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通》对史学的总结虽主要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但涉及历史学的方方面面,蕴含着博大而精深的史学思想,举其要者如下。

其一,“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这是刘知幾撰写《史通》的目的所在。《原序》云:“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自叙》篇又云:“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所谓 “ 商榷史篇”、“普加厘革”,就是要把司马迁、班固以来直到当时学者姚思廉、李延寿、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等人撰写的史书,按照《春秋》的原则和方法,全部加以厘定和评论。目的是 “ 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即辨明史学的目的和功能(“史义”),阐述撰史的方法和原则(“史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修史之人不遵古法、为义不纯、为例不纯,所以要用《史通》来辨明史义、阐明史法。而《史通》一书虽以讨论史学问题为主,却广泛涉及其他理论问题,探讨了治国经邦之道,阐发了人伦道德准则,囊括了社会、历史、人生各种问题,涵盖了古今治道的方方面面,从扬雄《法言》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各种理论认识均已融会贯通。与夺、褒贬、鉴诫、讽刺,无所不有,使《史通》具有深刻的批判意识,翔实全面的批评内容,深远的批评意义,丰富的新见解、新认识。《史通》全书无一篇不是围绕 “ 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 而具体展开论述的。这表明了史家刘知幾具有深刻的史学意识和深沉的社会责任感。

其二,“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这是刘知幾本人对《史通》史学批评特点的概括。“讥往哲,述前非”,即对前人的批判和总结。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对初唐以前的史家、史著、史学方法、史学活动、史学观念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阐发了丰富的史学理论。以史家而言,刘知幾对上自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下自几乎与自己同时代的史学家共计约二百六十多人提出了批评,这些史家包括圣人孔子、亚圣孟子、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以及众多的一般史学家;就史著而论,《史通》涉及《尚书》、《春秋》直到唐代的历史著作三百四十二部,对每一部著作都有精到的分析评论,尤其对《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名著的批评详尽透彻。如《疑古》篇共提出十个疑问,两个针对《论语》,八个针对《尚书》,无一例外都是指陈其记载不实;《惑经》篇,指出《春秋》“其所未谕者有十二”、“其所虚美者五焉”,同样批评记载不实;《六家》篇对六家流别及其史著的考鉴评析,《二体》篇对编年体、纪传体著作优长和短缺的探析,《申左》篇对“《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 ” 的申辩,《古今正史》篇对历代编年体、纪传体史著的逐一评述等等,《史通》通篇都是对历代史家和史著的评论。从内容上看,《史通》所论包括史书内容、撰述方法、体裁体例、文字表述、撰述原则、史学功能、史家修养、史学批评范畴、史学批评方法等诸多内容。

“ 多讥往哲,喜述前非 ” 的批评实践,体现了刘知幾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反映了刘知幾对以往史学的深入思考,蕴涵着刘知幾丰富而深刻的理论认识。清代黄叔琳《史通训故补》评论其 “ 上下数千年,贯穿数万卷。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准确揭示了刘知幾的史学批判精神和《史通》的史学批评特点。

其三,“六家二体”。这是刘知幾关于体裁体例的理论。《六家》篇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尚书》家)、记事体(《春秋》家)、编年体(《左传》家)、国别体(《国语》家)、通代纪传体(《史记》家)、断代纪传体(《汉书》家)六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认为六家已经穷尽了古往今来的史籍。但又指出:“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六家》)于是专立《二体》详为讨论。“二体 ” 是指编年体和纪传体,《二体》篇全面比较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劣长短,认为 “ 二体 ” 各有其美,很难分出高下,“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当 “ 并行于世”。后来的历代历史著述都不能超出 “ 二体”(《二体》)。《二体》之下,又着重对其中的纪传体之体例和结构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此外,刘知幾认为 “ 六家”、“二体 ” 演变发展到近古,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 “ 十流”,即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刘知幾视 “ 六家”、“二体 ” 为正史,而对于近古出现的 “ 十流 ” 则视为 “ 史氏流别”,归入 “ 杂史”。并肯定其 “ 能与正史参行”、“斯道渐烦”(《杂述》)。这是一种发展变易的通变眼光和通识意识。首先,由 “ 六家 ” 而 “ 二体”,再到 “ 十流”,集中反映了刘知幾的 “ 通识 ” 观念、“通变 ” 思想,他看到了时代进步对史书体裁体例发展变化的影响。其次,“六家”、“二体”、“十流”,构成了《史通》在宏观方面的史书体裁体例的理论体系。再次,“六家”、“二体 ” 实际上蕴含了刘知幾 “ 经史同源 ” 的重要思想认识。刘知幾以 “ 六家”、“二体 ” 论史,可见《尚书》、《春秋》、《左传》这些著作不仅是经书,也是史书。在他眼里,《尚书》、《春秋》既是经学之源,又是史学之源,《史记》、《汉书》就是从《尚书》、《春秋》那里发展而来的。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史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已经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与经学并行的学科。这充分体现了刘知幾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敢于创新的理论勇气,对后世经史关系理论的深入探讨有着重要影响。当然,刘知幾将唐以前的史书体裁体例笼统地归入 “ 六家”、“二体”,一方面太过于武断和绝对,“六家”、“二体 ” 实难涵盖史体之大全;另一方面,分类上比较含混,分类标准也不统一,比如《春秋》、《左传》都是编年体,却被各自分为一家。有按事类分、按体裁分、按体例分等不同标准。

其四,“五志三科”。这是刘知幾对史书撰述内容的把握,是对东汉荀悦和晋朝干宝关于 “ 立典有五志 ” 的继承和发展。东汉末期的史家荀悦提出:“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实、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汉纪·高祖皇帝纪》)晋朝史家干宝发展了荀悦的 “ 五志”,认为 “ 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刘知幾综合和继承荀悦、干宝之论,提出还应 “ 广以三科”,“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认为将 “ 三科 ” 同 “ 五志 ” 结合起来,史官所记述的内容就不会有缺漏了,撰写史书必须从这些方面入手(《书事》)。以 “ 五志三科 ” 来概括史书撰述的内容,既表明了刘知幾的远见卓识,对史书的内容提出了更广泛的认识;又反映出刘知幾难以超脱封建等级名分的束缚。

其五,“博采善择”。这是刘知幾关于历史撰述方法的理论。他认为,撰写历史著作必须 “ 博采”,做到 “ 征求异说,采摭群言”,这样才能成 “ 一家之言”,流传千古。就像 “ 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 ” 一样,《左传》之所以能够广包各国史事,记载详细,是因为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各国历史资料供左丘明广泛搜采。《史记》、《汉书》之所以 “ 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成为千古名著,是因为 “ 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都是博采史料的缘故(《采撰》)。

然而,光有 “ 博采 ” 还不行,还必须 “ 善择”。“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杂述》)。对于博采得来的资料,必须 “ 别加研核”、“练其得失,明其真伪”,择善而从。如果不认真鉴别、辨明真伪、择善而从,许多讹言、传闻、鬼怪、虚美之辞,就会被当做实录而用,导致 “ 是非无定”。“慎择”、“善择 ” 实在太重要了。史家撰史,首先必须 “ 博采”,其次要 “ 择善而从”,二者缺一不可。博采是基础,无博采便无善择;善择是关键,无善择,博采就失去了方向。只有把博采同善择结合起来,才能 “ 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其六,“叙事为先,简要为主”。这是刘知幾关于史书文字表述的理论。刘知幾认为,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首先要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记述历史事实。这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五经、三史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著作。但是,仅把史事叙述清楚,还不能算优秀的历史著作,优秀的历史著作还必须具有简明扼要的特点。即 “ 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记事务在简要,贵在节省文字,“文约而事丰”,以最少的文字去反映丰富的史实,这才是最优秀的历史著作。所以,具体叙事时要遵循四种方式:直接记述人物的才能与德行;只记载人物事迹;借精彩的言论来表达史事;借论赞而补充史事。这四种形式也不能面面俱到,必须灵活运用,否则仍然难免文字繁芜之弊。具体省文之法有二:“一曰省句,二曰省字”。“省句为易,省字为难”,语不在多而在精。刘知幾还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了简要的要求,即 “ 用晦之道”,“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叙事》)。

其七,“直书与曲笔”。这是刘知幾关于史书撰述原则的理论。刘知幾 “ 贵直贱曲”,专立《直书》、《曲笔》二篇详作论述。强调 “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惑经》)。明确指出 “ 善恶必书 ” 才称得上是实录,而只有 “ 实录直书 ” 才称得上是良史。在刘知幾看来,史书要发挥借鉴、垂训作用,直书不隐是不可或缺的。他赞扬董狐、赵盾、南史的 “ 良直”,批评《尚书》、《春秋》的 “ 讳饰”,感叹直书实录之 “ 难遇”。慨然坚持 “ 事皆不谬,言必近真”(《言语》)的 “ 直书”,一方面要求史家要能摆脱权贵的干扰,独立撰史,“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直书》);另一方面,要求史家要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客观真实地记载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惑经》)。痛斥史家曲从权贵或个人情感而修史。斥之为 “ 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完全可以把这些曲笔之徒拉到闹市区枭首示众,或是投畀豺虎之口。他一再提醒史家:“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必须真实客观地记载历史。坚决反对史臣 “ 爱憎由己,高下在心”、“ 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刘知幾 “ 贵直贱曲”、“实录直书 ” 的精神和理论,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影响深远,受到了历代学者的普遍重视。

其八,“史才三长”。这是刘知幾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史通》里没有明确提出史家三长的话,但 “ 史才三长 ” 的思想实贯穿《史通》全篇,是刘知幾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刘知幾的史才论,详见新、旧《唐书》本传和《唐会要》卷六十三。“才 ” 是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包括对文献的驾驭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运用的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等;“学 ” 是指读书搜集史料的学问,渊博的学识;“识 ” 是见解,对史事的见解、鉴别判断能力,尤其强调 “ 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史识 ” 中已含有 “ 德 ” 的内涵。刘知幾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才、学、识三长缺一不可。如果一个史家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具有了渊博的学问(“学”),却缺乏运用这些知识和学问来研究历史的能力(“才”),是不可能撰写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的,就好像有了良田百顷、黄金满筐,却交给一个愚笨的人去经营管理,始终不可能生财。反之,如果一个史家具有很强的能力(“才”),却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学问(“学”),也没有办法写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就好像一个思维敏捷、技艺高超得像能工巧匠公输班一样的人,没有材料和工具,他也不可能建造起房屋来。同样,当一个史学家拥有渊博的学问(“学”),又具有很强的能力(“才”)时,但如果缺乏 “ 好是正直,善恶必书 ” 的治史精神(“识”),也不可能成就真实可信的历史著作。刘知幾把才、学、识三者结合成一个整体看待,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前无古人。他的这一理论认识影响深远,其影响所及,甚至超出了史学范围。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 1716 — 1798 )就曾说:“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随园诗话》卷三)清代章学诚提出了 “ 史德 ” 来补充和丰富刘知幾 “ 史学三长 ” 论的内涵,形成 “ 史学四长说”;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专辟《史家的四长》,从理论上和方法上对 “ 史家的四长 ” 作了详细论述,赋予其新的意义和新的解释。才、学、识、德的史家修养论,是今天治史者当认真学习和借鉴、高度重视并自觉进行修炼的品格。

其九,“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这是刘知幾关于史学功用的认识。他在《直书》、《曲笔》、《辨职》、《自叙》、《史官建置》等篇都讲到史学功用问题。《直书》云 “ 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曲笔》讲 “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而尤其在《辨职》、《史官建置》篇论述最详。他认为,假如历来没有史书也缺史官,那么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圣人和夏桀、商纣王这样的暴君,死了以后,坟土未干,就会善恶难分、美丑难辨了。反之,因为有了史官和史书,古人虽然早已离去,但其事如在,皎同星汉。人们不用走出家门,坐在家里翻阅史书,就可以 “ 神交万古”、“穷览千载”,进而产生 “ 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 的启迪和教育作用。所以刘知幾感叹:“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官建置》)刘知幾详细论述了史官、史书(竹帛)的客观作用,论述了后人研读史书以达到认识客观历史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受到教育和启示,产生 “ 思齐 ” 和 “ 内自省 ” 的愿望和行动;尤为难得的是,刘知幾把史学的功用提到了 “ 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 ” 的高度来认识,已经超出他自己所说的 “ 劝善惩恶 ” 的范围了。

在《辨职》篇中,刘知幾又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指出了史学功用的三个层次:即 “ 彰善贬恶,不避强御 ” 是最高的层次,是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编次勒成,郁为不朽 ” 是第二个层次,使历史著作传世不朽,产生长久的历史影响;“高才博学,名重一时 ” 是第三个层次,即史家要在所处的时代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这既反映了史学对社会的多重作用,更充分显示了刘知幾的史学价值观。

作为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批评著作,在《史通》中刘知幾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史学批评范畴,如文与质(文采与内容)、文与史(文学与史学)、直与曲(直书与曲笔)、简与繁、晦与显、创与循、名与实、才学识等;灵活运用了丰富多样的史学批评方法,如原始察终、求名责实、比较评论、区分类聚等等。

当然,刘知幾《史通》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他一方面反复强调史家和史著要 “ 审实”、“故实”、“摭实”、“寻其实”,指责史家和史著的 “ 失实”、“不实”,确保 “ 实录史学”;另一方面又要求史学必须 “ 激扬名教”,所谓 “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从而构成了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求实录 ” 与 “ 扬名教 ” 的矛盾,正是刘知幾史学思想的局限性。

无疑,刘知幾的《史通》构建了一套较完整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刘知幾是一位真正的史学批评大师。在史书内容、撰述方法、体裁体例、文字表述、撰述原则、史学功能、史家修养、史学批评范畴、史学批评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认识,迄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认真学习、研究、总结和借鉴。 O3dtU0S5GY0ibd647UfFgJ+nIPwwYnYC5vexw30DTII5HBrSh1YBp6X8Wa4TF5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