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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唐代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于高宗总章元年(668)左右，卒于玄宗天宝八载（749)。关于他的幼年生活我们不能详知，据《旧唐书》记载他年轻时即“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深得邻邑魏元忠和朱敬则的赞赏。但这也透露出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即吴兢没有获取过科举功名。长安（701—705)初年魏、朱两人相继为相，吴兢因史才出众得到荐举，进入中书省下设的史馆工作，参与编修本朝国史，并很快被授予右拾遗内供奉一职。右拾遗是中书省从八品上的低级职务，定额二人。内供奉属于编制以外人员，意思是在省内做事情，不过按照唐朝的规定，其资望、俸禄与编制内的正员官相同。对于吴兢这样没有功名、直接由举荐入仕的人来说，是很不错的待遇。
705年，桓彦范、敬晖等人联手禁军将领发动政变，将皇帝武则天赶下台，废周复唐，改元神龙，这一事件因而被称为“神龙革命”。吴兢在政变之后迁为右补阙，获得了中书省正式编制。他与韦承庆、崔融、刘知几等人共同修成《则天实录》，并因此被提拔为起居郎。这是门下省从六品的官职，负责记录皇帝的日常起居活动，作为撰写实录的基本史料。大约在景龙元年（707)前后，吴兢升任秘书省著作郎。次年，他的老上司、曾任中书舍人兼修国史的刘知几，因不满于当时的史馆体制而辞去修史工作，将之委任于吴兢。此后不久他被迁为水部郎中，这本是他由修史转向从政的一个机会，但恰在此时他的母亲不幸去世，吴兢于是丁忧还乡。开元三年丧服期满后，他谢绝了朝廷的相关任命，上书希望完成此前的修史工作。此后他虽历任谏议大夫、卫尉少卿、太子左庶子等职，但始终兼任修文馆学士。
长年的修史工作以及政见不同，使得吴兢在朝中人际关系多有不睦，加以《贞观政要》的进呈似乎引发了反对派的不同意见，于是吴兢在开元十七年(729)被调任地方担任荆州司马，一度在江南诸州任职，并得到朝廷特许“以史稿自随”。后来调到北方任相州长史、邺郡太守等职，晚年回到京师担任恒王傅，仍希望承担修史工作，但彼时的吴兢已经老迈，行动不便，因此时任宰相李林甫拒绝了这一请求。天宝八载(749)卒于家中，享年八十余。
从长安初年初入史馆算起，到开元十七年出任荆州司马为止，吴兢前后担任国史修撰工作将近三十年。如果加上此后外任期间以及晚年回京后的著述经历，则可以说吴兢一生几乎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史学工作。尽管著述宏富，但完整流传下来的仅《贞观政要》十卷。其史学专著见诸记载者包括《齐史》十卷、《梁史》十卷、《陈史》五卷、《周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唐书备阙记》十卷、《太宗勋使》一卷、《中宗实录》二十卷、《睿宗实录》五卷、《兵家正史》九卷、《唐名臣奏》十卷，此外尚有参编史著及其他著述若干种，可惜全部散佚。不过需要指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唐书》是五代人在唐代历朝实录及国史基础上纂修而成，其中高、武、中、睿四朝历史，其实正是吴兢等当时史家著述的撷取和整理，甚至不排除大段的抄录。从这个角度来说，吴兢留给后世的史学财富远不止一部《贞观政要》。吴兢修史崇尚精简，为世所称，但晚年著史过于强调精炼，以致信息不全、歧义频出，史称“兢卒后，其子进所撰《唐史》八十余卷，事多纰缪，不逮于壮年”（《旧唐书·吴兢传》)。
对贞观政局的高度认可和推崇，是《贞观政要》编撰的基本立场。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的年号，时间为公元627—649年，共计二十三年。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第二子，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十二月，卒于唐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享年五十二岁。他亲历隋末大乱，与父亲李渊共同起兵入关，并作为实际最高统帅平定了诸割据势力，与其说是高祖李渊的继承者，毋宁说是唐朝基业的创建者。唐太宗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政治上能够虚心纳谏，刑罚上务求宽俭公正，从而使国力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史称“贞观之治”。《旧唐书》编纂者认为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旧唐书·太宗纪》），是很公允的评价。在《贞观政要序》中，吴兢写道：“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代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宏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他将贞观政局盛赞为亘古未有，表现出高度的推崇和追慕，希望通过对贞观朝政教典谟的编撰，为当朝和后世帝王树立典范，将这种政教之道弘扬光大。
武周时期严酷的政治气候，以及李唐复辟后政局的动荡，是作者撰写本书的直接动机。从垂拱元年（685)二月到神龙元年（705)正月，这段历史称为“武周时期”。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武则天先后以太后和皇帝的身份，居于唐、周两个政权的最高统治地位。为巩固统治，武则天极力镇压李唐皇室宗亲和关陇旧贵族，着力提拔寒族士人，推行酷吏政治，鼓励告密，政治氛围高度紧张，这给青年时期的吴兢留下深刻印象。武周晚期，已入而立之年的吴兢进入史馆，先后参与了高宗、武后两朝的实录编修，并得以亲睹太宗朝大量史料。历览本朝百年政治变迁，使得吴兢对李唐复辟时期的政局产生深刻反省。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吴兢在中宗朝开始《贞观政要》的整理编撰，在玄宗开元十七年(729)之前完稿。尽管杀青之时玄宗即位已近二十年，天下允称盛世，然而全书无处不在的现实关怀，则无疑源于武周晚期到玄宗登基这段时间里严峻的政治局面。
武周晚期以来的国史修撰群体为本书提供了思想基础。唐代的史学发达世所周知，这里面其实有很现实的政治因素。武则天上台后为加强皇权，培植了一个依存于中书、门下两省的庞大文士群体，作为政令制定、行政监督、思想宣传等方面的工具，而国史修撰正是其中之一。在武周晚期，史馆、修文馆这两省修史机构中逐渐汇集起包括徐坚、刘知几等在内的众多专业史学工作者。晚年刘知几曾回忆道：“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吴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扬搉，得尽怀抱。”（《史通•自叙》）徐坚、刘知几年龄相仿，吴兢则约小他们十岁，在初入史馆时受到了刘知几的关键提携，史称“知几自负史才，常慨时无知己，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旧唐书•刘子玄传》)。这种影响不仅限于晋身迁转，更重要的在于这个国史修撰群体的治史思想对吴兢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贞观政要》体现出唐朝高水平史学著作所共有的直笔、精炼等优点。
《贞观政要》将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间与各位大臣的对话、以及大臣重要的奏章，按照政治要素分为四十篇，每篇收录若干对话或奏章，从不同角度说明本篇主旨。大体来说，这四十篇是由宏观到细节、由内到外。第一卷有《君道》、《政体》两篇，从宏观上阐释太宗的为君之道和为政之体。第二卷包括《任贤》、《求谏》、《纳谏》，主要讲进谏的重要性。第三卷讲君臣关系、择官任人、封邦建国，属于国家治理范畴。第四卷从《太子诸王定分》到《规谏太子》，主要围绕训诫诸弟皇子展开。第五卷大致是关于臣子道德和义务的规定，包括仁义、诚信等准则。第六卷从俭约、谦让、仁恻等不同方面，较全面地反映了贞观政治理念的细节层面。第七卷阐释礼乐学问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第八卷是关于农业、刑法、邦交等方面的内容。第九卷着眼于征伐安边，包括击突厥、征高丽这两次太宗朝最为重要的对外行动，并反映出太宗伟大的民族思想。第十卷则讲行幸、畋猎等戒惧之事，以《慎终》作为全书十卷四十篇的结尾，引人深思。要而言之，这部记录贞观朝君臣言语的史著反映出如下重要政治理念。
高度的君主责任感。与很多帝王不同，唐太宗具有高度的自我反省意识，对自己作为君主的责任有清醒认识。在与萧瑀讨论周、秦两朝国祚长短悬殊的原因时，萧瑀认为“平定虽同，人情则异”，着眼于两朝末年天下形势的不同。太宗并不完全认同，他指出“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将国运盛衰的因由直接指向国君本身。(《辨兴亡》）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太宗才能时刻保持警惕。
君臣之间肝胆相照，君主虚心纳谏，朝臣敢于犯颜。人们对贞观政局的认识往往较为片面，认为太宗善于纳谏，而进谏者则主要是魏徵，这种脸谱化的误解一定程度上源于各种文选、掌故对于魏徵的重视。事实上，贞观之治的形成不仅在于君主虚心纳谏，更在于有一个敢于犯颜直谏、与君主肝胆相照的朝臣群体，包括房玄龄、萧瑀、王珪、魏徵、岑文本、马周等众多唐初重臣。他们在年龄、资历上相差很大，政治立场也不尽相同，甚至掺有党争的因素，但都能对太宗提出真诚意见，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重视百姓。全书开宗明义引用了太宗著名的话：“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君道》）唐太宗明确批评了隋文帝防民甚于防贼的错误思想。他援引开皇旧事，指出隋文帝宁肯让“百姓逐粮”，也不愿开仓赈灾，以致失去民心。有鉴于此，太宗对《论语》中“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训诫深表赞同（《辨兴亡》)。这也正是魏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著名言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政体》）。这种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吴兢希望为玄宗治国提供镜鉴，然而《贞观政要》撰成之后并未引发当时朝野的广泛关注，也未被视为吴兢的主要著作。直到吴兢去世半个世纪以后，致力中兴的宪宗李纯(778—820)才注意到这部著作的思想价值，常向朝臣提及自己所读心得（《玉海》卷四九）。文宗(809—840)自幼“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旧唐书•文宗纪》），即位后更是以之自勉。唐宣宗（810—859)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大中二年），并能身体力行，使他获得了“小太宗”的美誉。尽管唐朝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但《贞观政要》却成为以后历代国君案头的必备典籍。本书在吴兢外孙蒋乂的保存下得以传世，国内版本主要有明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刊本和明成化元年（1465)戈直集论本两种。本书以四库全书本《贞观政要》为底本，参考了叶光大等《贞观政要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骈宇骞《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11年）两种成果。
《贞观政要》全书十卷四十篇，计八万余字，其中不乏长篇奏议，文辞表述存在大量的敷陈排比、援引古典等现象，通读全书并非易事。我们从全书中精心选出约一万字的内容，大体每篇选出一至两则予以注释和翻译，并对选文进行延展性点评。选文的标准，尽量避免过长过繁的文字，以对话为主，简短明确，故事性强，并能集中反映该篇核心思想。注释的标准，主要针对选文中的重要人物、典故、地理以及与现代汉语用法明显不同的词语。译文以直译为主，兼及意译。需要指出，《贞观政要》是一部思想性的史著，读者读完选文本身就会有很多深刻的思考，因此我们的点评没有局限于就选文谈感想，而是尽可能就其背后的历史事件、相关制度等深层因素予以阐释。如前所述，本书的撰写存在从太宗朝至武周这样一个无法分割的历史理路，本书点评在诠释贞观朝人事因由的同时，还以较多笔墨讲述了高宗、武后时期的历史，包括相关史实、制度的考证，论证上务求严谨，叙述则尽量活泼，以期更加全面、完整地反映本书的思想背景，并使读者通过历史的参照与对比，对贞观政治有更为深刻和直观的理解。本书选文和评析由王炳文承担，注释、翻译部分由王晶承担。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王炳文
2014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