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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看“价值”、“效用”、“均衡”等概念，会感到它们只是静态的、抽象的、逻辑的、非历史的存在。但是，历史上，在讨论、充实这些概念的内容的时候，各国的学者都用自己切身的体验往概念中注入血液。所以同一个基本概念可以反映、概括非常不同的人类经验。从不同的角度，用同一个概念来概括不同的生活经验，就得到不同的理论。这是我们理解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最关键的方法，即所谓“历史情境法”，这在史学上叫同情的理解，而不是抽象理解。
每一个作者也都是这样，同一学派的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经历。比如小穆勒，他少年天才，由于他父亲老穆勒的严格训练，他成名很早。但是穆勒的这种人生经历，决定了他非常压抑，非常痛苦，所以他十几岁以后的多年都被抑郁症折磨（参见第七讲附讲）。他的个人经历让他可以从非常不同的视角考察同样的英国学派里面的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当时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就是英国。但他写出来的著作就很不一样，连篇章的安排都和别人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学者，由于他们的人生经历不一样，考察同一类经济生活的经验，可以得到不同的解释。
除了这三个维度之外，在把每一个人安排在这三维空间里的时候，我们要想像他的人生经历，他的社会背景和他所属的学派给他的思想，然后考虑把他安排在这三维空间的哪个部分。这是你们自己要做的工作。我大致上画了这样一个曲面，然后，我把四位最出色的经济学学者放在我认为合适的位置上。
比如说边沁，他是英国最重要的社会改良家，但是他的功利主义原则让他必须特别注意物的秩序。他完全是在技术层面来进行英国社会改良，所以他的社会理论思考并不深入。虽然他本人并不缺乏精神追求，但他的理论最缺乏的是精神秩序的思考，所以我把他放在左侧面上。然后是马歇尔，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与韦伯相比，他的理论比较忽视精神追求。他也认识到英国学派的这种局限性，在第八版的《经济学原理》的导言里面专门提到精神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他不研究这类问题，他把自己有意识地局限在物的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
斯密比马歇尔早得多，他的讲座叫道德哲学讲座，他自己也就叫做道德哲学讲座教授。道德哲学讲座分四个部分，只是在第四个部分，他才提到经济学。斯密更关注他的经济秩序的所谓幸福和神的先定和谐秩序，斯密少年时期曾经被一个吉卜赛女人拐走，但是马上又被追回来了，他一生没有结婚，他的精神指导者是他母亲。我们从斯密的书信集里看得出来，他对母亲非常尊重和亲切，把她当做自己的导师，毕生跟母亲保持这样的关系，你可以说由此他有一些精神秩序的追求，比马歇尔和边沁都更重视精神秩序。最上面的当然是韦伯，韦伯的人生经历也很不一样，他住过精神病院。他的个人经历使得他看问题会出现偏差，而这种偏差加上创造力，就得到了伟大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