首要目标。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进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件事就是禁止部落战争和食人习俗。外人也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制止当地人互相打斗。到法玉族地盘客居的克劳斯·屈格勒坚持当地人不可在他住的房子周围厮杀，要打的话，请到别的地方。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平静，他们不得不离开。法玉族听从他的劝告，渐渐地不再打斗。
这些都是欧洲人努力终止或减少部落战争的例子。然而，也有人认为欧洲人曾故意挑起部落战争。其实，只要外界人士踏入原始部落，就可能在无意间激发部落相斗。因此，我们听到外界人士描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不管是否有战争，还是无法从他们的描述中得知真相。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另一个方式是从考古学的记录仔细研究传统族群与外界接触前遗留下的战争证据。如此一来，就可完全去除外来观察者的影响。然而由于战争的实况并非通过直接观察而得，也没有当地人的报告作为佐证，要正确解读事实并不容易，只能从考古学的证据推论，因此还是会有很多事实无法确知。关于部落战争最明确的证据莫过于一堆被草草掩埋的人骨，骨头出现断裂的痕迹或武器造成的凹痕，如箭头嵌入骨头或被利斧砍到，头骨有剥割头皮留下的长割痕，或因被斩首（猎人头），头骨仅和头两节脊椎骨相连。例如约阿希姆·瓦尔（Joachim Wahl）与汉斯·柯尼希（Hans König）在德国西南部的塔尔海姆研究了34具骸骨，经过辨识发现这些是18个成人（9男、7女，另有两人的性别无法辨认）和16个儿童的遗骸。这些是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被堆在一起胡乱掩埋的，没被好好安葬，也没有常见的陪葬品。其中18个头骨右后方有被砍的凹痕，分析敌人拿着6种不同的斧头，以右手持斧，向他们的脑袋后方猛砍。受害者从儿童到60岁左右的老人都有。显然有五六户家庭惨遭屠杀，而敌人的数目远远超过他们。
其他考古学证据包括武器、铠甲、盾牌和堡垒等防御工具。有些武器（如矛和弓箭）可能用于狩猎或杀人，不一定是战争所用的武器，战斧和大型弹弓发射器才能作为战争的证据。同样，铠甲和盾牌也只用于战争，不会用来狩猎。有不少现存于世的传统族群依然会使用这样的武器作战，包括新几内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因纽特人。所以，在考古遗址发现的铠甲和盾牌也可视为过去战争的证据。此外，战争的遗迹还包括防御工事，如城墙、护城河、城门和可投射武器的塔楼，以防敌人从城墙攀爬上来。例如在19世纪初期，欧洲人开始在新西兰殖民时，发现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各部落都会修筑叫“帕”（pa）的堡垒。这些堡垒本来用于部落之间的战争，后来则用来抵御欧洲人。目前考古学家已在新西兰挖掘出1 000个左右的“帕”，经年代鉴定，建造于欧洲人来到之前，但和欧洲人看到的“帕”类似。显然，在欧洲人踏上新西兰的土地之前，毛利人早就开始交战。
最后，我们发现有些古代遗址建造在山顶、悬崖顶端或面向悬崖之地，看来是为了防御敌人入侵，才会选在这样的地点。如阿纳萨兹印第安人在弗德台和美国西南各地的聚落有的甚至盖在一二千米高的岩架上，必须利用梯子出入，生活必需品（如水和食物）都得费尽千辛万苦才能送到那么高的地方。但欧洲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印第安人就有安全的藏身之处。由于早在欧洲人来到美国西南部的几个世纪前已出现这样的遗址，显然这是为了对抗其他印第安部族的入侵。如果这些考古学证据还不够，我们还可看看原始族群在上更新世留下的壁画，他们刻画敌对的部族拿着弓箭、盾牌、矛或棍棒等武器，互相厮杀以及有人被矛刺死的惨状。之后，大约在公元800年，玛雅人也在波南帕克留下精美的壁画，栩栩如生地呈现战争和囚犯被行刑的图像。
因此，就小型社群（最小如队群，大如酋邦和最早的国家）的传统战争而言，我们的资源来源主要有三类，除了现代人的亲眼观察、考古学证据，还有艺术史。
不论古今，战争皆有多种形态。传统部落社群也会运用现代国家的基本战争策略。（当然，部落不可能打空战，而海战也需要特别的战船，直到公元前3000年国家政府出现之后，才有海战的历史记录。）最常见的一种策略就是正式对阵战，也就是交战双方各自结集庞大的人马正面交锋。我们一想到现代国家战争，就会立即联想到这种策略，最有名的例子如斯大林格勒会战、盖茨堡之役与滑铁卢战役。除了战争规模和武器有别，这样的战争其实和前一章所述达尼族在1961年6月7日、8月2日和8月6日的战争很类似。
另一种常见的战争策略是突袭。一小撮战士侵入敌人领土，在夜色、地形或树丛的掩护下悄悄前进，趁机偷袭、攻击，暗杀几个敌人或破坏其居所、设施之后随即撤退，无意歼灭全部的敌军或是永久占领他们的土地。这或许是传统战争最常见的类型，而且有许多记录，如努尔人偷袭丁卡族或雅诺马莫印第安人互相偷袭。前一章所述达尼族在1961年5月10日、5月26日、5月29日、6月8日、6月15日、7月5日、7月28日发生的战事都是偷袭。现代国家战争也可见以步兵、战舰或飞机进行突袭行动。
与突袭类似的军事行动则是埋伏，在传统战争中也很常见。入侵者选择躲在一处，待敌人过来的时候，出其不意，予以痛击。如前述达尼族在1961年4月27日、5月10日、6月4日、6月10日、7月12日和7月28日发生的战事。埋伏也是现代战争常用的策略，利用雷达或破解敌军密码侦测出敌人的行动，在敌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埋伏、狙击。
传统部落也会摆设鸿门宴，设局谋杀敌人，如雅诺马莫印第安人和新几内亚的部落都曾邀请邻近的部落来参加宴会，等客人放下武器，大吃大喝，再痛下毒手。现代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雅诺马莫人已经听过这样的事件仍会落入死亡陷阱。也许是因为传统部落常常一起饮宴进而结盟，加上主人热情邀约，客人于是不怀疑他。现代国家政府极少使用这种手段，唯一的例子是南非布尔人的首领皮耶·雷提夫（Piet Retief）率领100个族人在1838年2月6日接受祖鲁国王丁冈（Dingane）的邀请，前去赴宴。这些布尔人进入国王的帐篷后，即全数遭到屠杀。然而这个事件可算是例外，因为祖鲁人乃南非原住民班图人的一支，19世纪初原始社会瓦解，部落联盟兴起，出现近百个酋邦，战乱不断，后来才统一，建立祖鲁王国。
现代国家倾向通过外交促成自己的利益，而不会利用如此无耻的欺骗手段。即使希特勒和日本要对苏联和美国发动攻击，也会公开宣战，但现代国家对待叛徒则另当别论。如法国将军查尔斯·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曾在1802年6月7日邀请在海地建立独立政权的领导人杜桑–卢维图尔（Toussaint- Louverture）前来参加宴会，却趁机将他逮捕，关进监狱，翌年卢维图尔死于狱中。在现代国家，帮派分子、毒枭、恐怖集团也会用同样的手段杀害叛徒。
另一种仅见于传统社群的战争类型是和平聚会擦枪走火，在不可收拾之下演变成战争。这比请君入瓮的鸿门宴更为常见，如邻近的两个部族因为祭典共聚一堂，完全没有厮杀的企图，然而在双方的阵营中，也许某两个人有宿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终于克制不了，开始动手，双方亲戚也加入战局。我有一个美国友人曾受邀参加法玉族的聚会。在场几十人，有几个人不时口出恶言，一副气冲冲的样子，先是用斧头猛砍地面，最后甚至斧头相向。传统社群平时很少碰面，偶尔在祭典时相遇，如碰到仇家就常会发生这种流血冲突事件。
个人恩怨演变成战争的事件在现代国家非常罕见，但也有这样的实例，如1969年6~7月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足球战争。萨尔瓦多经济比较发达、人口众多，因此地狭人稠，耕地不足，很多萨尔瓦多人为了工作机会移民洪都拉斯，但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后来被洪都拉斯政府没收，只好返回萨尔瓦多，引发政治与社会动乱。1970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为了争夺1970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参赛资格，必须以三战两胜的方式决定赢家。6月8日第一场在洪都拉斯举行，东道主队以1 ∶ 0获胜，但洪都拉斯球迷殴打萨尔瓦多球迷引起骚乱。6月15日，第二场在萨尔瓦多举行，情况更糟，东道主萨尔瓦多因主场优势以3 ∶ 0重创洪都拉斯，但萨尔瓦多球迷不仅殴打对方，还侮辱洪都拉斯国旗和国歌。6月26日，萨尔瓦多在墨西哥市的延长赛中以3 ∶ 2险胜洪都拉斯，两国即宣告断交。7月14日，萨尔瓦多军队入侵洪都拉斯，并出动空军轰炸。这场足球战争历时100个小时，2 000余人丧生，是为世界杯足球史上最大悲剧。
传统部落战争的死亡率有多高？是否可与现代国家战争的死亡率相提并论？
军事历史学家皆会搜集、统计每场现代战争的伤亡资料，如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计算一个国家在一个世纪中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如20世纪的德国。至于现代部落社群战争死亡率的计算与估量，目前已有数十项研究。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迈克尔·威尔森（Michael Wilson）和马丁·穆勒（Martin Muller）曾分别针对23~32个传统社群进行研究，发现各社群间的差异颇大。与战争相关的死亡率每年平均可达1%（即以100人组成的社群而言，平均每年有一人死于战争），达尼族、苏丹丁卡族和北美两个印第安社群则更高。安达曼岛人、马来西亚塞芒族则很低，每年约在0.02% 以下。这样的差异主要和这些部族的生计方式有关，根据兰厄姆、威尔森和穆勒的分析，务农的社群若发生战争，死亡率几乎是狩猎——采集族群的4倍。另一个衡量战争冲击性的方式则是计算总死亡率与战争死亡率的比例，如厄瓜多尔瓦拉内印第安人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占总死亡率的56%，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6个传统部落则只有3%~7%。
为了研究传统小型社群与战争相关的死亡率，基利提出国家社群的10项数值来做比较，其中之一是瑞典，这个国家在20世纪没参与过任何战争，因此与战争相关的死亡率为0，其他9项数值则突显现代战争的可怕。以长达一个世纪的期间而论（包括战争与和平之时），在现代战争中死亡人数最多的莫过于20世纪的德国与俄国，死亡率分别为每年0.16% 和0.15%（即每1万人中，每年分别有16人和15人死于战争）。这就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祸。相比之下，法国在19世纪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则比较低，只有0.07%，包括拿破仑战争和拿破仑大军从俄罗斯大撤退。至于20世纪的日本死于战争的人口，美军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造成的死亡人数，加上日本其他大城市遭到传统炮弹的轰炸、枪击，还包括死于饥荒、自杀与溺亡者，以及日军“二战”中在海外战死的几万士兵，还有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侵略中国、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总计20世纪的日本因战争造成的死亡率每年只有0.03%，仍比德国和俄国低。从长期来看，战争造成的国家死亡率最高为每年0.25%，即阿兹特克帝国亡于侵略者西班牙之手。
我们现在再来比较这些战争在传统小型社群及人口庞大的国家社群造成的死亡率（一样是比较在一长段时间之内，包括战争与和平之时，估算战争平均在每年造成的死亡率）。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的现代国家中，战争造成死亡率最高者（即德国与俄国）只有传统小型社群平均值的1/3，更是达尼族的1/6。以战争造成的死亡率而言，现代国家的平均值大约只有传统社群的1/10。
读者或许会和我一样，起先对这样的数值惊异不已。以时间平均值来看，现代国家的壕沟战以及机关枪、汽油弹、原子弹、炮弹、鱼雷等武器造成的死亡人数，竟然远远比不上传统小型社群用矛、弓箭或棍棒互相攻击。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传统社群和现代国家战争的差异，就可恍然大悟。首先，现代国家的战争都是断断续续的，并非无时无刻不在交战，而传统部落则经年累月都在作战。以20世纪的德国为例，交战时间只有10年（1914~1918年以及1939~ 1945年），剩下的90年则无人死于战争。反之，达尼族则每年、每月都有战争。其次，除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征兵，国家战争造成的伤亡都是18~40岁的男性，而且只派专业军人上战场打仗。此外，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军大轰炸，普通民众不会因战争而面临生命危险。反之，传统社群如发生战事，男女老少则无人可以幸免。再次，国家战争的士兵如投降或被敌军捕获通常可以保住一命，若是在传统部落战争中落入敌方之手，则无活命的可能。最后，传统战争常出现大屠杀，被围捕的一方可能全部惨遭杀害，如达尼族在20世纪30年代末、1952年、1962年6月和9月及1966年6月4日发生的大屠杀事件。现代国家的战胜国通常会让战俘活命，有的战俘会被遣送回国，有的则被迫当劳工。
传统社群与国家的战争有何异同？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注意传统社群和国家社群的战争并非如南辕北辙那样的两极。社群由小到大，战争也会跟着出现一连串的变化。一个社群越大，军力就越强大，军人数目也比较多，因此很难全数隐藏起来，也不会利用突袭或埋伏狙击的方式，倾向与敌人正面交锋。如果是政权集中、阶级分明的大型社群，领导人就非常强势。一个国家的军队有各种等级之分，包括军事参议官、总司令等，至于小的队群则人人平等（如达尼族的古帖鲁联盟），领导人力量薄弱，主要是用说服来促使别人行动，而非利用权威使人遵从他的命令。中央集权的大型酋邦如发生战争，这样的战争则和小国之战相似。尽管社群规模从小到大有一连串的变化，我们还是可以比较小型传统社群与庞大的国家社群交战的方式。
这两种社群的一个相似点，也就是都会通过结盟来壮大势力。如前一章所述，达尼族的威里希曼——瓦拉鲁亚联盟也会和其他部落结盟，以对抗维达亚及其联盟。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也是，分别组成两个联盟，其中英、美、俄属于同一阵营，而德、意、日则是其敌对阵营。现代国家也许可以凭借优良的军事科技和领导力来制服敌人（如以色列），既无科技也无领导力的传统社群因此更重视结盟，拥有越多盟友则越可能取胜。
另一个相似点是，所有的社群不论大小，一样会徒手与敌人厮杀搏斗，也会使用远程武器歼灭敌人。即使是一小撮法玉人在屈格勒家旁边打斗，也会用弓箭，而达尼族威里希曼的韦杰克希和简诺克马也在近距离遭维达亚人以矛刺死。一个社群越大，科技越进步，武器的射程就越远。虽然罗马士兵也会拿剑或匕首与敌人搏斗，也有远程武器可用，如弓箭、标枪、弹弓、石弩，射程最远可达800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已研发出一种名叫“大贝尔莎”的远程火炮，可在100公里以外之地轰炸巴黎。现代的洲际弹道导弹更可绕过半个地球，投递核弹头。尽管如此，现代士兵与敌人近身肉搏仍会使用手枪或刺刀。
在现代远程武器持续发展之下，战争变成只要按一个钮即可歼灭敌人（如按钮发射炸弹、炮弹或导弹）。士兵或军官看不到敌人的脸，因此可克服面对面杀人的恐惧（见图37）。但在所有的传统战争中，若不是从几百米外拿起弓箭瞄准敌人，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拿刀刺向自己（见图36）。传统社群的人从小就开始学习打斗和杀戮，但现代国家的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告诉他们，杀人是罪大恶极之事，直到长大成人，被征召入伍，才必须依照上级的命令对敌人开枪。难怪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中，多达半数的人刚上战场时无法拿枪射杀另一个人。传统社群的人在作战时可毫无顾忌地杀人，现代国家则可用高超的军事科技克服杀人的心理障碍。
至于传统战争和国家战争的差异，其中一点即涉及心理层面。现代国家的士兵即使和敌人面对面，也互不相识，此前也无任何嫌隙。反之，在传统小型社群，不但社群里的人彼此熟识，敌对阵营的人大都也叫得出名字。这是因为小型社群经常结盟或通婚，所以多半互相认识。如第三章所述，达尼族的战士不但会互相叫嚣，甚至指名道姓地辱骂对方。读过《伊利亚德》（ Iliad ）的读者应该都还记得希腊和特洛伊的首领开战前总会指名叫阵，如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深仇大恨与血债血偿多半是传统战争的主因，例如敌人杀了你的亲戚或朋友，但是现代国家战争则通常与个人仇恨无关。
另一种心理差异涉及自我牺牲。在传统战争中根本没有自我牺牲这回事，这却是现代战争歌颂的事迹。现代国家的士兵在统帅的命令下代表国家与敌人厮杀，不管是与敌人正面交锋还是冲向敌军防御的铁丝网，都可能牺牲宝贵的生命。还有一些士兵则愿意舍身救战友，如用自己的身体盖住手榴弹，使其他在战壕内的弟兄得以逃过一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千名日本士兵出于自愿或在日军将领强迫之下组成神风特攻队，针对美国海军舰艇或登陆部队进行自杀式袭击，此外还有樱花弹和回天鱼雷等以人手操纵的自杀攻击式武器，以和敌军同归于尽。这些敢死队的成员不知生死为何物，具有狂热的爱国心，年纪轻轻即愿意为国捐躯。就我所知，新几内亚传统部落战争没有这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做法：每个战士的目的都是杀死敌人，让自己活命。例如1961年5月11日，威里希曼阵营入侵维达亚，用箭射伤一个叫胡外的人。胡外的同伴把他丢下，自己逃跑，没留下来救他。6月10日，维达亚人抓到一个来自威里希曼、名叫韦杰克希的男孩，韦杰克希的三个同伴一样只顾自己活命，拔腿就跑。
传统社群和国家的士兵也有差别。所有国家的军人都是全职的专业士兵，可待在战场上多年。至于平民生产的粮食，不但可养活自己，也可供给士兵。一般而言，国家的士兵都是专业军事人员（如现在的美国），但到了战时，为了扩大人数，也可能招募非军事专业的志愿者或征召平民入伍。反之，所有的队群和部落战士（包括大多数的酋邦战士）都不是专业军事人员，如第三章所述的达尼族战士。他们平时以狩猎、畜牧或务农为生，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战斗时间一般只有几小时到几周，然后就必须回到家园，生计才不至于受到影响。因此，传统社群的战士不可能长时间待在战场上。因此，欧洲殖民国家的士兵在对抗部落和酋邦时具有很大的优势。有些非欧洲族群可在短时间内集结全力，对抗来自欧洲的入侵者，但长期作战耗损太大，最后只能臣服，如新西兰的毛利人、阿根廷的阿劳坎印第安人、北美洲的苏族及阿帕奇印第安人。
现代军事历史学家常会论道传统部落战争“效能不佳”：几百个战士厮杀了一整天，最后只有一两个人死亡，甚至可能无人伤亡。原因之一是传统社群没有大炮、炸弹等杀伤力强大的武器。其他原因还包括战士为非军事专业人员，以及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再者，传统社群的战士没有接受集体训练，不能执行精密、复杂的作战计划，就连同步射击都做不到。如果同时发射弓箭，杀伤力则远大于分别发射。如果只是一支箭，敌人躲过的可能性极大，若万箭齐发，则在劫难逃。除了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大多数传统社群（如达尼族）都不曾练习同步发射。传统社群的战士几乎没有纪律和组织，尽管在战斗之前已排好队伍，只要一开打就会陷入混乱。再者，传统社群的战争领导人无法以军法管束士兵，要士兵服从命令。1966年达尼族发生大屠杀，即因古帖鲁领导无力，无法制止北部的战士杀戮南部联盟的人。
传统战争和国家战争有两个最大的差异，其一就是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的区别。国家和大型酋邦大都倾向打有限战争，只摧毁敌方的作战能力，无意损毁敌人的土地、掠夺其资源，也不想伤害广大的老百姓，毕竟他们入侵的目的是侵占敌人的土地、资源与人民。美国人通常认为全面战争是美国内战（1861~1865年）期间才出现的战争概念。当时的北方军将领威廉·谢尔曼提出焦土政策，对南方发动全面战争，不惜动用一切资源歼灭敌人，不论是作战部队还是平民，格杀勿论，他向海洋推进战役（从亚特兰大到大西洋），一路摧毁南方的房舍、工厂、磨坊，炸毁桥梁，破坏铁轨，掠夺粮食，破坏农田和农作机械，杀害牲畜，焚烧棉花，逼迫南方耗尽资源，重创其士气，最后不得不宣告投降。谢尔曼如此解说自己的战争哲学：“战争是残酷的，你无法使之变得文雅……我们今天所要对抗的不只是敌方的士兵，还有他们的人民。不管男女老少、贫贱或富贵之人，无人可以例外……我们无法改变南方人的心，但我们可以让战争变得极其恐怖……让人厌恶战争，以后世世代代都不想再陷入战争。”然而谢尔曼并没有杀死南方平民，南方邦联军队的士兵只要投降或被捕也可免于一死。
从国家战争的标准来看，谢尔曼的做法并非特例，他也不是发动全面战争的始祖。其实，几万年前队群和部落已采用这种作战方式，如人类学家在塔尔海姆发现的大屠杀遗骸。国家的军队之所以会饶战俘一命，因为他们有能力养战俘、保护他们、让他们工作，也可防范战俘逃跑。对传统社群来说，战俘没有利用价值，因此不会让他们活命。再者，战士也知道他们要是打败或被活捉，一定会被杀，所以奋勇作战到最后，绝不投降。直到5 000年前城邦在美索不达米亚形成，才有收容战俘的历史记录或考古学证据。那时，他们会将战俘的眼睛挖掉，以防止他们逃走，而那些战俘也只能从事依靠触觉的工作，如纺纱或农作。有几个采用定居形态、经济已经分工化的部落及由狩猎——采集族群组成的酋邦也会利用战俘当奴隶，如美国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和佛罗里达的卡鲁萨印第安人。
不管如何，规模不及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美国西北太平洋海岸的印第安人和卡鲁萨印第安人仍会歼灭没有利用价值的敌人。对达尼族、佛尔族、阿拉斯加因纽特人、安达曼岛人等部落而言，作战的主要目的是夺取敌人的土地并歼灭全部的敌人，不论性别、年龄，如1966年6月4日达尼族的大屠杀事件，就有几十个妇女和儿童遭到杀害。有的传统社群则在杀死敌人中的成年男子并用棍棒打死婴儿之后，带走可生育的女人，如努尔人袭击丁卡族。努尔人也会把已断奶的幼儿带回去当自己的后代抚养。雅诺马莫印第安人一样也会放过敌人阵营的女人，带回去当老婆。
传统社群打全面战争通常必须动员所有的人。如达尼族在1961年8月6日发动的战争，参战者就包括6岁大的孩子。相比之下，国家战争只派军事专业人士上阵，因此人数只占成年男性的一小部分。以拿破仑在1812年率领大军入侵俄国为例，士兵总数约60万，从19世纪国家战争的标准来看已非常庞大，但这样的总数仍不及当时法兰西人口的1/10（有些士兵来自其他联盟国家，非法兰西人）。即使是现代国家的军队，真正上战场作战的官兵也只是少数，远不及支持部队。以美国为例，前者和后者人数为1 ∶ 11。如果从整个社群的作战能力来看，达尼族大可笑傲19世纪的拿破仑与今天的美国，而达尼族在1966年6月4日发动的大屠杀，一口气焚毁几十间草屋，偷走敌人的猪，这样的行动则不禁让人联想到谢尔曼的海洋推进战役。
部落与国家战争之间的重大差异，除了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还包括终结战争与维持和平的步调。正如第三章所述的达尼族之战，小型社群的战争通常涉及复仇。乙方杀了甲方的人，甲方的人则要乙方血债血偿，乙方的人死了，甲方的人心满意足，但乙方又会回来向甲方索命，因此陷入冤冤相报的无限循环。只有一方被全部歼灭或赶走，或双方耗尽所有的人员和资源，战争才会停止。但国家和大型酋邦不像队群或部落，通常倾向打有限战争，目的在于征服敌人的领土。
但是要一个部落里的人共同做出终止战争的决定，或与敌人达成停战协议并不容易，因为只有中央集权的大型酋邦或国家能由领导人做出决定或与敌人协商，部落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即使一个部落与敌人达成停战协议也很难维持和平。对任何社群而言，不管是部落还是国家，总有对和平协议不满的人，因为个人怨仇而想要攻击敌人或引发新的争端。国家政府由于中央集权，拥有动用武力的唯一权力，因此可以制止个人寻仇，领导力薄弱的部落首领则做不到。因此，部落和平很难维持，很快就会陷入新的战争循环。
国家和小型集权社群的差异就是国家存在的主要原因。长久以来，对国家兴起的原因，以及大众为何能忍受国王、议员或官员的治理，政治学者多有辩论。全职的政治领导人并不自己生产粮食，而是靠人民生产的食物维生。政治领导人如何说服或强迫人民这么做？人民又如何愿意让他们掌控大权？法国哲学家卢梭猜测，政府的兴起是人民理性的决定。人民认为在领导人和官员的治理下，自己必然能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没有其他历史学家做这样的推论。反之，酋邦会演进成国家是通过竞争、征服或外来压力：酋邦因为决策效能高，因此得以抵抗其他酋邦的入侵。例如在1807~1817年，非洲东南部几十个原本互相交战的祖鲁酋邦渐渐被丁吉斯瓦约统一。丁吉斯瓦约擅长招募战士、解决争端、整合被击溃的酋邦、治理领土，因此得以完成统一大业。
部落的人再如何好战，也明白战争带来的悲惨、危险与亲人被杀的痛苦。部落战争在殖民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宣告结束，部落里的人常说他们的生活质量大有改进。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阻止他们杀戮，他们就难以摆脱互相仇杀的恶性循环。新几内亚高地的奥亚纳人（Auyana）告诉人类学家斯特林·罗宾斯（Sterling Robbins）：“自从殖民政府来到这里，我们的生活大有改善，吃饭的时候不必提心吊胆，担心有人会从背后攻击。早上起来去屋外小解，也不必害怕遭到暗杀。所有的人都承认，他们在作战时内心充满恐惧，而且很怕落单，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们可从这样的反应理解，为何少数澳大利亚巡逻官和当地的警察就可以终止新几内亚东部的部落战争。他们来到交战的村落，买下一头猪，当场用枪击毙猪，让村民了解他们的武器火力强大，接下来拆除村庄的围桩，没收战争用的盾牌，以免任何人再发动战争。偶尔有几个当地人胆敢发动攻击，则立即被击毙。当然，新几内亚人眼睛雪亮，看得出枪支火力非凡。我们实在难以预料新几内亚部落社群会轻易放弃战争，毕竟他们已打了好几千年，而且从小到大都以战场上的功绩为人生最大的荣耀。
原因在于，新几内亚人了解和平的好处。如果没有国家政府的介入，他们永远无法体会这一点。例如，20世纪60年代，我曾在新几内亚高地待了一个月。此前不久，那个地区才结束长久以来的征战，居民共有两万人左右，由一个澳大利亚巡逻官和几个当地警察维持治安。虽然只有巡逻官和警察有枪，新几内亚人还是可利用夜晚埋伏、偷袭，把他们杀死，再发动战争，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显然他们了解国家政府能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也就是和平。
欧洲人对传统战争有何影响？会使传统战争变得更多、更少或者不变？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一个人认为欧洲人与传统社群接触必然会使传统战争加剧，不相信外来旁观者的观察。人类学家基利就曾以西瓜打比方：如果我们本来相信西瓜的果肉是白的，拿刀切下去之后，才发现西瓜果肉是红的，因此在没切开西瓜之前，我们如何证明西瓜的果肉是红的？
然而，目前已有大量考古学证据和战争的口述历史证明，传统社群与欧洲人接触之前已有不少战争，并非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直到欧洲人来到才干戈相向。毋庸置疑的是，部落战争的消失或减少是因为欧洲人或其他国家政府的干预，因为所有的国家政府都不希望战争和动乱影响他们对当地的治理。从人种学研究来看，在欧洲人与传统社群接触之初，当地战争可能因此增加或减少，原因包括欧洲人带来的武器、传染病、商机，以及粮食供应的增减。
例如新西兰的毛利人与欧洲人接触之后，在短期内战争就变多了。毛利人在1200年左右在新西兰落脚。考古学家在当地挖掘出很多堡垒，证明早在欧洲人来到之前，毛利人已常常作战。根据历史记录，欧洲人最早在1642年踏上新西兰，并自18世纪90年代在此地殖民，当时毛利人不但会杀欧洲人，也会互相厮杀。1818~1835年，欧洲人引进的两个东西突然使毛利人的战争变多。一是步枪，也就是新西兰历史上有名的步枪之战。毛利人发现步枪杀伤力强大，远胜过以前用棍棒打斗，于是用土地和欧洲人换步枪作为战争利器。二是马铃薯。你或许会大吃一惊，难以想象这东西与战争的关联。其实，毛利人的战争时间能够拉长、规模变大，都是拜马铃薯所赐。毛利人的主食原本是甘薯，马铃薯（原产地为南美洲）则是欧洲人引进的。马铃薯在新西兰落地生根之后，产量丰盛，远超过甘薯，毛利人的余粮因此增多，得以喂养战士，让他们长期待在战场上，或搭乘独木舟征服远方的部族，甚至可远征1 600公里之外的地方。一开始，只有少数几个部落可向前来做生意的欧洲人买步枪。这几个部落便用步枪征服其他部落。然而，步枪越来越普及，等到所有的部落都拥有步枪就是步枪之战打得最如火如荼之时，后来即渐渐平息。
斐济也是一样，1808年左右欧洲步枪引进后，斐济人就可持枪歼灭众多敌人。步枪的杀伤力远大于他们以前使用的棍棒、矛和弓箭。欧洲的枪支、船和钢斧于19世纪引进所罗门群岛之后，岛上猎人头的风俗因此更加兴盛，毕竟钢斧不像石斧，使用多次依然锋利。同样，北美大平原和非洲中部由于欧洲枪支与马匹的输入，加上奴隶买卖，战事因此增多。上面提到的各个社群早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已有战争，但在欧洲人的刺激下，在几十年间（新西兰、斐济、所罗门群岛）或几百年间（北美大平原、非洲中部）战争增多，之后才渐渐减少。
传统社群和欧洲人接触之后，战争也可能平息，连短期激增的现象也没有。在新几内亚高地有很多地方，在殖民政府的巡逻官进驻后战争即销声匿迹，之后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才来到这里，并带来其他间接从欧洲输入的贸易物品。人类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对非洲的昆族队群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已不再互相攻击，但在1945年之前仍有一些谋杀案件。最后5件谋杀案中，有4件（分别发生于1946年、1952年、1952年和1955年）的凶手都被兹瓦纳政府关进监牢。由于兹瓦纳政府的法庭可解决争端，因此昆族人在1955年之后不再用谋杀来解决怨仇。然而我们可从昆族的口述历史得知，几个世代前，队群间的突袭和战争仍是家常便饭，但在兹瓦纳政府警方镇压与司法系统的运用下，队群间不再经常发生暴力冲突。
我最后要举的例子是阿拉斯加西北部。当地同属因纽特族的尤皮克人与伊努皮克人本来常常爆发冲突，与欧洲人接触的10年内或不到一个世代，战争就消弭了。原因不在巡逻官、警察或法律禁止，而是其他接触的结果造成的。1838年，欧洲人将天花这种传染病带进来，致使很多尤皮克族群遭到灭绝，战争也就戛然而止。伊努皮克人则非常热衷于贸易，特别是与欧洲人交易毛皮，1848年后，交易更加频繁，如果发生战争将失去宝贵的商业机会，所以他们愿意放弃战争。
因此，传统族群与欧洲、兹瓦纳等外来国家或酋邦接触，长期下来必然会压制部落战争。至于短期效应，可能使战争立即中止，或是在这样的刺激下战事突然增多，但最后还是渐渐变少。我们无法断言传统部落战争是与欧洲人接触造成的。
不管如何，长久以来一直有西方学者否认传统战争的存在。法国思想家卢梭便认为人类与生俱来就有怜悯之心，战争是在国家兴起之后才出现的。研究20世纪传统社群的人种历史学家观察到的部落和队群都过着和平的生活。这是殖民政府掌控的结果。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学家才在新几内亚高地和亚马孙地区亲眼见识最后的部落战争。至于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防御工事则常被认为只是沟渠、村子外围的栅栏、屏障或边界的象征，而非与战争有关。然而传统战争的证据已多不胜数，包括直接观察所得、口述历史和考古学的发现。我们不禁疑惑，传统战争的存在与否为什么会引起争辩。
一个原因是传统社群与欧洲人接触前或在早期接触时发生的战争难以评估。传统社群的战士很快就察觉来访的人类学家讨厌战争，因此他们在发动突袭时不会让人类学家一同前往，更不会让他们拍摄战争实况。哈佛皮博迪探险队得以在新几内亚高地拍摄有关达尼族战争的影片可谓特例。另一个原因是传统族群与欧洲人接触之后短期对部落战争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必须在不预设立场之下分别评估每个例子。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无视证据，否认传统战争的存在。
一般而言，学者深入传统社群研究几年之后，常会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这些学者认为战争是罪恶的，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这样认为，他们不希望他们的部落朋友被当作恶人。此外，有些国家或殖民政府急欲征服传统社群的土地，恨不得早日除去那些原住民或对他们自相残杀视若无睹。再者，如果说传统社群是好战之徒，那无非是欧洲人想为他们虐待原住民的行为辩护，因此学者不愿意这么做。
我可以理解那些学者对原住民的同情。然而，这样无视传统战争的现实，甚至为了政治目的加以扭曲，并非好的策略。错误地称原住民不爱战争并非尊重他们。传统社群的战争就像其他有争议的现象，皆可以客观地进行观察与研究，最后必然能显现事实。但是学者若基于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否认传统战争的存在，必然无法看到事实。我们该基于道德的立场主张原住民的权益，而非一味地驳斥事实。
如果我们采用本章前面对战争的定义，即“敌对的政治实体间不断出现的暴力冲突，其杀戮行动得到政治实体的批准”，再用比较宽泛的观点来看“政治实体”和“批准”，如此一来会互相作战的不只是人类，还包括动物。论及人类战争时经常被提到的物种就是普通的黑猩猩，因这种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的战争和人类队群和部落战争很像，包括成年雄性发动的突击或偶然与其他黑猩猩群体相遇发生冲突。据统计，黑猩猩打斗造成的死亡率平均每年为0.36%（即1万只黑猩猩中，每年有36只因打斗死亡），和传统社群战争造成的死亡率差不多。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猩猩祖先把战争的基因传给我们，因此好战已存在我们的本性之中，人类无可避免会陷入战争？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黑猩猩并非人类的祖先。人与黑猩猩有共同的祖先，在600万年前分别走上不同的演化之路。源于此共同祖先的除了上述两者，还有倭黑猩猩，因此人类的近亲除了黑猩猩，还有倭黑猩猩。并非这三种物种都爱好斗。倭黑猩猩以爱好和平著称，有些人类传统社群也不好战。除了黑猩猩，有些社会化的动物物种（如狮子、狼、鬣狗及几种蚂蚁）也会成群结队互相攻击、厮杀，有些则不会。显然，并非所有社会化的动物（包括人类与黑猩猩）都爱打斗。兰厄姆论道，会打斗的社会化物种有两大特征，一是激烈的资源竞争，二是大小不同的群体相遇就很容易滋生暴力冲突的行为，大的群体因数量大而占优势，轻而易举便可击退入侵的小群体或个体。
至于人类体内是否潜藏暴力攻击的基因？当然，人类有这样的基因，然而人类其他行为（如合作）也都有基因基础。其实，人类的大脑结构、荷尔蒙和本能都和基因有关，如荷尔蒙中的睾酮即与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但攻击行为就像身高，除了会受基因的影响，也会受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左右（如营养不良对身高的影响）。因此攻击行为不像镰状细胞贫血，并非单一基因就能决定的特质，与其他基因或环境等无关。此外，与战争相反的合作行为也常见于人类社群。我们已在第一章谈论过，邻近的人类社群会在某种环境的影响下合作，如资源多寡出现波动，或赖以生存的土地无法生产所有生存所需的资源。然而，并非所有邻近的小型社群都会合作，有些较常合作，有些则不常。
虽然大多数的人类社群都会交战，有些则比较和平。这点可由几个外在因素来说明。如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近年未曾发生战争，甚至1949年已废除军队，这是因为该国人民崇尚平等、民主，而且邻国尼加拉瓜和巴拿马都没有威胁性。再者，该地区除了巴拿马运河，没有其他值得征服的目标。如果哥斯达黎加胆敢攻击巴拿马运河，美国必然会出兵防卫。在近代，瑞典和瑞士也都无战事。这两个国家因强敌环伺（德国、法国、俄罗斯），一方面不可能出兵征服这些邻国，另一方面重视国防，加强装备，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有少数传统社群也和上述现代国家一样，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如格陵兰西北角的极地因纽特人因为与世隔绝，没有邻居，也不曾与外界人士接触，即使他们想要作战，也没有交战的对象。此外，少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队群因为住在人烟稀少的地区，生存环境恶劣，几乎没有什么财产，也都各自过着孤立的生活，很少与其他队群打交道，如美国大盆地的肖肖尼印第安人、玻利维亚的西里奥诺印第安人、澳大利亚沙漠的一些部落和西伯利亚北部的恩加纳桑人。不曾经历战争的农民包括秘鲁的马奇根加印第安人，他们住在森林边缘，因资源有限，无法供养战士。
因此，我们无法断定哪些人类社群与生俱来爱好和平或特别好战。似乎对一个社群而言，决定交战的重要因素是战争是否对自己有利，以及是否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应战。尽管有些社群很少发生战争，被认为天性温和（如塞芒族、昆族和非洲的俾格米族），同一个群体间的成员也有暴力冲突事件（如谋杀），不同群体之间则无战斗。但在20世纪50年代被英军征召到马来西亚战场与共产党交战的塞芒族一样杀红了眼。因此，人类是否天生就有暴力倾向或爱好合作是没有意义的辩论。所有的人类社群都会合作，也会用暴力解决争端，至于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质则依环境而定。
为什么传统社群要作战？我们可用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不去诠释他们的主张或动机，只是观察战争中获胜的社群可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另一个方式是询问那些传统社群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要作战（也就是探询战争的近因）。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深入了解其作战的真正动机（即研究战争的远因）。
根据观察，传统社群如果打了胜仗有很多好处，包括将敌方的儿童和女人带回来纳为己有，获得牛、粮食、人头（猎人头的战利品）、可供食用的人体（食人族的食物）、土地及其相关资源（如捕鱼区、果园、菜园、盐池和采石场）、猪、威望、蛋白质、奴隶等。
但这些人所述的参战动机不一定与他们得到的东西相符。这意味着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动机，或是不够坦诚。传统社群所说的作战动机有哪些？
最常见的答案就是复仇，为了报族人或同一队群的人被杀之仇。由于部落战争是一个不断报复的暴力循环，每一场战争通常都起因于先前的战争。例如第三章描述的达尼族之战，1961年1月、4月10日和27日、6月10日、7月5日、8月16日发生的战事都是威里希曼人为了寻仇引发的，而4月3日及10日、5月29日的战事则是维达亚人的复仇。
如果复仇是传统社群所说的战争主因，战争的导火线是什么？在新几内亚高地，当地的传统社群一般都是为了女人或猪而战。对新几内亚的男人而言，女人会引发的争端其实和世界其他地区类似，不外乎和通奸、抛弃丈夫、绑架、强暴或聘金有关。雅诺马莫印第安人也曾说女人是他们作战的原因。人类学家沙尼翁有一次对雅诺马莫印第安人的首领讲述自己那边的人（即美国人和英国人）突袭敌人（德国人）的事。那个首领猜测说：“你们会发动攻击，必然是因为德国人偷走你们的女人，对不对？”现代的大型国家社群已不再会为了女人开战。然而，闻名千古的特洛伊之战正起因于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之妻海伦被特洛伊普里阿摩斯之王子帕里斯诱拐，墨涅拉俄斯于是邀集希腊其他城邦国，围城攻打特洛伊。可见在城邦兴起、小国林立之时，女人仍是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新几内亚人的心目中，猪也很重要，甚至可与女人相提并论，成为发动战争的原因。对新几内亚人而言，猪不只是食物以及蛋白质最主要的来源，也是财富和威望的象征，并作为娶妻的聘礼。猪和女人一样，可能四处游走、离开主人，也很容易被绑走或偷走，因此经常造成争端。
其他传统社群也会把牛、马等牲畜当作财富的象征，也常因为这些牲畜引发争端。努尔人很喜欢牛，就像新几内亚人把猪当宝贝，努尔人偷袭丁卡族和其他努尔部落的主要目的就是牛。努尔人也会拿牛来进行交易或作为赔偿——“你答应要赔若干头牛给我，却食言了”。人类学家埃文–普里查德曾引述一个努尔人的话：“在我们族人中，为了牛发生争端而死的人要比其他原因多。”在北美大盆地和亚洲草原，马匹和马匹失窃事件也是当地传统社群开战的主因。除了女人与动物，其他物品令人觊觎或被偷也会引起纠纷甚至战争。
小型社群开战不只是为了把女人抢回来当老婆，也可能抱着其他目的，对敌人下手。如努尔人会把丁卡族的孩子抓来，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猎人头族则欲取得敌人的头颅，包括新几内亚的阿斯马特族和马林德族、所罗门群岛的罗维安纳族，以及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太平洋岛屿、爱尔兰、苏格兰、非洲、南美洲的一些部族。食人族则会吃敌人的尸体，包括加勒比人，以及非洲、美洲、新几内亚的一些部族，很多太平洋群岛的岛民也是。有些酋邦和部落社群抓到敌人则是把他们当奴隶，如新几内亚西北部的人、所罗门群岛南部岛民、美国西北太平洋海岸和佛罗里达的美洲原住民，以及西非人。很多国家社群也会把敌人抓来当奴隶，如古希腊人、罗马帝国、中国、奥斯曼帝国，以及欧洲在新世界的殖民地。
传统社群开战之因还有其他两个。一个是巫术。新几内亚等小型社群常会把种种天灾人祸怪罪到敌人身上，说是他们放蛊造成的，因此得把敌人的巫师揪出来、杀掉。另一个常见的原因是视邻居为低劣、有敌意的次等人类，因此不得不把他们除掉。如第三章所述，一个老太太问威里希曼人：“你们为什么要杀维达亚人？”一个男人答道：“因为他们是敌人。他们根本不是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他们？”
除了人和牲畜引起的冲突，土地纠纷也常是引发战争的原因，如第一章描述的新几内亚山族和河族的人为了争夺地盘冲突不断。
我们逐一列举小型社群作战的动机，包括女人、小孩、人头等，还有一些动机无法尽数。尽管如此，我们发现上述对传统战争动机的剖析仍不能令人满意。每个人的邻居都有女人、小孩、人头和家畜，会实施巫术，被人视为次等人类，他们的身体也可作为食人族的食物。尽管有人觊觎他们，或与他们发生纠纷，但不一定会引发战争。即使是特别好战的社群，如发生争端，通常也会利用调解和赔偿金设法和平解决（如第二章所述）。即使无法和平解决争端，被冒犯的一方也不一定会诉诸战争。为什么有些社群特别容易利用调解与赔偿解决问题，有些则做不到？他们的差异在哪里？
即使是参战者自己也不一定明白战争的远因，或者在参战时能说清楚。例如人类学家常就雅诺马莫印第安人的战争进行辩论，猜测他们作战的远因是为了从敌人手中把猎物抢过来，以获得宝贵的蛋白质。但传统的雅诺马莫人并不知道蛋白质为何物，依然坚持女人才是他们作战的动机，而非猎物。因此，即使人类学家提出的蛋白质理论是对的，我们还是无法从雅诺马莫人的口中得知。
要了解远因往往十分困难。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因为例，尽管已有数百位历史学家投入研究，相关文献汗牛充栋，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定论。每一个人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近因是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费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枪杀。然而，还有其他国家的元首或皇储遭到暗杀，都没有引发这样的结果。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因究竟为何？历史学家提出的种种理论包括战前的联盟系统、民族主义、意图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造成威胁、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领土争议、英法联军强行进入恰纳卡莱海峡、德国经济势力的兴起等。我们既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因无法达成共识，又如何能了解传统战争的远因？但研究传统战争的学生可享有一个好处，也就是有无数传统战争可供比较。
至于传统战争的远因，大多数学者推测是为了争夺土地或其他稀缺资源，如渔场、盐、采石场或劳动力。除非环境变化剧烈，生存困难，致使人口数量减少，人类群体的数量一般而言会逐渐增多，因此需要更多的土地和资源，如果不足，就必须从其他群体那里抢夺。因此，人类社群作战的原因主要是掠夺属于其他社群的土地或资源，或是抵御其他社群的入侵，以免失去自己的土地或资源。国家政府作战的一个重要动机也是为了土地和劳动力。希特勒就曾在书中明言，德国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因此不得不往东扩展。由于苏联人和其他斯拉夫人就住在德国东边，于是希特勒入侵波兰、苏联，企图征服他们的土地，加以奴役，并杀害那里的斯拉夫人。
人类学家卡萝尔与梅尔文·恩贝尔夫妇（Carol and Melvin Ember）就以土地、资源与战争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来自不同文化的186个社群，建立人类关系区域档案。恩贝尔夫妇分析人类社群资源短缺的原因，包括饥荒、洪水或酷寒等天灾，和导致食物短缺的各种灾害。他们发现这些和战争发生的频率息息相关，因此，传统社群开战通常是为了从敌人那里夺取资源（特别是土地），以防范未来发生不可预期的资源短缺。
虽然这样的解释可圈可点，但不见得所有的学者都接受。在传统战争发生之后，战败的一方落荒而逃，胜利者占领他们的土地，但也有不占领土地的例子。此外，并非人口密集的地区战争就会打得比较激烈。有些地区的资源特别丰富，得以养活众多人口，让他们过着和平、安乐的生活。例如住在沙漠区的狩猎——采集族群，尽管人口密度很低，每平方英里 [6] 只有5人，还是感受到资源短缺之苦，不得不向外侵略。至于住在沃土区的农民，当地环境温暖怡人、水源丰富，尽管人口稠密，每平方英里多达100人，但并无向外扩张的意图。因此，仅看人口密度还不够，还要看人口密度与资源密度的关系，以判断是否出现资源短缺的情况。如果你比较几个传统社群，他们都有类似的生存方式，住在类似的环境中，当地的资源也都差不多，如此，人口密度的大小确实会影响战争发生的频率。
传统社群战争的其他远因还包括与邻近社群保持距离，让他们不敢来找麻烦或是干脆除掉他们，也有刻意博取好战之名，让邻近社群敬而远之，不敢轻举妄动。这种解释不同于上述的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而战，而牵涉社群之间的关系。的确，人类社群可能为了与邻近的人保持距离，不惜采取过激的手段。
例如，在500年前，芬兰人大部分在海岸定居，内陆地区少有人住。有几个家庭或小群体迁往内陆时，落脚之处尽可能远离邻居。我的芬兰朋友告诉我，那些早期往内陆移居的人非常讨厌拥挤的生活环境。有一个人带着家人来到河边，盖了一座小农场，因为看不到邻居而心满意足。但是，有一天他发现河中出现一根漂流木。他惊愕万分：必然有人住在上游！他于是气冲冲地往上游前进，经过一大片原始森林。第一天，他没遇见任何人。第二天，还是一样，看不到一个人影。到了第三天，他走到一块新开垦的空地，果然发现有人住在这里。他随即把那个人杀了，再走三天的路回到自己的家，这才觉得高枕无忧。我们无法断定这个故事的真伪，然而可以发现小型社群也会在社会因素影响下希望远离邻近社群。
其他远因牵涉战争为个人带来的利益。好战的人或战争首领受人敬畏，也因战绩获得威望，因此可拥有比较多的老婆，生出比较多的子女。根据人类学家沙尼翁的计算，雅诺马莫印第安人如曾在战场上杀过敌人，比起没杀过人的族人，老婆多2.5倍，子女则多3倍，社会地位也比较高。然而，并非所有的传统社群都像雅诺马莫人。有的社群战士的寿命比较短，如厄瓜多尔的瓦拉内印第安人比雅诺马莫人更凶猛好战，但可能在战场上死于敌人之手，因此不见得可以拥有更多老婆，该族能活到成年的孩子也比其他社群少。
我们已讨论过小型社群为何作战，接下来再来研究：他们作战的对象是谁？是否部落的人更多地会和说不同语言的部落发生战争，或者更可能与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开战？他们会和有通商或通婚关系的部族作战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代国家的情况。著名的英国气象学家刘易斯·理查德森（Lewis Richardson）擅长用数学分析复杂的大气现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救护车上服务，帮忙运送伤兵。他太太有三个兄弟，其中两个皆死在战场上。战争带给他的痛苦，加上生于信奉贵格教派的家庭，使他心生转变研究方向的念头，开始利用数学研究战争，希望能从中得到宝贵的教训，知道如何避免战争。他把1820~1949年的所有战争列表，记录每一场战争的死亡人数，再根据这些数据制作5张表格，最后探究不同国家参战的时间和原因。
1820~1949年，各国参战的次数差异很大，如法国和英国参与超过20场战争，瑞士只有一场，瑞典则没参与过任何一场战争。会有这样的差异和邻国的数目有关：接壤的邻国越多，越容易爆发战争。至于某一国与其邻国是否讲同一种语言或说不同的语言则似乎不是战争的变因。唯一的例外是，双方都说汉语的较少发生战争，而双方都说西班牙语的则较常发生战争。理查德森推测这是文化因素使然。这种论点很有意思，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理查德森在1960年出版的专著《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 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 ）。
理查德森并没有统计贸易与战争的关联。相邻的国家不只特别容易发生战争，通常也是贸易伙伴。在我们的印象中，有贸易关系的现代国家更容易反目成仇、干戈相向。也许这是因为贸易关系常出现纠纷。世界史上最大的战争就是互为贸易伙伴的国家发动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两大攻击目标就是与之有进出口关系的美国和中国。同样，纳粹德国与苏联原本也是贸易伙伴，直到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传统小型社群。有关这些小型社群在近代发生的战争，并没有明确的统计图表，如理查德森对现代国家战争的研究，我们不得不参看一些传闻。小型社群与邻近社群交战的次数甚至比现代国家多，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长途运输的工具，可把战士送到远方，如英国在19世纪把军队送到另一个半球的新西兰与当地的毛利人作战。至于小型社群与其邻近社群如果说一种语言或不同语言，对战争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大多数的传统战争都是讲同一种语言的邻近社群，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很近，更可能说同一种语言。如第三章所述的达尼族之战，交战的双方都说达尼语。说同一种语言的社群交战之例多不胜数，包括恩加族、法玉族、佛尔族、希尼宏族（Hinihon）、因纽特人、迈鲁人、努尔族、雅诺马莫印第安人等。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努尔部落不但会互相交战，还会与丁卡族作战，但与丁卡族交战的次数较多。如果同是努尔部落，双方会手下留情，若与丁卡族作战则没有任何限制。例如努尔部落不会杀害另一个努尔部落的女人和儿童，也不会烧毁他们的草屋，只杀害他们的战士，偷走他们的牛。
不仅贸易伙伴容易反目成仇，通婚的关系也是。如基利所言：“很多社群会和有通婚关系的社群交战，也会和敌方的女人结婚。他们不但会袭击贸易伙伴，也会和敌人做生意。”这一点和国家社群类似：相邻的社群容易变成贸易伙伴，会通婚，也会交战。对小型社群而言，贸易和婚姻常会出现争端。所谓的贸易关系又可细分为三种：一种是出于双方自愿的公平交易，另一种是不对等的交易（强的一方强迫弱的一方以贱价出售物品），还有一种则是劫掠（一方强行抢夺对方的物品，不付出任何代价）。著名的掠夺者包括美国西南部的阿帕奇印第安人以及北非沙漠的图阿雷格人，但他们也会估量对方的实力，看他们是否有能力保护自己，如果对方一样强悍，还是会与之进行公平交易。
至于队群或部落间的通婚，也和贸易一样，纠纷可能演变成战争。例如一个部落的人答应女儿长大后要嫁给另一个部落的人当老婆，对方也先付了聘礼，小女孩长大却毁婚了。此外，婚姻也像物品交易，如出现问题，也会引起纠纷，如女方与人通奸、遗弃配偶、离婚、拒绝做饭、不肯农作或拾柴，照理说女方应该归还聘礼，然而女方也可能有借口，如当初作为聘礼的猪已经吃掉了，或已用其他物品交易，因此无须赔偿。任何消费者、商家或进出口从业者读了这段应该都会联想到现代国家人们之间的交易问题。
如果与通婚的社群交战，通婚的双方将有忠诚抵触的问题，关系会变得很复杂。一个人的敌人可能是姻亲或血亲。战士对敌人发射弓箭或长矛时，会尽量不伤害到自己的亲戚。例如一个因纽特女人嫁到另一个部落，而自己的部落将对丈夫的部落发动攻击，娘家的人会事先警告她，要她小心。反之，如果她知道丈夫那边的人要攻击娘家部落，也许会先警告娘家的人，但她也可能站在丈夫那边，完全不管娘家人的死活。同样，如果佛尔人知道自己的族人将攻击妹妹夫家的村落，也可能事先警告她，之后期待妹夫给他一点儿好处。当然，他也可能从妹妹那里得知妹夫村子里的人要对自己的村落发动攻击，而向同村的人通风报信，事后村子里的人再用礼物答谢他。
最后，我们再回到复仇的主题。传统小型社群总是有仇必报，强调血债血偿，这就是他们发动战争最常见的原因。现代国家的人通常会忽视渴望复仇的力量。在人类的情感中，复仇之心也和爱、愤怒、悲伤、恐惧一样，也是正常的人类情绪，但我们的社会只允许并鼓励我们表达爱、愤怒、悲伤和恐惧，要我们忘却复仇的渴望。我们在社会教育的过程中知道复仇之心是野蛮、令人羞耻的，因此不允许私人复仇。
然而，一国人民不可能永远相安无事。社会和平是个人放弃复仇，将处罚权交给国家司法系统换来的。若非如此，我们将和大多数传统社群一样经常交战。我们如果受到委屈，则必须仰赖国家为我们主持公道。尽管如此，还是很难释怀。我有一个朋友，几十年前他的姐姐被抢匪杀害。虽然凶手已被逮捕、判刑、关入监牢，至今他仍愤恨难消，无法忘记当年的悲剧。
在现代国家，个人毫无处罚凶手的权力，只能仰赖政府的司法制度伸张正义。虽然这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和平和安全，但个人也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与新几内亚人交谈之后，才发现我们失去了什么。国家、宗教和道德不断灌输给我们：复仇是凶残、恶劣的行径，甚至最好不要有想要复仇的心思。然而，如果你的亲友被杀或被欺负，我们自然而然会产生强烈的复仇之心。于是，很多国家的政府设法给予被害人的家人补偿，让他们有向法官或陪审团陈述感受的机会，或是通过修复式正义的系统与犯人私下见面（见第二章），甚至让被害人的家属观看凶手被处决的过程。
未曾与新几内亚人深入接触的读者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传统社群与我们有这么大的差异？为何他们如此热衷于复仇和杀戮？怎可大言不惭地讲述杀人的快感？
的确，根据传统社群的人种学研究，在这样的社群之中，战争、谋杀、视邻人为妖魔都是常态，而非例外。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而现代国家的人民从小被灌输复仇和战争是邪恶的，但有朝一日发现自己的国家宣战了，不得不上战场与敌人决一死战。等到我方与敌人签订和平条约又突然必须退出战场。由于仇恨的心态不可能一下子就一笔勾销，人们心中不免充满矛盾。我有很多欧洲朋友和我一样生于20世纪30年代，包括德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英国人、荷兰人、犹太人，我们从小就知道哪些国家的人做了令人发指的事，也恨他们。这都是当年的经验使然，尽管那已是65年前的往事，他们也知道仇恨的情绪是不好的，要以德报怨，但是很多人仍无法释怀。
在西方国家社群成长的我们不断受到道德、宗教与法律的洗礼。《圣经》“十诫”中的第六诫就是“汝不可杀人”，不但不可杀害自己的同胞，也不能杀其他国家的人。国家却在人们18岁成年之后，要他们接受军事训练，给他们枪支，要他们忘记不可杀人的戒律，奋勇杀敌。难怪现代国家的士兵无法拿起枪射击敌人。在战场上杀红眼的士兵通常会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苦（例如曾到伊拉克或阿富汗服役的美军，有1/3都出现这样的症状）。他们从战场回来后往往不会说起自己杀敌有多神勇，他们会经常做噩梦，除非碰到其他退伍军人，否则很少谈起战场上的经历。我有不少朋友、亲戚都曾参与过战争，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对我描述自己如何杀敌。反之，我的新几内亚友人提到战争则是无所不言。
这是因为传统新几内亚人从儿时开始就看到战士外出打仗和作战归来，他们经常看到死尸和负伤的亲友，一天到晚听亲友或村子里的人讲述作战的事，如奋勇杀敌是人生最大的成就。他们听到打胜仗的战士骄傲地述说自己的战绩。那些战士就是令人崇拜的英雄。上述达尼族威里希曼的小男孩才6岁大就会拿起矛攻击濒死的阿苏克——巴雷克人，也会在父亲的指导下拿弓箭射向同龄的维达亚男孩（见第三章）。对于杀敌，新几内亚人一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
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应该都记得日本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海军基地这一事件。他们对敌人的仇恨与渴望复仇之心正像传统社群的人。生于20世纪30年代或更早的美国人应该都对当时仇日情绪高涨记忆犹新。（想想巴丹死亡行军 [7] 和山打根死亡行军 [8] 、南京大屠杀等令人切齿的事件。）尽管大多数美国人都没亲眼见过日本士兵，亲友也没被日军杀死，心中还是满溢仇日的情绪。当时，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志愿到战场上，带着刺刀和火焰喷射器与日军面对面交锋。战绩辉煌的士兵回国后获颁英勇勋章，不幸丧生者则成为为国捐躯的英雄。
但珍珠港事件发生还不到4年，国家就叫我们停止仇恨和杀戮，忘了珍珠港。很多美国人一直无法忘却这样的伤痛，特别是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或是有亲友战死的人。当然，对现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并未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仇日的歇斯底里。但是对热衷杀敌的威里希曼人来说，战争就是生活中的一环。我们虽然不该有渴望复仇之心，但还是无法假装这种情绪不存在。即使无法复仇，我们也必须了解这种情绪，深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