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29年11月，饶锷先生辟建的天啸楼落成。这座藏书楼共三层，饶锷的书室居最顶层，名为“书巢”，十多年汇集的书籍，已达十万卷之数，也全部储入该楼，成为当时粤东最负盛名的藏书楼。在饶锷所作《天啸楼》记中，解释了藏书楼以“天啸”为名的旨趣。其文有云：“自然之声谓之声，不平之声谓之啸。”“余穷于世久矣……情迫时辄为不平之鸣，而一于文辞诗歌焉发之，故吾之为文与诗，纵怀直吐，不循阡陌，愁之音多盛世炎辞寡，是虽生际乱世使然夫，宁非天之啸欤，此吾之所以名吾楼也。”
天啸楼落成后不久，饶锷又于楼下空地辟建莼园。1930年莼园竣工。莼园面积不大，其地不及亩，但构图精巧，错落有致，含蓄幽深，反映了园主品格的清高和超脱。历来中国园林，尤其是私家园林，是与读书人的人格和学养息息相关的。
为警醒后人，切莫优游沉溺于其中，饶锷作《莼园记》，“并命长男宗颐书而镌诸壁，俾时省览知警惕。”《莼园记》侧重论述了“修身为天下国家”的道理。其中有云：“曾读曾子固《宜黄县学记》云：凡人起居饮食动作，至于修身为天下国家，皆自学书。由子固之言观之，则人之于学也，其可少乎哉？然非造之深、味之人，终莫能至于道致其用也夫。”“今幸获有斯园，以居优游，偃息俯仰，从容无所系于其中，而浩然有以自足。其于为天下国家，固非吾今者之事也，而修身养气，强勉问学，则敢不惟日孜孜？盖余自是将屏人事绝嗜欲，发楼上藏书而耽玩之，以蕲由学进而知道之味，如渤‘茆’之譬。”他特别告诫后辈子孙应“立身处世，以学为本。舍此而求树立，固未由也。”
天啸楼和莼园相继落成后，饶锷常与同辈友朋，博览豪吟其间。1932年元旦，饶锷邀杨光祖，石维岩，郭餐雪等诗友，聚集在莼园盟鸥榭，分题征咏，喜结诗社，因当年为农历壬申年，故命为“壬社”，饶锷被举为社长。诗社成员常在饶家的后花园吟诗作赋，切磋学问，常与饶锷论学酬唱的有柯季鹗、戴贞素等诗人，画家则有王显诏、杨栻等，还有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教授的“岭南词宗”——詹安泰先生等。
饶宗颐12岁始学诗，其少年时期的作品据说曾辑为《弱冠集》与《凤顶集》二集，然已散失而渺茫难寻。少年时的诗作，仅保留两篇而已。一是14岁时，为饶家莼园撰书的一幅联语：
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
园须脱俗，树欲古，竹欲疏
联语其实也是诗。该联语的拓本现在藏于潮州饶宗颐学术馆，这应该是饶宗颐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学创作和书法创作。联语用楷书书写，字体端庄，笔力遒劲，勃勃生气，显示出少年饶宗颐深厚的书法功底，而联语所蕴涵的清新脱俗、古朴高雅的情趣，则尤其显示了少年老成的饶宗颐的学识和气度。
少年时的饶宗颐也参与父辈的诗文集会，并尝试着吟诗作赋。他生平的第一首诗，正是作于16岁那一年的《优昙花诗》。
序曰：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焉定之理，为以释其意焉。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亦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大苍。
大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
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修，转瞬距为逼，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
优昙花，俗称昙花，也称“月下待友”、“月下美人”，为多年生常绿肉质植物，原产于喜马拉雅山麓及斯里兰卡（锡兰）。花白色，多瓣，香气浓郁。遗憾的是，昙花深夜开放、第二天清晨凋萎，观赏期只有几个小时，人们只有牺牲睡眠，才能欣赏到她那动人艳丽姿态，故有“昙花一现”的典故。饶宗颐的咏《优昙花诗》，既描绘了昙花的形神姿态，又赞美了她的情操品质。
历代咏昙花的诗作不多，饶宗颐因自小谙熟佛典，《法华经》上说，“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所以优昙花是佛家圣洁之花。饶宗颐少年时对昙花有特别的情感，与佛教的影响分不开。
《优昙花诗》第一首主要是咏物；第二首则重在述怀。饶宗颐在这里提出“人世衰荣，变幻难测”之理。他认为，即使“千载”也不足以言修身，转瞬就逼在眼前。“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是诗的结句。这组诗由此反映了少年饶宗颐的高尚情操和成熟的诗歌表现手法。
这首诗一经传出，便使当时潮州诗文界颇为惊叹，诗坛前辈皆与之唱和。当时广东著名的学者温丹铭老先生就曾和诗一首：
彼苍夫如何，洁气弥四极。
托命于其中，生物理可测。
栽培意非厚，倾覆情岂逼；
蒙庄虽达人，大道亦几息。
君子蹈其常，愿言矢朝夕。
在这首诗的小序中云：“饶子宗颐，作《优昙花诗》，佳则佳矣，虽然，何所托之悲也，虽悟修短之无恒，藉浊醪以自遣，其果能释于中否耶？饶子年方少，前途远大，吾愿其有以进之也。”语意中固含赞赏，然更多的是勉励和期望。
1934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杂志》刊载了这组诗。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先生非常欣赏此诗，许以“陆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名满中朝，君其勉之矣”，认为若假以时日，宗颐必能像陆机一样文章冠世、名满天下，饶宗颐遂有“神童”之称。当然也有不少前辈担忧眼前这饱学少年英华早露，年寿难永。显然他们都看走眼了，日后的饶宗颐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如他诗句中所写的，成为在异域大放异彩的“奇卉”。
饶宗颐20岁以前诗歌还有很多，但大多散佚。从其自述中可以知道，这些诗歌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杜甫《北征》、《三吏》、《三别》，对当时的国运民生的忧患和感触；另一类是大量的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同时，饶宗颐也开始创作他比较擅长的骈体文，代表性的有《韩山志》自序、《廷鞫实录》序等文。
饶宗颐的学问起步于编著乡邦文献，他自少年时代就留心乡邦文献，少年时就曾着手编辑《韩山志》。韩山就是饶宗颐家乡的笔架山，为撰写韩山的志书，饶宗颐访问当地的耆老，征集遗文，最后撰成。后来，饶宗颐又为家乡潮州的广济桥撰志，对广济桥的历史考察之细，撰成志书的，在当时非常罕见。广济桥是以浮舟做的“活动桥”，是中国桥梁史上的特例，著名的桥梁学专家茅以升先生评定该桥为全国五大古桥之一。1936年前后，饶宗颐依据考证广济桥的史料，写成《广济桥志》，刊发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上。
当然，饶宗颐的真正修志还是受父亲饶锷的影响。饶锷先生一向以“振故学为职志，于乡邦文献尤为眷注”，且“致力于考据之学”。饶锷曾对饶宗颐讲：“学问之道，考据义理为先，文章其余事耳”。他有感“乡邦文献之凋残，又以郡县旧志，于先贤简籍，虽有载述，然多疏漏踌驳，不足以殚考证而资表彰，于是大索遗书，钩稽排篡，初拟补辑《海阳县志艺文略》，嗣以采集益夥，更广及他邑”。后来又读到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甚为敬佩，打算模仿该书体例作《潮州艺文志》。
地方志，简称方志。方是指地方，方域；志，记也。方志就是按照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地方志者，即地方之全史也。它属于史学范畴，但不是国史、正史，而是地方史；由于它记载面十分广博，故推而论之，地方志亦可称地方的百科全书。综合性志书记述的内容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风俗到文化，无所不包。饶锷先生所编的《潮州艺文志》是一部专以网罗潮州历代文人学者的诗文学术著作及地方历史文献，考究一方学术潮流，表彰乡贤事迹著述的著作。
饶锷先生就在原有方志材料的基础上，花了近十年的功夫，大索遗书，钩稽排篡，着手编辑整理《潮州艺文志》。当这部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巨著即将完编的时候，饶锷先生终因积劳成疾，于1932年过早地离开人世。饶锷先生去世时年仅42岁。弥留之际，深以遗稿未成为憾。他对于自己一直有意完成的《潮州艺文志》念念不忘，希望饶宗颐能继承遗志，完成这部书稿。
父亲去世后当年，饶宗颐与陈若侬女士结婚。年底开始，饶宗颐继承父志，一面邀集父辈亲友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将父亲诗文遗稿编成《天啸楼集》，另一面旁搜博采，拾佚钩沉，完成《潮州艺文志》。饶宗颐经过三年时间的奋心寻检，对全书20余卷进行了补订。订正了其中的错讹，补充了部分遗漏的史籍，终于补订成书。
1994年再版的《潮州艺文志》
饶锷先生去世时，遗留《潮州艺文志》旧稿23卷，其中已编定16卷。饶宗颐除“别其类次”、继续编订外，又加《外编》、《订伪》、《存疑》等卷。《潮州艺文志》于1935年编订完成，别署“饶锷钝庵辑、长男宗颐补订”，刊载于《岭南学报》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该书65万字，是潮州有史以来在艺文方面最为系统的志书，自唐代赵德编的《昌黎文录》，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可考之潮籍名家著述，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集书目达1000余种，是研究潮州学术史的一部重要文献。
这部书稿一经刊出，在学界影响极大，由此确立了饶宗颐早期的学术名声，可以说《潮州艺文志》是饶宗颐走上学问之道的奠基石。此书连同1946年至1949年由饶宗颐担任总编纂重修的《潮州志》，采用新材料、新体例和新方法编撰，精研创新，被誉为“方志史的里程碑”，为我国地方志的一个开创性典范，至今仍为修地方志所遵从。而饶宗颐的上述著作连同《潮州丛著初编》、《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潮州志汇编》等等，又使他成为“潮州学”的先驱。
饶宗颐继承父亲遗志编辑乡邦文献，不但确立了其早年的学术研究的领域，而且也培养了他目录学的运用能力。目录学是研究传统学问的基本方法，中国11世纪已有“目录之学”的称谓，当时称熟知文献、擅于利用目录增进学识的人为知目录之学。清乾隆时期是古典目录学的鼎盛时期，目录学被称为显学。目录学对学术研究、整理古籍及版本学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录学运用能力的提高对于饶宗颐非常重要，因为此后饶宗颐很多领域的研究都是依靠目录学的功夫做基础的。饶宗颐认为自己做学问的根柢就是目录学，因为熟悉目录学可以使自己的学问做得很精密、很扎实，有旁搜远绍、左右逢源的好处。有时是从相似文献中窥其分殊，有时是从零散材料中求其整全，这样才能把学问往精深里做。
饶锷先生是商人兼学者，作为其长子的饶宗颐在其去世后，继承了父亲的学问事业。家里的钱庄此后多是拜托他人打理，结果也是倒闭了，没有剩下什么财产，当然这跟后来日本侵华战争不可抵抗的影响有关，且当时的时代潮流，钱庄逐渐被银行所代替，加上饶宗颐对经营家业并不用心，在经商和治学两者之间，他选择了学问的道路。饶宗颐后来谈及此处，认为“我选择了学问之道是正确的。千金易散尽，但学问不会背叛自己的，而是与时并进的。想起来，所谓学问，就是继承人类整体的遗产，所以是最高的遗产。”
在续写、出版了饶老先生的遗著之后，加上其他几篇专论的刊发，饶宗颐受到岭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温廷敬、詹安泰等前辈的勉励与扶持下，他决定继续研究学问。1935年，19岁的饶宗颐以广东省立四中肄业的学历，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担任艺文纂修，是同人中年龄最小者。同时受聘的学者多是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如温廷敬、冒鹤亭、冼玉清等。
饶宗颐没有上过大学，却在19岁时被中山大学聘为专任的研究人员，这在学界传为美谈。实际上，饶宗颐有进入大学学习并成为学者的梦想，但父亲去世后，作为长子的他不得不打理家中的事业，只好放弃进入大学深造的计划。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其未完成的工作，这成为饶宗颐朝着做学问的路上踏出的第一步。正是因为他继承父志，完成《潮州艺文志》，才得以进入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
广东通志馆的前身是民国初年设立的广东修志馆。1928年，广东民政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骤向国民政府会议广州会议提出纂修《广东通志》的议案。次年，经广东省政府第四届委员会第107次会议讨论决定，交由黄节、许崇清、伍观淇三委员及罗镇体拟定编纂通志办法。同年，经省政府讨论决定，修志事务交由中山大学办理，故将广东修志馆改名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聘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兼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任馆长，馆址设在广州中山大学西楼。
1935年新任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接手民政厅长许崇清主办广东通志馆。邹鲁兼任广东通志馆馆长，邹鲁的同乡温廷敬任主任纂修。温廷敬，字丹铭，是近现代粤东以至岭南著名学者、文献学家。温饶两家都是当地著名的藏书家，且志趣相近，都是热心乡邦文献的学者。饶锷父子均曾受教于温廷敬，饶锷修地方志治学也颇受温廷敬的影响，甚至有实际的赞助之功。饶宗颐对温廷敬先生非常敬重，一向以“太夫子”称之，而自称“门下晚学生”。饶宗颐受聘于广东通志馆，固然与其在修志方面的成就有关，但温廷敬的提携和引荐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时在通志馆任职的温廷敬和陈梅湖两位前辈对于饶宗颐的成长非常重视。温丹铭与饶宗颐是师生关系，陈梅湖与饶宗颐是以伯侄相称。两位先贤在培养饶宗颐的问题上，有过这样耐人寻味之对话。温丹铭称，“宗颐年少笃学，颖悟绝伦，日进高明，将来决为瀛洲冠冕。所虑者，家世业商致富，倘染上阛阓习气，遏其德业，殊为可惜。”予（陈梅湖）曰：“丹翁毋虑，吾辈同属父执，鼓舞而拂拭之，俾此一颗出水南珠，无著些尘埃，定能与火齐鲸目，争光耀。”可见，温陈二位先生以父执之慈爱待饶宗颐，对其成长和发展甚为关心。
饶宗颐当时年纪很轻，同事诸人多是中山大学的教授，兼任通志馆的纂修。其中就有老辈的文史学家冒鹤亭，冒鹤亭修的是外交政治方面的志。冒鹤亭喜交游，是个风流人物，饶宗颐认为他是以文学做交际的一个旧文人，诗酒流连，所以交往不多。
饶宗颐在通志馆修的是艺文志，前任是有“岭南才女”之誉的冼玉清。冼玉清当时在岭南大学国文系任教，冼玉清在历史文献的考据、乡邦掌故的溯源、诗词书画的创作、金石丛帖的鉴藏等方面均有不俗的成就。在饶宗颐到馆之前，她已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做了一些调查的材料。
饶宗颐在通志馆期间，有关艺文志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开始着手撰写一部三卷本的《广东易学考》。通志馆在广州市内，那时中大在石牌，通志馆在文德路，有一个最好的条件，中山大学的地方志集为一目，便于查阅。《广东易学考》就是利用既有资料，加上各方志里的著录写成的，该书于1941年在香港完成著述。
在广东通志馆任职的经历对于饶宗颐非常重要。这一时期饶宗颐的兴趣不完全在地方志学上，已从艺文志转到古地理学了。在通志馆，有很多难得见到的志书上的材料，该馆拥有1000多种志书，位居全国第二位。饶宗颐把这些材料差不多都翻了，大量接触地方志书材料为饶宗颐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打下了基础。饶宗颐当时曾发一宏愿：想补作《史记》“舆地书”之缺，因为《史记》没有“舆地书”。饶宗颐当时抄录了他所知道的古书里的所有的地名，做过《史记》里头的地名的很多考证，试图发现其中内在的规律。可惜的是，因为后来抗战爆发，辗转各地，所抄的资料都丢掉了。
当然引起饶宗颐对于研究古地理学的兴趣不仅是因为通志馆的材料，更主要的是得新学术之风气的影响，特别是顾颉刚的影响。早在1934年，饶宗颐写的《广东潮州旧志考》发表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上，这是饶宗颐最早发表的论文，由此开始与禹贡学派结缘。此后，饶宗颐开始与顾颉刚先生有书信往来，1936年，饶宗颐加入禹贡学会。
顾颉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1934年初，顾颉刚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并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吸引了一批从事历史地理问题研究的学者聚集在顾颉刚的周围。在此基础上，1936年5月，作为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正式成立。顾颉刚联络组织志同道合的学者，做了大量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禹贡》半月刊则成为学会的学术刊物。
饶宗颐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与禹贡学派有一定的关系。他曾在《禹贡》上先后发表了《恶溪考》和《古海阳地考》两篇文章。《恶溪考》是考证饶宗颐家乡的母亲河韩江的历史名籍，韩江是为纪念韩愈而得名，在东晋至隋称员水；唐至北宋称恶溪。后一文是讲他的家乡的历史地理，引用《战国策》来批评一部前人的乡志。这些文章纠正了地方志记载中的一些错误，在对地方志的研究和利用过程中，饶宗颐发现很多地方志的材料都是不可靠的，有夸大地方人文古迹的现象，甚至有伪造古迹的，这给后人的研究造成很多麻烦。比如研究古地理，常常会碰到一个古地名在多处出现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可能是地理“层化”的结果，也就是人造古迹，人们把后来的地名往古地名上套，从而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在研究这些问题时，饶宗颐依据多种史料考证，对于几个相同的地名进行辨别，确定其中一个确实是古地名的所指。
饶宗颐因为文章与顾颉刚先生结缘，顾颉刚先生对他非常推重，并请他负责编辑《古史辨》第八册。《古史辨》是1926至1941年间编辑出版的研究、考辨中国古代史的论文集，是“古史辨派”（也称疑古派）研究成果的汇集。该书体现了2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崛起的“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的精神，展示了“古史辨派”用中西结合的“历史演进的方法”，在古史研究中作出的成绩，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古史辨》第一至三册和第五册由顾颉刚编辑，第四、六册由罗根泽编辑，第七册由吕思勉、童书业合编。
饶宗颐负责编辑《古史辨》第八册，目录都发表在《责善》半月刊上。有人说饶宗颐编《古史辨》第八册与顾颉刚有分歧，编不下去了，这是不对的。编《古史辨》第八册，是在香港期间，应该说两人没有什么分歧。因为那个时期，饶宗颐的见识、能力以及对历史的观念，还没有独立的个性，他还是很信服顾颉刚，与顾颉刚先生的治学方法、观念也比较接近。如果不是因为抗战爆发，出版事宜被压下来，应该还是能够合作的。后来随着饶宗颐个人学术上的成长，个人的观点有很大改变，开始觉得疑古派怀疑得太厉害，而辨伪意识太强，得出的结论有一些偏颇，所以没有继续编下去。
当然，饶宗颐也不是全盘否定“疑古派”。他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认为内地学界对于“疑古”的批评有些激烈了。他在一次访谈中肯定了疑古派的基本精神，具文如下：
因为怀疑精神基本上是做学问的一个条件，学术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怀疑的。我最欣赏季羡林讲我的学问时，有一句话：“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我觉得他这句话最中我的心意。“走出疑古时代”？“疑古”是没有时代的，疑古可以延长到很久，因为古代很多东西我们弄不清楚，人家讲得不对我们就要怀疑，文献记载不清楚，矛盾太多了。我个人认为，我今天还在疑古，因为很多古代的问题不是一下可以解决的，今天出了很多新东西，但也出了很多新问题，有些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不是中国才这样。当然没有旧材料就没有办法解释新材料，可是旧材料有太多矛盾，如何把它理清楚？永远也理不清楚。我的立场是这样子。
这一时期饶宗颐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对于楚地的历史地理研究。这样的研究使饶宗颐的学问由纸上之文献扩大至地下实物、由地方一隅之学扩大至四裔之学。几年后他的成名作《楚辞地理考》（1946年出版）一书撰成，书中针对钱穆先生有关楚辞地名的说法，提出了有力的批评。这一研究即发端于这一时期对于古地理的研究兴趣。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所以对于楚辞中地理名词的考证可以确定楚国文化的地域范围。
《楚辞地理考》本来要在《禹贡》发表的，主要是为了驳钱穆先生的，后来因停刊未能如愿。当时钱穆在《燕京学报》和《清华学报》发表了几篇有关古地理考证的文章，一是对周初地理的考证，一是对《楚辞地理的考证》。钱穆认为古史发生地应该是集中在中原地区，所以他提出：“湘域在两汉时，尚为蛮瞰荒区，岂得先秦之世，已有如此美妙典则之民歌？”认为屈原的《楚辞》中出现的一些水名、地名如洞庭、涔阳等不可能是在湖南，应该在湖北和河南，甚至认为三苗也在河南。但是饶宗颐认为早在先秦楚地就已是物产和文化较为发达的地方。现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很多东西，楚文化之丰美已成世人共识。饶宗颐认为，出现这样的错误认识是因为钱穆先生做学问不看考古材料。饶宗颐后来曾经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对于历史事实的确定要依据多重史料，包括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域外的材料。
饶宗颐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三苗考》是用考古发现来证明古代民族迁徙的路线。《三苗考》主要考察了三苗在历史上迁徙的路线，以此确定其与西羌的关系。这个问题纠正了前人认识上的谬误，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饶宗颐在通志馆时期的研究帮助他奠立了此后研究古代地理的基础。当时《广东易学考》三部无法刊印，要不然也可以作为他的这一时期的业绩。到1938年饶宗颐在通志馆任职结束，这是因为日本人南下侵略，连中山大学都要搬到澄江去，通志馆的工作也就只能结束了。
饶宗颐在青年时代，学术研究起步阶段，得到众多前辈的提携，但饶宗颐思想较为独立，不盲目信从名家，而是对各家的学术研究方法均取其所长，在此基础上做自己相关的研究。饶宗颐在后来的《论杜甫夔州诗》一文中最可见其学术上的独立精神，其文曰：
即欲人最后摆脱绳墨，自立规模，由有意为诗，至于无意为诗，由依傍门户以至含茹古今，包涵元气。诗至此已进另一崭新夐绝之境。诗人者，孰肯寄人篱下而终以某家自限乎？又孰肯弊弊焉不能纵吾意之所如，以戛戛独造以证契自然高妙之境乎？
饶宗颐突出强调了人格独立与学艺上开拓创新的辨证关系，认为只有具备独立之精神，才能摆脱前人，自立规模，才能超凡脱俗，才能耐得住寂寞，静思冥想，戛戛独造。
当然，独立不是自我封闭，饶宗颐是既有独立精神又兼具开放性。在青年时代，虽多受传统学术之影响，但对于新文学与新学术也多有涉猎。比如对于五四文学，饶宗颐曾读过胡适、鲁迅、周作人的作品，尤其喜欢周作人的小品文。我们现在看到的饶宗颐的诗作大多是旧体诗，实际上他也曾写过新体诗，诗名《安哥窟哀歌》，后收入《清晖集》。这是他平生写的唯一一首白话诗，这首诗的由来，饶宗颐在《清晖集》出版时，提到：
这首诗是上个世纪70年代越战时期写的。那时候我在法国教书，我的很多学生是越南人，我本人也多次去过越南旅行考察，很为越南人民还有那里的历史文物古迹担忧。所以写下这首白话诗。
除了阅读新文学的书籍外，早在家乡时，饶宗颐就曾修读完商务印书馆所办的英文函授学校课程，对于英文已经有一定的基础。饶宗颐还读了很多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且感想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