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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9日，饶宗颐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今潮州市湘桥区）。

潮州位于广东东部，西与福建接壤，是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潮州是指如今的潮州市，广义上的潮州指的是整个粤东地区，即潮州市、汕头市、揭阳市与梅州丰顺县。上述三市与丰顺县构成古代的潮州八邑。

自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潮州任官时兴办文教以来，潮州逐渐形成崇文尚学的风气，成为文化昌盛之地，历史上就有“海滨邹鲁”、“昌黎旧治”、“岭海名邦”的美誉。潮州商帮也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商帮之一，其中代表人物有全球华人第一富豪李嘉诚。潮州历史上人才辈出，历史名人有郑时昌、王大宝、赵德、卢侗、陈一松、王源等人物。而从自然环境来看，潮州城位于南海之滨，韩江水穿城而过，韩江两岸，有笔架山、金山、西湖山三山翠色相映，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被称为钟灵毓秀之地。

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饶宗颐能成为一代鸿儒，应该说，是与潮州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和优越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此外，家学渊源更直接影响了饶宗颐的学术与艺术生命的成长。

饶宗颐的祖辈是潮州的显赫望族，饶家的远祖过去原居浙江，后几经迁徙，由福建入广东，最初居于大埔县，后迁居嘉应州松口铜盘乡，至十二世祖始定居潮州乌石赛。饶宗颐的祖父名兴侗，字子梧，曾任潮州商会会长。1902年，饶兴侗创办了潮州第一所慈善机构——“集安善堂”，广布德泽，颇有声名。他有四个儿子，饶宗颐的父亲饶锷排行第三。饶锷生于1891年，原名宝璇，初字纯钩。“纯钩”为古宝剑名，这是祖父给他取的，以期振励。饶锷成年后，有揭阳人周次卿与其友善，认为既名锷，又字纯钩，“物莫两大，两大则伤”，“锷以义有利，而又以古宝剑名取字，锋芒太露”，故取号“钝庵”。

饶锷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学成后返回潮州，曾担任《粤南报》的主笔。青年时，便自觉接受民主共和思想，20世纪初，当陈去病、柳亚子、高旭等人在苏州创立革命文艺团体——“南社”时，他即积极响应，并从事诗文创作，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清廷的专制和压迫。此外，他还热情扶持潮籍进步作家冯印月、冯素秋（“左联”烈士冯铿之兄姐）、蔡儒兰等人。饶锷先生交游广泛，在潮州学界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广求天下奇士”，“得聚处于一室，相与上探汉魏，研讨幽微，以期跻乎古人绝之境”，与潮籍学人郑晓屏、杨光祖、石铭吾、柯季鹗等，“志趣颇合，昕夕酬唱”，“披襟抵掌，谈天下事”。

饶锷19岁时，与本城清末进士蔡学渊之次女喜结连理。饶夫人出生名门，祖父蔡一桂，清同治时任资政大夫，父蔡子渊进士出身，任户部主事。婚后第七年，生长子饶宗颐。取乳名福森，后正式定名为“宗颐”。

饶宗颐的名字很有来历，都是父亲饶锷先生为他取的。父亲为他取名宗颐，取字伯濂，是希望他师法宋代大儒周敦颐。周敦颐，号濂溪，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今人耳熟能详的《爱莲说》即出自周敦颐之手。饶宗颐兄弟排“旭”字辈，但他的父亲饶锷尊崇理学，所以取名多与理学大师有关。他的二弟名叫宗械，是因为中国宋朝有位理学家叫张械，父亲希望他二弟能师其见识高，践履实。除了名字之外，饶宗颐还有两个别号，一个叫伯濂，濂是取自周敦颐的字濂溪的濂字，父亲是希望他像周敦颐一样，伯是大，因为他是长子，所以叫伯濂；另一个别号是伯子，他作的书画曾题饶伯子。

在传统时代，一个人的名和字一般由父亲取定，在成年后，可以有自号。饶宗颐后来自号“选堂”，他用选堂为号，可理解为学有三变，自己不同时期的治学有不同的主题，但很有因缘的是都与“选”有关，所以以“选堂”为号作为纪念。

饶宗颐自小喜欢文学，特别喜欢读《昭明文选》，后来曾经讲授此书30年。中年以来再度执著于绘画，又以元人为依归，特别欣赏钱选的作品，钱选是宋元时期同享盛名的著名画家，人品及画品皆称誉当时。到晚年退休后，与西方学者论学，讲中国早期宗教，认为中国早期文明也有西方所谓上帝选民的意味。饶宗颐在《选堂自说》中的解释是：

记敦煌本《老子化胡经》，其十一《变词》有句云：“洪水滔天到月支，选擢种民留伏羲。”选民云云，正如希伯来之chosen people，此道教徒之创世纪遗说也。以为洪水过后，人类种民惟伏羲，如彼土之挪亚，今苗徭神话尚存其说。前岁游吐鲁番，见其博物馆中，伏羲女娲交尾之图凡数十事，图之之意，似示人类祖先有再生之义，是古代西域月支有伏羲种民传说之明证也。由是观之，选擢之说，亦有可取焉。

上述文字的意思是说洪水过后，人类的种民只剩下了伏羲，这是道教的创世纪遗说，就像西方所说的诺亚方舟的故事。

另外，饶宗颐自号选堂，且对于甲骨文的研究造诣很深，近年来有学者将饶选堂与甲骨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并列，称为五堂。饶宗颐早年史学论集题为《选堂集林·史林》，更有追慕王国维《观堂集林·史林》的意味，又曾自引日本学界的说法称“20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是‘观堂’，下半叶是我的‘选堂’”。不过，他自谦地认为，“为学贵精不贵多，观堂以精取胜，而选堂以多取胜，论学术境界，自有上下之别”。

父亲希望饶宗颐师法理学大师，但饶宗颐自小即与佛结下很深的缘分。他在《澄心论萃》中提到：

自童稚之年攻治经史，独好释氏书，四十年来几无日不与三藏结缘，插架有日本大正续藏，及泰京馈赠之巴利文藏，日译南传大藏经。

饶宗颐与佛学有种神奇而深远的缘分。晚年他曾提到一段与自己名字有关的故事，他说，自己曾经在法国巴黎研读北魏皇兴的《金光明经写卷》，并曾撰写有关的论文，对佛学很有研究。1981年秋，饶宗颐在山西太原时，梦见有人说起该卷。不久，他就在大同华严寺看到了该卷的龙藏本，其卷首序题为“元丰四年三月十二日真定府十方洪济禅院住持传法慈觉大师宗颐述”。在《百丈清规》卷八也写有“崇宁二年真定府宗颐序”。元普度所编的《庐山莲宗宝鉴》中慈觉禅师字作宗颐，他曾迎母于长芦寺，制《劝孝文》。饶宗颐检索《宋史·艺文志》，记载有宗颐著《劝孝文》，这才知道是同一个人。他大为感叹，并治印一方：“十方真定是前身”。这段缘分让饶宗颐觉得自己的前身必定与佛有缘。

让人称奇的是，他的名字“宗颐”二字与日本也颇有渊源。饶宗颐曾为日本二玄社编《敦煌书法丛刊》，后来知道日本大德寺住持是养叟宗颐，与自己同名。他为此感叹道：前生有无因缘不易知，然名之偶合，亦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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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是潮安当地的望族，世代经商，从饶宗颐的十二世祖仕宝公开始到潮州城卖客家豆腐起慢慢地发展起来。到祖父饶兴侗一辈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在潮州是首富。饶家虽世代经商，但也是诗礼传家。饶宗颐家庭条件非常好，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按理说可能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饶宗颐却成为一个学问家。饶宗颐晚年回忆自己早年经历时，认为自己命里注定是要去做学问的，最终也成了一个学者。这一方面与饶宗颐幼时的孤独有关，另一方面也跟家学渊源有关。

饶宗颐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生饶宗颐后，身体就很虚弱，在他两岁时就因病去世，从此饶宗颐跟祖母住在一起。因为这种孤独，使得饶宗颐少年时期养成喜欢清净，专志于学的个性，且自幼即较一般孩童独立，能够沉潜下来读书作文。饶宗颐的自述中曾提到，“我的这种气质小时候就很明显。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人家的事情，只做自己的事，而且全神贯注地做好。”

今人提到饶宗颐，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家学渊源。饶宗颐认为：“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饶家的丰富藏书以及父亲的引导为饶宗颐创造了良好的读书环境。

饶宗颐的父亲饶锷癖爱藏书，早年与其二哥次云先生从坊间购得一册清人张文襄编著的《书目答问》，二人便商量按“书目”中所列各书寻购。日积月累，不到两年，便寻书六七千卷。以后又逐步兼收并蓄，藏书很快增至一万多卷。此后，又通过友人协助，从江浙购进一批旧籍、善本，前后所得六七万册，至鼎盛时，饶家家藏典籍达十万余卷，藏书之楼名为“天啸楼”。饶锷先生经常“发楼上藏书而耽玩之”，“尽日夜哦诵”；并将藏书加以整理，辑有《天啸楼书目》二册。其藏书之富，为粤东之冠。饶宗颐的伯父饶次云先生是一个画家，专画山水，对于经史和佛学都有研究，同时还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数量多达数千种。饶宗颐自幼接触这些藏书和藏品，这是一般家庭所没有的条件。

在父亲的影响下，饶宗颐自幼便浸淫在天啸楼的万卷藏书里。饶宗颐后来提到：

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就等于孩子在玩。这是一个小图书馆，我自己可以在那里一边享受，一边玩，不管懂不懂也就在那里逛。所以中国书的基本种类我老早就了解。

在藏书楼自由学习的经历养成了饶宗颐好学多思的习惯，且非常有主动性，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

饶宗颐的家藏典籍和藏品对他后来治学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他关于宋代陶瓷的研究就与饶家收藏的瓷器有关。在民国初年，在饶宗颐家乡的笔架山出土了四尊北宋治平至熙宁年间的瓷佛像，关于这四尊莲花佛像的研究，饶宗颐后来曾撰写一篇题为《潮瓷说略》的文章，发表在日本陶瓷协会刊物《陶说》上。日本学界非常震惊，称潮瓷为中国陶瓷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那四尊佛像年代久远，且刻有窑工姓名，当时，饶宗颐的父亲和伯父分别买了两尊，收藏在家。饶宗颐自小就接触到这四尊佛像，所以有独到的认识。

除了家里藏书丰富的影响外，饶锷先生读书治学的言传身教对饶宗颐的影响很大。饶锷先生自少笃志于学，稍长便游学四方，曾“探禹穴之故圩，扬秦火之灰尘”，跋涉三千余里。饶锷先生既是商人，也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勤于治学、长于考据，尤衷情于理学、佛学及乡邦文献。饶锷先生的著述有《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王右军年谱》诸稿及《慈禧宫词百首》多卷，其古文、辞赋、骈文都写得很好。他在学问上很有抱负，想要继承黄宗羲的事业，编著《清儒学案》。

饶宗颐的学问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他写诗、填词，还有写骈体文、散文；二是写字绘画；三是目录学的训练；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虽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然而饶宗颐丝毫不染纨绔子弟的浮夸气，他天赋异禀，生性清净，专志于学。饶宗颐三四岁时，父亲就教他读杜甫《春夜喜雨》和周敦颐的《爱莲说》。这是饶宗颐接触的最早诗文作品，自此在他的生命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饶宗颐6岁时，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练毛笔字。起初，教习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颜家庙碑》及《麻姑仙坛记》等碑帖。父亲尤喜欧体，所以又教他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等法帖。有时习字完毕，他就把正在阅读的《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演义》中的绣像人物插画，进行临摹，又把家里藏的佛像拿来描绘。由此奠定了日后的绘画基础。

除了跟父亲学习书法外，饶宗颐幼年时曾师从蔡梦香学书。蔡梦香是潮州有名的书画家，工诗文、擅书画。蔡梦香的书法造诣很高，声名很大，其书法初学汉魏，后以魏碑笔法入行草，点画有神，意境高远。饶宗颐从其学魏碑，每日临摹《张猛龙》、《爨龙颜》数十遍。这段从学经历使饶宗颐略窥魏碑门径。

1924年，饶宗颐8岁，父亲送他入学读书，就读于潮州城南书院。在学校里，饶宗颐非常勤奋，除在校学习外，在家仍自由读书。饶宗颐幼时爱独自读书冥想，他可以一个人一整天不出门玩耍，也没有同龄的玩伴，一个人躲在那三进大宅的深处，做他自己的梦。饶宗颐儿时喜读《三国》、《封神》、《三侠五义》一类古典小说。特别是《封神演义》，对于充满好奇心的饶宗颐来说非常有吸引力，饶宗颐读完后，思绪不断，想象力超出小说原本，开始自己构想小说的后续情节，于是有续写的《封神榜》。父亲对于饶宗颐所写《后封神榜》之类的话本小说，不太欣赏，认为儿子不务正业。饶锷将饶宗颐续写小说的手稿给好友蔡梦香看，蔡梦香是个浪漫派诗人，对饶宗颐的文稿大加赞赏，建议饶锷让孩子自由发展。

饶宗颐入学第二年，就已经能够阅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等历史古籍了，《史记》中的名篇也基本能成诵了。而且读书兴趣广泛，家里所藏的医书、佛经以及老庄的书，饶宗颐都有涉猎，奠定了其后来从事国学研究的基础。

饶宗颐在接触道家、佛家之书后，开始注重修身养性，向往一个清静世界。比如受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的影响，他开始每天学习打坐，着迷于日本藤田的腹式、冈田的胸式呼吸法，并且终身练习。饶宗颐曾说，佛教讲的是“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外出闲云野鹤，返家静如处子。多年来，饶宗颐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心里头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

11岁时，饶宗颐师从著名的画家杨栻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名家法帖，其间将杨家所藏的清末著名画家任伯年的名作100多幅都临摹了一遍，为此后的书画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饶宗颐说，他幼年跟随金陵杨栻先生学画，杨先生家藏上海任伯年氏绘画盈箱，得以时常临写，且皆为抵壁挥毫，正是由于早年的这段学习经历，故至80以后，仍能纵笔作巨幅人物。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自己丰姿多采、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任伯年的画作是饶宗颐早年学画临摹的对象，但他有自己的艺术主见，认为任伯年画作中的人物寒酸、庸俗，不符合饶宗颐文人作画的高古品味。

饶宗颐的大伯父饶瑀是画家，擅长大幅的山水画，二伯父饶宝球的收藏中也有不少书画精品。早在6岁之前，饶宗颐就在家中的画馆学习，对于家藏的拓本、碑帖可以随意观玩。他十分喜爱清乾隆年间潮州书法家郑润的临古帖。利用这些家藏的资源，饶宗颐很早就开始接触书画中的上乘之作，故而形成高水平的品鉴能力和高雅脱俗的绘画风格。到十几岁时，饶宗颐已经和当时书画界名流刘三、蔡守开始交流，当时多是通过书信往来，两位前辈还不知道饶宗颐只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饶宗颐曾用杜甫的诗句戏称自己“结交多老苍”。

1930年，饶宗颐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省立金山中学初中部。但此时的他对课本中的唐诗宋词或《古文观止》早就熟读成诵，认为没必要在此浪费大好的光阴。因为从幼年起，饶宗颐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读中学后，他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很浅显，自己早已知道。另外，他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他的学习特点，父亲也同意他在家学习。所以，饶宗颐仅读了一年中学，他便干脆不再读了，居家自学。

在金山中学学习期间，教古文的先生王韩，指导他学古文要从学韩愈入手，这对饶宗颐影响很大。饶宗颐上中学第一年时，王韩是他的老师。王韩原名是思愈，意思是学韩愈。他原来是反对佛教的，后来日本密宗大僧权田雷斧给他灌顶，他开始参修佛法，成为佛法大师，称王弘愿。饶宗颐晚年还常常提起这位王先生，认为：“我很信服王师这一套，现在我还是要谈作文应从韩文公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

除了自学和师从名家学习外，饶宗颐受父亲的影响最大。受父亲治清儒学案的影响，饶宗颐幼时读了一些清儒的著作。其中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很大。一个是孙诒让，另一个是顾炎武。饶宗颐后来治甲骨文的动机来自孙诒让，孙诒让是近代的经学大师，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等方面成就卓著，饶宗颐早年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大多来自孙诒让的影响，他是饶宗颐学问最早也是恒久的指路人；而饶宗颐治学的恒心、肯钻进去、肯走艰辛的学术之路、注重访史和实地考察等习惯，则源于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的影响。饶宗颐在晚年谈及自己的治学方法时，特别提到清儒治学方法的影响。其文曰：

我非常地崇拜孙诒让和顾炎武，因为父亲对清儒的兴趣很大，影响到我自己的读书治学风格，就是重视清代朴学“积微”的传统。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清代朴学“证据周遍”的路数很有道理，这是铁杵磨针的功夫，在这样掌握文献资料基础上得到的学问才是扎实可靠的。

此外，父亲的《王右军年谱》让他喜欢上了书法，《〈佛国记〉疏证》，播下了后来与印度的因缘，他后来去印度问学即与此有关。父亲从小就训练饶宗颐写诗填词，写骈文散文。16岁时，饶宗颐颇有陶潜风格的咏优昙花诗就引起了轰动。父亲对饶宗颐影响最甚者，当数其编著的《潮州艺文志》。饶锷不到50就去世了，他编著的《潮州艺文志》尚未完工，饶宗颐以16岁的少小年纪毅然接手，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后来《岭南大学学报》特别推出两期专号发表《潮州艺文志》，产生了广泛影响，饶宗颐的学术地位得以确立。

从饶宗颐早年的学习经历来看，他虽然在正规的学校的受了一些教育，但大多是靠家庭教育和自修，而正是这种学习方式成就了饶宗颐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也打下了其此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饶宗颐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谈到：

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写散文。这一点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这种训练。现在家庭教育出现断层，很难使孩子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国学熏陶方面几近于零，很可惜。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同一模型，现在的中文系学生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体诗，这样就跟古人隔了一层。中国传统文化都蕴藏在这些古代文体里面，不掌握它们，国学研究没办法突破。不能创作，只有理论，他们借外国的理论硬装进去，自以为理解了的其实是误解。 uqF7rhoPvd75TP5+TOmS9o4AKpdBA2sWIQcYDYlwzWHTcoVs8vuU8xD+1NWJnI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