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今天早上冒着严寒来听这个讲座，我今天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宫廷中的藏传佛教作一个概述。

今天讲座的题目稍带了些文学色彩，叫做“紫禁城中的佛教世界”，副标题是“清代宫廷藏传佛教的文化观察”。因为今天这个题目不是讲佛像或是某一类文物的专题讲座，而是从一个历史的宏观角度来谈故宫藏传佛教的问题。

北京历史上就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流的地区。北面丛山环绕背依长城，南面是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历史上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接处。在三千年的历史中，北京一直是多元文化冲突、交流、融合的的大舞台。其中的宗教文化是历史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影响从未间断过，不论民间还是宫廷，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文化。

宫廷历来是禁地，宫廷生活对老百姓来说总是充满神秘的。这就是描写清宫故事的电视剧久演不衰的原因。清宫中的宗教活动，就更鲜为人知，神秘莫测了。清代宫廷中宗教活动频繁，汉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萨满教，形形色色，弥漫着浓重的宗教气氛，在庄严肃穆的朝堂后面，还有一个多种宗教文化构建的神佛世界。

我今天不是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谈宗教，而是从皇宫的角度，从皇家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主要说说藏传佛教文化在清代宫廷中的影响。大家知道，故宫是中国封建文化最重要的一个载体。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有四分之一的时光都是在故宫中度过的。因为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经历了将近 600 年的历史，有 24 位皇帝在这个舞台上登场、退场，扮演了各种各样的历史活剧。故宫是皇宫重地，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踏入的，虽然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但对于皇家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宗教生活，外人很难了解。实际上，清代宫廷佛教的影响是极为深刻、强烈的。但一个时期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宗教及其文物一般是被当作糟粕来对待的。所以故宫的宗教文物长期以来处于封存状态。真正开展对宗教文物的研究是在 1985 年以后。

今天我主要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简述：第一，谈谈历史的大背景，即元明清宫廷与藏传佛教的历史回顾；第二，重点介绍皇宫中的佛堂；第三，讲讲故宫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精华。希望在简短的时间内向大家介绍清代宫廷藏传佛教的概貌。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元明清宫廷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大家知道，藏传佛教是西藏文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它起源于西藏，与北京远隔千山万水。在我们眼里西藏是非常遥远的，但就是这看似天荒地远的西藏却诞生了辉煌灿烂的藏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藏传佛教的影响不单在青藏高原，而且广泛传播到中原内地，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准确的名称“藏传佛教”。这个“传”是传播的意思。过去关于其名称，学术界说法不一，民间比较通俗的说法是“喇嘛教”或是“西藏佛教”，但都不是十分准确，现今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名字是“藏传佛教”，这是从宗教文化的传播角度来谈的，是比较科学的。藏传佛教真正进入中原是在元代。从唐开始，也就是大约从 7 世纪佛教开始从印度、尼泊尔、汉地传入西藏，经过了吐蕃王国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 9 世纪末，随着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和吐蕃王国的崩溃，佛教在西藏沉寂了一百多年， 10 世纪末重又复兴，佛教史称后弘期，吐蕃时期佛教称前弘期。佛教在藏族人民生活中逐步取得重要地位，藏传佛教的众多教派也同时形成，地域性封建集团和佛教各派逐步结合成为新的分散的割据力量，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吐蕃王朝之后有四百多年的时间是属于群雄争斗的阶段，这个阶段西藏就几乎和中原断了来往，有些历史记载也缺失了，这种封建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 13 世纪西藏归入元朝版图才结束。

西藏与中央王朝真正建立联系是在 13 世纪初，蒙古国崛起，致力于统一全国的事业， 1244 年驻扎凉州的蒙古国王子阔端派人了解乌思藏各派政教势力割据的形势后，派人召请学富五车的西藏佛教界的代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班智达”就是通达佛教“五明”的大学问家的意思，他是萨迦教派的第四代祖师，在当时的西藏佛教界享有极高的威望。作为西藏佛教界与地方政治势力的代表， 1247 年萨班与阔端就统一乌思藏问题在凉州进行了会晤，达成协议，并由萨班写信劝谕乌思藏各地首领呈献图册，交纳贡品，接受蒙古派官设置，归入蒙古国管辖，这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晤。后来元代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奠定西藏地方直辖于中央的基础，就与此次会晤有关。一般把这个时间作为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的一个起点，其历史意义重大。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开始很早，佛教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形态在中国其他民族当中是较少的。元朝在中国建立统一事业之后，也奉行崇奉西藏佛教的政策，利用宗教领袖来控制西藏地方。当时的萨迦派就受到元朝的推崇，由八思巴国师负责成立了“总制院”，它的责任一方面是管理全国的佛教，另一方面就是统领西藏地区，是一个权力很大的机构。八思巴很受忽必烈的推崇，被封为帝师，还受其委托创造了蒙古新字 ( 八思巴文 ) ，定为国书，下诏颁行，八思巴被封为“大宝法王”。元朝派员进藏区调查户口，确定贡赋，设立驿站。在元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以萨迦僧人为首的地方行政机构，在藏区划分了 13 个万户，万户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八思巴在元朝社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跟元朝的皇室关系也非常密切。从那个时候起，藏传佛教就传入元朝的宫廷当中，为皇室所信仰，帝师也就成为皇室的精神支柱，皇帝继位前都要从帝师那里接受灌顶与戒条。宫廷中还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一年达数百次。元代在大都修建了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等众多寺院。西藏僧人享受特权优待。八思巴的徒弟还把尼泊尔的佛教艺术介绍过来。所以，藏传佛教从元朝开始就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由于有些僧人把一些糟粕也传了进来，因此在很多正史当中对于藏传佛教都是负面的介绍，甚至有人认为元朝的灭亡就是过分推崇喇嘛教的结果。当时喇嘛教的势力之所以极为强盛，就是因为朝廷给了它过高的地位，普通百姓伸手骂僧人，就要把手指头剁下，王妃出行若是挡了大喇嘛的道，也把王妃从车上拽下来殴打。

图 1 统领释教大元国师玉印

大量的元代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西藏，这是“统领释教大元国师”玉印 ( 图 1) 。这样的印现在还有两方，元代的印章还有很多。西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从元朝开始就产生了，对元朝皇帝的奏书、圣旨一直保存得很好，历史档案的保存也比内地好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西藏的寺院是很封闭的，它的历史传统是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萨迦派在西藏维持了约一百年的地方统治，后来帕木竹巴派崛起于前藏山南，取代了萨迦的权威。

到明代之后，宫廷和西藏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明朝中央实际上也继承了元朝的治藏方针，从洪武开始就派员到甘青康藏各地招抚元朝旧官，缴回元朝印信，只要那些官员把元朝的印信缴回来，承认大明王朝，就重新封受官职，级别不变。还设立乌思藏、朵干、河州三卫管理西藏地区。特别是到了永乐时期，永乐皇帝本人对于西藏佛教也非常推崇，多次派人请西藏高僧来内地传法。永乐四年，西藏的一个佛教教派领袖五世噶玛巴到访南京。西藏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如来大宝法王到内地传法的大长卷，长 49.68 米。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这个长卷上按照噶玛巴传法的时间地点按日画下来，并用汉文、藏文两种不同的文字分别作了介绍。画上画的是说法时候天上出现五彩祥云的景像 ( 图 2) 。永乐皇帝封噶玛巴为“大宝法王”，这个称号在元朝的时候曾经封予八思巴。

图 2 如来大宝法王普度大斋长卷

明朝的宗教政策基本继承了元朝，但有一个特点，元朝是专门推崇萨迦一派，明朝改变了元朝独尊萨迦的政策，而是采取“多封众建 , 尚用僧徒”的办法，对各教派领袖人物，只要拥戴朝廷、朝贡并且请封，就给予封号。先后封“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三大法王，“阐化、阐教、辅教、护教、赞善”五王，法王之下的封号还有“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等，凡国师以上有资格定期进京朝贡，朝廷给予优厚的赏赐，发给朝贡者“茶引”，允许他们按照“茶引”数量买茶叶驮回去贩卖。因为牧业地区生活离不开茶叶，中原军队、农耕、交通离不开马匹，“茶马互市”是古代牧业地区和中原农耕地区经济往来的重要内容。中原王朝往往通过“茶马互市”来控制游牧民族。明朝这种较元朝松散的策略，使藏族上层留恋贡市之利，尊重中央的封职，无不共尊明朝，明中央对藏族地区各地方各教派势力接触广泛，联系密切，这对藏族地区封建制度的巩固，藏汉联合的加强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明代西藏与内地联系紧密，既促进了茶马互市贸易往来，也促进了藏汉文化的交流。明王朝的治藏政策是成功的。明王朝对西藏没有用过兵，西藏地方积极拥戴明王朝，西藏地区形势安定，使得西藏的佛教文化发展在明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当时的西藏文化在内地的影响也很大。元朝虽然被明朝推翻了，但元朝的蒙古势力并未消失，一直在草原上继续发展，相当于从城市退回到草原。在整个明朝历史当中，蒙古人跟明朝关系一直是时好时坏，边疆战事不断，与此同时经济文化往来从未停止。藏传佛教文化也没有因为元朝的灭亡而消失，相反它受到新的统治阶级——明王朝的喜爱。所以在北京遗留的藏传佛教的东西仍然很多。动物园边上的“五塔寺”，成化年间修建的，是一个典型的藏传佛寺。现在大家还能看到的石景山模式口的法海寺，是建于明代的古庙，它保留的壁画极为精彩，是优秀的明代壁画代表作，出自宫廷画师之手。院里有两重碑，记录了修庙的捐助人，其中就有大慈法王以及其他很多西藏僧人。当时的北京寺院中，就有五塔寺、护国寺、西域双林寺、白塔寺等很多藏传寺院。从永乐到成化、正德年间，明代多位皇帝都热心藏传佛教，宫廷内佛事活动频繁。西藏僧人地位极高，明朝前期留住北京的藏僧常在两千人以上。

图 3 缂丝大慈法王

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说，藏传佛教的传播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在整个汉族地区的影响不是很大，主要在北方地区，例如辽宁、内蒙、山西一带影响较大，但最受推崇的地方是在宫廷，宫廷中保留的藏传佛教的物品是最丰富的。永乐帝派中官入藏取来藏经，永乐六年 (1441 年 ) 在南京刊出藏译佛经两大丛书之一的甘珠尔全部，这就是著名的永乐版大藏经，印刷后送往藏区，这对于藏区的佛教文化和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西藏保存了很多明代皇帝赏赐的文物，如著名的永乐宣德金铜佛像，缂丝大慈法王像 ( 图 3) 。这些文物上有藏文、汉文题记，还有皇帝的封印。大量文物充分说明了当时西藏与明朝宫廷的密切联系。

到清代，通过扶植藏传佛教治理西藏的政策一直延续下来。元明清三朝对西藏的基本策略没有变。清代把这个政策推到了最高点，运用得最为成功，成功地解决了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明代没能解决的蒙古问题，到清朝才真正解决了。清朝的边疆政策、民族政策有其高明之处，超过了历代汉族统治者。它虽然也是继承了元明以来的政策，但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

在清王朝没入关之前，皇太极时期，崇德七年 (1642 年 ) ，西藏各教派代表到了盛京，朝见满族统治者，皇太极对西藏的代表团给予了隆重的接待。西藏的僧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有很强的政治嗅觉，政治敏感性。西藏佛教历来跟政治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喇嘛考虑到将来的天下是满洲人的，并且看到大明王朝气数已尽，未等满族统治者登基就来加强联络，这是很有政治远见的。顺治皇帝进北京之后，正式和清朝建立联系的西藏佛教领袖是五世达赖。五世达赖喇嘛在顺治九年 (1652 年 ) 来到了北京。这幅壁画，是布达拉宫白殿上的一幅五十公分见方的小画，描绘了顺治皇帝接见五世达赖的历史场面 ( 图 4) 。

图 4 布达拉宫壁画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帝

而后顺治皇帝按照国家的典制，正式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所领天下释教”，将他的宗教权力范围限制在蒙古和西藏地区，由清中央政府确立他在西藏宗教界的统治地位，因为当时黄教还是一个新兴的教派，它是借着蒙古骑兵的支持才在西藏站稳了脚步。五世达赖的贡献是很大的。由于他的努力，西藏建立了和清王朝的政治关系，在清王朝的支持下，确立了黄教的统治地位，使得黄教一下超越了各教派。“达赖喇嘛”封号真正确立是在五世达赖时期。有清一代，西藏黄教领袖有三个人到了北京，一个是五世达赖，再一个就是六世班禅，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年 ) 参加乾隆七十大寿盛典，从西藏日喀则不远数千里来到了承德。六世班禅因出痘不幸圆寂于北京，未能返回家乡，他对于中华各民族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宫廷中留下了大量他进献的文物，这幅画是在他圆寂之后，皇帝派人给他画的像（图 5 ）。这是一把印度腰刀，皮条上写着“西天竺腰刀”，是六世班禅给皇帝献的礼物之一，一直摆放在故宫梵宗楼的箱子里，刀锋至今极其锋利。这是宫廷给六世班禅铸造的银像。铸造了多尊，长期供奉在宫内佛堂中。乾隆皇帝特意在雨花阁西配楼为他建立了影堂，以表尊崇与追思。最后一个到北京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 慈禧太后接见了他，并开复了他一度被削去的达赖喇嘛封号。

图 5 六世班禅画像

清代宫廷宗教管理制度是在康熙年间建立的。据史料记载，在康熙三十六年，宫廷设立了一个专门管理宗教活动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中正殿”是清宫的一个佛堂，它的管理机构就设在中正殿，所以称“中正殿念经处”，简称“中正殿”（图 6 ）。后在乾隆时期又设立了“雍和宫念经处”。雍和宫原来是雍正当皇帝前的府邸，按清朝规定，皇帝曾经居住过的府邸后人就不能再用了，叫“潜龙之邸”，雍正去世之后，乾隆皇帝就把雍和宫改为皇家御用喇嘛庙了。这是现在北京市内最大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

图 6 中正殿遗址

从康熙三十六年开始，清朝在宫廷中设立了管理藏传佛教的机构，这不仅是一种认同，更是一种制度化，因为它被载入了《大清会典》。“中正殿”归掌仪司管理，掌仪司是负责宫廷礼仪活动的，但作为一个特殊机构，中正殿管理大臣都是由亲王担任的，可见皇帝极为重视。这说明藏传佛教在宫廷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清代宫廷的宗教有多种形态，一个是其本民族从关外带进来的萨满教，在坤宁宫的西暖阁，保持了他们在关外的祭祀活动，萨满是原始的宗教。再就是道教，道教在宫廷里有两处道殿，一处是钦安殿，一处是玄穹宝殿，这两个殿现在都完好地保存着。里面全堂供着道教神像、法器以及道教经典，清宫道教活动也十分频繁。我曾经在一篇论文里引了一则清宫档案，记录了宫里一天的宗教活动。乾隆十二年。二十九日，查得喇嘛经八十众，张家胡图克图、噶尔旦希勒图胡图克图，掌坛念药师经、威罗瓦卢、毗卢经、十六罗汉经，每日早膳、晚膳后张家胡图克图、噶尔旦希勒图胡图克图带入念弥勒愿不动佛咒。

僧道对坛，音乐僧四十八众，僧录司明鼎率领僧官八人掌坛唪金刚经，拜梁皇忏，每日进供早膳，明鼎等带入唪心经、往生咒。

道士经四十八众，道录司娄近垣率领道官八人掌坛唪玉皇经，每日进供晚膳，娄近垣等带入念升天经、碧霄宝唬。

禅僧经四十八众，超盛超成率领住持僧八人掌坛，唪法华经，拜千佛忏，每日进早晚膳，超盛等带入唪心经、往生咒，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奏销档》 216 号。从这简略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见喇嘛、道士、和尚齐聚宫中，钟鼓齐奏梵呗合鸣的场面。其中以章嘉率领的念经喇嘛位居首位，人数最众。再将紫禁城中宗教活动殿堂作一比较可知，萨满教是满族信仰的传统宗教，萨满祭祀是宫廷中重要的祭祀活动。祭祀场所只有坤宁宫西暖阁一处。道教活动也是宫中频繁举行的宗教活动，殿堂也只有钦安殿、玄穹宝殿二处。汉地佛教殿堂是位于中南海内的万善殿，紫禁城内没有。而供奉藏传佛教诸神的大小佛堂则遍布宫中达几十处。紫禁城外的皇家御苑，三海、三山五园等处也修建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建筑，如北海中的永安寺、阐福寺、万佛楼，颐和园中的大报恩延寿寺、香岩宗印，香山的昭庙，圆明园中的清净地、舍卫城、普福宫、功德寺、梵香楼等，可说是梵刹林立，成为清代皇家园林的一大特点。

根据《大清会典》卷一二一九的记录，清朝宫廷里每天都有藏传佛教活动。按人数算，总计参加的喇嘛有 2675 人次，也就是说每天都有身着袈裟的喇嘛在宫内各佛堂念经，举办佛事。但清宫不让喇嘛常驻宫里，专门设有“太监喇嘛”管理佛堂上香打扫。“太监喇嘛”是以前的朝廷没有的。参加完佛事活动的僧人原路退回，不允许在宫里过夜。清朝对宗教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图 7 宝华殿

下面重点介绍一下皇宫的佛堂。故宫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建筑群，占地 72 万平方米。在众多的殿堂之中有几十座佛殿。因为处于未开放地带，所以非常遗憾大家看不到。经过我的初步统计，故宫中独立的佛殿就有三十多处，其中有二十多处至今完好地保存着它的历史原貌。故宫的西北角有一大片就是中正殿的遗址，再往后就是建福宫花园。这一片是在 1923 年失火，不慎毁掉了。从中间高起的“延春阁”往前集中了十二座佛堂，这一区域完全是佛殿。当时主要的宗教活动是在这一区域举行的。这个殿叫“宝华殿” ( 图 7) ，前面是一个小广场，每年的腊月二十八要在这里举行一个叫“跳布扎”的宗教活动，就是跳宗教神舞，要有 108 个喇嘛跳舞，还要举行一个仪式叫“送祟”，每年皇帝都要亲自到场观看“跳布扎”活动，连续举行三天。根据记载，这些神舞都是跟西藏学的，跳舞的人就是雍和宫的喇嘛。清代宫廷的佛殿这么多，它的分布是有规律的，基本上是按照使用人的身份来划分的。这个区域只能是皇帝来观看，偶尔太后来过。清朝皇帝对宗教活动是很重视的，最典型的是乾隆皇帝，所以故宫中最精华的宗教文物 80 ％以上全是乾隆一朝的。

图 8 慈宁宫大佛堂

这是故宫的一座大佛殿，慈宁宫大佛堂 ( 图 8) ，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破坏了。 1972 年 , 西哈努克提出要去号称中国最早的寺院——洛阳白马寺参观，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佛像被拆没了，有寺无佛不行，文物局就批示故宫将大佛堂里的全部佛像，包括佛龛、佛像全都拆过去，安置在白马寺。这就把好端端的一座大佛堂毁了。大佛堂是从顺治、康熙时期一直保存下来的重要建筑，是孝庄皇太后拜佛的地方，保存着大量珍贵的佛像供器。殿内的佛像是干漆夹苎像，也叫脱沙像，是先做一个佛像泥壳，然后用纱布、绸缎缠裹以后刷上漆，如此反复刷漆直至一定的硬度和厚度，画彩描金，最后把塑佛的泥沙倒出来，就剩一个漆壳子，这在佛像工艺里是最豪华、最贵重的。一个大佛像一个人就可以轻易搬起，非常珍贵，现有 23 尊一级品文物干漆夹苎佛像及大量文物全都在白马寺。

图 9 雨花阁

这是故宫目前最大的佛殿——雨花阁（图 9 ），这个名字非常有诗意，“雨花”源于佛经典故。佛讲经的时候天上飘下纷飞的花瓣雨，这是一幅多美丽的画面。雨花阁是一个典型的藏传佛殿，在乾隆十五年建成，外观上看是三层，实际上是四层，代表了西藏佛教密宗修行的四个部分。一层事部、二层行部、三层瑜伽部，到了顶层就是无上瑜伽部。据史料记载，雨花阁的修建是章嘉国师指导的。章嘉国师是清代著名的大喇嘛。清代藏传佛教有四大活佛系统。一是达赖喇嘛，在西藏拉萨。一是班禅喇嘛，在后藏日喀则。再就是章嘉喇嘛、哲布尊丹巴喇嘛。哲布尊丹巴在外蒙古的库伦，即现在的乌兰巴托。章嘉国师的势力范围是在北京、内蒙、山西，他跟皇帝有特殊的关系。他是皇帝的上师，皇帝拜他为师。西藏佛教是讲佛、法、僧、师四皈依的，因为是密教修行，必须要有老师指点，言传身教才能学佛，所以视师如佛是西藏佛教的传统。据藏文《章嘉传》记载有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情节，乾隆皇帝曾经亲自给章嘉国师跪下，顶礼佛足，拿他的头去触大师的脚，这是佛教最高的礼节。可见乾隆皇帝对章嘉这个人是极为尊重，极为推崇的。

图 10 雨花阁内景

这是雨花阁内景 ( 图 10) ，这是阁内的珐琅大曼陀罗，也叫坛城，造价极其昂贵。雨花阁里面供满了西藏的佛像、唐卡、供器，基本保持了清代的原状。清代皇宫管理严格，定期要清点物品，记录殿内陈设物品的数量、存放位置，所作记录叫《陈设档》，根据清代《陈设档》与现存的器物对比，东西大多都在，包括位置都没有大改变，基本保留了清代的历史旧貌，包括香炉里的灰都是满的。这个佛堂只允许皇帝本人进来，所以对于皇帝在里头的活动记录的就很少，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对文物的研究对其有所了解。这是三世章嘉的银像，他是青海的活佛，在雍正时期，青海发生叛乱，清军进青海平叛，雍正皇帝特别指示要保护三世章嘉，因为二世章嘉在北京已经圆寂了，清军把当时才八岁的三世章嘉送到北京，雍正亲自接见这个孩子，当时就把他抱起来，放在宝座上。因为雍正本身对二世章嘉非常尊崇，对这小孩特别喜欢，就让这小孩跟乾隆皇帝一块念书，三世章嘉实际上是乾隆皇帝的同窗学友，具有特殊的身份，皇帝对他特别地尊崇。

三世章嘉是清代非常著名的佛教大师。他虽然有很高的身份，但从来不目中无人，佛教修行非常高。他会藏文、蒙文、满文、汉文，会四种文字的佛经翻译。汉人对他也有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载，说他在晚年瞎了，看不见了，拿经一摸就能知道是哪部经，能倒背如流。他的车从京都街上一过，众人都纷纷从家里跑出来，拿手绢、围巾扔在地上，让他的车压过，以求福气。他 26 岁的时候就代表朝廷到西藏处理西藏问题。当时西藏的一些喇嘛不清楚他的佛学造诣不服他。西藏喇嘛佛学水平的评定是需要当众辩论的，叫“辩经”。他辩胜了当时西藏学问最好的喇嘛，此后在西藏名声大振，威望极高。他既是佛教的一代宗师，同时代表朝廷处理西藏问题，有着钦差的崇高地位。西藏活佛是西藏文化的一个集中的代表，大活佛有至高无上的威望。

图 11 三世章嘉银像

这个银像（图 11 ）是他圆寂之后乾隆皇帝给他特制的，并且为他建了一个纪念堂，在雨花阁的东配殿。雨花阁根据文献记载是仿照密宗的四部仪轨修建，仿照西藏阿里的托林寺。

图 12 古格壁画              图 13 古格壁画图

图 14 托林寺遗址

这是西藏古格的壁画（图 12 、图 13 ），画得非常精美，带有浓厚的印度色彩。这是托林寺的一个远景 ( 图 14) ，据《章嘉传》记载，雨花阁是仿照托林寺的坛城殿修建的。现在托林寺坛城殿已经塌了。

西藏的密宗四部神殿在西藏找不到了，历史上曾经记载的已经成为废墟了。所以故宫的雨花阁有特殊的意义，它代表了西藏佛教密教修行的最高佛殿，而且保存了全堂的佛像、法器。雨花阁是藏传佛教密宗义理与建筑的完美结合。 1997 年，国家文物局召开论证会研究《阿里地区文物抢救保护工程方案》 ( 其中有托林寺遗址保护 ) ，特意请我参加，对于研究藏传佛教建筑的历史，故宫雨花阁文物建筑无疑是一个重要参考对象。

皇宫的每座佛堂供奉的主神不同，均有宗教崇拜的不同功能，其内的陈设布局依据格鲁派 ( 黄教 ) 教义，模拟西藏寺庙神殿，所以清宫佛堂内几乎囊括了西藏神殿中各类神像、神器。以中正殿区为例。中正殿、宝华殿主供佛祖释迦牟尼、教祖宗喀巴及各显宗佛像。香云亭供大小金塔七座。梵宗楼供文殊菩萨、大威德神像，雨花阁供密宗四部神像。雨花阁东西配殿为影堂，分别供奉六世班禅、三世章嘉银像。宫内佛堂因紫禁城环境所限，无法建过多的崇楼高阁，如承德外八庙高大宏伟的殿堂，但它在内部装修和陈设上多有变化，做到小而精、小而全，以满足皇室成员宗教信仰的需要。这些殿堂因为处于皇宫禁城的特殊环境中，许多殿堂至今保持了乾隆时代的原始状态，从建筑到文物完整地展现了清代历史空间原貌，这不仅在内地没有，即使是西藏也难以找到清代的原状佛堂，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存，是罕见的藏传佛教艺术宝库。这是世界独有的藏传佛教文化遗存，是皇宫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环境的产物，可做地上考古。雨花阁、梵华楼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密宗四部神殿。

紫禁城佛堂建于帝后起居之处，属于私生活范围，是绝不容外人踏入窥测的禁地。清帝没有必要在自己寝居之处作崇奉黄教俺赴藏蒙德政治姿态。它最真实地反映出清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实况。从佛堂的时代特点分析，藏传佛教在宫廷中的影响是一个逐渐加强的变化过程，各朝的情况均不同。总的来说，从顺治算起，经过康熙雍正两朝至乾隆时期达到高峰，以后随着清朝国势的衰落，其影响也逐渐缩小。乾隆时代是藏传佛教影响的全盛期，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政治需要以及乾隆本人的宗教观都有直接的关系。乾隆时期藏传佛教在宫中的影响，是最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

接下来讲，是我要讲的第三部分，藏传佛教的文物宝库。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收藏文物一百多万件，其中与西藏有关的文物就有几万件，是中国内地保存最完好、最丰富的西藏文物宝库。由于皇宫的特殊地位，文物的特殊来源，使得故宫保存的西藏文物，豪华精美，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极高，是任何民间收藏都难以相比的。宫廷是封建王朝的中枢所在，牵一发而动全身。文物是历史的载体，故宫的西藏文物比之文献更直观、更真实地反映着西藏与中央王朝紧密的政治关系。

故宫丰富的佛教文物典藏，并非购自民间，或是私人捐赠，数以万计的藏传佛教文物，基本都是宫中旧藏，原来供奉在宫廷佛殿中，汇聚了西藏和蒙古等地区进献朝廷的礼品，这是元代以来的历史传统。西藏等地区佛教上层为了取得朝廷的封赐，提高自身地位，频繁入贡，朝廷给予丰厚的回赏，历经几百年漫长岁月，西藏的佛教艺术精品荟萃紫禁城，是六百多年的历史积淀。

故宫文物本身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特点。首先是品类丰富、包罗万象，从佛堂建筑到佛经、佛像、佛塔、法器、贡器，一应俱全，珍品荟萃。从铜佛来看，早期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的古佛像以及西藏各个历史时期的佛像都可以在故宫见到，品相完好，并有清代的黄条记录，有高僧的鉴定，记录了佛像的名称、来源、进宫时间等。故宫藏的唐卡有上千副，佛经有几千部。

藏传佛教在宫廷的影响是清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具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色。乾隆时期最为典型。在建筑匾额、器物的题记上，乾隆都强调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也反映了清代多民族统一的历史。故宫的佛教文物反映以宫廷为代表的汉文化与藏族文化的交流。每件藏传佛教文物进入皇宫的过程都凝固了一段历史，数万件文物组合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图景，引领人们走进历史深处，感受中华民族相依相存共同发展的光辉历程。

藏传佛教文化在清宫中的影响不仅与清帝后的个人信仰爱好有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环境使然，有着文化历史多方面的更为深层的原因。藏传佛教不仅在西藏成为全民信仰的唯一宗教，而且能够对宫廷、对皇室产生巨大影响，绝非偶然。藏传佛教文化博大精深，发展到清代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藏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藏族人民以其丰富的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唐代开始，西藏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就一直没有间断过，特别是元代以后，更为密切。清宫中的藏传佛教的影响是元明以来藏汉文化交流的继续和发展，是历史长链中的一环，它有力地说明了藏汉文化之间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二者之间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关系，而且是文化上精神上的密切联系。

清朝的统治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入关后全面学习和融入了汉文化，继续奉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一套政策，特别是把崇奉藏传佛教作为治理蒙古和西藏的政策基石，是十分明智之举。同时他们自己也接受了藏传佛教作为本民族的宗教信仰，这是一种宗教文化上的认同，决不仅仅是权宜之计。对于联络民族感情，提高蒙古和西藏两民族对中央的衷心拥戴起了很大作用。以乾隆为代表的清朝皇室广建喇嘛寺院，大造佛像供器，大办佛事，花费了巨额的财力物力，虽有消极的一面，但从保存藏传佛教艺术精华，促进各民族文化艺术交流，为今天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来看，无疑是巨大的文化贡献，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 2007 年 4 月 17 日） phf+7G567Oip09sNeem7GtPtw6fYCzdx92mNbCuJlXHz0LVSWwvxjNDDRP2cEw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