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导言／／

与以往的课堂教学不同，这学期，我希望同学们作笔记。因为今年的教学软件我使用了iPad，它很小巧（对教师而言就很方便）但功能很弱，只能串行运算，不像通常的笔记本电脑那样可以“多任务运行”，手写的时候也不能像我们用黑板时那样可以写那么多字；我在这上面只能一页一页地放映预先写好的幻灯片。自2004年以来，我喜欢使用的“心智地图”软件（目前有三种这样的软件在竞争），现在尚未有iPad版本。心智地图的优越性在于，它可以表达网状的多因多果联系，于是成为PPT线性表达方式的必要补充。我授课的思路总是倾向于复杂和发散，所以心智地图对我的表达就特别有帮助。你们在网上可以免费下载的心智地图软件，最好的一种是Buzan's iMindMap 4.0，我很喜欢。其次，是微软公司的Concept Draw，表达方式比较僵硬。第三种是Mindjet Mind-manager 8.0，在博赞4.0之前，我用它绘制心智地图感觉很好，我推测，我们这门课目前“最资深”的助教丁建峰同学（他是我在北京大学指导的惟一博士生，并帮助我整理出版了《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至今仍使用这一软件。

我尝试了各种为iPad编制的手写软件，只有两种，我最喜欢。其一是“黑板”（Chalk Board 1.5），似乎是一家日本的公司研制的，手写的感觉最舒适，当然，一次不能写很多，充其量写二十几个字，然后拍照存档，擦掉之后，继续写。如图1.1所示，我希望你们作笔记，就是要记录这块黑板上每次出现的二十几个字。因为可写的字数很少，所以必须很重要才写。第一讲的标题页以及它后面三页幻灯片上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重要议题。由于重要，所以是我们后面将会多次遇到并反复探讨的。这也意味着需要采取熊十力先生谈到读书方法时所说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严肃态度。

双学位教育，我们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主修专业，以经济学为辅修专业。你们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试图理解同一门课程的最新知识和基本问题。这样的教育，注定了是跨学科的。跨学科教育是问题导向的。例如，你们最初遇到或可能提出的问题：经济学家研究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通常关注一个问题的哪些方面？他们的问题意识是怎样的？为什么他们被称为经济学家？我们说，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如果深入探究下去，都要触及“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以后我们会反复探讨这一问题）。那么，经济学家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与社会学家有何不同？与法律学家有何不同？与政治学家或人类学家有何不同？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与其他学科的专家不同。你们修经济学课程，其实最重要的是学习如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也就是要掌握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到这一学期结束时，我推测，或许，你们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现在你们未必能够回答。

社会科学家要解释的现象，有些像自然现象，很不像人文现象。但是社会现象的研究者不能如自然科学家解释自然现象那样建构一些单因单果的链条。社会现象是韦伯说的“多因多果”现象。请看图1.2，你据以开始你的解释的某些事情，很可能是你要解释的另一些事情的结果。

白色虚线（上方正中至右下侧的弧线）表示“现象”的集合，那里面标出了现象甲和现象乙（由于涉及更深刻的讨论，所以请你们不要思考怎样界定和区分不同的“现象”），甲和乙，例如，是统计相关的。让我们将场景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如果你是医生，你不妨想像，现象甲是“发烧”，现象乙是“拉肚子”。仅根据统计相关性，你无法判断究竟是发烧导致拉肚子还是拉肚子导致发烧。因为你知道决定了甲和乙的是另一些事情，如图示，在另一条虚线（左侧）范围内的不可观测的一些因素（我们称为“原因”），记作“A”，“B”，“C”。又如图，原因A和B共同决定了现象甲，并且原因B和C共同决定了现象乙。那么，当然甲和乙可能是统计相关的，如果原因B的影响很大。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是从现象甲和乙的统计相关性质，判断原因B或A或C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最不重要的，诸如此类。这是我们将要反复遇到的第一个议题，也是社会科学家面临的最根本困境。我记得韦伯就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困境，当然，如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韦伯是一个精神太敏锐的人，以致当他意识到社会科学的这一方法论困境时，不得不在七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忍受精神崩溃的危机并住在精神病院里。也就是说，世界的无限复杂性，能够让韦伯这样的杰出学者住进精神病院。但是出院之后，他写了最伟大的著作，以后有机会再介绍。

今天这一讲是“导论”。以往的五年，在行为经济学的这一讲里，我尝试过五种不同的开篇（导论）。去年的课程，我从这五个开端开始讲授，到学期结束时，我大概只有时间讲完这些开端。所以，我的经验是，与其同时有五个开端，不如武断地选择一个开端讲下去。但是如此便会遇到上述双学位教育的问题，因为不论我选择哪一个开端，总会有某些专业的同学对其更熟悉而另一些专业的同学更陌生，对于期末考试而言，这样的开端就显得不公平了。不过为了有时间讲完这门课程，我们只能接受某种不公平的开端。

行为经济学没有教科书，这是一项基本的事实。我们将要介绍或综述的这些文献，大约250篇（我替你们阅读然后融合在我的讲义里），涉及许多学科，目前尚未见到在这样广泛领域内令人满意的整合（教科书）。

上述事实，从学术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其实是很可理解的。首先，行为经济学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从而毫无定型可能的学科，故而很难在学术共同体内就一些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达成共识。这样的情形下，一位谨慎的学者当然就很不愿意撰写一部注定是短命的教科书。其次，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大学里渐趋严格的学术分工，演化至20世纪中期，使学科之间争夺资源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并由此而形成了包括论文发表数量在内的各种旨在客观测度科研和教学业绩的指标体系及与此相应的官僚化（旨在排除私人判断）的评价过程。为了获得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的机会，论文作者必须极大地限制自己的论域，力求使用最狭义的术语，从而避免通常并不熟悉相关专题的匿名审稿人的负面评论。于是，行为经济学对如我这样的旁观者而言，就有了强烈的支离感，它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完全不能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有一套令人满意的逻辑框架来容纳它所研究的现象。

以上述事实为前提，我们目前已有的行为经济学参考书或辅助读本，可列出几种。图1.3：《行为经济学新进展》（人民大学出版社有中译本），由凯莫罗（Colin Camerer）和另外两位重要的行为经济学家（罗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和拉宾[Mattew Rabin]）主编。我要介绍的不是这本书而是这三位主编。凯莫罗是加州理工（Cal Tech）的教授，也是行为经济学家公认的领袖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概率比较高，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实验经济学和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他的专著《行为博弈论》（ Behavioral Game Theory ），中译本也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凯莫罗是1980年代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博士，专业方向是“行为决策理论”，1990年代中期在加州理工任教至今。拉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讲座教授，1993年他是伯克利的经济学助教，在《美国经济评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博弈双方公平感对博弈行为的影响。2001年他因行为经济学研究而获得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一奖项当时还是每两年颁发一次，而且只是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才有获奖资格，所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获得克拉克奖要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难。为此，凯莫罗和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家萨勒（Richard Thaler，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领袖）2003年在《经济展望杂志》（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撰文介绍拉宾学术贡献。（图1.4）JEP是美国经济学会三大刊物之一（另外两份是AER和JEL，即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主要读者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故被称为经济学的“科普期刊”。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这两位作者特别强调，拉宾多年来在“伯克利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erkeley）任教，故不可能不关注道德问题（与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合作秩序在人类社会里的扩展过程”密不可分）。拉宾本科专业是数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博士学位是在MIT经济系完成的，然后就到伯克利任教至今。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自1960年代起就是美国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校园里洋溢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态度。今年秋季学期，拉宾在伯克利讲授的经济学课程（Economics 219A），名称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基础”。三位主编的第二位，罗文斯坦，是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心理学与经济学讲座教授。这所大学几乎可说是行为经济学的发源地，西蒙（Herbert Simon，1978年因决策过程的行为学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去世）在那里建立的学术传统承前启后，将1940年代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传统融入卡内基学院深厚的管理学和行为学传统，培养了诸如卢卡斯（Robert Lucas，理性预期学派领袖，并因此获得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新制度经济学的领袖之一，并因此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罗文斯坦比拉宾资深，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预期与跨期选择”。据拉宾介绍，他“无所不知”。

另一本参考书，《当代行为经济学手册》（图1.5，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Economics: Foundations and Developments ，Morris Altman ed.，M. E. Sharpe，2006），尚无中译本可用，收录了六十几篇文章。可是这些文章，在这样一个迅速发展和演变的领域里，不能成为“经典”，所以很快就显得过时，不能作为我们课程的主要阅读文献。

我们将介绍的，是最新发表的论文，通常是今年或去年发表的。在北大校园里，你们可以免费下载“Elsevier”服务器提供的近两千种英文期刊，可以检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各领域最新发表和（为防止学术作弊和审稿疏忽而提前数月挂在服务器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即将发表的论文。此外当然还有提供“过刊”的服务器“JSTOR”，可以检索以往远至维多利亚时代发表过的经典文献。我知道，你们不愿意读这样大量的文献。有时连我自己也有些厌烦了，每天浏览几千篇这样的文章，从标题和作者的姓名来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学术相关性，下载之后还要阅读。每天坚持这样的工作，坚持十年，我有些厌烦了。我的海量阅读最近几年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西方文献发表有一个大约“三年”的周期，我指的是从峰值到下一个峰值的时间长度。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每三年一次发表高峰。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上一次是2006年，更早的一次是2003年。至少在过去十年里，我观察，出现了这样的周期。当然，还可据此预期，下一次发表高峰期应在2012年。你们错过了，所以，去年选修“行为经济学”的同学们比你们更幸运，因为我为他们准备的文献几乎都来自那一次发表高峰期。我记得去年我们的关键词是“社会仿真”和“诺瓦克”（Martin A. Nowak，哈佛教授，生物学与演化社会仿真学派的领袖人物）。而2006年那次发表高峰的关键词是“脑科学”和“费尔”（Ernst Fehr，苏黎世学派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领袖人物，被认为有等于或高于凯莫罗的诺贝尔奖获奖概率）。如果还有同学听过我2003年的课程“制度分析基础”，那么他们应记得那一年我们的关键词是“桑塔费学派”及其“合作的演化”研究。

行为经济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行为”的经济学研究，当然，如西蒙曾嘲笑的那样，哪里有不研究行为的经济学呢？最初，大约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西方的学术版图里面有“行为科学”，另一方面还有“经济学”。稍后的学术演化中，这两方面的研究时有重合，例如“生育行为的经济学”和“犯罪行为的经济学”。故而大约在1980年代，正式地有了“行为经济学”。沿着它的传统溯源，我们知道休谟，尤其是他的挚友亚当·斯密，被认为是最初的行为经济学家。休谟和斯密代表了18世纪苏格兰启蒙时期道德哲学的“情感学派”，自然，在这一传统里包含着心理学与经济学在20世纪的融汇倾向。当代的行为经济学，被狭义地定义为“经济学”加“心理学”。

什么是“行为”？你们当中有许多物理学院的学生，请问，物理世界里有“行为”吗？按照我们日常语言的约定，既然是物理的世界，就只有运动而不会有行为。我们说“物体运动”或“质点的几何运动”，而不说“质点的行为”。那么，行为是不是化学的事情呢？你们会看见很复杂的化学反应，生命很可能就产生于这样的化学过程。这是一个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主题。我们常说“生命”是可以有“行为”的。也就是说，行为是生命的表征。从原核生物（procaryote）到微生物及至人类，只要有生命，就可以有行为。那么，我们怎样定义“生命”呢？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将有专门的讨论和解说。

现在我们可以将“行为”现象加以分类，例如，我们将行为划分为“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并从个体与群体这两个角度来把握和理解各种行为。个体性和群体性，这也是我们这门课将要采取的视角。我们力求兼具这两种视角，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行为经济学理解框架。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是个体主义的，也叫做“方法论个人主义”，他们优先研究个体行为，然后才考虑集结一群个体行为去试图解释群体行为。这样的问题意识使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清楚地区分开来，并因此而长期饱受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批评。请注意，我们这学期的行为经济学，是兼顾着个体与群体这两方面的行为经济学，或多或少，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来避免经济学的过于狭隘性，同时也避免社会学的过于宽泛性。

以上的阐述，我概括为图1.6的第一行字：“行为：个体、群体”。第二行的三个关键词是“价值、判断”和由它们导致的“选择”。但是有从第三行字发出来的两个关系链接：“心理”和“约束”，前者意味着影响价值和判断的心理因素，后者意味着对选择行为的约束条件。在心理因素与约束条件这一层次，我们可以界定或理解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写在“心理”与“约束”之间的括号内）。

第二行文字表明，行为的研究者——行为学已经有超过80年的历史，它进入经济学也已近30年了——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行为的主体，只要它有生命，它的行为便预设了一套价值和价值判断的评价系统。在这一体系的指引下，有“选择”行为。我问你们一个虽然不如刚才那个问题（即“什么是行为”）重要但具有第二级重要性的问题，丁建峰是我们这门课的老助教，刚才他同意我可以给学生“印象分”。就是说，在你回答问题时，我看着你的脸，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对你印象很好，你就可以得分。现在，请你们描述或给出定义：什么是判断？哲学系的同学不要举手，请社会学系或读过经济学的同学举手。……我只能等待一分钟，没有人举手。那么，请你们告诉我：什么是“选择”？这个问题比“什么是判断”容易。

你可以回答吗？我好像认识你。（全场哄笑）不过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在我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见过他的面孔（他是马列学院的研究生孙腾），现在他也来听这里的课？请你回答吧。……好的，你请坐吧，你的回答相当深奥，用到“格子”，你认为“选择”就是，将备选的事物，依照基于过往经验形成的某种既存标准，分别装进由于过往经验而事先存在的一套格子里的这样一种过程。我确实有一篇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定义和讨论了知识“格”的表达方式。不过，我现在的问题是关于选择而不是关于判断。我看见前排另一位同学举手了，我们请他（数学系刚刚毕业的研究生许彬彬）回答。……你现在的回答让我立即想到德布鲁的那本小册子（Gerard Debreu，加州伯克利的“大学教授”——有资格在各院系开课的教授，因一般均衡理论研究获得198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0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2004年去世。那本小册子是他1959年的博士论文《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化分析》）：可选方案相当于各种可能手段的集合，选出来的结果相当于各种可能目标的集合，在这两个集合之间有一个映射，称为“选择”映射。这位同学显然不是经济系的，我可以听出来。你们两位的回答的结合，就是我们想要的回答了。在一个可选方案的集合里，也就是你（许彬彬）说的手段的集合。……可是你怎样定义“手段”呢？这很难回答，例如，布坎南（James Buchanan，因公共选择理论获得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写过一篇论文“Choosing What to Choose”，并因此引发了许多猜测，人们认为有两个布坎南——早期的是自由市场个人主义者，晚期的是伦理约束下的个人主义者。布坎南问了一个小问题：为什么我们不都成为小偷？例如，在超市里，我们为什么买矿泉水而不是偷一瓶矿泉水？其次，在定义了可选方案的集合之后，我们有一个目标或希望满足的全部欲望的集合。这个集合的严格定义，也很困难，现在不能讨论。在定义了这两个集合之后，我们有一个选择算子，它在手段的集合里确定了一个子集，在这一子集上，目标集的某些目标可以更好地实现。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映射，在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里，必须是“最优的”，并且是“全局最优”而不是“局部最优”。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是最优的呢？根据价值，也就是第一行文字解释了的。但价值是怎样来的呢？这是“演化论”需要回答的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里，为选择行为提供了优化准则的价值，是行为主体长期演化的结果。例如，就口味而言，我们多数人更喜欢吃甜的而不喜欢吃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基因从我们还是猴子的时代开始演化了数百万年，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口味。如果不涉及公共选择，口味也可正式地称为“偏好”。贝克尔（Gary Becker，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人物，因成功拓展经济学理性选择原理于广泛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他的一名助手拉约（Luis Rayo，1998年墨西哥理工经济学学士和硕士毕业并留学美国，2002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2002—2006年，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2006年至今，芝加哥大学教授）2007年在《政治经济杂志》（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机关刊物）发表了一篇论文（“Evolutionary Efficiency and Happiness”），旨在解释人类演化过程如何使我们的偏好达到均衡从而稳定地表现出今天可观测到的一些重要性质（生物学家称为“性状”）。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论证，我们的偏好来源于三重历史：（1）种群演化的历史，（2）社会与文化的历史，（3）个人史。

那么，什么是“判断”？我的回答，判断就是两难情境内的选择。如布尔丹的驴子那样，我在两堆等距离稻草之间的选择，很难，因为等距离，所以我不知道应当先吃哪一堆稻草，于是我可能饿死。判断是两难选择，因为有至少两种相反且同等强有力的原则将我夹在中间，我必须抉择，否则就毁灭。这就是判断不同于选择的本质之处。判断意味着创造，因为如果没有创造，选择通常不会是“两难的”。当你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你的选择通常不是创新行为，它只是遵循以前发生过的案例而已。当你不知道怎样选择时，你有了创造的机会。

如图1.6所示，行为必须涉及的因素是“选择”，虽然不是任何选择行为都可观测。注意，让经济学家显得与众不同的另一方法论因素是经济学实证原则。我们经济学家在研究任何问题时务求有可观测的数据，从而有统计关系和由统计关系推测（并用数学方法）建构因果链条的可能性。否则，经济学解释就不再是科学的，而变成一种文学解释了。文学的特征是：因刻画了不可重复的人类经验而无法接受任何科学方法的检验。

包含在“判断”这个概念里面的，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如果你想清楚了这个概念，你一定会看到这一要素。企业家的职能，不是管理而是判断，是在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情境内作出决断。

现在讨论图1.6的第三行文字，我请你们回答：什么是“约束”？这可以说是具有第三等级重要性的一个问题，印象分是3分。因为方法论第一重要；其次是为什么“判断”这一概念意味着创造；然后才是约束，也就是五常教授所说的，经济学千招万式最终化为一招一式，其中的那“一式”，就是“约束条件”，“最优选择”是那“一招”，合起来就是“约束下的最优选择”。……那位同学，请你回答。很好，标准的经济学回答。换句话说，当你选择什么是可以选择的时候，你是在约束你自己，限制自己不要去偷矿泉水。布坎南1994年那篇文章，其实引入了一项成本，他称为“道德成本”，就是当你违背了道德自律时你感受到的幸福感下降的程度。这是一种心理成本，为了补偿幸福感的下降，你限制自己不去偷矿泉水。当然，如果你们懂得经济学原理，你们就不难想像，当幸福感和道德感在边际上相等时，你对自己的约束达到均衡。可是，我们可以批评布坎南，因为道德感难道可以有边际变化吗？例如，我们在出卖灵魂时，难道可能只出卖到某一个边际量就停止，而且剩下的灵魂仍保持是灵魂吗？信仰难道可以连续地被放弃，而且余下的仍可称为信仰吗？显然，根据常识，我们不能同意布坎南的这一思路。这是我对布坎南的批评，以后我们还要回到这一主题上来。

现在可以解释第三行文字中间的那个概念了，就是“成本”。我每学期都要讲解它，我常说，如果你修本科生的经济学，那么你只要懂得一个概念就足够毕业了，那就是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如果你是经济学研究生，那么你还需要懂得另一个概念，就是“租”，你也就可以毕业了。不讨论“租”概念，请你们回答：什么是成本？……这位女生说，成本是必须放弃的那些。请补充，为了什么必须放弃什么？另一个机会？你有眉目了，因为他已经补充了一些。你放弃的是，剩下的集合里面的可选方案的什么？英文表达最简单，当然，如果经济学是国学的一部分，那么“成本”概念用英文表达就一定是最复杂的。现在因为经济学是西学传统的一部分，于是“成本”概念的英文表达几乎无法翻译成中文。……请那位同学继续补充吧，你是哪个系的？英语系，可以了，你不错。不过，你和这位女生都要回答：你们放弃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英文定义特别简单：Cost is the highest alternative value，请你们背诵这个英文定义。它怎么翻译呢？是在可选方案集合里被你的选择放弃了的那些方案当中可能为你带来最高价值的那些方案的价值？这是很糟糕的翻译，但很清楚。……这位同学的补充很重要，贝克尔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的演说里指出过，追求最大幸福，这是经济学假设一切行为的目标函数。不过，他强调，这里的最大幸福，是行为主体想像中的最大幸福（未必是真实的），英文应是“perceived maximization”（是基于真实感觉的“想像”，而不应简单译做“统觉”）。为什么不是贝克尔当初使用的“imagined maximization”？因为后者有胡思乱想的意思，太不真实。例如，你可以在梦境里最大化你的幸福感，但醒后就幻灭了。这样，在上述三项要素界定的基础上，我们就定义了经济学的“成本”概念。

再回去讨论布坎南引入的“道德成本”。什么是道德的成本？首先，为了界定道德成本，我们必须界定包含道德行为的可选方案集合，以及包含道德行为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如前述，诸如信仰、灵魂和道德这样的事情，通常具有“全有或全无”性质，也就是说，要么你是道德的，要么你是不道德的。是否存在诸如59%道德和41%不道德这样的状态呢？很可疑。关于比道德要求更高的信仰，早如克尔凯郭尔在《或此或彼》中指出的，你要么有信仰，要么无信仰。这两种状态之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深渊。要获得信仰吗？你必须有纵身一跃的勇气。这里不存在“边际”量，因此渐变是不可能的。

跨学科教育是问题导向的，你必须勇敢地提问，你必须敢于“思考”经济学，而不是仅仅“接受”经济学。

现在请看图1.7，这里第一个关键词是“价值”，它被划分为两方面：群体的价值观和个体的价值观。这是以后我们需要反复进入的一个议题。

价值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介绍过，按照小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理解，价值就是“importance felt”（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解释下，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好可表达成所有“被感受到的重要性”的一个排序。这样我们应思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什么是重要性”？这导致我在2004年以后每学期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上引用的怀特海的见解（参阅Alfred North Whitehead，1938， Modes of Thought ，MacMillan），我称之为“怀特海三段论”——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这里，按照怀特海的表达，我们关于重要性的感受总是面向实事的。金岳霖先生治西方逻辑学，但他对汉语有令人惊讶的把握，用他的语言说，重要性是一种“真正感”——“真”（不假）而且“正”（不邪）。

继续引用前述哈耶克“三重演化”的见解，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我们或任何动物脑内的神经元网络形成了一些专为外界刺激信号分类的“格子”。反复遇到对我们的生存具有重要性的刺激信号，就诱致相应类型的格子的形成。在这一基础上还可形成格子之间的关系，进而有更复杂的关系。一层一层地从较低级的脑区涌现到较高级的脑区，最终映射到“自我意识”脑区，被我们意识到。这就是外部世界的各种重要性在我们脑内的表达过程。哈耶克在年轻时，大约是我们高中学生的年龄吧，就猜测到脑内有这样的表达过程，只不过他后来始终没有时间返回到这一重要工作上，以致晚年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件里感慨，说他毕生惟一重要的学术作品就是这本《感觉的秩序》（ The Sensory Order ，尚无中译本，不过，同学们可以参考阅读我专为这本书撰写的文章“哈耶克《感觉的秩序》导读”），他指出他的这一心理学思路在西方学术界后继乏人。我们在以后的课程里将会反复讨论哈耶克的这一思路，将它视为社会演化理论的核心思路。

图1.7的另一关键词是“判断”。前面说过，判断必须是两难的抉择。我们之所以有判断的冲动，是因为要追求价值。故而有从“价值”到“判断”的关系箭头。但判断的基础，或影响判断的重要因素，是“认知”——这里出现的第三个关键词。在2004年以前的经济学课程里，我已引入认知科学。在那些年里，我在课程里必须介绍的一个模型，就是海纳模型，它也是这个学期我们必须讲解的第一个模型（两个版本，图1.8）：

凡重要的内容都需反复讲解，或至少要出现两次。海纳模型重要，所以今天我先讲解一次，是最初的讲解，以后还要再次讲解。海纳模型的核心结论是有些令人惊讶的：越是理性能力完备的行为主体，它的最优选择行为就越是不可预期。设想有人对股票市场走势的洞察如上帝那样，全知全能，那么他的最优选择在我们这些智能较低的人的观察中，必是如“白噪声”那样的完全随机行为。在智能的另一极端，是所谓“零智能”假设。我们假设一些动物，智能远比例如蚂蚁更弱，那么这些动物的行为，在对它们而言“变幻莫测”的环境里，只好是循规蹈矩的，于是在我们这些智能较高的观察者看来，这些动物的行为具有很高的可预期性。

海纳模型的结论符合我们的直觉。经济学家很注意理论命题是否与直觉或常识保持了一致，这是我们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我们对那些令人惊讶从而是标新立异的命题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因为它们“反直觉”或“反常识”，于是可能有新的知识，但更可能有错误（理论推演错误或模型结构错误），这是我们在长期经济学训练中形成的一种警觉。海纳模型，虽然方法标新立异，但它的结论符合直觉，所以我们接受它。海纳这篇文章的标题很宏大，“可预期行为的起源”。不过，在得到上述结论之后，海纳开始广泛运用他的结论。他试图用这一模型解释极其广泛的现象，从科学范式和技术进步路径依赖，到经济行为与文化传统。这就引起广泛的反感，因为学术界很忌讳“claim too much”（直译“宣布得太多”，在日常英语里是“张狂”的意思）这样的行为。你必须保守一些，低调一些，否则就会引发警觉，横挑鼻子竖挑眼，直到你承认有一些错误甚至有致命错误为止。海纳这篇文章是1983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由于他声称他的模型有如此广泛的应用从而引发了许多批评。到了1985年，他修改了原来的表达，在同一份刊物上再次阐述他的模型。我给你们阅读的就是这一篇，海纳模型的第二版，索引为“Heiner 1985”，虽然我在索引时写的是“Heiner 1983”。

继续解释图1.7，“认知”依赖于“能力”——这是第四个关键词。这样，关于“判断”，真正重要的只有这样两大要素：其一是“价值”，上面已经讨论过了。其二是“认知”——由认知能力决定，就是说：你的认知能力让你能知道多少信息，并且你能处理多少信息？这样一个认知能力的问题，它导致了“海纳模型”及其结论。

往年的行为经济学课程，讲到这里，我们就一定要探讨什么是“理性”。如果如经济学家通常假设的那样，行为主体具有“完备理性”，那么当然就不会有海纳模型及其结论。可是这样完备的理性，接近或具有上帝那样的全知全能的人类行为，在现实里面根本没有。所以其他学科的学者长期以来就批评我们经济学家，说我们如此愚昧，多少年了，学术的基本假设就没有进步。其实呢，我们认为完备理性假设很好用，容易有数学表达，也容易实证检验。如果我们假设不完备的理性，那就很难应用优化过程的数学理论，从模型推演出来的命题也不容易检验。那么，谁最早建立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模型呢？是西蒙教授，他借助于计算机寻优算法的观念来描述决策行为（Herbert Simon，1955，“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Cowles Foundation Paper 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LXIX）。以往在这门课程里，我们总是按照论文发表的时序，先介绍西蒙模型，索引是“Simon 1955”，再介绍海纳模型，索引是“Heiner 1985”。今年我们不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学术思想的逻辑顺序，先介绍海纳模型，再介绍西蒙模型及其寻优算法。西蒙得到诺贝尔奖可说是偶然，因为他不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他是心理学家、人工智能科学家、管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但他不是学院派的经济学家。

从“能力”到“认知”，虽然只是一个关系箭头，却包含了例如劳动经济学家的主要努力。劳动经济学的努力表明，我们很难测定认知能力，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先天禀赋决定？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由后天教养决定？这就是所谓“nature vs. nurture”（自然对教养）的争论。所以，在测度和解释从“能力”到“认知”的关系时，虽然我们这门课程并不深究，但在其他经济学课程里，尤其在劳动经济学课程里，这一关系占据着重要位置。

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继续讲解第三张幻灯片（图1.9）。

在从“认知”到“选择”这一议题的研究中，我们积累了最多的争议较少的研究报告。除了上节课结尾时介绍的劳动经济学家关于认知能力的研究报告之外，我们还应当介绍一些关于决策者依据的“信息”的见解。亚当·斯密最早发表这方面的见解，就是所谓“充分知情且公正无偏的旁观者”（fully informed and impartial spectator），这一假设在他的《道德情操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里占据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说，正确的决策，要求决策者掌握足够的信息。当然，“信息”这一概念的定义，比较麻烦。可以借助香农（Claude Shannon，1948，“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信息论的定义。但是如果使用香农的信息定义，你知道信息含量最大（包含了最高程度的不确定性）的知识表达或陈述，其实就是“无知”。例如“现在下雨并且现在不下雨”这样的陈述句，包含了最多的可能性，也就是最大信息含量，却不能有任何“知识确定性”，这也就是无知。所以，信息论定义的信息，不太能够平移到社会科学领域里来，至少不好用。

哈耶克有一个信息定义，上节课这位同学（孙腾）的回答已经涉及了，就是生物在长期经验中感受到外界刺激信号并形成一套专用于分类的神经元网络系统（classification system）。例如一只猴子看到一棵香蕉树，它的神经元网络分类系统，视觉信号从（脑袋后部的）枕叶映射到更高级的层次，表达为“可吃”这样的信号，再进一步涌现到更高级的脑区，表达为例如“美食”这样的信号。另一方面，猴子还必须从包括（脑袋的上部）顶叶在内的其他脑区接收到例如“可能被获取”这样的预期行为后果的信号。基于这样的充分信息，它就有了冲动爬到那棵树上去取香蕉。根据哈耶克的“三重演化”见解，这只猴子可以从它母亲那里知道这棵树上的香蕉是不是可吃，是否会吃完就死。当然它也可以自己体验这棵树上的香蕉是否可吃，如果它吃了而没有死的话，这样也可习得知识，也就是形成神经元网络的分类系统。以上的叙述表明：知识或分类系统可以储存在个体脑内，也可以储存在群体里面。而群体常常以社会网络的方式存在，这就是图1.9左半部分的含义。

信息的来源，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我们将介绍一篇今年7月份发表的论文，关于“社会的创造性”（creativity of a society）这样一个主题（Siddhartha Bhattacharyya and Stellan Ohlsson，2010，“Social Creativity as a Function of Agent Cognition and Network Properties: A Computer Model”， Social Networks ）。这篇论文表明，一个社会的创造性，一方面取决于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体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结构。社会结构可以用拓扑学的语言描述：社会是一个网络，网络有自己的“中心”，有“科层”，还有一些以后你们会熟悉的网络社会科学家使用的网络拓扑结构的术语。

网络社会科学的文献将是这学期的阅读重点。今年既然不是发表高峰，我们将要介绍发表高峰期之外的那些文献。它们的特征是什么呢？让我提前告诉你们：今年文献的突出特征是关于“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这一主题，最初在社会学系里面讲授了大半个世纪，也叫做“social exchange”（交换社会学），与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密切相关。大约有80年的历史，然后，大约在2009年秋季，在MIT的经济系，2005年得到克拉克奖的那位土耳其人，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我常说，如果按照“代群”来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他很可能是他那一代人的第一位得奖者。他的知识结构最完整而且研究领域最广泛，从劳动经济学到增长理论，再到心理学和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去年秋季，他开始讲授“社会网络科学”这门课程。为什么今年是这一领域发表高峰呢？如果你去Elsevier检索“social network”，你至少可以找到上万篇论文。然后你在网页的左侧“限制”搜索结果为“2010年”和“2011年”两年发表的期刊文章（不要书评之类的），也应当有150篇左右与“社会网络”相关的论文，这是相当惊人的。社会网络的方法，好处是将个体行为嵌入于群体之内，这当然违反了经济学家通常采取的方法。这样的社会科学，可以叫做“网络社会科学”。这是最重要的方法论视角，也是我们这学期讲授的主要内容。当个体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时候，群体结构是什么样的，以及这一结构反过来如何影响个体行为，这是我们要反复进入的第二个议题。第一个需要反复进入的是方法论议题，刚才我们在解释图2时讨论过。在自然与社会的各学科当中，生物学家最熟悉这第二个议题。

继续讨论图1.9，一个群体，不是完全没有结构就可存储信息或知识的。不同的社会结构，费孝通早已论证过（参阅费孝通、吴晗，1948，《皇权与绅权》，上海：上海观察社），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结构，决定了它可能积累什么样的知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积累下西方社会所积累的那些知识。因为，许多知识——刚开始是以信息的形式存在的——在特定社会结构里，可能不允许被传授，例如，大家都知道西学刚刚传入中国时和洋务运动开始时的那些故事。请你们记住费老提出的这一重要命题：你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你就有什么样的知识。

这样，在图1.9左侧嵌入一个关于信息来源依赖于社会网络结构的命题。然后，假设了左侧表示的信息来源之后，我们还需要讨论信息的另一来源，就是认知的“外部环境”及其不确定性，表示在图1.9的右下角。

诸如买房子这样的决策，对你们来说有些太大，不合适。不过对你们的父母而言，是合适的例子。我常被亲友问到房子的问题，因为他们说我是经济学家，尤其还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于是请我回答，他们现在究竟是买房好呢还是卖房好。今年快要结束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明年房价走势的问题。如果明年房价跌，我现在就要卖出。如果明年房价涨，我现在就要买。这样，你们看，出现了不确定性。决策的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刚才我们介绍了海纳模型，我们知道，如果外部环境极端变动不定，那么你买房或卖房的决策就应“墨守成规”。当然，这些陈规都是被以往经验证明或多或少有利于生存的。因为，如果一项陈规特别有害于生存，根据我们将要介绍的演化学说，就会发生一个问题：特别有害于生存的陈规，怎么可能长期存在呢？难道遵守它的那些生物不是早应当消亡了吗？所以，凡今天被我们观察到的陈规，通常是或多或少有利于生存的，只不过，哈耶克指出，有许多陈规是我们有限的理性无法赋予理性解释的。

我年轻时就知道一位投资天才，他是华尔街公认的天才，中文译名是林奇（Peter Lynch）。他是神童，他就业于富达投资基金（Fidelity Investments），这缘起于他为当时富达的总裁做高尔夫球童时表现出特异的投资直觉。在富达基金工作若干年后，1977年，林奇接管陷入危机的麦哲伦基金时，这家基金只有1800万美元资产。但1990年林奇离开这家基金时，它的资产总值惊人地增长到了140亿美元。他怎么管理这家基金呢？在十年时间里，他坚持每天走访三家企业，只要见到办公室里种着树，他转身就离开。因为，办公室里种树，是奢侈的。林奇认为，如果企业管理人用股东的钱买奢侈品，通常这家企业就不值得投资。林奇为美国的大众，尤其是家庭妇女，写了许多投资学通俗著作。他有许多广为传播的投资名言，其中一条，最好的投资策略就是“不变”。数据显示，以不变应万变是最好的策略。我们都知道的一则笑话，如果你打算在股市里赚钱，你最好今天买了股票明天就进监狱或进庙里当和尚，十年以后你出来了，你有很高的概率会成为百万富翁。不是这样吗？如果你觉得自己特聪明，今天买了明天卖，整天倒腾那些股票，在股市里进进出出，你们知道，这样的策略一定会，或有极高概率会亏损。不是吗？在最近这次上证股指从6000点以上跌至1500点时，多数散户的亏损率是70%，而多数基金的亏损率是30%。为什么呢？因为基金经理的行为有很强的规则性（即“不变”），在很广泛的监管之下，如果基金经理今天买明天卖，很快就会有证监会人员来检查是否违规。除了很强大的监管之外，通常接受过金融学专业训练的基金经理，都懂得遵守林奇讲给家庭妇女的那些陈规。这样，基金亏损率远小于散户亏损率。

所以，当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时，你最好是减少动作。关于信息我们能说的两件事情，一个在图1.9左上角，一个在图1.9右下角。就是这些。下面是图1.10，为了解释海纳模型的一些深层含义。

决策环境，什么是“环境”？这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所以我们将环境限制为决策环境——决策行为所处的环境。决策与决策环境，当做一对概念，就容易把握了。

随着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从小到大，我们观察到的行为模式是怎样的呢？根据海纳模型，个体行为表现出来的理性程度就应当是由高向低变动。当不确定性极低时，我们观察到个体理性。这里，请注意，我在括号内写了“理性”，因为我们这门课程至今没有定义过“理性”，所以这个概念不能被视为是清晰的。你们在其他经济系课程里学过理性的定义——成本概念已包含了这一定义，the highest alternative value。这就意味着，此时个体行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不是理性的。你只要在我们的教室里，就一定不要使用经济学理性概念，先搁置它，否则你没有理由坐在我们的教室里，如果你相信你已经懂得了理性，你听我们的课没有意义了。我们首先要放弃的就是完备理性假设，当决策环境高度地不确定时，理性失去了清晰定义，此时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并不懂得理性。

为区分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强的“理性”（rationality），我们用“reason”（王国维译作“理由”，比“理性”宽泛许多）表示更弱的理性程度。英语里我们说一个人是不可理喻的，“he's unreasonable”，或者，在法律用语里，“beyond reasonable doubt”（毋庸置疑），再怀疑下去就超出正常理性的范围了。这些日常语用表明，理由比理性更弱。赵紫阳内阁时期，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几次到中国来提供咨询。那时我们的公共政策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他对张五常说：你们的政策不理性，逻辑不通嘛，“计划”怎么能与“商品”联合使用呢？这一口号违背了理性的基本要求。理性最弱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能自相矛盾（consistency），例如，你说：现在外面出太阳，同时现在外面不出太阳。这句话就不满足理性的最弱要求，我们说它“不自洽”（inconsistent）。弗里德曼说：你们不理性。可是我们知道，诸如布坎南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也知道，中国的事情其实挺合理的（布坎南说：It's a puzzle but it works），只是不容易用西方的理性来解释，所以“令人迷惑”。布坎南说中国的事情令人迷惑但管用，这就是一种“理由”，它比理性弱，由于太弱，可能显得不理性。

如果环境不确定性继续增加，那么就要有行为灵活性的大幅下降。这时出现了行为规范，尤其是存储在社会里的那些规范（群体规范）。许多社会规范，个体虽然很难理解，但因为违反规范可能遭受社会制裁，也就不得不遵守，久而久之，群体生存得越久远，对个体而言这些规范的“合理性”就变得越显明。哈耶克倾向于将这样的理性称为“演化理性”，与完全基于个体经验的“建构理性”相对峙。

什么是“reason”呢？我们说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合理性吧？一个人待人接物从无差错，也是一种合理性吧？所以，相当大程度上，理由是社会的，不是个体理性的，也叫做“社会影响”——贝克尔称之为“社会对个体理性选择的重要影响”。这样，从“理由”，逐渐地，我们见到了“规范”。更高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文化传统”。我们每学期都会用大约六分之一的篇幅来讲解心理学的人格理论。“personalities”，复数且小写的人格，不是神学家论证的三位一体的单数且大写的人格（刘小枫译作“位格”）。例如，你是一个神经紧张型的人，这意味着对你而言，合理的行为不能让你的神经太紧张。其实你在例如“大五人格”测试中的神经质这一维度的得分超过普通人，所以你感觉神经不太紧张的情形，普通人就根本无感觉了。这也就是说，由哈耶克“三重演化”过程所导致的重要性感受，可以积累在我们的个人性格里。并且在统计数据中，当我们进行个人之间的比较时，就表现为人格差异和人格测试的不同得分。事实上，目前最流行的包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五维度”（也称为“Five Factor model”）人格测度，按照各维度的第一个字母缩写为“O（openness）C（conscientiousness）E（extraversion）A（agreeableness）N（neuroticism）”，其中至少三个维度或要素——责任感、外倾性、宜人性——与社会生活和社会规范密切相关。

社会影响通过三种途径施于个人：其一是模仿，尤其是对成功者的模仿。其二是教化，学校的教育，家庭的教育，还有在职培训和自学等方式。其三是遗传，许多行为是遗传决定的，你很难改变这些行为，例如你的人格。晚近发表的对大批受试者的长时期跟踪调查表明，一个人的性格，如果用人格五要素模型来测度，在25岁至83岁这段时间里，他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很少发生改变。

所以，社会结构里存储了大量的决策知识，让个体能够应付极不确定的决策环境。根据海纳模型，在最高不确定的决策环境里，我们只能依靠文化传统。这是符合直觉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延续了数千年，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难道不可能遭遇比目前严重多少倍的危机吗？当然可能，例如民国初年，刚刚推翻了皇帝，不确定性远比现在高得多呀，那时的人经历了多少重大事件乃至内外战争，你说他们怎么可能投资呀？就连身家性命能否保住都是不确定的。我们的社会，仅近代以来，经历了那么多年剧烈动荡，才逐渐趋于平稳，导致了这一次改革开放的浪潮。我们的传统，五千年以来经历的剧烈动荡想必更甚于近代的，例如王国维认为，殷商到西周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大变化。不论如何，我们的传统能延续到今天，这就意味着它“管用”（it works），虽然可能令人迷惑。哈耶克说，我们，是我们传统的选择，而不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传统。传统越久远，它的合理性就越不能根据一时一事是否合理来评价。我们适应了自己的传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是被传统选择的，并因此而更可能生存下去。这一见解，在我们介绍社会网络的演化仿真工作时，还要反复遇到。

下面列出文化的各种定义。你们可以跳过去，也可以浏览一下。文化的定义多达几百种，这里只给出11种：（1）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这也是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采用的“文化”定义）；（2）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这与我们刚才关于社会影响的解释密切相关）；（3）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4）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与这一定义相关的是情感的人格学维度）；（5）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群体规范与此相关）；（6）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社会的网络结构里存储的知识）；（7）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8）习得的行为；……（11）一种历史的积淀物；最后，或许是出于绝望，他转而求助于比喻手法，把文化直接比做一幅地图。……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讨论“文化”的定义。那么，在“文化传统”这一概念里，什么是“传统”呢？下面的引文选自希尔斯（Edward Schils，1910—1995，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学导师）的《论传统》（Tradition）及其序言：“传统一词的拉丁文为traditum，意即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做是传统。……可以看出，这种意义上的传统概念与文化人类学家所使用的‘大文化’概念是一致的……不过‘传统’一词还有一种更特殊的内涵，即指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之变体链，也就是说，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这样，一种宗教信仰、一种哲学思想、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既发生了种种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题……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注意，希尔斯此处刻画的传统，也就是我们这门课程将要使用的演化着的传统的概念。

上面的这张幻灯片（图1.11）介绍了韦伯的“克里斯玛”学说。因为，学术界公认，希尔斯的重要贡献是论证了“传统”具有某种克里斯玛性质。例如我们中国人，不论在海外生活多少年，仍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极亲切的感情，难以割舍，最终回归自己的传统。这就是希尔斯说的传统的克里斯玛魅力。希尔斯是很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毕业的华人当中，林毓生教授曾是他的学生，甘阳曾是他的学生，李猛也曾是他的学生。

文化传统的演变，可纳入这样一个理解框架，图1.12。这是我在多年教学中常常使用的一张示意图，它有三个维度。请注意，这一理解框架可以容纳几乎任何社会科学概念或任何社会现象，其用无穷。

首先是“物质生活”的维度，人类社会从游猎到农耕到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都可置于这一维度上。其次，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例如，从皇权的社会演变为民主或现代的社会，人们的情感也发生改变，这就是“社会情感”的维度。在人类情感当中，几乎没有不是社会的情感。可能有例外，就是“宗教感”。在今天，学术界达成共识：信仰是纯粹的私人事件。如果你不同意这一看法，那么你应选修一门宗教学的课程。除了信仰之外，其他几乎可以列举出来的情感，都是社会情感。第三个维度是“精神生活”，这里可以发生导致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例如在欧洲社会变迁过程中，如韦伯论证的那样，宗教和信仰的改变，有决定性的意义。图1.13是我在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使用过的一张示意图，专为描述文化的表达过程，可供参考。

你们从图1.13文化表达过程可以看到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对文化表达几乎处处存在的重要影响，这就引导我们到行为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的一个界面——所谓“社会资本”问题。接着这一问题，我要介绍七篇论文，与网络社会科学和社会资本的问题密切相关。为什么要讨论“社会资本”？因为这一议题最适合成为我们兼具个性与群性的演化论方法的第一个应用案例。如前述，个体嵌入在社会网络内，个体理性与群体规范相互作用，许多这样的个体的相互作用可以涌现一些或多或少具有我们将要学习的三种稳定性当中某一种稳定性的宏观秩序。这是我心目中最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参见图1.14。

首先澄清“社会资本”概念。还有5分钟才下课，我们有足够时间讨论这个问题。谁能给出一个社会资本定义？我等你们讨论，然后我会给出一个今年的定义，在今年发表的论文基础上重新界定社会资本这一概念。

什么是“资本”？我们知道，根据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毕生最重要的著作是《利息理论》，他被当代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至少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理经济学家和表达最清晰的经济学作者）的理解，任何可以产生未来收益的事物，就称为是一项资本（有时也称为“资产”）。这样就有“费雪公式”：一项资产的价格等于它未来各项收益折现值的总和。费雪公式的左边定义了一项资本的价值，在完备市场假设下也是它的市场价格。费雪公式的右边定义了构成资本价值的各项收入的折现值——出现在这里的参量有：（1）折现率，（2）各时期的净收益，（3）残值。如果一项资产的价值超过了它的购置成本，就出现了利润。

我们讲过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其次是“价格”——作为成本的特例，不要以为价格与成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格是市场揭示出来的成本（the highest alternative value）。如果没有市场呢？仍有成本，虽然未必有价格。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只有“价格理论”这单独一门课程是最重要的，其余的经济学课程都是价格理论的应用。那么，有市场或没有市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何为市场？”

在经济学思想史上，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许多争论，最后，贝克尔的老师，芝加哥学派公认的经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权威斯蒂格勒写了两篇结论性的论文（George Stigler，1957，“Perfect Competition，Historically Contemplat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5，no. 1，pp. 1—17；with Robert Sherwin，1985，“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8，no. 3，pp. 555—585），算是说清楚了“市场”这个概念。尤其是第二篇论文，以统计科学的方法给出了“市场”沿时间和空间的清晰定义，令人信服。

现在继续讨论“资本”概念。我说过，假如你读经济学研究生，那么你需要懂得成本之外的另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租”——资本是租的特例。租，引用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三卷本）里给出的一个定义，就是“一项要素的超过了必要报酬的部分”。于是我们需要定义“必要报酬”，这导致马歇尔给出的“准租”（quasi-rent，或pseudo rent，“拟租”）解释。

最新的社会资本的定义是这样的，在这篇文章的摘要里写着：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社会网络内存在的全部有利于囚徒困境合作解的那些因素。如果你居然还不知道什么是“囚徒困境”，那你只能去问助教。在我看来，你可能不够资格选修这门课程。在一个经典的“2×2”（两人和两策略）的囚徒困境博弈里，如果没有特定制度安排，合作策略是难以发生的，因为此时理性的个体将选择停留在不合作的格子里（2×2，故支付矩阵有四个格子），预见到这一情形，双方于是都停留在不合作的格子里。如果将这一博弈格局运用于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群，那就意味着社会或人群的瓦解。

我讲过，全部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是要解释“社会何以可能”。全部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至今为止，是要解释“合作何以可能”。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定义如图1.14，是内生演化的社会资本，注意，这里的社会资本存量不再是给定的，它是内生的，是演化的。如果合作的人群规模太小，那么它会完全消失。如果合作规模超过了例如三分之一定律所要求的范围，那么它会扩张到全部网络。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课程，明天再见。（全场掌声） 7Pje6Ecv1Wm8deZEzj96aGhJmmOR6huSZuqJ/q5X1AmHpGMoaw1lQ3pJm6ben7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