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第二

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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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1萧瑀（575—648):唐初名臣，萧为江南著姓，萧瑀的姐姐为隋炀帝妃子。萧瑀为人正直，太宗曾手书“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奖励。

2脉理：脉络纹理。邪：不正，通“斜”。

3有：统治，享有。浅：时间短。

4更：轮流。宿：值夜班。中书内省：即中书省，在禁城之内，故称内省。

5隋文帝：即杨坚（541—604)，隋朝开国皇帝，性俭朴，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国家富足，这段时期使用的年号主要是开皇（581-600)，史称“开皇之治”。

6性：本性。心：内心。性与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组密切联系的概念。察：看清楚，凡事循根究底。

7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指隋文帝杨坚是以武力逼迫北周静帝“禅位”给自己而称帝建隋的，581年周静帝宇文阐仅九岁，其父周宣帝于580年病死，母亲朱满月守寡，故太宗称其母子为“孤儿寡妇”。

贞观初年，太宗对萧瑀说道：“我自幼喜好弓箭，自以为可以完全理解其中的奥妙。最近我得到十几张好弓，拿给制弓的工匠看。没想到他说：‘都不是好材质制成。’我问原因，工匠说：‘木材的中心如果长得不端正，那么纹理走向就都斜了。陛下您的弓虽然刚硬强劲，但射出去的箭方向不直，所以说不是好弓。’我这才恍然大悟。我凭借弓马武力平定四方，用过的弓很多，却仍不能领悟其道理，况且我得到政权时间尚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固然还比不上对于弓的了解。我对弓的领悟尚有不到之处，更何况在治理国家方面呢？”自此以后下诏，要求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夜班。每次召见他们，都赐其坐着与太宗谈话，以便询问宫禁外的情况，力求了解百姓的利益疾苦、政策教化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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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说：“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王？”萧瑀回答说：“克制自己的欲望以求恪守礼制，勤劳工作心系政事，每次一旦坐朝，常常一直工作到太阳落山。五品以上的官员，延接御前坐而商讨政事，值夜班的禁军，则派人把晚饭送到岗哨上吃。虽然从本质上来说谈不上仁德圣明，但也算是励精图治的君王了。”太宗说：“爱卿你只知道他的一方面，却不知道他的另一方面。这个人本性对什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心中不明事理。心中阴暗的话，看事情就有不通达的地方；什么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就总是疑神疑鬼。而且他又是通过欺压周室的孤儿寡母取得天下，总担心群臣心中不服气，不愿意信任朝中百官，什么事都要亲自决断，因此虽然心力劳损形容消瘦，却不能让朝中诸事完全得到妥善的处理。朝中大臣既然都知晓文帝的心意，也不敢直言进谏。自宰相而下的百官只是奉承遵循皇帝旨意而已。我的想法却不是这样的，以天下的幅员广阔，四海百姓的众多，千端万绪事情繁多，必须合于变化通融，因此都托付给百官商议处置，宰相筹策规划，只有对事情稳妥便利，方可以上奏施行。怎么能一天处理众多事务，仅凭一己思量独自裁断呢？况且假如每天裁决十件事，有五条不合理，对于处置合理的来说固然很好，可是判断有误的那些该怎么办呢？这样日以继月，以至年复一年，违理错误之事越来越多，国家怎么会不覆亡呢？还不如多任命贤良之士，自己居于高处看得长远，确保法令严整不犯，这样谁敢乱来呢？”于是命令各部门，如果有诏敕颁布下来不甚稳妥便利的，必须找出来上奏，不允许顺着上面旨意立即就施行，一定要尽好臣下的义务。

唐太宗十六岁即协助李渊起兵反隋，占领长安后更是独当一面，经营陕东道，击败中原群雄。上述两段集中体现了太宗治理国家的理念。唐太宗少习弓马，征战四方，但其所收藏的弓却并非优良，这让他想到自己高居端揆，很难了解到下面的真实情况。隋文帝、炀帝父子二人是唐太宗经常拿来反观自己的前车之鉴。这父子二人都有过人的才能，但江山二世而亡，其中因由让李世民反复体味。隋文帝杨坚一生勤勉政务，凡事必亲力亲为，然而恰恰这样的明察秋毫使得臣下人人自危，而他自己也过于繁劳。

一个明智的领导不会事事过问总持万机，而是抓大放小、让其下各个部门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该强硬时绝不手软，而该装糊涂甚至该低头时也可以做到，不会意气用事、逞匹夫之勇。这里再讲一则发生在武则天身上的事。光宅元年(684)十月，徐敬业在扬州起兵，矛头直指当朝太后武则天。朝廷在派兵镇压的过程中，发现扬州兵变竟然和宰相裴炎颇有瓜葛。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还得回到缘起上说。当时眉州刺史徐敬业、给事中唐之奇、盩厔令徐敬猷、詹事司直杜求仁、长安主簿骆宾王、盩厔尉魏思温均因事贬官，上任之前聚在了扬州。这里面真正的大官只有徐敬业和唐之奇，但他们的地位并不重要。因为徐敬业所任的刺史虽然是从三品，但眉州却非要紧州郡；唐之奇所任正五品上的给事中是门下省要职，但就在一年前宰相议事的政事堂从门下省迁至中书省，给事中实际上已离开了参政中心。其他几个人虽然都在京城作官，但级别更是无足挂齿。他们聚在扬州后萌生了造反的念头。据《资治通鉴》记载，其中的魏思温“尝为御史”，事实上应该是指从七品上的殿中侍御史，此前被贬官到盩厔县当县尉(近似于县公安局局长），在徐敬猷手下做事。魏思温有个老朋友薛仲璋当时正作着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双方沟通之下，薛仲璋遂借着到扬州搞监察工作的机会，把时任扬州长史的陈敬玄给弹劾免官了，于是徐敬业趁机发动了兵变。

御史台是古代监察弹劾的部门，带有纪检性质，在高宗武则天时期政治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其中级别很低的监察御史一类官员，往往成为中央推行政治工作的重要道具。当时高宗甫逝，武则天的夺权行动刚刚开始，政治上较为混乱。如果薛仲璋干完这项工作就赶紧打道回京，或许还能脱了干系。不想他索性跟着徐敬业干起了倒武事业，接受了徐授予他的扬州大都督府右司马这么个伪头衔。这样一来朝廷顺藤摸瓜，发现薛仲璋正是当朝宰相裴炎的外甥。事情走到这一步，裴炎该怎么办呢？史称“炎欲示闲暇，不汲汲议诛讨”。这里的“闲暇”可不是放松、优闲的意思，而是指清白、与事无关。裴炎感到了这件事情的棘手，他的办法是不作回应，想借此表明自己的清白。然而这样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如何糊弄得过武则天!扬州兵变把裴炎推到了舆论风口，事态上升为裴炎是否参与谋反。武则天找来裴炎旁敲侧击，裴炎心里清楚太后什么意思，回答道：“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中宗李显生于显庆元年(656)十一月，当时已经二十九周岁，按古人的算法刚好是三十的而立之年，故而裴炎这么说。武则天听了没吭声，这次谈话很快便满朝皆知，监察御史崔察上书指出裴炎心怀“异图”，御史台受命审理，裴炎下狱。

光宅元年的武则天并未稳操大权，拿下一个裴炎是远远不够的。裴炎是高宗临终时的首席顾命，实际执掌中书省及设于其下的政事堂。如果扳倒裴炎却拿不下中书省，武则天就会变得骑虎难下。不知是否武后授意，恰在这时跑出来一个小一号的中书舍人李景谌，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裴炎必反。这一内奸举动激起了中书门下两省高层的极大反感，侍中刘景先及中书侍郎胡元范向武则天表示：“若裴炎为反，则臣等亦反也。”武则天只得低调地说：“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刘、胡两人随即下狱。当月下旬裴炎被斩，刘景先贬官外放，胡元范流死琼州。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裴炎谋反，但他与刘景先等人在这件事上确实是与武则天越走越远。后世多以裴炎“示闲暇而不议诛讨”的态度指责他，实际上以裴炎当时的高官重位，这样的事情一旦争辩只会越抹越黑。然而他提出的武则天归政中宗一事则纯属要挟君主，而刘景先等人则更是不给武则天台阶下。武则天回答“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可以看到她确实处于劣势，以至竟口头服软。武则天的所为体现着一个统治者的智慧，在处理裴炎一事上时机把握得当，又不树敌过多，可谓得政体之妙用。

我们可以拿太宗眼中的隋文帝来做比较。隋文帝凡事务求亲力亲为，对臣下过于疑忌。这样的理政方式，如果放到他壮年时期，或许会使国家政体彰显出一时的活力，然而长此以往无疑会累积很多问题。当统治者年事渐高、心力不济时，必然会滋生诸种弊端。用太宗的话说，这就叫作“性至察而心不明”，不懂得什么该紧，什么该放。与此相对，武则天在处理与宰相集团的关系上，表现得更为明智。她深知要处理的只是裴炎，不能树敌过多，事实上对中书省的官员群体做出很大让步。我们试想，假如武则天穷根究底务求诛除异己，那必然会在短期内树敌过多，失去为政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