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努尔哈赤拿天下

当代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大自然的恩赐常常令人类产生某种依赖，从而影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

东北地区可能是我国自然资源最为丰饶的地方。这里，纬度高，气候严寒，无霜期短，遂使大片富含腐殖质、攥一把都流油的黑土地，没能在古代发展出农业经济。不过，在其他方面，造物主对这里的恩惠，堪称得天独厚——

这里南靠渤海、黄海，东临日本海，北濒鄂霍茨克海；境内有黑龙江、嫩江、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浑河、大凌河、小凌河、女儿河等江河两千多条；有呼伦贝尔湖、镜泊湖、兴凯湖、查干湖、五大连池、月亮泡等湖泊，致使这里的海水与淡水渔业资源雄冠天下，许多名贵水产品同样名闻天下。据说，就在经过“断子绝孙式”捕捞的今天，当地海边的人们仍然不屑于品尝某些被南方人视为美味的低等鱼类。

矿产与森林资源这里当属全国之冠。史书记载，明清时代，这儿的广大区域内“林木障天，明昼如晦”，“整天不见天日”。即便经过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人的掠夺性开采和后来灭绝性开发，这里的原始森林面积仍居全国之首。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区今日也还保有哺乳动物纲6目、18科、97种，鸟类18目、55科、374种，黑狐、紫貂、飞龙从古代到今天都是国人夸耀富贵的珍宝。大、小兴安岭今日尚存有野生植物1500种，可食用者达千种以上；当年，努尔哈赤们所生活过的长白山区，更有野生植物两千多种，人参、黄芪、党参是为名贵药材，千年野山参更在国人心目中神乎其神，据说具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是这样描述女真人祖先的：他们“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表明到唐代时，女真人祖先中重要的一支尚逐水草而居，住在外表酷似土包子的地窝子之中。到了元明时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许多女真部族，依旧过着那种“没有城市街区，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快乐生活。（《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进入明清时代以后，仍有众多女真人不事农业生产，他们于春秋捕鱼、牧放、采集，冬季狩猎。（《朝鲜实录》太宗五年九月甲寅，世宗二十八年八月己酉）

铁岭博物馆有一张统计表，记录了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辽东开原地区女真人从事贸易时的情形，从中透露出了他们生产与生活的若干信息。譬如，他们所出售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物品，为下列8类：兽皮、人参、木耳、蘑菇、蜂蜜、松榛、东珠、马匹。统计表上，这些东西数量不小，全部出自游牧、渔猎与采集。

这种生存形态，必定要求体魄强健、弓马娴熟、机警勇猛、坚忍顽强方能应付裕如。

有些美国人在男孩子成年时，经常会以手枪送给他们作为成年礼，表示他们已经可以承担拥有和使用这种杀人武器的责任。与这种习俗具有某些类似精神的是：女真儿童呱呱落地时，如果是男孩，家人便会悬挂弓箭于门前，表示这个家庭又增加了一位勇敢的猎手；年龄稍长，这些孩子便如长在马背上一般，以弓马娴熟夸示于人，成为巴图鲁——力能屠熊猎虎的勇士，是他们崇高的光荣与梦想。只有这样的英雄，才会得到那些最美丽姑娘的青睐。他们豪迈奔放，剽悍凶猛，意志坚定，目标始终如一地指向猎取的对象。同时，只有那些最为机智、勇敢、武力过人的战士，才能得到最为丰厚的回报——猎获物和战利品，包括那些漂亮姑娘的芳心。

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奖赏面前无动于衷。

多年以后，当他们已经定鼎中原，成为那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以后，我们可以在他们时常进行的大规模狩猎实战中，了解到这种生活、生产、训练、战斗对于他们来说，是如何的密不可分、融为一体。而“巴图鲁”的称号，仍然长久地成为他们崇高的荣誉，为人们所艳羡不已。

在以农耕为生的民族，则形成了另外的集体性格。他们的生产与生活高度简单重复，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换来“粒粒皆辛苦”的盘中餐。倘若天公不作美，他们的汗水便可能付诸东流。

于是，他们对神秘莫测的上天充满敬畏，他们严格地按照节气时历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无比爱惜脚下的土地，那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希望，是给他们带来喜怒哀乐的一切。他们对于任何迁移和变动都会发出本能一般的怀疑与恐惧。于是，天命转化成了天子的威权；生存的经验和老去的恐惧变成了祖先、父亲与财产的威权；女人和儿女的存在只是为了延续那份香火。平和、保守、自私、愚昧、坚忍、麻木成了他们心灵的代名词，就像他们脚下的土地。

他们本能地不喜欢那些马背上的骑士。这些人来去如风，凶狠嗜血，完全没有接受过孔老夫子的教诲，是一些未开化的无法把握的野蛮生番。他们最好待在他们的山野草原上，不要来打扰我们宁静的田园生活。

而骑在马背上的人们，仅仅有人参、貂皮、珍珠、蜜蜡、马匹、牛羊还不够，他们需要铜铁器具，需要粮食、布帛、茶叶、陶瓷、食盐和药品。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悲惨。貂皮再好，不能一年四季都裹在身上；人参再神，也无法包治百病；没有盐，那大块的肉、鱼便没有滋味；没有茶，那些高脂肪高蛋白的肉、奶类食品就不好消化，就会得病，就需要药品医治。于是，两种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人群，便在贸易与交换之中，结成了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

这种脆弱的伙伴关系，其平衡很容易被两种力量打破：一种力量来自人力之手，另一种则来自自然之手。

来自人力之手的力量，时常以下列两种情形予以表现：

其一，朝廷，亦即中央政府会以贸易政策上的紧缩甚至断绝，钳制这些马背民族的发展，或惩罚他们某些不敬或不当的举动。

其二，管理贸易的官员们，时常会表现出过分的贪婪与不适当地滥用权力，譬如不由分说地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等等。

在大明朝中晚期，这两种情形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其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众多女真部族、蒙古部族的频繁反抗。

譬如，大明中期成化年间，海西女真就曾经联合建州女真攻打大明军队防区。其原因，在今天看来实在简单得不成话：“往年受朝廷厚遇，今无故添一官人伴我送行，饮食之如犬彘（zhì），禁止我市买，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因是入寇。”（《明实录》成化十三年十月己丑）意思是说，过去朝廷对大家很好，大家过得好好的，如今无缘无故派了个官儿来，像对待猪狗一样对待我们，不许我们进行买卖，使我们的男人没有了镐头铲子，女人没有了针线剪刀，于是，便只能打上门来抢。

事实上，大明中晚期的历史记载中，类似的记录很难说是偶然出现或是绝无仅有。来自自然之手的力量则表现得十分强烈，其后果也就更加具有灾难性。

从气象科学的角度看，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远远说不上得天独厚。历史气象研究表明，自古以来，我国可能是世界各国中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异乎寻常的风雪、霜冻、寒冷、干旱、洪水、地震等等发生时，抢劫富裕而常有积蓄的农业地区，就成了马背上的民族成本较低而收益最高的生存之道，成为他们为生存而战的自然选择。

当原本针对大自然而训练出来的勇猛剽悍，转而应用到人类身上时，乐天知命的农业区域人民，就成了豺狼虎豹肥美的猎获物与战利品。以至于到后来，通过战争劫掠财富、女人、奴隶、牛羊，已经成为他们的终身职业。

行为科学与现代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崇高的信念和不那么崇高的贪婪都可以使人舍生忘死。倘若人完全看不到希望，则信念或者贪婪都可能失去激动人心的功效。当女真族战士们拿起硬弓，配上刀剑，跨上骏马时，那些飘散着袅袅炊烟的城镇村落，可能就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在那里，只有带着英雄的业绩与财富回来，情人或妻子的怀抱才会格外温暖、格外多情。于是，崇高和贪婪就这样从两个方向走到了一起，融进他们的血液，激荡着他们强健的心脏。

这种情形并非仅仅是出现在古代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身上的特例，世界范围内的游牧渔猎部族，可能大抵如此。

至此，大明朝晚期的女真人几乎具备了成为一支凶猛无敌军队的所有条件。数十万女真战士所缺少的似乎只有强有力的军事组织了。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出现了。历史资料显示，一位二十五岁的女真青年，恰到好处地在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身边受到过这种训练。于是，他有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天地。

这位女真青年名叫努尔哈赤。

经过三十多年同族兄弟之间的骨肉相残，努尔哈赤麾下的骑士们已经变成了千锤百炼的战争机器。当这部由铁与血组成的机器以极高的效率启动与运转时，常常意味着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努尔哈赤真正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因此，在训练女真战士时，其严格甚至严酷的程度，令数千年前的斯巴达人也无法专美于前。

譬如，史书这样记载道：“奴酋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明实录》天启元年正月壬寅）冷兵器时代，通过这样水深火热训练出来的战士，想必在体能、技能、心理、意志等诸多方面都会令人十分畏惧。

他们练马如同练人。据说，训练与挑选战马时，他们会对马匹进行力量与能力的多重训练。在长途奔腾驰骋中，翻山越岭、履渊跳涧。凡是不符合标准的马匹，或者杀掉，或者作为商品交易给大明帝国前来购买军马的官员。有证据显示，当时蒙古部族对于大明帝国也实行同样的贸易原则。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军队，许多时候，大约只能使用别人淘汰下来的驽马，其数量可能不在少数。

在军事行动中，上述精神贯穿于战争的整个过程。

战场上的胆小鬼，通常需要承受一个风险：他们用怯懦保存下来的脑袋，可能要丢失在执行战场纪律的长官手里，他们的家族要为此承受耻辱。他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可能会被全部剥夺。此外，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制裁措施也在考虑之中：令犯有过失者穿上女人的衣服游街示众。对于这个剽悍的民族，这种羞辱大约比死还可怕，从而，有可能会使部分怯懦者转变成为勇敢的战士。

女真人的战术原则与蒙古部族有明显不同。

蒙古骑兵是将精锐部队排列在最前面，以凶猛的冲击波直攻敌阵，一举摧毁敌人的防线，然后杀向纵深。老弱兵卒则跟在精锐之后，扩大战果，救护伤员，防止冲杀在前的精锐部队背后受敌。

努尔哈赤则继承了五百年前的祖先完颜阿骨打与兀术的军事思想，这种战役战术思想曾经指导金国军队席卷了大辽与北宋。其战术与二十世纪坦克、装甲车出现之后的战争样式颇多神似之处，可能是一种相当先进的军事思想。

其具体战法是：将重装备的死兵（敢死队）排列在整个攻击波的最前面，兵器为长矛大刀，其功能是发起第一波攻击，意图在于对抗与消耗敌人起初对阵时最为猛烈的箭矢炮火，动摇敌人意志。然后冲击敌阵，大砍大杀。

这种死兵很像当年与岳飞对阵过的金兵铁浮屠。他们身穿精铁制成的厚重铁甲，连面部均覆盖保护，只露出双眼，胯下的战马也同样披覆铁甲。每一个死兵配备两匹战马，而且他们本人和战马可能披挂着不止一层盔甲。他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前面开路的坦克与装甲车集群颇为类似。这些死兵在多层重装甲防护下，有进无退。冲在前面者战死后，后面的必须填补进前面的位置，若有后退，跟在后面的锐兵立即杀之，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精神战的意味。有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说是早期投降或被俘的大明帝国士兵就常常被充此死兵。

当时一位观察过后金与大明军队装备的朝鲜官员，曾经十分感慨地对比后金、朝鲜、大明三方的盔甲：其中，最好的是努尔哈赤的部队，盔甲全部由精铁制成；最差的则是大明军队，能够得到薄恶、锈蚀铁片盔甲的士兵已属万幸。他们中许多人的盔甲，根本就是用草纸染成铁色后裱糊制成。这样对待自己士兵生命的政府，除了令人切齿痛恨之外，若还想打胜仗，已经接近痴人说梦。

努尔哈赤的锐兵，则是最精锐的轻骑兵部队。他们披轻甲，装备精良，弓马娴熟，一部分跟在死兵后面，一部分相机策应，待死兵冲击敌阵后，立即杀到前面，大量歼灭敌人之有生力量，扩大战果，追击敌人。

可能是渔猎生涯中的切身体会，努尔哈赤在他的八旗军事组织中贯彻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原则。其基层组织中的“牛录”（十余人为一单位的射猎小组），就是在行围狩猎时，以血缘亲族为纽带发展而来。

在这种基层战术单位里，冲杀在战场上的，是他们的精壮子弟，实施后勤保障的，是家中之父老。他们相互支援，同生共死。胜，一荣俱荣；败，一损俱损，从而纽结成了特别能战斗的、牢不可破的战斗集体。

在努尔哈赤指挥下，八旗铁骑具有狂飙般排山倒海的威力，其所到之处，常常一片血雨腥风。

当时不少目击者证实说：每当后金在战争中获胜之后，那些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大群的牲畜、美丽的女人和俘虏便会被均匀地分成八大堆，分别由八旗领走，然后，按照战功分配给那些勇敢的战士。胜利一次，这种情形就会再现一次。

因此，对于八旗勇士们来说，战争无疑是他们的盛大节日。 8uGTCBvQNVleCdxcMJHjLP0Aojl4F0FnxAdhZ83Tk6djdsSqfXEMI3Rn25+6zOTz

假如张居正能够像他的老师徐阶那样活到八十岁，假如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能够再年轻二十岁，假如万历皇帝不是在酒色财气中一混就是三十年，假如帝国官场没有陷入争权夺利、党同伐异的泥沼中不可自拔，假如……

诚如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时常可以看到的那样——当大时代转折的关键时刻，那些关键性人物，时常会以他们的作为将时势导向某种特定的方向。

这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在政治文化传统之下，必然地发挥着决定性影响。

人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和变革，其原因根本就是为了人，为了将人的作为及其影响尽可能地纳入到公正合理的轨道上去。舍此之外的堂皇言辞，大体上都可以被看成是扯淡。

于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假如”中，哪怕有一个成为事实，晚明前清的历史都可能要重新书写。那位据说是雄才大略的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大约便很难有机会施展他杰出的军事才华，说不定只能像他同时代的女真部族兄弟们一样，在醇酒妇人的陶醉与怀抱中，在白山黑水间的奔腾渔猎中，度过一个部落酋长快乐而悠长的岁月。

不过，“假设”和“如果”对于历史没有意义，于是，我们也就有机会看到关于这个人的传奇。

大明嘉靖三十八年 （公元1559年） ，努尔哈赤出生在大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其地在今日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

这一年，大明朝连着换了三个辽东巡抚，显得有些蹊跷。南倭受到挫败，北虏却折腾得很凶，京师大震，致使蓟辽总督入狱。

此外，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发生。如果说这个年份有理由被记住的话，恐怕就是因为努尔哈赤生在了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女真族酋长家里。人们要是知道，这个女真族男孩注定要在未来的岁月里改变中国的话，大概就不容易忘记这个年份了。

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是蒙古人的王族，爱新觉罗则为女真人的王族和黄金种姓。据说，天上的姐妹三仙女下凡到长白山上的天池洗澡，小妹吃了一枚乌鸦衔来的红色果实后，生下了一个落地就会说话，而且见风就长的男孩儿，名叫布库里雍顺。

这个男孩儿就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先祖。该传说和秦始皇的祖先起源传说几乎一模一样。

在世界所有古老民族的起源传说里，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王族神话谱系，这是人类早期建立意识形态时普遍采用的方式之一。其目的在于神化王族之地位，保证其权势不受侵犯，并借以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努尔哈赤不像他的祖先布库里雍顺那样神奇特异，他生下来后的第一个声音，是和别的男孩儿一样的哭声，而不是朗诵一首优美的诗篇。关于他的神话，需要在他成了大汗之后，由他的那些意识形态工作者来完成。

到努尔哈赤祖父和父亲一代，其家族已经衰败成了一个很小的部落，其势力范围可能不会比今天的北方乡镇更大。

据说，努尔哈赤这个名字在女真语中是“野猪皮”的意思，他的同胞弟弟舒尔哈齐则是“小野猪皮”，另一个弟弟雅尔哈齐意为“豹子皮”，他的儿子、大名鼎鼎的多尔衮名字是“獾子”的意思，嫡长孙杜度则意为“斑雀”，外甥库尔缠意为“灰鹤”。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如此钟情和热爱动物，必定与他们依赖渔猎维持生存有着密切关联。

同时期的史料显示，在努尔哈赤生长的时代，已经有女真人从事农耕，不过，更多的女真人可能更喜欢那种奔放豪迈的渔猎生涯。

十岁那年，努尔哈赤的亲生母亲去世了。

对于这个少年和他的同胞弟弟舒尔哈齐、雅尔哈齐来说，这个打击应是至为惨痛。此后，他们的继母以不那么贤淑的行为，令他们再受创伤。为此，他们可能吃了不少苦头，以至于多年以后努尔哈赤都不肯原谅他的这位继母。

于是，《清史稿》在对于这位女士只有几行字的简短记载中，还没有忘记指出：她对努尔哈赤不好。努尔哈赤回忆说，自己年纪不大就必须上山采蘑菇、挖人参、下河捞鱼、拼命打猎。他可能必须学会忍辱负重，学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这一点，在他早期与明朝的关系中，可能发挥了绝大的作用。

女真人的财产继承制度与汉族人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他们实行的是“幼子守产”制度。年纪大的兄长成家后，就要分出去单过。因此，努尔哈赤十九岁时便分家自立门户。在今天看来，这个年龄不大，但在当时，十四五岁就算成年，可以娶妻生子了，十九岁已然老大不小，早就应该成家立业。《清史稿》作者继续抱怨说，分家时，唯独大清朝的这位创始人分到的家产最少。

这种比一般孩子更多的磨难和历练，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他那不顾一切，甚至时常是不择手段的奋斗，包括他极端而多重的个性。

在中国流传的人生格言中，有“少年得志大不幸”之说，意思是：优越的青少年生活，培养不出有出息的男子汉。只有那些在青少年时代经受过生活磨炼的人，才有可能立志、成才。

现代心理学研究则表明：那些自幼失去母爱并感受到生活不公正的人，成年后，感情倾向容易变得强烈而偏激，他们对于生活中残忍而冷酷的事物具有更强的心理承受力。在未来的岁月中，以这样的视角观察努尔哈赤兄弟，会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心有戚戚焉之感慨。努尔哈赤的继母大约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个粗俗妇人的短浅见识，竟会成就了一位改变中国的大人物。

从十九岁到二十五岁，努尔哈赤在江湖上闯荡，大约承受了诸多生活磨炼。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努尔哈赤就是在此期间投奔了对他一生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大明帝国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可能在李成梁身边，受到了军事才能上的培养与熏陶。

大明万历十一年 （公元1583年） ，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被误杀，成为明清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在任何时代，似乎都没有理由阻止努尔哈赤讨一个公道。从此，努尔哈赤高举大明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大旗和为祖父、父亲复仇的利剑，纵横于白山黑水之间。终至将女真人统一到了他一家一姓之下。三十六年间，他的剑锋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目标，直到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打击更大的目标——大明帝国时为止。

这样的事实表明：祖父和父亲被误杀，对于努尔哈赤的事业来说，实在不是件坏事，这一事件为他换回来了足够多的、极其宝贵的政治资源，其中包括帝国政府对他的歉意和补偿，包括使他获得政治地位和发展军事力量的理由，包括得到大明帝国辽东最高军事长官李成梁长期的支持，甚至还包括他力量足够大了之后与帝国反目成仇的理由。

三十六年之后，努尔哈赤就是这么做的。

平心而论，帝国为努尔哈赤失去亲人的悲恸付出的代价称得上是高昂了。如果再加上本人的才华与能力，几乎提供了努尔哈赤实现雄心大志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最后剩下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所必需的运气。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努尔哈赤的运气太好了。

尤其是大明帝国晚期政治上的腐烂，使努尔哈赤在差不多完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做完了他想做的一切，使他能够在只有十三副盔甲、一二十个人的情形下顺利开始自己的事业，并长达三十多年。

人们传说，努尔哈赤特别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可能是真的。他尤其喜欢使用偷袭、长途奔袭、疑兵与埋伏、里应外合等战法，看上去相当精彩，既很像那些古代故事，似乎又有点儿李成梁的影子。这种军事训练使他在统一女真的漫长岁月中，受益不小。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努尔哈赤身经百战，除了最后一仗败给袁崇焕之外，一生没有打过败仗。是否如此，姑且存疑。

有证据显示，与那些生理心理正常、自我感觉良好的男士一样，努尔哈赤对于美丽的异性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克制。他可能是十几位妻子的丈夫——至今没有人能够准确说出他究竟有多少个妻妾妃嫔，他还是十六个儿子和八个女儿的父亲。

他可能是一位感情热烈而奔放的男人，有时这种感情会表现得偏激而暴烈。与他同时代的一位观察家指出：“酋长努尔哈赤为人多疑、狞厉、威重、暴烈，那些素来亲近昵爱的人，比如妻妾、子女等，一旦稍有忤逆，即加杀害，所以没有人不畏惧他。”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从这样的角度观察，他显然是一个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甚至达到了特别偏执的程度。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有机会看到：他众多的妻子、儿子、弟弟中都有人死在他的手下。这一再证明，做这种人的亲人是一件很不好玩的事情。

他具有典型的多重性格，在不同的方向上，都会表现得十分突出：陷入感情纠葛时，他狞厉暴烈，十分可怕；一旦感情与他从事的工作发生冲撞时，他会立即表现得冷静而理性，同样很可怕。

对于这位好汉来说，父子、兄弟的骨肉手足亲情，朋友、同事、战友的友爱之情，夫妻、男女、情人之间的爱恋之情等等，都是次要的，必须服从他所要做的事情。这时，在他身上，便完全没有了感性和理想化的色彩，他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极端现实主义者。

在这种时刻，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与甚少考虑人性因素的政治文化传统，便严丝合缝地连到了一起，构成了以冷酷和暴虐为主的多重性格。他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同胞弟弟、两个侄子，对于辽东汉人实行种族灭绝式屠杀，鼓励亲生儿子杀死自己的母亲，临死时留下遗言杀死自己最喜爱的女人，为这种冷酷和暴虐提供了很难辩驳的例证，令我们对于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天性凶残，不抱有幻想。

从大明万历十一年到大明天启六年 （公元1583—1626年）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族、对抗大明帝国的努力历时四十四年。

如果从时间参数上看，人们有理由在比较中怀疑努尔哈赤的政治、军事才能——他折腾事儿的时间似乎过于漫长了些。

这种看法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但对于努尔哈赤似乎有欠公允。原因是，努尔哈赤面临的局面过于复杂。此时，大明帝国尚未天下大乱，尽管只是凭借惯性在活着，但它毕竟没有死，它那天朝上国的庄严假象还足够吓人。这种情形，使努尔哈赤周围布满了虎视眈眈的敌人。

粗粗看上去，他们哪一个的力量都不比努尔哈赤弱，如朝鲜，如蒙古各部族，还有努尔哈赤同一种族的其他女真兄弟。他们中的任何一家都有可能得到大明朝的支持，从而令努尔哈赤处境险恶。

为此，努尔哈赤处理得十分艰辛。

一方面，他频繁出击，用暴力摧毁、武力胁迫和利益诱惑，将那些女真部族兄弟强力整合到自己的麾下；另一方面，他要让那些暂时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制服的兄弟感受到自己的善意，而不是威胁。

于是，他需要与他们结盟、对天发誓和联姻——将自己的女人们嫁给或许诺嫁给对方，将对方的女人们娶来或许诺娶她们等等。

这样建立起来的联盟十分脆弱，常常今天刚刚杀马杀牛地对天盟誓，或者刚刚为新婚夫妇百年好合、白头到老干杯，转过脸去就发现对方或自己需要毁约了。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多种多样。努尔哈赤认为：大明帝国明里暗里发挥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对此，只要读一读他的众多谈话和文告，就会一目了然。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频繁的战争、结盟、背叛，再战争、再结盟、再背叛中，努尔哈赤十分细心地呵护着大明帝国君臣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使事情变得十分圆满——继祖父和父亲被误杀而袭任建州左卫指挥使之后，李成梁将军在第一次离开辽东总兵任之前，又帮助努尔哈赤获得了帝国政府册封的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一职。几年后，努尔哈赤以“为帝国保卫边疆的功勋”，被封为大明帝国“龙虎将军”。这是一个正二品的崇高头衔，据说历史上的女真族人中，只有很少几个人得到过这样的荣耀。努尔哈赤的道行不可谓不深。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对努尔哈赤的道行建立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就是关于东哥的故事。

在晚明前清时代的女真部族中，东哥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她对当时女真各部族之间的风云变幻起过重大影响，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

东哥的遭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古希腊美女海伦的故事。东哥是女真叶赫部酋长的女儿，据说，这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用中国古代文人最喜欢的说法形容，大约有羞花闭月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号称叶赫第一美女或女真第一美女。

与那位西方美女比较起来，东哥的命运要悲惨得多。

原因是，海伦虽然导致了血流成河的特洛伊大战，但毕竟享受到了真挚深切的情爱。而东哥则在她父亲和哥哥两代叶赫酋长手里成了一个政治筹码，在不断挑起女真部族间的攻伐仇杀中，蹉跎了容貌美丽、情感丰富的青春岁月。

据说，东哥只有十岁左右时，作为叶赫部酋长的父亲就把她许配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也为此送了数量不菲的聘礼。长大后，东哥出落得明艳不可方物，成了闻名遐迩的美人。在此期间，作为海西女真之一的叶赫部落却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成了势不两立的冤家；更糟糕的是，东哥的父亲偏偏在战争中死在了努尔哈赤部下的手里。

于是，虽然还没有婚嫁，但本来可能成为一对佳偶的东哥与努尔哈赤，如今成了地地道道的怨偶。情感强烈的东哥甚至放出狠话：她愿意嫁给一位英雄，只要这位英雄能够杀死努尔哈赤。

此后，在大明帝国的支持下，叶赫部落与建州部落长期对峙。

此时的叶赫部落酋长布扬古是东哥的哥哥，大约出于下列两种考虑，一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二是羞辱和刺激努尔哈赤，布扬谷不停地将自己的美貌妹妹许配给那些实力强大的部落首领，一再令努尔哈赤感受到刻骨耻辱和愤恨。而那些大部落首领，也都很仰慕东哥的绝代风华，以能够娶到这位美丽女子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

就这样，叶赫部落的首领，把自己美丽妹妹的价值发挥到了极限。那些大部落首领则宁要美人，不要江山，或至少是不在乎为美人而面对战争，结果引发众多纠纷。女真海西四部中实力强大的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相互之间钩心斗角，实力大为削弱，可能都与这位东哥有关。最后，这些部落先后被努尔哈赤灭掉。

显然，东哥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分量不轻，否则，他不会为此一次次大动干戈。因为，他所面对的那些部族，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实力并不比他弱。这位女真好汉可能确实很在乎这位美丽的女子。或者，也有可能，他更加在乎这种动武的绝好借口。

韶华易逝，转眼间已是大明万历四十三年 （公元1615年） 。这一年，努尔哈赤正式完成了八旗制度。此时，东哥已经三十三岁，成为当时人们口中的“叶赫老女”。她以自己的命运，为我国古老成语“红颜薄命”做出了精准的注释。偏偏事情还没完。这一次，她不由分说地被他哥哥远嫁给了一位蒙古王子。

面对这真正的羞辱，努尔哈赤的表现十分耐人寻味。

以前，每当东哥被重新许配一次时，努尔哈赤通常都会情绪激动地严正警告那些打东哥主意的家伙，提醒他们注意自己东哥未婚夫的身份。当这种提醒被严重忽视时，他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战争。事实上，对于处心积虑的人来说，这的确是发动战争的极好理由。

然而，这一次，他不但没有去寻那蒙古王子的晦气，还言辞动人地制止了弟兄们动武的冲动。

此时的蒙古部族，分裂成了许多不相统属的分支，他们虽然早已不复成吉思汗的雄风，但仍然是一支不可小瞧的力量。

他们当中，有一些站在大明帝国一边对付努尔哈赤；还有一些，则帮助努尔哈赤和大明帝国作对。于是，争取与他们建立尽可能广泛的盟友关系，就成了大明帝国和努尔哈赤谁都不敢掉以轻心的大事。这应该是努尔哈赤放过那位蒙古王子的真正动机。

而对于叶赫部落，情形就要复杂得多。

当年，叶赫部落的老酋长、东哥的父亲被努尔哈赤的部下杀死时，据说为了表达歉意，努尔哈赤曾发誓在若干年之内不对叶赫部落动武。是故，以往东哥被许配给其他部落首领时，努尔哈赤只对付那些部落首领，从不找叶赫部落的麻烦。这种说辞很动人，很煽情，将努尔哈赤表现得仿佛一诺千金的好汉。但是，这种说辞很有可能不是事实。

因为，这里显然忽略了一个因素：在相当长时间里，叶赫部落的力量比努尔哈赤要大得多，而在努尔哈赤成长得足够强大时，叶赫部落又得到了大明帝国明确的支持。因此，在努尔哈赤下决心公开与大明帝国为敌之前，对叶赫部落，他难免会有很深切的投鼠忌器之感。

事实上，他曾经多次试图对叶赫部落开战，最后，令他克制住自己的显然不是什么承诺，而是实力对比上的综合考虑。

在很多时候，打量政治人物和打量商人时的道理是一样的，只要将利害得失上的算计和时机上的考虑放在第一位，大约就不会离题过远。

这可能是努尔哈赤长时间隐忍不发的主要原因。

面对东哥被改嫁蒙古王子这一事实，努尔哈赤身边的人怒不可遏，强烈希望出兵征讨叶赫，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代价。努尔哈赤则表现得极为冷静、理智。为此，他曾经长篇大论地说服那些怒火万丈的战友，劝告他们不要为了一个女人而打仗，特别是当这个女人背后站着叶赫部落与大明帝国时。他特别清醒地提醒自己的同志们：我们的粮食储备不够，现在肯定不是对叶赫与大明开战的好时机。

他嘲笑那些满腔怒火的人说：按理说，我是当事人，我要是因为愤怒想去打仗，你们都应该劝阻我才对，现在怎么变成我置身事外，你们反倒固执己见呢？努尔哈赤还针对东哥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因为这个女人，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都灭亡了，她使各部落不能和睦相处，兵连祸结，达于极点，这样的女人不会活很久的。结果，努尔哈赤一语成谶。东哥嫁到蒙古部族后，仅仅一年真的得病死了。

事实上，努尔哈赤在内心深处是应该感谢东哥的，因为这位女子为他提供了太多发动战争、灭掉其他女真部族的理由。

三年后，当努尔哈赤认为自己准备好了，决定对大明帝国宣战时，在他发布的伐明檄文——《告天七大恨》中，有四条大恨是针对大明帝国支持叶赫部落的。其中，东哥事件被他单独列为一条大恨，申诉给上天，作为他向大明帝国宣战的理由。

努尔哈赤做得真够可以的。

大明万历四十四年 （公元1616年） ，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后金国，定赫图阿拉为首都，定年号为天命元年，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全称是“覆育列国英明汗”。此后，他再也没有改变汗王的称呼。

此时，他早已不是三十三年前的努尔哈赤了。

那时，他的势力范围可能不会超过今天北方一个乡镇，如今，除了受到大明帝国坚决支持的叶赫部落，他已经差不多统一了整个女真民族。他的马鞭挥舞起来，已经可以指向今日中国东北方向的——北起外兴安岭、西到贝加尔湖、东临鄂霍茨克海、南到日本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即使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要到他的儿子皇太极时代才最后完成。

至此，他的确有理由也有资格蔑视身边那个庞然大物了。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 （公元1618年） ，已经年届六十岁的努尔哈赤，终于不再对自己的真情实感做任何掩饰——

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了著名的《告天七大恨》文告，宣布：大明帝国根本就是女真人所有苦难的根源。这时，假如有人询问努尔哈赤，他一生中最为痛恨的人或事是什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大明帝国和那些汉人。

努尔哈赤的这种感情并非全无道理。原因是：帝国政治中的一切权谋智术、阴毒狠辣并不仅仅是针对汉人的，在对付异族时，这些招数使用得可能更加彻底、更加无所顾忌。在那些堂皇官修正史中，谈到对付边疆部族时，“捣巢”、“灭之”、“斩杀”、“犁庭扫穴”之类的字眼几乎比比皆是。由此，仇恨应该不难累积起来。

汉人长期以来，坚定地以天朝上国、上帝宠儿自居的心态，令“奴虏”——努尔哈赤们感受过多少屈辱，似乎也很容易想见。在当时的汉语资料中，就连努尔哈赤的名字，都要写成——奴儿哈赤。这种无聊的心态，确曾是当时帝国臣民中的普遍情状。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努尔哈赤的痛恨之情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的核心治国理念是，“诛戮汉人，抚养满洲”。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六十四卷）

贯彻这一基本国策的实施细则，则大体可以用两条概括：

其一，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主，辅之以暴力胁迫其为奴；或者反过来即为其二，以暴力胁迫其为奴为主，以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为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情境下，这两种方式被交替使用着。有证据表明，这一治国理念和政策确曾得到过坚定的执行并持续了很久。可能直到努尔哈赤死后，才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得到改变。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有一个作用力，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其当时，努尔哈赤这种过激反应，大约可以反证他们曾经遭受过痛苦与屈辱的深重程度。

然而，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当时辽东地区的人口分布，汉族人口约占90％上下，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口约为10％左右。为了抚养10％的同族人口，屠杀90％的异族，即便是怀有深仇大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此种情形都很难被认为是富有胸怀和智慧的表现。若仅仅因为有能力、有实力杀人，或者叫富有军事才华，便要被颂扬为“伟大”或“雄才大略”的话，这种赞美甚至这些词汇本身，也就足以令人作呕了。

应用上述史实，已经大体可以知道，为什么努尔哈赤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三十六年，尚且不能完全统一女真各部，经过四十四年，还无法迈过宁锦防线，进窥山海关了。这样的统一战争，若打起来不艰难、经历的时间不漫长的话，也应该叫没有天理了吧。

知道了上述情形，自然也就不难了解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秘密了。

在努尔哈赤时代，女真人主要以渔猎为生，在山林水草肥美之地，各随血亲族党屯寨居行。女真人不论男女都必须参加射猎，只留养育婴孩的妇女留守驻地。其谋生技能与军事技能相一致，生活形态与战争形态相一致，生产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遂形成全民皆兵的社会。他们不同部族之间各居一方，彼此间视弱肉强食为常态，不同族群间同类相残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或特殊的心理障碍。

女真人行猎时，采用群体围猎的方式，经常以十余人为一个射猎单位。

他们每人出箭一支，各自说明其射猎计划，为众人所赞成者，就被推举出来，负责掌握所有箭矢的分配和使用，成为该团体的指挥者。其余人必须服从调度，不许离队越伍擅自行动，否则指挥者有权力将其处死。女真语称此小组为“牛录”，据说是“箭”的意思；称众人推举的指挥者为“额真”，意思是“头儿”、“主子”。射猎结束后，猎获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牛录遂成为血亲族党部落的基本射猎单位，既适用于针对大自然的战争，也适用于针对人类的战争。

每年秋季，野兽即将过冬而最为肥美之际，人们将进行一次大规模围猎，部落中所有牛录均须参加。届时，每牛录各出箭一支，选出一个大“牛录额真”，为此次大猎之总指挥。女真语称此大牛录额真为“甲喇额真”。围猎结束后，所有猎获物按照参加围猎的牛录数量平均分配。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其组织、协调、指挥、管理、后勤保障、训练、战利品分配等等原则，差不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

大明万历二十九年 （公元1601年） ，随着战争和军队规模的扩大，努尔哈赤将此“牛录”与“甲喇”正规化为军事制度，规定三百人为一个牛录，五个牛录即一千五百人为一个甲喇，五个甲喇即七千五百人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识。这时，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固山，分别使用红、黄、蓝、白四种旗帜，于是，固山就在汉语中翻译成了旗。此时，努尔哈赤拥有大约三万兵马。

十四年后，即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应军事发展之需要，努尔哈赤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增加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八旗遂成定制。由此推算，当时，八旗部队的编制大约为六万人马。上述八旗旗主全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并世袭，早期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并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元勋们，或者陆续死去，或者被边缘化。

八旗组织不单纯是军事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司法组织、民政组织等等，举凡财富分配、司法审判与裁决、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动员也全部完成于八旗体制之中。于是，有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根本就是努尔哈赤确定的一种“国体”。

在努尔哈赤的主导下，女真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等全靠军事维持，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战争和抢掠，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战场上的收获。

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

就此，牛录制度发展为八旗制度，渔猎部落的基层组织一变而成长为后金国之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被称之为旗人。他们全部被纳入八旗之中，分属各自的旗主所有或管辖。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汉大臣与士大夫虽然无须在皇上面前自称“奴才”，但此种观念，却似乎深植进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之中，以至于直到今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还要让他们口口声声称呼自己为奴才。

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不必说西方世界，仅仅我国秦汉以降的游牧渔猎民族，比如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乌桓人、西夏人、北宋时期的女真人和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直到努尔哈赤，大体都有过不但“神似”，而且就连“形”也很类似的组织。甚至在对待头发的处理上，他们都大致相同或者相似：前边大部剃光，仅留周围或后部的头发，或用帽子盖住，或者编成辫子，垂在脸旁脑后。他们中的大部分，经常会在一个出色领袖的率领下，以极快的速度崛起，排山倒海般扫荡马蹄践踏过的土地，然后又以极为神奇的速度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学者指出，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组织形式，甚至包括对头发的处理。

与那些古代英雄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假如从某种概念出发，一定要将其认定是独特的创意、突出的贡献和伟大历史功绩的话，自然也无不可。

事实上，八旗制度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战争胜利后，当八旗勇士们兴高采烈地将掠夺来的财富、奴隶、牲畜分成八大堆，然后再行瓜分时，就注定了这种制度嗜血的天性。

这种天性热烈而神秘，具有激动人心的功效，其从亢奋转向恐怖经常只在一瞬之间或者一念之间。

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胞弟弟。在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兄弟二人并肩作战，相濡以沫，努尔哈赤的基业有弟弟的不少心血。

据说，有人曾经在舒尔哈齐家的门上，看到过一幅汉字书写的残破对联。上联曰“迹处青山”，下联曰“身居绿林”云云，表明此人颇有汉家文化之风致。这位身居绿林的好汉大约十分勇敢善战，因此，曾经是著名的巴图鲁，并始终被看作是仅次于努尔哈赤的第二号人物，多次代表建州部落前往北京朝贡，与帝国朝野上下有着广泛交游并颇受礼遇。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导致他之后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

舒尔哈齐从失去地位到死亡的过程高度诡秘，大约是大清帝国最不愿为人所知的最高机密之一。是故，在翻检有关史料时，阅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完全无法明白：这样一个声威显赫、地位仅次于最高统帅的人，怎么会时不时就要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受到侮辱，并被夺去兵权，如此彻底地被边缘化。

这种情形不太可能令人满意。据说，舒尔哈齐感到生不如死，于是打算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努尔哈赤立即杀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将舒尔哈齐的家产全部没收，把一个忠实于舒尔哈齐并可能很勇敢的军官，吊在树上活活烧死。

目前，没有人知道舒尔哈齐究竟是怎么死的。有研究者根据努尔哈赤的一生行事风格，断言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

如果说舒尔哈齐死得足够蹊跷诡秘的话，还有一个人的死就称得上是彻底地蹊跷诡秘了。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妻子、他的元妃佟佳氏。这位女士为努尔哈赤养育过两个孩子——嫡长子褚英、次子即后来的大贝勒代善。

仅仅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断言：佟佳氏必定对努尔哈赤的早期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奇怪的是，这位努尔哈赤的原配夫人、两个具有崇高地位和影响的儿子的母亲，竟然在历史上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舒尔哈齐在《清史稿》上好歹还有大半页纸的传记，而这位佟佳氏则只有一行字的记载，曰：“元妃，佟佳氏。归太祖最早。子二：褚英、代善。女一，下嫁何和礼。”她的身世如何？她的一生怎样？她的性情与为人有什么特点？她到底出了什么事？甚至她死后埋在哪儿？等等等等，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这种历史也算得上是混账透顶了。同样可以断言的是：其中一定隐藏着与努尔哈赤有关的不可告人的重大机密。

佟佳氏的命运，可能极大地影响了她的两个儿子。褚英的乖戾和不可理喻，代善的庸懦和凡事忍让，应该与他们的母亲有着绝大关系。

褚英是努尔哈赤与佟佳氏的嫡长子，幼时曾经被送到李成梁处充当人质，长大后号称能征善战，多次立下显赫的功勋。因此，努尔哈赤曾经让他代理国政，看上去很像是要培养他做接班人。结果这位褚英很快以自己的作为，让他周围几乎所有人感到恐惧和愤怒。

当褚英的母亲可能失去了影响力时，这些手中掌握了不小权力的亲贵，便觉得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向努尔哈赤控告他的儿子。

据他们说，褚英至少有三点令人厌恶的罪行：

其一，他企图使这些控告他的人——除了他的弟弟们之外，全部都是努尔哈赤最信任的人——彼此之间失去信任与和睦。

其二，褚英对于通过战争获得财富已经不能满足，他还要不停地勒索弟弟们的马匹和财物。

其三，当周围的人使他感到不愉快时，他曾经不止一次放出狠话，说是等自己继位之后，就要干掉那些让他厌恶的弟弟和大臣。

努尔哈赤十分烦恼，采取了让他闭门思过的措施。据说，在此期间，褚英做的事情是——祷告上天，诅咒父亲和他不喜欢的人快点儿死。于是，努尔哈赤下令将他圈禁在四堵高墙之内。不久，将他处死。

佟佳氏之后，努尔哈赤的第二位大妃是富察氏，有人称呼她为衮代皇后。她为努尔哈赤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四大贝勒之一、著名的三贝勒莽古尔泰就是这位衮代的亲生儿子。

努尔哈赤起兵不久，衮代便成为他的妻子之一，与他患难与共，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清史稿》中记载：当九部联军前来攻伐努尔哈赤时，这位衮代夫人担心努尔哈赤胆怯，焦虑得寝食不安。

从中可以看出，在努尔哈赤创业之初，这位女士曾竭尽全力支持过丈夫的事业。因此，至今在东北满族地区流传着不少关于她的传说。可见，这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

努尔哈赤成为天命汗之后第五年，年近五十、已经色衰的衮代突然获罪，被努尔哈赤下令离弃。不久，她的亲生儿子莽古尔泰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妈妈。而且，不久这个恶子便被努尔哈赤封为四大贝勒之一，成为后金主持国政的最高决策层成员。这使人有理由怀疑，努尔哈赤与这桩恶行有关。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以他的遗命为由，杀死了努尔哈赤生前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为他殉葬。从努尔哈赤的品性与为人上考察，他十分可能留下这样的遗命。这样做，和女真人的生死观念、丧葬习俗也颇为吻合。与中国历史上那些类似或坏得多的宫廷烂账比较起来，这应该算不上是特别恶劣。

在大清朝历史上，出身叶赫部落并值得特别关注的人不少。除了那位东哥之外，叶赫部酋长的另一位格格孟古，也颇为不凡。这位人称孟古姐姐的格格，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并且可能曾经深受努尔哈赤的喜爱。她是皇太极的母亲。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汗位之后，将大金国的汉语国号改为大清国，并正式称帝，成为大清朝理论上的第一位皇帝。他的母亲孟古格格被追认为努尔哈赤唯一的皇后——孝慈高皇后。由此，这位出身叶赫那拉氏的孟古也可以被看成是大清朝的第一位皇太后。

孟古格格生活得很不幸：努尔哈赤是她的丈夫，叶赫部落是她的亲人和家乡。前一位叶赫部落酋长是她的堂哥，死在努尔哈赤的部下手里。这还不算，努尔哈赤下令将她堂哥的遗体劈成两半，只将一半还给其亲人。在笃信人死之后有灵魂可以转生的古代，这种做法的意思就是让你永远不能超生，在当时算是狠毒残忍到家了。

叶赫部落酋长金台吉，对抗努尔哈赤，兵败后纵火自焚未死，被努尔哈赤下令用弓弦绞死。两家结下的应是血海深仇。但是，叶赫部落的人仍然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除孟古可以被看成第一位皇后——皇太后之外，清朝的最后一位孝定皇后——隆裕皇太后也出身于叶赫那拉氏。康熙朝重臣明珠是叶赫部落酋长金台吉的嫡系孙子，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则是整个大清朝享有盛名的满族第一才子；鼎鼎大名的叶赫那拉氏慈禧，在世界范围内可能是大清朝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了，虽然不见得是好的知名度。

这种情形似乎蕴含了某种特殊的政治遗传基因密码，表明女真人并不以种族仇恨为政治分野的依据。

据说，金台吉自焚时曾发出毒誓：哪怕我叶赫部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你爱新觉罗。这句话似乎成了魔鬼的诅咒。二百多年以后，当大清朝葬送在慈禧老太太手中时，曾经有人油然想起这句不祥的咒语。

在血腥和杀戮中发育出来的制度，势必需要血腥和杀戮方能维护。

平心而论，和那些古代游牧民族的英雄如成吉思汗等人比较起来，如果一定要找出努尔哈赤究竟有什么长处的话，大约只能说，他很幸运，因为他有两个不错、或者说是优秀的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

除此之外，真的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地方。假如不是因为这两个儿子，他和他的什么八旗制度可能像“四长制”、“大人会议”之类一样，早就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里面了。

大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 （公元1625年） 努尔哈赤下令迁都，将首都由辽阳迁到了当时还不到辽阳一半大小的沈阳。

努尔哈赤迁都的理由特别有意思。他说：“沈阳四通八达，如果想向西讨伐大明，渡辽河，路直而且近；要想向北征伐蒙古，两三天路程就够了；若是南向进攻朝鲜，走清河一路即可。沈阳的浑河与苏子河相通，在咱们老家苏子河源头伐木顺流而下，木材都用不完；想出游打猎，这儿山近野兽多，而且河里的鱼虾之利也可以兼收并蓄矣。”

就这样，前一半，表现了一位游牧渔猎部落酋长成为后金汗国汗王的雄心勃勃；后一半，则从后金汗国汗王退回到了一个游牧渔猎部落酋长。

事实上，这就是努尔哈赤。他到死也没有完成从一个部落酋长到一位政治家的转变，更遑论伟大的政治家了。

其实，与其花时间讨论努尔哈赤及其八旗制度究竟为历史贡献了什么，实在不如深入考究一下：为什么大明帝国——一个发育得如此成熟、如此富庶、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饶、自我感觉又如此之好的国家，怎么就会被一个人口还不到自己的百分之一、文化发展刚刚离开渔猎时代、起家于穷乡僻壤的半原始部落，搞得如此之狼狈，最后竟至万劫不复？ 8uGTCBvQNVleCdxcMJHjLP0Aojl4F0FnxAdhZ83Tk6djdsSqfXEMI3Rn25+6zO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