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史通》自问世起,即对当代及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由于《史通》是一部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史学理论著作,也就注定了《史通》坎坷的命运。刘知幾的好友、著名史学家徐坚认为:“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旧唐书·刘子玄传》)推崇《史通》,充分认识到此书的思想价值、理论价值。刘知幾去世几年后,唐玄宗敕河南府抄写《史通》进呈朝廷,阅后大加赞赏,《史通》开始流传于世。

《史通》问世一百八十余年后,唐末柳璨于唐昭宗光化三年( 900 )写成《史通析微》一书,从维护儒家经学传统和正统史学思想的立场出发,对《史通》的诸多观点大加批判,把《史通》看成一部反传统的著作。这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而柳璨的观点则在当时广泛影响了人们对《史通》认识。

五代末,刘昫等撰《旧唐书》,未曾著录《史通》;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著录了《史通》,却把它和《文心雕龙》等一起附列于集部 “ 总集类”,并讥其 “ 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北宋仁宗时期,王尧臣奉命编纂宫廷藏书目录《崇文总目》,于 “ 杂史 ” 类著录了《史通》。均说明对《史通》的性质和归属仍不清楚。南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首次将《史通》列入 “ 史评类”,其性质和归属方才得以确认。此时上距《史通》写成已经有四百五十多年。

从宋人对《史通》的著录看,宋元时期肯定有版本流传,但宋元刻本已不可见,流传至今的最早刊本是明刻宋本,即嘉靖十四年( 1535 )的陆深刻本,上距《史通》成书已有八百多年。而后又有万历五年( 1577 )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 1602 )的张鼎思刻本(源于陆深刻本)。李维桢在张鼎思刻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明代研究《史通》的著作还有陆深《史通会要》三卷、郭孔延《史通评释》二十卷、陈继儒《史通订注》、王维俭《史通训诂》二十卷等。陆深对《史通》的选编进行评论;李维桢、郭孔延是《史通》的最早训释者;陈继儒、王维俭则侧重于《史通》的文字校释和梳理。其中,郭孔延《史通评释》最能代表明代学者对《史通》的认识和评价。

清代学者的《史通》研究更为深入,代表性成果有黄叔琳《史通训故补》二十卷、浦起龙《史通通释》二十卷、《史通校正》一卷、纪昀《史通削繁》四卷、四库馆臣对诸家《史通》研究著作所作的提要和评论等。黄叔琳对《史通》的理论价值给予了更多的肯定,揭示了《史通》的理论特点和批判特色,可视为刘知幾的知音。以纪昀为首的四库馆臣对《史通》的评价认识,代表了当时的官方态度,即在学术上充分肯定,在思想上则严厉批判,以维护正统史学。浦起龙的成果则代表了清代学者研究《史通》的最高成就,其《史通通释》对《史通》阐述的史书体例、史学方法、史家修养、史官制度、修史态度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客观、公允的评析,肯定了《史通》的批评意识和批判精神,表彰了《史通》对后世史学的深远影响,赞扬了刘知幾直笔实录的史家风范等。浦起龙也因此而遭到正统学派四库馆臣的责难。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史通》的研究愈加深入、广泛,尤其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确立以来。粗略统计,截至2013年底,研究论文有近三百篇(包括海外学者);研究著作多达二十余种,其中注释类著作有:程千帆《史通笺记》、张振佩《史通笺注》、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姚松与朱恒夫《史通全译》、侯昌吉与钱安琪《史通选译》、刘占召《史通评注》等。研究类著作有:吕思勉《史通评》、傅振伦《刘知幾年谱》、周品英《刘知幾年谱》、刘汉之《刘子玄年谱》、张舜徽《史通平议》、许冠三《刘知幾的实录史学》、许凌云《刘知幾评传》、张三夕《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幾及其史通研究》、赵俊《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赵俊与任宝菊《刘知幾评传———史学批评第一人》、曾凡英《史家龟鉴:史通与中国文化》、马铁浩《史通与先唐典籍》、马铁浩《史通引书考》、王嘉川《清前史通学研究》等。这些著作,或校勘整理《史通》的文字,或解绎疏通《史通》的史实典故,或揭示阐发《史通》的理论成就,或梳理概括《史通》的研究及流传,或稽考论列《史通》的引书论书等等,充分展示了学者们对刘知幾及其《史通》研究的新成果,为当今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更好地继承《史通》这份优秀史学理论遗产提供了新的认识基础。

这次注译《史通》,采用浦起龙《史通通释》求放心斋刻本为底本,此本刻于乾隆十七年( 1752 ),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博采众长,予以互正,对《史通》订讹补遗,虽有臆改缺陷,但广为学界熟知,流传较广。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煦华校点《史通通释》,又作了详细校勘,并改正了许多引书上的错误,书末附录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罗常培《史通增释序》,是为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

注译中参照了今人程千帆先生的《史通笺记》、张振佩先生的《史通笺注》、赵吕甫先生的《史通新校注》、姚松与朱恒夫先生的《史通全译》;并广泛借鉴了前哲时俊的相关《史通》研究成果,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多年学习研读《史通》的点滴体会。在此,一并向《史通》研究的前贤和学界师友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意!还要感谢王本业、张信丽、俞宏杏、曹姗姗、陈文祥、张云洁、吴俊颖等同志,他们或帮助处理文稿,或帮助核校文字,付出了辛苦的劳动。至于本书中存在的缺陷、不足和问题,则当由笔者全权负责,祈望学界师友和读者朋友们批评斧正!

白云

2014年2月20日于昆明一得斋 twKhJlT4a0WoMc7c5xPNplyo8CWzo6SIUF7BkUaC0RCThD4R3VsD2eom7ZGcVx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