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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亦称《周官》、《周官经》、《周官礼》，是现存儒家十三经中的一部经典，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叙述国家机构设置、职能分工的专书。它涉及古代官制、军制、田制、税制、礼制等国家重要政治制度，为我国秦汉以来历代国家机构建制提供了全面的参照体系，可谓研究上古文明的百科全书，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
在儒学经典中，《周礼》是最晚出的一种，该书仅有古文，没有今文。
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则《周官》是西汉初期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献书中收集所得，藏于汉宫秘府中，长期未曾公之于世。
《史记·封禅书》载，武帝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贾公彦《周礼疏序》则称“《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据此，则明确论及《周礼》出于武帝时。史载西汉末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发现此书，先后著录于《别录》、《七略》，《周礼》至此正式公开。
《周礼》现世后，先后出现多个名称。初现时，称为《周官》，这是今存史籍对该书最早的称谓。哀平之世，刘歆作《七略》，名之为《周官经》。王莽居摄（公元6年）之后，刘歆为国师，认为该书是“周公致太平之迹”，故更《周官经》为《周礼》，立为官学，成为官方承认的经典。
东汉时期，《周官》、《周礼》二名并用，至汉末郑玄作注，取用《周礼》之名，其《仪礼》注文、《礼记》注文等，亦均称《周礼》。由于郑玄《周礼注》被视为经典，从而使《周礼》之称进一步巩固。
魏晋时，《周官》之称仍时与《周礼》之名并存。南北朝时，有学者综合二名，将其称为《周官礼》。
唐高宗时，贾公彦据郑玄《周礼注》作《周礼疏》五十卷。文宗开成年间刻成的石经，称为《周礼》。至此，《周礼》之名最终确立。然后代注疏，仍偶见有称《周官》者。
自河间献王晚年将此书献于朝廷之后，百余年间，少人问津。迨刘歆将其著录于《七略》中的《六艺略》时，称“《周官经》六篇”及“《周官传》四篇”，然此六篇《周官经》实为五篇，《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补足。刘歆的弟子杜子春作《周官注》，已对《冬官考工记》作注释。但《汉书·艺文志》对此并无说明，而《周官传》四篇又亡于兵燹，东汉之初已不得见。于是众说纷纭。马融以为《考工记》是刘歆所补，陆德明《经典释文》和《隋书·经籍志》则以为是河间献王所补，孔颖达又认为是汉文帝令博士所补（此说不足信），贾公彦则判定为六国时所补。郑玄《三礼目录》中《冬官考工记第六》下云：“《司空》之篇亡，汉兴，购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识其事者，记录以备大数，古《周礼》六篇毕矣。”郑玄之说，较为合理。
《周礼》面世后，其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激烈争辩，近现代学界依然争论不休，迄无定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西周初年周公手作说
即认为《周礼》是西周周公姬旦亲自撰作。刘歆首创此说。他认定其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即为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因袭其说，在《周礼·天官·叙官》“惟王建国”之下注曰：
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
其后一大批学者，如唐代的孔颖达、贾公彦，宋代的王安石、张载、李觏、曾巩、司马光、朱熹，清代的魏源、汪中、惠士奇、江永、孙诒让等也都力主此说。唐贾公彦在《序周礼废兴》中说：“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南宋朱熹明确指出：“《周礼》是周公遗典也。”称之“盛水不漏”，认为非周公不能作。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周礼正义序》曰：“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又在《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中说：“此经为周代法制所总萃，闳章缛典，经曲毕晐。”
周公作《周礼》说在古代影响最大，信从者最多。但各家均未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此说尚存在疑点，如，《周礼》中官职名称、公田大小与周初的实际情况不合，而且文字风格也与当时实际不符。故周公作《周礼》说当存疑。
2．作于西周、作者不详说
持此说的主要为现当代学者。如蒙文通在《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中认为，《周礼》“虽未必即周公之书，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周以下之治”。日本学者林泰辅的《周官著作时代考》，对《周礼》所见天神、地祇、人鬼，以及伦理思想、政治制度等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周礼》作于西周末的厉王、宣王、幽王时期。陈汉平在《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一书中，就册命金文所见西周官制多与《周官》内容相合之现象对《周礼》成书年代进行推断，表示其倾向于《周官》成书在西周之说。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一书将《周礼》与金文对照研究，通过出土金文“裘卫”考证《周礼》“司裘”，指出“司裘官名只见于《周礼》”，其它任何古书都是没有的，他进而认为这充分表明了《周礼》的真实可据，同意《周礼》一书产生于西周的观点，但不认定它一定是周公所作。汤斌、白玉林《周礼概述》认为，仅就根本制度和经济水平来考察，《周礼》的设官分职是以西周前期的社会现实为基础的。朱谦之《周礼的主要思想》说：“此书中所用古体文字，不见于其他古籍，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载官制与《诗经》之‘大雅’、‘小雅’相合，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达的时代不能作。”训诂学者洪诚从语法角度探讨《周礼》的成书年代，他在《读<周礼正义>》中指出，《周礼》成书当于西周宣王中兴时代，最晚不会晚于东周惠王后。
3．作于周室东迁之后，平王至惠王之间说
当代有学者认为，《周礼》“成书最晚不在东周惠王后”。金景芳在《周礼》一文中，详细考察《周礼》的语法、封国之制、畿服之制与周制的差异后推论说：“我认为《周礼》一书是东迁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了作者自己的设想。例如封国之制、畿服之制一类的东西，就是作者自己设想所制定的方案。这个方案，具有时代特点，不但西周不能为此方案，即春秋战国时人也不会作此方案。原因是春秋战国时，周室衰微已甚，降为二、三等小国，当时不会幻想它会复兴。而在西周的历史条件下，则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设想。”
王宁等在《评析本白话十三经》中认为：“《周礼》一书是在周王朝东迁以后，即在东周平王至东周惠王之间（公元前770年—公元前676年）产生的，作者极有可能是管理档案材料的官员。书中所反映的周制，当是西周初期尚未改制，也就是沿用殷制时的周制，同时又有不少内容是作者的设想。”该书还指出，《考工记》本是另外一部书。书中云：“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又云：“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秦封于周孝王时，郑封于周宣王时，则《考工记》书必在西周孝王和西周宣王以后出现。《南齐书》里记文惠太子萧长懋镇雍州时，有盗发楚王冢，得竹简书，青丝编，凡十余编，以示王僧虔。王僧虔曰：“是蝌蚪书《考工记》。”据此可知，《考工记》也绝非秦朝以后的人所作。
4．作于春秋说
当代学者刘起
搜集《周礼》以外的所有职官文献，又采用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的金文官制材料，写出《两周战国职官考》一书。据此研究成果，他在《<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一文中说：“《周礼》一书所有官职资料，都不出春秋时期承自西周的周、鲁、卫、郑四国官制范围。”“所以《周官》一书，最初作为官职之汇编，至迟必成于春秋前期。”王雪萍《<周礼>饮食制度研究》认为，《周礼》所叙述的各种制度，主要反映的是西周中后期的典章制度，成书过程中也受春秋时期多种思想观念的影响，由此判断“它成书于春秋时期”。
5．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及其弟子为写定者说
谢祥皓、刘宗贤在《中国儒学》中认为，《周礼》是周代典章制度的集结与规划，是周公经国治政的产物，“即使不是周公亲自制定，也必然是在周公的主持或指导之下完成的”。“不论今存《周礼》究竟写于何时，在周公时代必定已经具有了它的雏形。”其结论是：“今存《周礼》乃形成于周公，写定于孔门，传世于刘氏父子。”即《周礼》的最终写定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最终写定者可能是孔子及其弟子，刘歆使其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唐镜、刘庆华亦认为《周礼》规模宏大，应是周代典章制度的集结与规划。其中既有对夏、殷两代礼制的承袭，又有对周代礼制的改造或新定，更多的则是理想的规划或设想。其写定或当在春秋末到战国时。其书只能是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门弟子所作。而其最后面世，确实经过了刘向、刘歆父子。此说可谓折衷之说。
6．成书于战国说
此说始于东汉的林孝存（即林硕，或又名临硕，《后汉书·郑玄传》作“临孝存”）和何休。据贾公彦《序周礼废兴》所述，林孝存认为《周礼》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东汉何休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末世”、“六国”皆指战国时期。汉儒张禹、包咸，唐朝赵匡、陆淳，宋代刘敞、欧阳修、苏轼，明代季本，清代崔述、皮锡瑞均信从何休说。皮锡瑞指出，《汉书·艺文志》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帝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的记载，由此并根据其他一些记载，认定六国时已有此书。今人郭沫若、范文澜、钱穆、顾颉刚、杨向奎、黄沛荣、金春峰、沈长云、李晶等亦持此说。
此说在具体早晚分期及作者地域等问题上，又有异说。如，沈长云、李晶通过对春秋时期列国官制的清理，并以之与西周官制及《周礼》所记载职官系统仔细比较，发现春秋时期官制无论在整体格局上还是各职官的官称、具体职掌上，都较西周时期更接近于《周礼》，故他们判断《周礼》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末叶，或当在战国前期。顾颉刚、杨向奎二位先生把齐国文献《管子》与《周礼》对照，从其什伍组织、授田制度、“足甲兵”的法令与《周礼》所记相似中，断定《周礼》为战国时期齐国人所作。金春峰则认为《周官》是战国晚期、秦统一之前秦地学者的作品。沈长云、金春峰等学者，除注重对文献进行稽考外，还采用了金文、出土秦简等新出土文献材料，这一研究亦具有方法论价值。
按，《周礼》成书于战国说，是目前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观点。笔者亦赞同《周礼》成书于战国说，而其成书于早期抑或晚期，作者的具体国别，则可作进一步讨论。
7．成书于秦朝说
南宋魏了翁在《鹤山文钞·师友雅言》中认为，《周礼》为“秦汉间所附会之书”。清代毛奇龄在《经问》卷二中云：“此书系周末秦初儒者所作。”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断言：“这书总是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陈延庆《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认为：“《周礼》制作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商鞅变法。……它的下限也不会晚于河间献王在位之时。……《周礼》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帝之世。”史景成《周礼成书年代考》认为，《周礼》作于《吕氏春秋》以后、秦统一天下之前。
8．成书于汉初、专人写成说
今人彭林持此说。彭氏《<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他为摆脱传统的注重考证的研究方法束缚，着眼于《周礼》思想体系的研究。他未从考证《周礼》中职官、制度、文字形态、语言风格入手，而从把握全书的思想体系出发，详细剖析了《周礼》的治民、治官、理财、阴阳五行思想及其国家政权模式，认为该书主体思想具有由儒、法、阴阳五行思想三家紧密融合“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吻合汉初追求思想多功能的时代需求，断定《周礼》当成书于汉初高祖和文帝之间，且出自一人之手，“成书的下限，当不得晚于文景之世，即道家思想尚未成为主流派之前”。
按，凭借一人之力，要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礼制作全面系统的规划是困难的，同时《周礼》书中多有互相抵牾之处，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不大。《周礼》表现的思想固然与汉初吻合，但其在实践中的表现与理论形成、思想源头与其盛行时间之间，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追溯其源头，汉初盛行的哲学思想，当在几百年前就早已存在。并且该书是由古文而非汉代隶书写成，故不太可能成书于汉代。此外，撇开传统的考证方法，单纯从书中的思想进行推论，也难以使人信服。
9．成书于西汉末年、由刘歆伪造说
此说始倡于南宋胡宏，其直接目的是借此反对此前北宋王安石援《周礼》变法的观点。胡宏在《皇王大纪论·极论周礼》中认为，刘歆伪造《周礼》，是为“附会王莽，变乱旧章，残贼本宗，以趋荣利”，故“假托《周官》之名，剿入私说，希合贼莽之所为耳”。南宋洪迈，清代万斯大，近人康有为、廖平、钱玄同，今人杜国庠等，均持此说。如万氏认为，《周礼》官制过于冗繁，赋税过于苛重，与先秦文献所载多有不合，当是后人伪作。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说：
至《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传》无之，其说与《公》、《穀》、《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
刘歆伪造《周礼》说在港台地区比较流行，如徐复观《周礼批判》、侯家驹《周礼思想渊源》等均从此说。徐复观在《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分析了《周礼》一书的思想线索及其背景后，认为此书受到《管子》、《大戴礼记》、《淮南子》以及董仲舒、桑弘羊等人的思想影响，由王莽草创于前，刘歆整理于后，是表达他们政治理想之书。
按，此说不可信。早于刘歆的《大戴礼记·朝市》已记载《周礼》中“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职方”等职文，刘歆不可能疏忽到有文献材料在前而后伪作的程度。况且《周礼》中有关礼仪的记载，也与当时流行的《仪礼》、《礼记》多有不同。如若《周礼》系刘歆伪作，何以不弥合这些裂缝，而授人以柄？
要之，关于周礼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聚讼纷纭，至今仍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相信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学界对古书成书过程、作者概念等问题认识的加深，人们将会获得更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综合考量，当以“《周礼》成书于战国”说较为稳妥。
《周礼》全书共6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每篇各包括多个官职，每官之下都详细记载其人数、职务等。其中《冬官》存目无文，汉人以《考工记》补入。《周礼》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一些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家从《周礼》中吸收了许多养料，以进行现实政治改革。
《周礼》的基本框架是政治制度、设官分职。通过各个官职具体职责的说明，显示一个相当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上以神权观念为庇护，下以王权政治为主体，政治、经济、教育、风俗、军事等各个方面，无不在统一的“礼”之下行事。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及至“万民”，均依据既定礼仪行事，从而形成上下相安、万民和谐的礼仪之邦，反映了儒家的主要思想倾向及其社会、政治理想。
《周礼》以记述职官职能来汇集当时的各类制度，是一部“设官分职”的国家机构设置、职责分工的法规总集。全书依据职能将政府机构分为六大部门，除冬官全部亡佚外，地官司禄，夏官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掌疆、司甲，秋官掌察、掌货贿、都则、都士、家士等职文也亡佚了。现存的五篇，每篇皆由叙文、叙官、职文三部分组成。叙文简叙该官设置之由，相当于总论，皆以“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数语冠其首。叙官列举该官所属之官府、爵位、人员编制并体现领属关系。六大官府各司其职，国有大事，如祭祀、宾客、丧荒、军旅、田役、敛弛，则六官各府协同办理，谓之“六联”。故《周礼》职文多由该官之专职、该官在大事协办中的地位和作用、该官的日常事务和例行事务等三部分组成。职文规定每一官员的具体职责。六大官府所属主要官府的官员设置和人员编制皆有定数，一曰正，总揽全局之正长;二曰师，正长之副;三曰司，掌一部门;四曰旅，掌一专项事务;五曰府，保管文件档案财物;六曰史，处理起草文书;七曰胥，十徒之长;八曰徒，行走传达。此谓之“八职”。各官府系列所属人数不一，天官63职，地官78职，春官70职，夏官70职，秋官66职，冬官（《考工记》）有工匠30职，共377职。有的职官有职官名而无职文，明确有职能记载的有366职。据孙诒让《周礼正义》统计，五官府可统计之供职人员为57079人，估算加上冬官人数，王国境内政府机构供职人员当为六万以上，有爵者约占十分之一。
天官掌“邦治”，又谓之“治官”。地官掌“邦教”，又谓之“教官”。春官掌“邦礼”，又谓之“礼官”。夏官掌“邦政”，又谓之“政官”。秋官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又谓之“刑官”。冬官亡佚。汉人以《考工记》来弥补。《天官·小宰》中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六曰事职，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据此，历来认为冬官当为“司空”还是可信的。“司空”一职，唐虞时代已有。《尚书·舜典》云：“伯禹作司空。”《洪范》列“八政”也有“司空”。郑玄笺《诗经·大雅·绵》云：“司空，卿官也，掌营国邑。”颜师古注《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为穴以居人也。”可见“司空”原本掌管营建土穴，后泛指一切工程。而作为“司空”职官替代内容被补入《周礼》的《考工记》，则是另外一部主题集中而有特色的独立科技著作。
《考工记》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第一部杰作。其结构可分为两部分：开头为总论，论述百工的重要，提出“国有六职”，即，“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其后记载轮人、舆人、辀人、筑人、冶人、桃人等当时官营手工业的三十种工匠之职，包括“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详细记载各种器物的名称、规格、工艺要求及制作过程。
《周礼》体大思精，结构缜密。六官职事复杂繁琐，但作者归纳概括成若干条原则。如天官系统太宰的职务，作者归纳为“六典”（明其统摄其他五官的地位）、“八法”（官员任用、考核、监察等官府治理原则）、“八则”（都鄙治理原则）、“八柄”（辅助君王运用生杀予夺权柄驾驭官吏）、“八统”（驾驭百姓）、“九职”（解决国民生计）、“九赋”（国家财政收入）、“九式”（国家财政支出）、“九贡”（广开财源）、“九两”（联络百姓）等。可以看出，《周礼》全方位汇集了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经济、军事、科技等各类典制，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周礼》保存了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宝贵资料。《周礼》记载的建国设官，是带有一定民主色彩的君主专制政体。《周礼》反映的政治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影响极其深远。如全书对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设置，在后代基本付诸实施。隋代设置吏、礼、兵、度支（后改为户）、都官（后改为刑）和工六部;唐代在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宋因唐制;元仅改尚书省为中书省;明代废中书省，于是吏部又恢复了统辖地位;清因明制，清末六部才有所增改。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中央官制，都与《周礼》六官框架有关联。历史上不少人在进行社会变革时，往往参用《周礼》。如王莽依据《周礼》改汉制;苏绰借鉴《周礼》改革官制;北宋王安石变法，亦自称取法《周礼》，反对派亦云“王安石以《周礼》乱天下”。
《周礼》保存了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宝贵资料。《周礼》的理刑思想重在未犯罪前的纠治。其立足点是以教立国。《秋官·士师》的“五禁”（宫禁、官禁、国禁、野禁、军禁）是为防患于未然。《周礼》对案情的审定十分审慎，订有三刺（讯群臣、群吏、万民，查明实情）、三宥（即宽恕因“不识”、“过失”、“遗忘”而杀人，区分有意行凶、误杀）、三赦（赦免幼弱、老耄和蠢愚）之法。对于万民之间的诉讼，《周礼》依据券书和契约决断。其刑法还体现出恤刑的意向。
《周礼》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制度与审美风尚的宝贵资料。《周礼》重视祭祀、卜筮。如《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负责礼制的春官首推大宗伯，所列五礼，祭礼（吉礼）居其首。祭祀对象为天神、人鬼、地祇三类。祭祀方式、祭品、祭器有种种不同。由此后世创造了灿烂的祭祀文化。《周礼》还崇尚乐舞，以之作为陶冶品性、祭祀鬼神、显示等级地位的手段。“大司乐”职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又明确提出以乐序尊卑，“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书中乐器种类、名称繁多，皆有助于考察古代文化风尚。
《周礼》保存了我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宝贵资料。《周礼》对万民的教化，强调读政令和习礼乐。“大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分别以各自制订的治法、教法、政法、刑法于夏历十一月宣布于邦国都鄙，并于象魏悬挂，让万民观览。“小宰”、“小司徒”、“小司马”、“小司寇”又于第二年夏历正月再公布一次，并摇动木铎晓谕众官和百姓。习礼乐是对万民的行为、道德规范的熏陶和训练。“大司徒”的十二教，礼教占五条（祀礼、阳礼、阴礼、乐礼、仪辨）。作为乡学教学官法“乡三物”中的“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也都属于礼的范畴。《周礼》突出道德教育中音乐的感化作用。“大司乐”职掌教国学的教法、治王国的学政，它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强调乐语盛行，乐舞不衰，以达到处世和谐的目的。《周礼》的教育组织有国学（国家所设，培训贵族子弟）和乡学（地方学校，庶民可入学）等形式。
《周礼》保存了我国古代经济制度的宝贵资料。《天官·太宰》十条官法有四条（九职、九赋、九贡、九式）属于理财范围。《地官》七十八职，除六职掌有关教育事项和六职掌管祭祀外，其余全是执掌有关地政、人力、物产和流通的人员。《周礼》把均分耕地当作经济中的首要问题，“小司徒”一职把土地分成三等，按人口、劳力多少加以分配。《周礼》强调完善水利灌溉系统、选种和注意种植方法，改良土壤和按不同土质施肥，提高土地利用率，“大司徒”、“草人”、“司稼”、“遂人”、“稻人”等职中皆有记载。《周礼》对农民的负担和分配，采取均衡制。《地官》中“司稼”、“均人”、“载师”皆为掌均万民之食、均地守、均地职的官员。《周礼》对经贸工商采取抑制政策，并注意开源节流，重视财富积累与均节财用。通过加强户籍管理，精确统计人口，按人口和土地纳税，强化农民承担的九功、九赋、力征、军赋等多种义务。《周礼》的财经管理制度十分严密。《天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司会”、“司书”、“职内”、“职岁”、“职币”等九职则分掌治藏和会计，各有职司而互相牵制，形成一个严密的财经管理体系。
《周礼》保存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宝贵资料。《考工记》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所列30个工种6类工匠，包括以“轮人”、“舆人”、“辀人”与“车人”等为代表的制车系统;由“金有六齐”统率，包括“筑氏”、“冶氏”、“桃氏”、“凫氏”、“栗氏”与“段氏”等的铜器铸造系统;以“弓人”、“矢人”、“冶氏”、“桃氏”、“庐人”、“函人”与“鲍人”等为代表的弓矢兵器、制革护甲系统;以“梓人”、“玉人”、“凫氏”、“人”、“磬氏”、“画缋”、“钟氏”等为代表的礼乐饮射系统;以“匠人”为代表的建筑水利系统;以“陶人”、“瓬人”为代表的制陶系统等各类工艺技术系统，涉及造车、冶炼、制兵（武器）、治皮、施绘、装饰、雕刻、水利设施、测量、制陶等多种工艺，详细记载了各种工艺的原料、制作过程和制作原理，包含着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及度量衡等多学科知识。无怪乎《考工记》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评价为“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的最重要的文献”。
《周礼》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宝贵资料，可谓中国早期散文的经典之作。论者指出，《周礼》的文学思想，应包括神话、诗歌、散文思想及其文艺批评思想，具体包括《周礼》对于神话、诗歌、散文的制作者、读者、使用者和批评者的心理、审美趣味等方面的规范与影响;神话与《周礼》的互相关系，包括《周礼》对神话的利用和制约;《周礼》体系中的诗乐构成、适用情况、传播情况;《周礼》规范下的诗歌创作与编纂;《周礼》表现的各种礼乐制度对文章写作的需要，对行政文本、史传、铭文创作的影响等诸多方面。事实上，《周礼》的文学价值，还远不止于此。
《周礼》还保存了丰富的上古语言文字资料。从文字学方面看，该书经文保存了数十个古文字形，有些可以与出土铜器铭文、简帛等文献字形做对比研究。从词汇学角度看，即以汉代郑玄《周礼注》的复音词标准出发，《周礼》复音词一共有3359个，如果不计词性只计词形，则有3331个。这些都是研究《周礼》时代古代汉语的宝贵语料。对于《周礼》日渐深入的语言文字的研究，必将有助于推进《周礼》成书时代、作者及该书整体思想内涵的研究。
要之，《周礼》汇集了早期国家体制种种典制与设想的宝贵资料，兼具儒家、法家及阴阳五行等思想，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无价之宝。
《周礼》体大思精，文繁事富。自刘歆校理《周礼》，并尊之为经以后，历代学者研究训释、考辨《周礼》的成果极为丰硕。据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统计，汉代至1999年，历代学者研究《周礼》的专著已达551部，单篇论文已达457篇。训释文字以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本的《周礼注疏》和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为最精审。考辨性文字从汉代以来也有不少。乾隆十三年鄂尔泰等奉敕撰作的《周官义疏》可作参考。
西汉末期，杜子春师从刘歆研习《周礼》，并撰有《周官注》。东汉郑兴、郑众父子以及贾逵师徒从杜子春研读《周礼》，三人各自撰有《周官解诂》。东汉研究《周礼》的学者还有卫宏（《周官解诂》）、班固（《周礼班氏义》）、张衡（《周官训诂》，佚）、马融（《周官传》）、临硕（《周礼难》）、郑玄等人。马融《周官传》“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东汉末年经学大家郑玄的《周礼注》成就最显著。郑玄学问渊博，精于“三礼”，其注释功力极深，兼采今古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广泛融会吸取杜子春、郑兴、郑众、卫宏、贾逵、马融等人的研究成果，广搜博稽，训释经文，阐述礼制，正读字音，纠正衍误，可谓是《周礼》学的第一次全面整理和总结，对“三礼”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著《三礼目录》，《周礼》跃居“三礼”之首。他还有《答临硕周礼难》、《周礼郑氏音》、《周礼序》，今各存辑佚本一卷。
魏晋时期，音韵学取得突出的成就，反切注音法广为推广，音义之学（为古书注音释义）大兴。当时出现许多《周礼》的音义之作，如晋王肃、干宝、刘宗昌、徐邈、李轨、聂熊等皆撰有《周礼音》。古文经学家王肃排斥郑注经传，依据马融的经说为古文经重作注解，在《周官礼注》中，曾对《周礼》作全面系统的阐释，与郑玄各自成一家，影响深远（今亡佚）。孙略问、干宝驳、虞喜撰《周官驳难》，“是书盖……四家问难，合为一编”。《周礼》为学者辩难讨论且合为一书，显见深受学界重视。西晋官方以王肃礼学为主，但郑玄礼学仍在学者中流行，尤其是东晋后，郑玄礼学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
南北朝时期，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然礼学则同尊郑玄。这一时期，南朝宋雷次宗（《周礼注》）、梁崔灵恩（《集注周官礼》）、陈戚衮（《周礼戚氏音》），北周沈重（《周官礼义疏》）、熊安生（《周官义疏》）等，取得了较高成就。据《周书·熊安生传》，熊氏初从陈达受《三传》，又从房虬受《周礼》，并通大义，后事徐遵明，服膺历年。东魏天平中，受《礼》于李宝鼎，遂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乃讨论图纬，捃摭异闻，先儒有未悟者，皆发明之。
唐代初年贾公彦的《周礼疏》，是继郑玄《周礼注》之后又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周礼》研究著作，可谓汉代以来《周礼》学的第二次全面总结。他本于郑玄《周礼注》，在晋陈邵《周官礼异同评》、北周沈重《周官礼义疏》等的基础上，集合魏晋六朝各家见解阐释郑注，旁征博引，增益阐发。朱熹《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四库全书总目》云：“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该书推本郑《注》，与后者合刻流行，使郑学益有独尊之势。
宋代经学家的阐释训诂简明而更注重义理之学。《周礼》研究亦然。宋代的《周礼》研究呈现出较为繁盛的局面，研究整理《周礼》的著作约有105部，而今存本不多，仅有不足二十种。其中王安石《周官新义》（书名亦作《周礼新义》）在当时影响较大。其书是为变法服务，然训诂多用字说，依经诠义，发挥经义，不失为儒者之言，亦有可取处。其后，王昭禹《周礼详解》、王与之《周礼订义》、林之奇《周礼讲义》都祖王安石之说以释《周礼》。王与之《周礼订义》是宋代重要集解之作，以宋代诸儒之说为主，附存宋以前旧说，采五十一家之说，其中唐以前仅有六家，其余四十五家为宋人之说，宋人论《周礼》之精华集于是书，宋人《周礼》研究赖此书以存大貌。以图解的形式注释《周礼》，是宋代《周礼》研究的特点之一。主要有：王洙《周礼礼器图》、陈祥道《周礼纂图》、龚原《周礼图》、吴沆《周礼本制图论》、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首列成周官制、秦官制、汉官制、汉南北军四图）、项安世《周礼丘乘图说》、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聂崇义《三礼图集注》等。此外，《周礼》专题研究著作有：周必大《周礼庖人讲义》、夏休《周礼井田谱》、林亦之《考工记解》、曹叔远《周礼地官讲义》、魏了翁《周礼井田图说》，等等。
元明时期，对《周礼》的研究并未停止，研究整理著作有一百一十余部，但株守宋人之说，多无所发明。元毛应龙《周官集传》十六卷，参考诸家训释，引据广博，于宋郑锷《周礼解义》等人之书，所采尤多，自注亦不苟。宋以来诸儒散佚之书，藉其得存大略。明方孝孺《周礼考次目录》，凡驳而未纯、迂而难信者，皆著论辨析，其考次《周礼》，较王与之、俞庭椿所订者更为有理。王应电《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论说较为醇正，略于考证，而义理多所发明。《图说》稽考传义，《翼传》为七篇论文。
清代学者在经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这一时期经学研究的特点是：反对宋学，继承、恢复汉学，以训诂考据见长，规避思想义理。《周礼》研究此时也最为昌盛，名家辈出，著作宏富，约有二百五十余部。其中，惠士奇《礼说》，征引广博而皆有本源，辩论繁复而悉有条理。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融会郑注，参以己说，于经义多所阐发，所解《考工记》尤为精核。沈彤《周官禄田考》，搜采慎而会悟妙，次序宜而文词洁，论说精密淹通，可谓特出之作。鄂尔泰等《周官义疏》，采掇群言，分为正义、辩证、通论、余论、存疑、存异及总论等七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之曰：“是编秉承睿鉴，精粗并贯，本末兼核，实为集汉学、宋学之成。”戴震《考工记图》，全录经文及郑注，以己说补注，详于考核训诂，间有新义，且绘图54幅，颇便对照。段玉裁《周礼汉读考》是其治经学、小学集大成之作，摘录经文及旧注，详加疏通证明，辨通精核，阐释明确，于字之正借、声之分合，剖析细密，是便于初学《周礼》的重要典籍。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详考名物制度及命名精义。阮元博学淹通，精研经学，提倡朴学，长于考据。其《考工记车制图解》，本于郑注，而加以辨析是正，于车制发明新义甚多。阮元《附释音周礼注疏》及其后附的《校勘记》，让人广泛搜校各本及陆德明《音义》，最后由阮氏统稿，此书是清人校勘《周礼》的最佳版本。
清末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清代《周礼》学的集大成之作。孙氏费时近三十年，博采历代注疏，详加考核，辨析折中，文极简赅，训释精当，可谓是《周礼》学的第三次总结。全书凡86卷，二百三十余万言。此书有四大特点：其一，提纲挈领，以太宰八法为纲领，抓住《周礼》纲领。对三百余职官详为钩考辨析，展示全书内在联系。其二，征引宏富，博采众长，廓清是非，不强为牵合。采取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待前人注疏持论客观，正确者详加援引、引申，错误者加以纠正，既吸收以往注疏的正确成果，又澄清误说。群经诸子及唐宋以来至清代各家研究《周礼》的重要成果几乎甄录无遗。引文标明篇目，注明出处，便于读者复查。其三，究极群书，持论宏通，而无门户之见。如对于重要的名物制度，往往加以总结论述。对郑玄与王肃之说，虽然推崇郑注，但又客观指出郑注亦有其短，王注不可尽废，“无所党伐，以示折衷”。其四，释经简单，释注详尽。该书代表了清人经学新疏中的最高成就，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为：“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
20世纪以来，对《周礼》的研究更为深入，研究角度侧重在成书年代、思想体系（政治、经济、管理、法律、文学等）、名物典章、语言学诸多方面。较为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及《西汉周官师说考》（均见于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刘申叔遗书》），郭沫若《周官质疑》。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夏纬瑛《<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农业出版社1979年），周世辅等《<周礼>的政治思想》（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钱玄《三礼名物通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侯家驹《周礼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李普国《<周礼>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刘兴均《<周礼>名物词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朱红林《<周礼>中商业管理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张全民《<周礼>所见法制研究：刑法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李玉平《<周礼>复音词郑玄注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温慧辉《<周礼·秋官>与周代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丁进《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中华书局2009年）等。日人《周礼》研究著作，则有：林泰辅《周公及其时代》（大仓书店1915年），东川德治《王道最古之法典周礼讲义录》（周礼讲义录发行所1934年），滨薰明《周礼研究》（东京东洋政治学会1949年），加滕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无穷会影印，1957、1958年），本田二郎《周礼通释》（秀英出版社1977、1979年）等。诸作多能深入《周礼》内部，反复考辨，精义纷呈，展现了《周礼》研究的新成果。
对《周礼》全文进行注译的著作有：林尹《周礼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王宁主编《评析本白话三礼·周礼》（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罗宗阳等《十三经直解·周礼直解》（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许嘉璐主编《文白对照十三经·周礼》（广东教育出版社等1995年），钱玄、钱兴奇、王华宝、谢秉洪《国学基本丛书·周礼》（岳麓书社2001年），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吕友仁《周礼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重要的《周礼》索引、辞典等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重印），日人野间文史《周礼索引》（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89年），栾贵明、田奕《十三经索引·周礼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钱玄、钱兴奇《三礼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十三经词典编纂委员会《十三经辞典·周礼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颇便研究参考。
补冬官之缺的《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手工业工艺技术专著。郭沫若以为其成书于春秋末年之齐国。闻人军指出，“《考工记》采用齐国的度量衡制度，引用不少齐国方言，大部分记载能和战国初期的出土文物资料相印证”，推定《考工记》为“战国初期齐国的官书”。闻氏说较为学界认可。历史上专为《考工记》作注释的著作亦很多，如宋人林希逸的《鬳斋考工记解》，清人戴震的《考工记图》，程瑶田的《考工创物小记》，阮元的《车制图考》，郑珍的《轮舆私笺》等。当代亦时有新著，如：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008年）。戴吾三《考工记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刘道广、许旸、卿尚东《图证考工记：新注、新译及其设计学意义》（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均有可观之处。
五、关于本书的译注
本书的注释和翻译，力求通俗流畅。经文以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为底本，分节参考了杨天宇先生的《周礼译注》，注释借鉴现有研究成果，而又有所辨析，并注意参考考古新材料及出土古文字文献。译文多用直译，并添加必要的字句以使白话译文完整通顺，这些增添的简短字句一般不另设符号标明。但少数篇目如《秋官·司仪》等礼节繁琐，需要依靠后人注解补充大量原文所无之词句，否则难以达义，此时则将译文中添加的说明文字置于中括号中，并酌情意译，以求行文完整。经文中的异体字，今多作通用字体，少数简化后可能引起误解的字，则保留繁体字形。学界前修大著，启迪良多，谨致谢意！本书注释部分征引历代有关《周礼》研究的文献，为力求简洁一般只标明作者名，若系同一人而引其两种以上著作，则标作者和书名简称，主要征引书目按出现先后顺序附于书后，可以在该书所注解《周礼》相应的篇目章节或条文下检得其说，供有余力的读者作进一步研读。
遥想当年，曾向杨天宇先生问礼学，每每在中州暖阳中，往来答问，如沐春风，其乐融融。而先生已于两年前遽归道山，令人唏嘘叹息，不胜今昔之慨。姑借此小书，表达对先生的深深敬意与悠悠怀念之情！
《周礼》向称古奥难读，历代歧义纷纭。虽有时贤注释可资学习，然要注译畅达殊非易事，笔者深感学力不足，恳请读者诸君指正。
徐正英 常佩雨
2013年8月于京华静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