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道第一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人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1“先人有言”二句：原作：“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出自《诗经•大雅•板》，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民”为“人”。全句意为古人传下名言训导，要向割草砍柴的人请教。

2唐、虞：即唐尧和虞舜，传说中上古圣明君主。理：治。古人将政令有序、天下太平的状态称为“治”，与“乱”相对。唐人为避高宗李治名讳而以“理”代称。《贞观政要》作于玄宗朝，因此避讳，事实上太宗与魏徵的对话不可能避“治”字讳。

3共、鲧：即共工和鲧，传说中上古恶人。共工以筑堤堵塞法治水不成，与颛顼相争不胜，怒触不周山，天地为之倾斜。另一说法是共工为舜帝设立的官职，主管工程筑堤和矿冶等事务。鲧是禹的父亲，用堵塞法治水失败，被杀于羽山，化为黄熊。部分学者认为共工即鲧，是一个人。

4朱异（483-549):字彦和，南朝梁武帝萧衍在位时为文学侍臣，长期受梁武帝宠信，担任中书通事舍人，虽富有才华而善阿谀奉承，侯景叛乱前他一直阻塞消息不让萧衍知道。侯景起兵以诛杀朱异为名，称其祸国害民，朱异忧惊发病而卒。

5侯景（503—552):北齐高欢手下将领，为人反复残忍，先后投靠西魏及梁，发动兵变将梁武帝困死在台城，后被王僧辩、陈霸先击溃败死。

6虞世基（？—618):南朝旧臣，入隋后受重用，对炀帝隐瞒天下起义实情，江都兵变中与炀帝一同被害。

7尚书左仆射（yè）：官名，尚书令的副职，有左右两名仆射。由于李世民即位前曾任尚书令，因此尚书令在唐前期基本空缺，尚书左、右仆射成为贞观朝实际最高行政长官。房玄龄(579—648):名乔，字玄龄，唐初著名宰相，玄武门之变功臣之首，与杜如晦合称“房杜”。

8践：踩到，引申为走向、导致。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说：“怎样才称得上是圣明君主，怎样又算昏聩君主呢？”魏徵答道：“君王之所以圣明，在于能够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之所以昏聩，是因为偏听偏信。《诗经》说：‘老祖宗教诲我们要多向割草砍柴的人请教。’当初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求贤才，开阔视听，从而使得国君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恶人不能蒙蔽他，巧言令色的小人也不能迷惑他。至于秦二世，则把自己藏于深宫，远离朝臣百姓，偏信赵高一人，等到天下分崩离析，自己还不知道。梁武帝专听朱异的话，结果侯景起兵直指朝廷都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各路义军攻克城池洗劫县邑，他也不知道。因此君王要能够听取各种意见，了解基层情况，这样权贵之臣就不会闭塞他的视听，而下面的情况也自然可以反映上去了。”太宗很认可他的回答。

贞观十年，太宗问各位侍臣道：“帝王的基业，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道：“天地秩序本来处于混沌无序，各路英雄竞相起兵，攻破城池敌人才肯投降，战胜对方才能获得统治。从这个角度来讲，创业要更难。”魏徵回答道：“帝王必然是应乱世而生，颠覆前朝昏暗统治，百姓一心拥戴，天下都来归附，既是天运授予，又是百姓拥护，没什么难的。可是得到政权以后，心志骄傲，渐喜安逸，老百姓想要过几天太平日子，结果却徭役征发不断，民力早已不堪，大役却接连不断，国家的衰败弊政，基本都是因为这样而产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当初跟着我平定天下，历尽艰苦，九死一生，所以他看到了创业的艰辛。魏徵辅佐我治理天下，担心产生骄傲安逸的端倪，而走向危亡境地，因此看到了守成的困难。现在创业的困难已经过去，至于守成之难，我要和你们共同警惕啊！”

我们今天将李渊称为唐朝的开国皇帝，这个观念在唐前期并不是很清晰。当时从朝廷到民间，更为追慕的其实是太宗文皇帝李世民的贞观时期，并倾向于将李世民定为开国皇帝。所以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后，诗圣杜甫还要无比向往地写下“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的诗句。贞观一朝与其说是政权继承，毋宁说是制度初创，这也使得唐太宗比此前任何帝王都更为重视“君道”。所谓君道，就是为君之道，换句话讲，即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帝王。在君天下的时代，优秀的皇帝可以缔造盛世强国，而昏庸者却足以断送江山祖业。唐太宗关于为君之道的认识，成为唐代以后历任君主遵行不替的准则。太宗少年起兵征战四方，即位后又能虚心纳谏志于守业，这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高度的政治使命、严格的自我要求都有关系。虽然他在晚年也表现出好大喜功等特点，但总的来说，他的一生是勤于政治奋发图强的，无愧于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

《左传》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统治者处理问题必须持中庸之道，切忌意气用事。这里讲一个发生在太宗朝的故事。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百官披麻戴孝参加追悼大会。其实这种大型宫廷活动也是官员彼此交流的一种途径，因为一些致仕的官员平日里并不一定经常露面。哀乐声中百官依次入场，当时的太子率更令、年届七旬的欧阳询也出现在人群中。欧阳询在唐初是绝对的大人物，他官阶不高但资历很老，是高祖李渊的老朋友。欧体字笔力险劲，允成一家，不仅盛誉当时，更流传千古，武德年间曾有高丽使者专门入朝求欧阳询的字。据说当时高祖感慨道：“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为什么这样说？欧阳询是潭州临湘人，身材短小，形容猥琐，高祖拿老朋友开玩笑，说高丽那边光看字，估计还以为爱卿你身形魁梧呢！到了贞观十年，高祖已经去世了，欧阳询也俨然老翁，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这时就有眼尖的人窃窃耳语，说你看你看欧阳先生。许敬宗也没见过这位书法圣手，循声望去却见一个形容枯槁的老人，配着哀乐顿觉滑稽，当下笑出了声。这一笑不得了，越想忍越忍不住，最后大笑起来。顿时百官侧目，须知这是长孙皇后的葬礼！太宗深敬长孙皇后，皇后葬礼又是国之大礼，而许敬宗之才也值得爱惜，权衡再三，他还是将许敬宗贬官到洪州都督府作司马了。许敬宗后来说是外贬，其实不降反升。洪州是上都督府，司马位从四品下，而他此前担任的中书舍人才是正五品上。之所以说是贬官，是因为中书舍人负责草拟诏书，是绝对的实权大权，号称“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放到洪州作司马，权是小了很多，但品阶反而上了一级，明显是为了暂避风头。中国政治自古讲究德才之辨，君王必须适当驾驭以求平衡。太宗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拿捏得当，体现出一个明君的智慧。

人无完人，统治者同样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才要兼听各种意见，平衡多方力量，这样才能做到上下沟通顺畅，确保政令的有效实行和执政的公平允当。同时，对于马上取天下的创业者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平稳实现执政理念的转变，从攻城略地、戎马倥偬的军事领袖过渡到治国安邦、垂教四民的治世君主。破旧虽难，毕竟只是一时，创立百代法则方是最终目的。综观太宗一生，基本兑现了当初他对魏徵的承诺，比如在处理许敬宗这件事上，不以个人好恶为主导，在政治实践中能够行中庸之道，照顾多方感受，体现出他不一般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