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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也许因为儒家“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古训，任继愈在探索为弱势群体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学习了一些中医知识，甚至学过针灸的具体针法。只是令任继愈没有想到日后“文革”时在干校锻炼期间，他竟然成了乡村里有名的“赤脚医生”。
高中毕业之后，18岁的任继愈仍然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主攻的目标。他很清楚，哲学是出了名的难学，而且毕业后的出路也很窄——事实上，与任继愈一起入学的北大哲学系同学，毕业时只剩下3人。任继愈所在中学的国文老师中，有不少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连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也出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则从事文学写作和教学。然而，出于打小养成的对世界和宇宙间终极性问题“寻根问底”的习惯，任继愈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坚持了自己的理想。
1934年，任继愈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这是他最想读的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当时北大的学生习惯于个人单独活动，宿舍里几平方米左右的地盘，也往往用布幔隔开，形成自己的独立空间。任继愈在北大的西斋住校，也有一个单独活动的小天地。虽然住宿的空间不大，但任继愈却感觉很快乐，他的心情每天都随着天上的白云和飞鸟一起飞翔。
北大的图书馆尤其给任继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北大图书馆设在沙滩松公府的一个四合院里，夏季时，寂若空谷，静如古刹，但冬季则阴冷潮湿，凉气直冒。后来建了新馆后，条件才大为改善。新馆采用钢门窗结构，宽敞明亮，一扫旧馆沉闷幽暗的气氛。中文阅览室里常用书、工具书如《四部丛刊》、《二十四史》、《通典》等，沿墙排列一周，随手查阅，十分方便。
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师生，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自由出入图书馆的外来人员，除了不能从书库借书外，实际享有查阅中西文开架书刊文献的一切方便，与北大正式人员并无不同。说来也奇怪，在这种极端开放，几乎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没有听说图书丢失的事件。
任继愈还回忆到，当时北大图书馆允许学生凭一张借书证，进到书库里去看书。他认为这样大有裨益。因为在书库里，亲手翻一翻，看一看，与查阅书目得来的印象大不相同。而且，研究者无心翻阅到的资料，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或许，正是在北大图书馆的学习生活，让任继愈对图书馆的开设和运行有了亲身的感触。这一经历，让他在后来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也厉行革新，推行了不少方便公众、方便研究的措施。
这期间，任继愈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等哲学研究大家，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汤用彤是学贯中西的大儒，赴美留学期间曾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其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至今还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经典著作。1946年，正是他力邀季羡林回国，到北大任教。他对任继愈的学习和生活都非常关心，后来成为任继愈的硕士研究生阶段导师，还与罗常培一起为任继愈的婚事牵线搭桥。
与老师贺麟
贺麟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后来担任过任继愈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副导师，他对黑格尔、斯宾诺莎等人的研究颇深。任继愈的座右铭：“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即是出自斯宾诺莎。
而被中国学术界尊称为“一代宗师”的钱穆，最高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自学成才。他讲课的讲义编成《国史大纲》，将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且一直风行。
在当时几任校长的坚持下，北大不仅秉承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而且在学术思想上兼容并包，在用人上不拘一格：有的教师如汤用彤、贺麟等都不是北大毕业；有的如熊十力、钱穆，虽没有高学历，却有真才实学；有的如卞之琳、钱学熙，未到国外却是外语专家。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说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弘，规模巨大，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北大学生长期生活在视野开阔、群星灿烂的学术环境中，对其学业和性格的养成都大有裨益。
任继愈最不能忘记的是熊十力先生。
任继愈大学时期的照片
1934年，任继愈刚入北京大学，听高年级同学介绍北大的老师，其中一位先生就让他非常感兴趣：这位先生不在课堂上课，而在他家里上课，且是北大唯一一位在家里上课的老师。原来，熊十力受不了上下课时间的约束，认为如果按照这个时间上课的话，听者得不到实际的益处。于是，他就给选他课的同学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学生们都深以为然，于是就把信贴到了哲学系办公室。
这以后，熊十力的家就成了他们的教室。
熊十力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听课的学生全副武装，坐着听讲。当然，熊十力先生与比他年轻许多的同学们冷暖与共，并无不同。他开的课，虽每次两个课时，但一讲起来就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个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熊十力喜欢站在屋子中间，不爱坐着讲。在他看来，坐着讲课，既不提气，也显得对讲授的内容不太虔诚。
熊十力还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画画，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者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
熊十力是非常坚持原则的一个人，从不依附权贵，光明磊落。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很尊敬他，请他来教书。但他只愿意教自己擅长的一门课，所以一直就只能当个讲师。因为按照规定，只有讲三门课的老师才能当教授。但熊十力不为名利所动，他虽是个讲师，但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他从不和人家谈论天气，一谈，就是学问。
任继愈觉得，听熊十力讲课，既在学知识，又在学做人。比如他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的时候，往往大骂蒋介石致东北沦陷，不抵抗，投降卖国。可以说，熊十力不仅是以他的知识教育人，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的品格，也感染了包括任继愈在内的绝大部分学生。“从熊十力和许多良师益友身上，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人生之路。”任继愈如是说。
任继愈认为，在熊十力的生命深处，埋藏着一个高远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百折不回，精进不已，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在北平的寓所里挂了一副手书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充分表明了他的理想。他孜孜不倦，开门授徒，著书立说，就是要让人们重新拾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无论如何艰难，如何繁重，为了这个理想，他以对中华文化的深切热爱，以铁骨铮铮之躯，以拳拳赤子之心，披荆斩棘，不断前行。
这种理想、这种情怀，与中华几千年来的儒家传统精神何其类似！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20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不仅熊十力，还有一批这样的仁人志士，尤其是以探索终极真理为目标的哲学家，更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他们“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一直深深影响着任继愈。日后，他也像老师们一样，逐渐意识到并担负起了这种责任感。
任继愈和熊十力，师生间还有一段故事。任继愈虽然师从熊十力，但后来随着自己对事物的不断学习、认识和思考，加上贺麟、冯友兰的影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越来越认同。1956年，任继愈给熊十力写信说：我已决定放弃儒学研究，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熊十力则回信，说任继愈“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此后，师生二人虽书信往来，却再不探讨学问了。任继愈说，之所以写信给老师，就是觉得不应该欺瞒老师，要实话实说。正如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柏拉图所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样，任继愈说：“我从小就形成了这种世界观、价值观，觉得这样做心里踏实。”
任继愈在北大的同学中也出了不少知名人士，如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陆平、曾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原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原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