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于饶宗颐这个名字，相信许多人都不陌生，特别是在那些炫目的头衔之下，似乎有种尽人皆知的意味，而盛名之下，饶宗颐对于中国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又总是语焉不详。个中缘由，可能在于饶宗颐的不可复制性。我们很难将他归类，很难用简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的志业与成就。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不看这个已经被定性的符号化的饶宗颐，而是追根溯源，勾画出一代鸿儒饶宗颐是如何炼成的？从中或可体认到饶宗颐不可复制性的渊源，而正是这种不可复制的奇绝造就了饶宗颐的成就，其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也由此得来。

饶宗颐常常用因缘来解释自己的成就。他说，他今天成为一个学人，这是有因缘的。因缘很重要，就是条件好，应该有的条件都成熟了。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经历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了，很可惜，很浪费光阴。而他没有这些曲折，似乎是生下来就机缘已熟，于是命定要做学问。当然因缘并不是无来由的，正如我们熟知的那句话：机会总是垂青又准备的头脑。饶宗颐曾说：“很多的因缘围绕着我，我确实比较幸运，但也说明我有做这些事情的条件，不是任何人都有这个因缘的。”

学人成功，当然以内缘因素为首要，不过也多有外缘背景。饶宗颐一生，颇得天时地利人和，内缘与外缘相得益彰。

饶宗颐幼时的家学渊源即为一般人所不及，其自小就养成好学多思，耽于想象的习惯，且读书全凭兴趣，这是不可多得的基础。当一般儿童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始终处于知识的接受者的时候，饶宗颐却异常地早熟，学习全是就性之所近，很早就开始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其后来走上治学一途的重要基础。从其后来的治学风格中均可见早年学习经历的影响，即始终以学术为本位，视之若安生立命之所在，所作研究全是为己之学，而不是出于功利性的外在目的，且总是能居于主体地位，不迷信权威，具有怀疑精神，见常人所未见。

而饶宗颐治学风格之养成多得益于其优越的外在环境，早年是家境殷实，诗礼传家，读书完全自由，且完全没有功利化色彩，这样的读书环境自非常人可及。而其后来学术上成就的取得也有赖于商帮的支持以及寓港不归的学术际遇。1949年，饶宗颐为《潮州志》编辑事宜赴港，咨询资助人之一的潮商方继仁，由于方氏的劝阻及资助，饶宗颐得以寓港不归，遂决定了后此大半生的学术际遇。当大陆政治运动屡起，批判斗争不断，而饶宗颐得享“偷来的时间”，是为天时。而香港的开放也使饶宗颐能够与欧美汉学界互通声气，促进其学术研究，是为地利。饶宗颐早年从学得父辈师友提携甚多，到港后治敦煌学，方继仁斥巨资为其购入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为当时日本之外亚洲仅有的一套，此后饶宗颐刊布图籍，展览书画，开研讨会，建纪念馆，亦多承潮商财力的支持，此则为人和。

饶宗颐的成就得益于外在的因缘，且此种因缘是多重的，是来自各方面的。饶宗颐的学问领域之宽广，学术视野之开阔，所见史料之广博可以说是罕有人能比肩，而这些都是得益于其外在因缘的多重性。但饶宗颐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在此多重外在因缘的影响下不失本我。饶宗颐一生所遇的名师益友不可胜数，其均能以自己既有的学问基础，有所因应，取他人所长，所以饶宗颐的学问都不是照着做的，而是接着做的，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饶氏治学，“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

饶宗颐对“缘”的解释不是完全被动的，他认为，缘是外面的条件，你自己有某种内在的条件可以同外缘结合，能够配得上的才能够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为你的条件和外缘的条件不合，它没有需要你，所以说缘要内外两方面的结合。饶宗颐的幸运即在于内外缘的交集。

当然，除学问以外，饶宗颐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境界也是罕见的。饶宗颐集学问与艺术于一身，所以他的生命是充满自信的，是圆融的，是和谐的。在现代中国，一般知识人若是能做到学问上有为，往往因功利心过甚，而失之无趣，饶宗颐做到学问上的有为和生活上的有趣二者兼得，其实这正是儒者所追求的内在圆融。饶宗颐的学问、艺术与文化人格是特殊的因缘所造就的学术文化现象。追寻这些因缘之由来及其作用，将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饶宗颐所著文集煌煌巨卷，流传甚广，研读之人一定也会有想见其人之念，这本小传或可使读者略窥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