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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很快来到1931年。任继愈15岁，该读高中了。
这时候，父亲已经担任了较高的军职，家庭条件有所改善，任继愈得以远赴北平，就读于北平大学附属高中。
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宗真甫，河北人，曾留学法国。因此他的办学思想有点法国风格。他没有把教育的力量放在升学，放在死读书上，而是放在全方位为青少年打好文化基础上，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这所高中不分文理科，课程除教育部规定的之外，二年级以后还开设了选修课。教材也不用教育部统编的中学教科书，而是授课老师自行选编，集中在文化基础训练方面。
给任继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所学校招生，并不限于北平本地，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学校也不限制学生的爱好，体育、美育、德育、智育并重。学校的校风强调民主、开放、活跃，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的学习之道。
在这种自由民主的氛围之下，任继愈昂首阔步地行走于精神世界的广阔天地，也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文学和哲学的充沛营养。他高中时期的几位国文教员，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
有位教员叫刘伯敭，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给学生选的教材从《左传》、《国语》到孟、荀、老、庄等人的文章。他讲的语文课像文学史，又像哲学史。从他选的教材中，任继愈读过张煦、胡适、梁启超、唐兰、冯友兰等人关于老子年代的讨论，使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还有一位教员叫鲁涤平。那时国民党政府要求学校必须有“党义”的课程。鲁老师早年留学日本，喜欢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三民主义课程不重视。他的教学方法和小学时的曹景黄老师有些相似，善于引申开来，把教授“党义”的课堂变成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专门攻击“三民主义”。
攻击之前，鲁老师选用“三民主义”中的一段话，指出：“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你看可笑不可笑？”以此来提起学生的兴趣和表明自己轻蔑的态度。这门“党义”课先生不重视，学生自然也不重视。同学们私底下组织读书会，也有参加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的。
良好的治学精神和校园氛围，使得在这里受教育的学生，肯钻研，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后来他们大多出类拔萃，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如著名革命家、作家马识途，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1956年驾机起义的刘善本，等等。
然而遗憾的是，这所中学的寿命太短了。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侵略中国的图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策划和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进攻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并占领沈阳。事变震惊世界，标志着日本将征服中国的计划推进到新阶段。
从1931年到1935年期间，日军一步步加紧侵略华北的计划。学生和教师因不满南京政府卖国投降政策，学生运动连年不断。每次学生游行及宣传活动，总有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同学参加，这引起了北平警察对这所学校的注意。恰巧由于北平大学各院校不愿意掏钱办这样的中学，便借故宣布停办，由学生自行转学。
学校创办后的第二年暑假，学生发起了护校运动，留校的学生推举代表，进行新闻发布会，向全国通电，申明不应停办的理由。最后，大家提出，如当局不收回成命，即联合起来，到南京向教育部请愿。根据同学名册，通知家在铁路沿线的同学按规定时间、车次，会齐同去南京。学生的愤怒像潮水，暂时逼退了当权者的气焰。北平大学怕事情闹大，作出了让步，答应以后虽不再招生，但一定让已入校的学生学完毕业。因而这个学校只办了两届，毕业了6个班，总共4年的时间。
任继愈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的3年学习生活，对他的性格、阅历和知识的培养历练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所以他常常往家带东西，除了帽子、书包之类，还订了很多报刊，如《儿童世界》、《晨报》、《大公报》给弟弟们。冰心的《寄小读者》一出版，任继愈也赶紧买了寄给弟弟。另一方面，他也在思考，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推崇老子，爱好哲学，认为哲学是为弱势者呼，老子所提倡的“上善若水”，更能体现一种宽容。而现实中，老师们给他教授了为社会奉献的知识，同学们用行动证明着为社会奉献的信念，这一切都让任继愈决心致力于哲学的研究，想为广大处在动荡飘摇的乱世中的弱势群体找到一条出路。虽然他也明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读哲学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最终还是坚定了信念，决定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