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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突变的时代成就了华君武。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从西洋引进的漫画艺术仍处于襁褓之中，以摩登上海为代表的大都市为这种快速消费式的艺术提供了媒介载体和消费人群，可从事这一行业的也不过只有寥寥几人，画的也大都是些超脱快活、事不关己的小品式漫画。在上海期间，华君武大量地向前辈学习，通过学习别人的绘画技术加入自己的特点，因为“与同时代的许多画家相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确有许多不如他们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如果有人要问我的长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扬长避短。”最终，他决定独树一帜地创作大场面的绘画，上文也提及过他的《一二·九》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别人的肯定，慢慢在漫画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除了上文提及作品之外，华君武创作的大场面画还有很多，比如《捉一个偷铜勺的小贼》，画面中人山人海，而且都是拿着枪的宪警，这未免有些夸张，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出动这么大的警力是不是小题大作了呢！当然，我们必须了解此画创作的时间，那是1935年，这幅画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下，广大百姓民不聊生，生活和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后来，华君武的大场面漫画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上海期间，他还陆续创作了如《看杀头》、《妈的，挤什么？》、《片段的都市史料》、《黄包车》、《他的车子找不到了》等一系列的大场面漫画。虽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我却撞上了艺术需要的创作性。”但事实就是他依靠大场面漫画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出名了！
1936年夏季，由《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的漫画家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黄苗子、王敦庆发起，向全国漫画界同仁征稿，搞一次全国范围的漫画展，还为此成立了一个筹委会，当时年仅21岁的华君武也荣幸接到聘请，与丰子恺等30人一同成为筹委会委员。筹委会先后收到２０００多幅作品，最后选定６００余件作品参展。漫画展于1936年11月4日，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四楼正式展出，原定的展出时间也由5天最终变为3周。
作品后来又陆陆续续到南京、苏州、杭州展出，但第二年到华南展出时，因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大部分作品在广西一个县流动展览的途中被日军飞机炸毁。值得庆幸的是，1936年11月，《漫画界》曾出版了一期美国展专号，收集了83位作者的201幅作品，其中就有华君武的《男女平等》。
随着中日关系的日益紧张，在当时上海的虹口日本租界里，日本兵耀武扬威，他们在陆上驻扎军营，黄浦江里到处停靠着挂着“膏药旗”的日本军舰，俨然上海马上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他们常常编造他们的人在中国“失踪”的谎言，以此当做制造事端的借口。华君武读小学时曾随老师参加到日本领事馆抗议反对“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等的活动中，因此在少年时代就有了爱国主义思想。1936年，气愤不过的华君武画了一幅题为《“报告，我何时失踪？”》的漫画，发表在上海《辛报》上。画面上，一个胖胖的小兵问挎着日本刀、戴着眼镜、蓄着典型日本小胡子的军官：“报告，我何时失踪？”大家一看便可知这幅漫画是讽刺日军的。刚到上海时的华君武思想倾向并不那么明显，他创作的诸如《学生运动余味录》、《看杀头》等都是些反映小市民生活的漫画作品，幽默而又诙谐地描绘社会的众生相，为上海报刊的广大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趣闻笑料。但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化，华君武手中的笔也开始了它新的描绘方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那隆隆的炮火声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漫画家们迅速行动起来，以中华全国漫画家协会为母体，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创办了会刊《救亡漫画》，并庄严宣告：准备与日本侵略者做一回殊死的漫画战。华君武是《救亡漫画》的编委之一，他在该刊上发表了《骨灰瓶作沉默的凯旋》，画日本入侵中国的结果只能是由许多装着日本军人骨灰的“骨灰瓶”打着他们的“膏药旗”滚回他们的老家去，预示着侵略者必将以失败告终！
●《“报告，我何时失踪？”》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爱国之情不断被局势所激发。华君武的漫画，开始涉及政治时事题材，并且极富有战斗性，逐渐形成了尖锐、辛辣和深刻的风格，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将发挥它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华君武在上海求学三年，后又在静安寺西路一家银行当了两年的小职员。银行经理对职员飞扬跋扈、傲慢无礼，让他们每天必须工作12个小时，老板丑恶的嘴脸让华君武心生厌恶，便画了一幅老板猪头人身的漫画在报上发表。华君武自己说：“我还不能看到社会黑暗的深处，但世态的炎凉、吃施粥的贫民、高等华人的嘴脸、西崽洋奴的卑劣、达官贵人的无耻，已使我这个青年人感到社会之不公、国家之危急、个人前途之渺茫。”1938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占上海，上海沦为孤岛，华君武等成了亡国奴，他最终下定决心离开上海，寻找自己的一条新路。这期间，他也看过一些进步书籍，最吸引他的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是好友黄嘉音借给他看的。从中他知道了中国有一部分人和军队在为推翻旧中国而奋斗，知道在延安，人们过着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于是，1938年，华君武与银行的储蓄部经理大吵一架，发泄完两年的压抑，一甩手，推开门大步走了出去，在别人的帮助下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最终到达延安，开始了崭新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