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毛泽东毛主席与北京大学的不解情缘。

可以说，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有着三段情缘。其实，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中国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之间，在20世纪五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令人神往而又十分有趣的历史文化联系。从青年时期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到中年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再到进入老年直至去世，毛泽东与北大始终是情缘未了，联系难断。毛泽东早年求索，因北大而窥学术之堂奥，升华超越。他盛赞过五四时期的北大，说北大蔡元培、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尔后，他和北大师生、许多知名学者、教授长年保持着深厚的公情私谊；但到晚年，当他的权力达到巅峰时，他又诅咒过北大，说北大是个“反动堡垒”，并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干预北大校内生活，使北大几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其中的爱憎故事，令人痴迷，发人猛省，也教人震颤。它是毛泽东本人历史的一部分，是北大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是值得研究者发隐抉微，史笔一书的。

在五十多年流逝的岁月中，毛泽东与北大的联系，时间比较集中的有三回，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第一回是五四运动前后，其时毛泽东还是个青年；第二回是北平刚解放不久的建国之初，毛泽东正值壮年；第三回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已进入老年。三回联系的情况不同，产生的影响和评价也不一样。下面记述的就是这三回联系的历史片断。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发生联系有两次。第一次在1918年秋至1919年春。这次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是正式在编职工，约半年，任职是图书馆助理员。第二次在1919年冬至1920年夏。这次他尽管不是北大职工，但许多活动是在北大进行的，同北大仍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两次时间紧相连接，是毛泽东最早与北大发生联系，且是最直接的联系。当时人们对这种联系是不会给予注意的。原因是：毛泽东是个青年，又是小人物。一个青年小人物，即便和一个著名学府来往，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几十年之后，经过历史造化的一番点缀，回过头来看足迹，就会觉得此中不乏意味：一个是后来变成了历史伟人的平凡青年，一个是当时著名高等学府，两者相会于中国近代革命转轨、文化思潮大变动的五四时期。其时、其地、其人，说巧合，又非无缘之合；是偶然，却寓有某种必然。地灵生人杰，时势造英雄。毛泽东后来走上伟人之路，同他早年于五四时期在北大所受的洗礼，不无关系。

接下来，我们说说青年毛泽东的北大之行吧。可以说，当年年轻的毛主席在北大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现在回头看来，是一个历史性跨越。我们说，青年时期一般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面向社会，开始谋划一生事业发展的时期。在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和他后来开始走上革命征程，最后成为革命伟人，是同他青年时期在北京大学的这段学习经历不可分的。

图1 1918年秋，毛泽东（左四）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与邓中夏（左五）等人的合影

1918年，毛泽东25岁。这年8月19日，他和同乡好友罗章龙等一行25人，第一次走出湖南，来到当时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名牌学府，又正值蔡元培出任校长，对校务进行大力整顿和革新的时期。许多青年都慕北大之名而以做一名北大学生为荣。毛泽东来到北京时，正是高考时节，同行的罗章龙就报考了北大预科，后来成为经济系的学生。这时，毛泽东原在湖南一师求学的老师、后来成为毛的岳父的杨昌济先生，正执教北大，任伦理学教授。杨曾面告6月先期到京的蔡和森，要蔡立即写信转告毛泽东，希望他来北京“入北京大学”，以奠定“可大可久之基”。蔡和森照着办了，于6、7月间接连给毛泽东去信，促其北上，并转达了杨昌济的期望。照理说，毛泽东有报考北大的很好机会和条件，他理应争取做一名北大学生。做一名北大本科生，取得正式学籍，与在北大旁听，还是很不一样的。但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并未照着他老师的话去办，他没有报考北大，而是通过杨昌济的介绍，结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征得校长蔡元培的同意后，在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图2 青年毛泽东

图3 毛泽东当年于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地点

助理员是一种初级职位，具体工作是每天到日报阅览室上班，登记新到报刊和来室阅览报刊人的姓名，工作是平凡而琐碎的。毛泽东被安排做这种工作，月薪银洋八元。尽管这对当时经济拮据的毛泽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和大学的教授们相比，则有天壤之别。当时北大校长薪金每月银洋600元，是毛泽东月薪的75倍；文理科学长月薪是银洋450元，为毛泽东月薪的56倍多；一般正教授月薪400元，也是毛泽东月薪的50倍。毛泽东在这种岗位上工作，待遇如此菲薄，在当时那种社会历史条件下，自然不会被人们所看重，甚至会遭受人们歧视。对此，毛泽东内心很不平衡，他曾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泽东的这段自白，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的某些心态。

然而，令人十分惊奇的是，青年毛泽东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才智，很快就突破了自身地位低、待遇差的藩篱，进入到北大主流社会，开展了广泛的、卓有成效的学习。他不仅和北大校长、文科学长、图书馆主任建立了联系，而且和不少知名教授、文化名人、学生领袖等频繁交往，实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职别超越和心理超越，表现了惊人的组织和开拓能力，从中也就汲取了丰厚的知识和营养。据不完全统计，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包括从1919年12月到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来京在北大活动）曾交往的知名人物，现存文字可考的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黎锦熙、胡适、邵振青、徐宝璜、陶孟和、梁漱溟、马叙伦、章士钊、李石曾、蒋梦麟、张申府、谭平山、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朱谦之、萧子升、王光祈、李璜、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杨钟健等。看，这是一幅多么炫目的人物“联络图”!不难看出，以毛泽东当年那样低微的出身和地位，竟然能打入这样一个知识精英群体中，这不能说不是一种令人十分感兴趣而且值得研究的现象。这为尔后不久他走上政治舞台，开展广泛的活动，成为革命青年领袖人物，做了重要的准备。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工作的不长时间里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具有强劲求索的精神，如他自己所说“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另一方面是因为正在改革发展中的北大，具有鲜明的民主包容和自由研究的精神，北大的校园文化，并不拒绝青年毛泽东这样一位“小人物”，因而使毛泽东能在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开展自由的学习与研究，批判与鉴别各种主义，建构了日后成为革命伟人的良好的理论素养和知识胚基。

那么，北京大学究竟给了青年毛泽东以什么样的知识营养呢？概括地说，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学习、研究方向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青年毛泽东是在北大工作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并在这里第一次读了《共产党宣言》，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起坚定的革命人生观。他在这方面的启蒙老师是北大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北大为青年毛泽东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门户，决定性地影响了毛泽东的人生之路，从而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

其二，接受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的训练，特别是新闻和哲学两门学科的训练。北大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比较齐全；蔡元培“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不少名家学者聚集在北大；当时又正值新文化运动进入高峰期，旧学新知，角逐激荡，十分激烈。这就使青年毛泽东置身北大校园，有机会能接触到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了解各派文化思潮，使他眼界大开，思想大进，知识大增，极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整体文化素质。特别是他在进入北大之前，就已有探求世界“大本大原”的癖好并养成读报的习惯，因此，当他踏入北大，就立即利用北大的学术优势，加入由蔡元培、徐宝璜、邵飘萍发起组织的“新闻学研究会”和由杨昌济、胡适、马叙伦、陶孟和等发起的“哲学研究会”，对新闻学、哲学作深入的钻研。青年毛泽东在北大期间，多次听过蔡元培的讲演，与胡适、陶孟和座谈过“学术及人生观问题”，系统听过徐宝璜、邵飘萍的新闻学课程，从而使他在哲学、新闻学这两个专业领域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根基。以后，毛泽东在风雨兼程的革命生涯中，常常运用哲学和报刊这两个武器进行斗争，写出了大量有真知灼见的哲学著作和报刊社论、评论、通讯、谈话等，笔锋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十分成功，这与青年时期他在北大的哲学课堂和新闻学课堂上受到的教育，应是分不开的。

关于青年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在北京在北大活动的情况，诸如北上时间，来回路线，在北大的任职、学习，人际交往，参加社团，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进行“驱张”运动以及所受思潮影响，转向马克思主义等，经过许多学者的多年研究，现在可以说已基本弄清楚了。在这里不拟一一复述，而只想就五四时期毛泽东与北大发生联系的具体特征和毛在北大所受的熏陶、教育，在他尔后走上革命征程、成为一代革命伟人的基础素质构成中，究竟占有何等分量、起过何种作用，再谈一点意见。

众所周知，青年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是他从湖南偏僻的山区走向全中国，以至于后来走向全世界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没有这一步，或许可以这样说，就不会有后来的一代革命伟人、革命领袖毛泽东，而实现这样一个转换——从一个普通青年到后来成长为一个革命领袖——的关键环节，是他早年任职北大，在北大所受的教育、所受的影响。

或许有人要问：青年毛泽东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认真来说，只有三四个月。他两次北京之行停留在京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只有11个月，还不到一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北大所给予他的教育和影响，会发生那么大的神奇作用吗?这是一个值得做点分析的问题。

根据社会个体精英发展的历史经验，一个人要发展，往往取决于某种历史机遇，取决于客观机遇与主体状况的结合。这种结合实现得愈好，则个人发展的前景就会愈宽、愈大，以至于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影响其一生。

青年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任职北大，从其以后的发展来说，他是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并把这种机遇和本身的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从而实现了人生征程上的一次飞跃。

何以言之？且从客观与主体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北京大学自蔡元培任职校长时起，校风丕变，百花争妍，领导学术新潮流，进入它的最好发展时期。这一方文明沃土，为有志成才者提供了难逢的机遇，准备好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正如一位“五四”前后曾在北大做过行政领导工作的学者所云：“北大不仅是原有文化的中心，而且是现代智识的源泉；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科学家，从各方面汇集到北京，在这古城的和谐氛围中，发展他们的心智，培育他们的心灵。古代的文物，现代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将来的希望，在这里汇为一股智慧的巨流，全国青年就纷纷来此古城，畅饮这智慧的甘泉”。另一方面，从主体毛泽东来说，他正值人生之华的青春时期，怀有强烈的求索意识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在来北京之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通过阅读由北大教师主编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和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已对北大及其领袖人物十分向往，产生崇拜心理。十几年后，他曾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这就是说，五四运动前夕的毛泽东，已是一名“追星族”（毛泽东曾著文称誉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对北京大学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十分崇拜，把胡适、陈独秀奉为楷模。正是由于他来北京前存有这样一种心理积淀，因此，等到一旦来到北京大学，结识李大钊，任职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很快就与北大的主流社会结合在一起，同北大的校长、文科学长、图书馆主任、知名教授、学生领袖等人物频繁联系，实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职别超越和心理超越，表现了惊人的人际交往能力。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这个主体，受到求索精神的强劲驱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五四时期的北大这个客体，富有民主包容精神，并不拒绝这样一个小人物。两者拥抱到一起，创造了历史奇迹。青年毛泽东就是在同北大的这种联系中，积聚了一笔丰厚的无形的知识精神财富，建构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发展环境，为他日后成为一代革命伟人，作了重要的铺垫。

青年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都有明确目的。第一次是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第二次是开展“驱张”运动，目标都实现了。除了这两个具体目的外，我认为在毛泽东的潜意识中，还有一个虽不是很明确，却实际存在的更大的目的，这就是进入北大，把北大作为一个转换人生路标和谋求更大发展的基地与舞台，这一点已被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种潜存的更大的目的性，是青年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与北大发生联系的一个主要特点。这时，他的许多活动都是紧紧联系于这个特点，围绕着这样一种潜意识而展开的。

比如，青年毛泽东走进北大，却没有报考北大、争取成为北大的一名正式学生，这一长期颇令人费解的行为，似乎就可以从这方面得到说明。

青年毛泽东一行北上的时间，正是全国大学高考的季节。与他同行的罗章龙就考进了北大预科，其他几位革命青年如蔡和森、罗学瓒等则是因为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所以无意报考。毛泽东是拿定主意不去国外留学，他又十分向往北大，他的老师杨昌济也十分希望他入北大学习，应该说他有良好的机遇和条件来报考。照常理说，进入名牌学府北大学习，做一名正式学生，是许多青年的愿望，而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这里可以有一种解释，就是青年毛泽东有比作北大学生更多的考虑，有更远更大的目的和理想。

青年毛泽东是很向往北大的，对北大的一些领袖人物是很崇拜的，所以他想办法进了北大，当了一名正式职工。但他并不急于报考，当北大学生。原因有二：一是他喜欢自由学习，一向讨厌那种正规的课堂学习生活；二是他还想做更多更重要的事，并不想在北大长期留下去，而四年的学生生活对他来说是太长了，所以他不报考。青年毛泽东当时进入北大，最重要的是要呼吸北大自由研究的学术空气，结识陈独秀、胡适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比较、鉴别各种新思潮，择定终身服膺的主义；以北大为舞台，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广交天下朋友和志同道合者，以谋进一步发展之阶梯。如果不做学生就能实现上述两重目的，那么，不做学生更好。因为毛泽东只想在北大“暂栖身”，并无意于长住。历史表明，青年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就是按照这样一种潜意识的目的在北大行事的。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所受的教育，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学习、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在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而写的《一个可信的自我判断》和《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两文中，已作过较详尽的考释和研证，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时毛泽东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他在北大比较、鉴别各种思潮主义之后而选择的，这同从讲台、书本直接灌输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一样的，它更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还有，这时毛泽东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这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情况有关），而对马克思学说的其他方面涉猎不多。这也正如他后来所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个“第一次”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得到的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直至晚年，还可以在他身上明显地见到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这或许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北大校园文化给毛泽东所注入的文化基因所致吧!

其二，接受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的训练，特别是新闻和哲学两门学科的训练。

青年毛泽东来北京之前，就喜欢读报，对人生问题喜作哲学的思考。因此一进北大，就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受到了新闻、哲学两门学科的专业教育。拿新闻学来说，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从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新闻研究会主任徐宝璜教授和京报社长、研究会导师邵飘萍几乎每周都到会讲演。尔后他们把讲演的内容编纂出版，就是我国第一批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纲要》和邵飘萍的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毛泽东获得过研究会的“听讲半年证书”。可见他曾系统听过徐宝璜、邵飘萍的讲演，受过专业的训练。以后，他在长期的革命征程中，对新闻工作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为报刊写过大量的消息报道、述评、社论，把新闻工作视为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新闻报刊的宣传实现自己对革命的领导，这已成为他个人的学养和领袖气质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与他早年在北大所受的新闻学教育是分不开的。

五四时期，北大校园凝重的文化、恢弘的气度、多姿多彩的学术交流，肯定给了青年毛泽东以丰厚的营养，建构了毛泽东日后成为一代革命伟人的文化知识胚基，从而使毛泽东在成长为革命领袖的同时，也成长为文化巨人和思想巨人。

1949年北平刚解放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北京大学发生了第二回联系。这回联系共有三次，都是书信来往。它反映了已是革命伟人的毛泽东对北京大学的无限关注之情和作为革命领袖的谦逊与朴素本色。

这回第一次联系是在1949年4月，是五四运动30周年前几天。当时北大学生会的两位年轻干部，商议以“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邀请他回北大参加全校纪念“五四”30周年的活动。信的大意是：毛主席在北大工作过，“五四”又是国家大事，所以请他回校参加活动。信于4月28日寄出，4月30日毛泽东就亲笔作复，原信如下：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诸先生：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 毛泽东四月卅日

毛泽东的回信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信是毛泽东亲笔写的，而且回得很快，从北大把信寄出到毛泽东收信作复，中间只隔两天，除去邮送时间，几乎剩不下空闲，毛泽东一定是收到北大的信就立即亲笔作复的。这可以看出他对北大的急切关注之情。须知，其时人民解放军刚刚结束渡江战役，在解放了南京之后，正向杭州、上海逼近。全国也开始了向西南、西北、中南、华南等地区的大进军，军情紧急，建国在望，毛泽东日理万机，有多少重大事情需要他去处理啊!对于北大的这样一封邀请信，他完全可以让秘书代笔回复，或者推迟几天，亦无不可。然而他却立即亲笔作复，这不就鲜明地反映了他对北大的一腔思恋之情吗?据当时和毛泽东同住北京香山、负责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工作的师哲回忆：那时中央机关刚刚从西柏坡来到北京，国民党的飞机还时来骚扰。每天寄给毛主席的信很多，有几箩筐。一般信件均由秘书室处理，只有重要的毛主席才会亲笔回信。讲到毛主席这次给北大亲笔回信时，师哲说：这样的复信，完全可以由毛泽东当时的秘书田家英代笔，但主席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知道北京大学在主席心目中的地位。主席常说：北大是最高学府，我们要尊重知识啊!看，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感动的关切之情!第二，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感谢邀请，说明了不能应邀的缘故，请予原谅，寥寥数语，口气平和，礼数周全，完全是平等待人的态度，没有丝毫虚骄气味。信尾题书“庆祝北大的进步”，表示了一种良好的祝愿。据收到这封信的当事人回忆：这封信由一位解放军战士送交，信皮信纸都很粗糙，信皮上写着“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毛寄”。它给当时北大人所带来的喜悦，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这回第二次书信联系，是在第一次之后不久的1949年12月。当时北大正准备在12月17日（按：1949年以前北大把12月17日定为校庆日，1949年后改为5月4日。）举行51周年校庆。经校务委员会秘书请示时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的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和秘书长、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同意，决定用北大全体师生的名义，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他回来参加校庆，并请他给北大校徽题字。这封信说：“十二月十七日是北京大学第五十一周年校庆纪念日，为了庆祝这解放后的第一次校庆，我们准备在十七日上午举行简单的庆祝仪式……我们热烈地盼望您能在这一天回到学校里来，给我们一点指示。要是您有空，无论如何希望给我们写几句话，给一点指示!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的，最近我们要制新的校徽，想请您给写‘北京大学’四个字，希望您能答应我们。”信尾署名“北京大学全体师生”。信于12月12日发出，寄往中南海，但过去了整整一个冬天，却杳如黄鹤，没有回音。后来了解到，原来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代表团离京，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去了，直到3月4日才回到北京。这段时间他不在，因此没有回信，这是不足为奇的。毛泽东外访近三个月，回国后有大量积压的重大问题需要处理，其劳累与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但他对北大题写校徽的要求，并没有忘怀，仅在12天之后，3月17日，毛泽东就经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把亲笔书写的四个遒劲有力的校徽题字“北京大学”函发到了北大校长办公室。办公厅秘书室还致交一信，内称：“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查收。”北大校务委员会当即决定在全校师生中广泛征求校徽图案，随后即制成长4厘米、宽1．5厘米，印有红底白字和白底红字两种长方形横牌校徽，前一种教职员工佩戴，后一种学生佩戴。从50年代初起，一直使用至今。据悉，为高校题写校徽，毛泽东这是第一次，它再次反映了毛泽东对北大的关怀。

图4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北京大学”校徽字样

众所周知，在北大历史上有两个校徽使用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其一是1917年由蔡元培请鲁迅设计的等腰三角形状并由鲁迅书写篆体“北大”两字的竖牌校徽，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前一直使用；再就是毛泽东书写的这枚校徽。从鲁迅设计到毛泽东题字的两枚北大校徽的延续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大的光荣历史。

距离这次题写校徽仅仅一个月之后，北大的师生员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31周年，筹办有关史料展览，又和毛泽东发生了第三次联系。1950年4月20日，一封信函由北大发出，其中写道：

毛主席：我们学校为了纪念“五四”，预备盛大庆祝，并举行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史料展览，想请您给我们一幅题字，以增加展览的价值。希望您答应我们的请求。因为还要匀出装裱的工夫，更希望早几天写给我们。谢谢您!敬祝身体健康。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谨启四月二十日。

4月20日，毛泽东在收到这封信后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即写了如下题词：

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

图5 1950年4月21日毛泽东给北大纪念“五四”三十一周年的题词

同一天，北大学生自治会也给毛泽东寄去一信，请他为学生会的刊物写点文章。毛泽东在4月28日又亲笔给北大学生自治会回信，说：“四月二十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敬祝进步!”这第二回联系，除了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对北大奉献一片爱心外，就是他写了意义重大的题词“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既是他对北大师生的厚望，也是他对全国知识分子的厚望。

毛泽东与北京大学第三回发生联系，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是发生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联系。它既不像第一回“五四”前后，毛泽东作为一个青年受教于北大的那种近似师生之谊的联系；也不像第二回建国之初，毛泽东作为胜利者回到北京仍眷恋故旧，双方充满关切激励之情，犹如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这回，毛泽东已进入老年，权力达到巅峰。正像已被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回毛泽东和北京大学之间的联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联系，是一种被扭曲了的联系。

于此，我想顺便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并没有忘记北大，还不时给予关怀。比如，50年代后期，他曾亲自提名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到北大任哲学教授，以加强北大哲学学科的建设。1957年夏天，他对北大化学系傅鹰教授两次著名发言所作的正确批示，给了这位以敢于讲真话提意见著称的知名学者以保护，使之幸免于随即到来的那场政治灾难。他还曾邀请北大教授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等到中南海颐年堂吃“四面八方人马饭”，以表示对知识分子的关心。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对北大的一种细心的关注。但是，由于老年的毛泽东思想脱离实际，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看待一切，对进入60年代以后的国内形势越来越不满，尤其是文教战线，自然也包括北大在内。1966年5月25日，当时任中共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与哲学系的另六位教工联名签署写了一张诬陷、攻击中共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张贴在大讲堂东向南侧的墙上。一时校内大哗，人言汹汹。康生把这张大字报的抄印件送给了时在南方考察的毛泽东。6月1日，毛在一份《文化革命简报》上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十分明确，在毛的心目中，这时的北京大学已是一个“反动堡垒”了，要“打破”之。当晚，新华社全文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燎原野火，就由北大烧向了全国。

与此同时，老年毛泽东还对北大作出一些极不寻常的表示。1966年8月，他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又称誉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说它“写得何等好啊!”并在天安门城楼亲自单独接见了“大字报”作者和北大的部分师生代表。这样，那个“得志便猖狂”的北大“校文革”女头头，就被当成了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和英雄，吹上了天，而北大的广大师生则被推向了无边的灾难。

自此以后，北大校园还经常流传一些毛泽东有关北大的所谓“最高指示”。其中人们说得最多的一条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一些著名科学家和知名教授，其实与政治并无牵连，只是因为生活在北大，又有影响，就被当作“王八”或“神灵”揪了出来，戴高帽、挂黑牌，上“斗鬼台”，关“黑帮大院”。一时间北大被认为是由党阀学阀专了政的地方，最高学府变成了文化荒漠。

当然，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做过有益于北大的举措。比如他曾严厉批评“校文革”的那位头头，遏制了她的恶性发展；对北大的有些学术代表人物进行过保护，如亲自作指示把冯友兰、翦伯赞从“劳改大院”解放出来，给出路。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这些措施，对当时的北大也起过积极作用。

20世纪内，在中国的大地上，发生过两次以文化为标签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20世纪早期；再一是“文化大革命”，是在下半期的60年代。这两次运动都由北大发源，对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产生过性质不同的深远影响；而毛泽东同这两次运动，同北大都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毛泽东从青年到老年，与北京大学是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缘分从“五四”始，以“文化大革命”终。它曾给北大人带来过巨大的幸福和喜悦，但一度也产生过严重的负面影响。这其中所蕴涵的历史经验教训，将是长谈不衰的历史话题，值得我们好好品味和研讨。

最后，我再说说关于“五四运动”一词最早见于何处的问题，很多同学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就简单提一提。

《党史信息》1986年第11期所载杨生运同志作《“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使用》一文，提出：“‘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出现是在1919年5月26日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第23期上”，并说：“《每周评论》第23期第一版全文刊登了署名‘毅’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第一次使用了‘五四运动’的提法，并首先对‘五四精神’做了概述”；今年刚出版的李泽厚的新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第7页注①说：“五四运动一词则始见于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罗家伦的文章”；早在1935年，胡适在同年5月5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49号上所写《纪念五四》一文中也说过：“五四运动一个名词，最早见于八年（按即1919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23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记得是谁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那篇文章是值得摘抄这里的。……”以上各文都认定“五四运动”一词最早是出现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李泽厚所说“罗家伦的文章”，大概也就是署名“毅”的那篇文章了。笔者查阅了这篇文章，认为如说这篇文章“首先对五四精神做了概述”是颇有道理的，但说它“第一次使用了五四运动的提法”，或说五四运动一词“始见”、“最早见”于这篇文章，则据笔者所知，与史实不符。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为了抗议北京军阀政府的镇压和阴谋在“和约”上签字，于5月中旬酝酿组织全体北京学生总罢课。5月18发布了《罢课宣言》，19日总罢课开始实现。这个《宣言》就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其有关原文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而未曾有纤微之效，又增其咎。……”这个《宣言》是5月18日通电“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公团、各报馆”的。1919年5月20日的《晨报》第二版便予以登载。通电的时间比同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3期早8天。据此，我曾在拙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1986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有过如下记述：“《宣言》中将5月4日这天的爱国游行示威第一次称之为‘五四运动’。据现有史料研究，‘五四运动’一词始见于此。”那么，是否还有早于这个《宣言》使用“五四运动”一词的记载呢？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但就目前所知，尚未见到。

好的，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

（ 2008年3月21日） 0cX642HvOIItpkcl+QC6jyeBphJj/Due7DxZN6LDr/GdVeLPZYUBO4ovKFJYNuo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