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记

1929年，56岁的梁启超因为医疗事故而英年早逝。如果说王国维的死是殉他所崇仰的文化，陈三立的死是殉他所崇仰的国家，梁启超的死则可以说是殉他所崇仰的科学。梁启超的离世充满悲壮色彩，不期而至的死亡使他充满生机的鲜活生命戛然而止。虽然历史不允许假设，但大胆假设能够使我们的思维更加丰富，甚至深刻。设想活泼泼的梁启超如果没有被“科学”的手术刀误割了肾脏，洋溢着乐观精神的他将如何度过1937年、1945年、1949年呢？那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必将与时俱进。或者从最低限度上讲，他绝不会自杀。因为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是一个对生命、对人生、对社会、对学问、对世间万事万物都欣欣然充满了浓厚趣味的人。

世人眼中的梁启超有诸多面相：有人视之为政治活动家，有人视之为思想家，有人视之为学问家，有人视之为宣传家。但这一切的基础，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梁启超的存在标志着一种积极人生，意味着对生命本体的敬畏和热爱，意味着对世间道义的探寻和担当。梁启超去世不久，《美国历史评论》介绍了梁氏生平，并认为他“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并保留它一直到去世”（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自成一格的文风”和“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固然是梁启超给时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但强调梁启超“非凡的精神活力”，可以说更是搔到了痒处。

趣味

梁启超“非凡的精神活力”来源于他积极乐观的生存哲学和人生美学，可以概括为“生活于趣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学问之趣味》）虽然无论是在这段话里，还是在他的人生美学或者人们的诠释中，被特别强调的是“趣味”或“趣味主义”；但如果承认“趣味”的前提是“生活”，而“生活”的前提是“人”，那么，“生活于趣味”这一个动态的充满存在精神的概括，显然要比“趣味主义”更能体现梁启超的美学精神。

作为一种价值归宿，“趣味”的确是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但对于“趣味”是什么，梁启超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从“生活于趣味”的立场出发，他描述的“趣味”的理想境界可以说是“生趣”，一种“精神上的快乐”，昂然的生命活力。他指出，“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并以晋朝殷仲文所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的感慨为例，生动地说明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这种消极的人生是趣味的反面，与之相应，趣味自然就是“生意”盎然，欣欣向荣。所以说，趣味的人生，首先应是积极乐观的人生。梁启超还指出，“无趣”的生活如同“石缝的生活”和“沙漠的生活”。如果说“沙漠的生活”接近于“干瘪”与“萧索”，那么，“石缝的生活”则指向另一层面：“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余地；又好像披枷带锁，永远走不出监牢一步。”（《美术与生活》）这种被禁锢、被挤迫，没有主动性、没有自由的人生，也是趣味的反面。所以说，趣味的人生，同时也应是自由创造发展的人生。而趣味人生的根底或者说条件，则是“无所为而为”，或者说是“知其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现代的说法叫做非功利主义。这种人生哲学是梁启超综合了儒、道、佛诸家学说而得出的一种积极入世而又不急功近利的思想。

“趣味”的理想境界是“生趣”或“生意”，它的现实意义则可以落实为“兴趣”或“兴味”，也就是一种兴致，一种喜爱关心的情绪。通过考察梁启超著作中关于“趣味”一词的使用频率及确切含义，可以发现，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趣味”一词的使用往往相当于“兴趣”或“兴味”。譬如梁启超曾说过，“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我所谓兴趣，是要没有反面的”。这里的“兴趣”和“兴味”都相当于“趣味”。又比如他说：“一个人于他的职业的本身自然要有浓深的趣味。”（《怎样的涵养品格和磨练智慧》）这里的“趣味”也可以置换成“兴趣”。此外，他的史学著作及文化论著里面，大部分的“趣味”也相当于“兴趣”。

具体到文学艺术，“趣味”的意涵还相当于“情趣”、“旨趣”或者“韵味”。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可能受到我国传统诗歌理论的影响。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通过“吟咏情性”的喻示，可以说，“兴趣”强调的是内心情趣受到外物的兴发感动而产生的一种感应，类似于禅宗的妙悟。梁启超就曾把这种感应说得更为直接明白：“趣味这件东西，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据此，梁启超便直接宣布文学的本质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不过，梁启超对这种文学传统也有自己独特的解释。其一，他强调感应效应产生的结果，即为“趣味”。他所论文学的“趣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从创作主体来讲，是由作者内发的情感和他所受的客观环境感应而创造出作品的“趣味”；从审美主体来讲，是由欣赏者内发的情感与作品感应而感受到“趣味”。也就是说，其中包括了作品内在的趣味，也包括了欣赏者的趣味。譬如，梁启超读杜甫的《旅夜书怀》诗，就“从寂寞的环境上领略出很空阔很自由的趣味”（《情圣杜甫》）；他还说过，“诗的趣味，最要涵养”（《〈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这都是强调作品所蕴含的旨趣或者韵味。他在论《古诗十九首》的“迢迢牵牛星”时，又说这种诗句“读起来可以养成我们温厚的情感，引发我们优美的趣味”（《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这里的“趣味”就是欣赏者潜藏的情趣被激发了出来。其二，他强调感应效应的内驱力，即他一再强调的“情感”。“情感”是梁启超极为看重的一个质素，也是深入理解“趣味”的关键。

情感

“趣味”与“情感”，二者在梁启超的美学体系中的关系比较奇特。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又指出，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在《人生观与科学》中也说，“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通过这类表述文字，不难发现，“趣味”与“情感”是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系中两个极为重要并且密切相关的核心范畴，都被视为“生活的原动力”。但探讨二者之间究竟是如何互相沟通、是否可以等同、孰重孰轻等等问题，结果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尽管我们对梁启超的“趣味”的层面结构已经有所了解，但是如何来界定它呢？其实，结合“情感”概念，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里不妨先大胆给梁启超的“趣味”下一个定义：“趣味”是人受积极、正面、能动的情感驱动而行动，且不会产生负面的情感，仍然以积极正面的情感为结果的一种人生状态和历程。这个定义的依据是梁启超《学问之趣味》中所言：“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趣味”，作为一种对于事物的喜欢的情绪与快乐的情感，虽然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却不难为我们体会到。并且，梁启超也常常在讲“趣味”的时候，提到快乐或者精神上的快乐等。在《学问的趣味与趣味的学问》一文中，他还特别选择了孔子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趣味。他说孔子的生活，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被强调的是“悦”啦，“乐”啦，“不愠”啦。他所总结的孔子的人生，最低限度是“不厌不倦”。换个角度说，乐、悦、喜、好，或者“不厌不倦”，就是“趣味”的具体表现。

梁启超对于“情感”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认为情感“不能说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恶的方面，他也有很丑的方面。他是盲目的，到处乱碰乱迸，好起来好得可爱，坏起来也坏得可怕”（《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般来说，我们所理解的情感，是以荀子的分析为基础的，他把“情”分为好、恶、喜、怒、哀、乐六种。这六情是两两对应的，其中，好、喜、乐是正面的、积极的，恶、怒、哀是负面的、消极的。此外，《礼记》所谓喜、怒、哀、惧、爱、恶、欲为“七情”，与佛教喜、怒、忧、惧、爱、憎、欲近似，中医又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作为人的心理状态，可以说，情就是人对于对象的正面和负面的倾向。承认情感的这种双面性并加以鉴别和引导，是梁启超情感观的前提。并且，他也继承了儒家崇礼而节情的传统。情的理想境界，《中庸》概括为“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梁启超在实行的方法上却有所发展，主要是因为他吸纳和借鉴了另一种传统情感观，即作为崇礼节情反动的贵真尊情说。《庄子》所谓“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父》）。梁启超受近代尊重个体生命及真情的学说影响，以尊情为基础，但又区别对待情感的两面性，希望通过引导和疏通，达致理想的情感。也就是要以善、美、可爱的正面情感，来节制与消解丑、恶、坏的负面情感。他将这种引导方式称为“情感教育”：“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他还把艺术作为最好的情感教育方式。在讲“趣味”的时候，他又把艺术、学问等作为真正的趣味。以此为例，不难理解，“趣味”其实就是梁启超情感教育或情感节制、情感引导的理想方式。也就是以正面积极的情感始，以正面积极的情感终，始终保持一种正面积极的情感状态和人生状态。

实际上，尊情或者崇情、重情作为梁启超情感论的基础，受到了更多的强调，也更为人们所关注。“夫天下最可用者莫如感情，最可畏者亦莫如感情。”（《暴动与外国干涉》）无论在人生观还是艺术观层面上，梁启超都特别强调“情感”问题，以致形成了一种“情感中心”的现象。

首先，梁启超强调“情感”是人的生命的基质。情感被梁启超视为生命中最内在最本真最神圣的东西。他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是宇宙间一种大秘密”。其次，情感是生命的内在驱动力。梁启超将情感与理智作了比较：“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显然，情感作为实践行为的驱动力更为内在和本源。其三，情感是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沟通的渠道。梁启超说，“生命的妙味”就是“认自然是和自己生命为一体”（《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而艺术家的创作就是通过情感把“那件事物的整个实在完全摄取”，即“攫住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并合为一”（《美术与科学》）。这种状态，他称之为情感的“亢进”与“突变”（《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其实，通过对照也可以发现，这种生命的情感沟通，恰恰就是梁启超对“趣味”之为情感与环境感应的深度解释。

所以，梁启超总结说：“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迸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迸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关门，别无他路。”梁启超在这里把情感放在人的生命的中心位置：它向内直通生命玄奥，在人生中则是个体思想行为实践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自我完善达成理想的关键；向外是融通个体生命与客体生命、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融入社会、融入宇宙的基本通道。的确，梁启超所张扬的情感是人的生命活跃和人生实践的基础，也是艺术生命和艺术实践的基质。特别是在品赏艺术品时，梁启超着力挖掘了艺术家的情感、作品中所表现的艺术家情感、作品所引发出来的情感等多层次的情感形式，并且创造性地分析了表情艺术方法。他从艺术家的角度指出，艺术就是情感的“陶养”和技术表达：“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絜，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他以情感为核心讨论了许多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并且取得了不朽的成绩。此为世所公认，不必赘述。因而，对“情感”的关注和专注，也成为梁启超美学体系的又一鲜明特色。

惟心

梁启超的美学具有明显的主体性特征。美学的本质问题，或者说美学的主体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大体上，可以客体/主体的二元关系来看美学的研究对象，学界讨论最多的艺术、美、审美三个层次分别处在二者之间，两端则可以说是自然和人。自然、艺术、美、审美、人这五个层面都可能成为美学探讨的中心。如果以这个五级结构层次为参照观察梁启超的美学体系，可以发现，它的重心明显后倾，也就是说，梁启超侧重于讨论人生以及审美层次的问题。此外，他也关注艺术作品，不过，其角度同样集中在人生以及审美层面。我们说梁启超的美学以趣味为宗旨，以情感为中心。为什么梁启超如此强调趣味、强调情感呢？归根到底，是因为梁启超的人生观立足于主观能动性。至于他所以能建构这种主体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固然有时代的关系，有西方的影响，实则更应该归因于个性。如他所说：“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在主体与客体，或者说心与物的关系上，梁启超自称为“惟心”者。早在1900年的《饮冰室自由书·惟心》一文中，他已表明了这种观点：“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此后这种“惟心”观不断被重复，并且从艺术观转向人生观和世界观。所谓“全世界者，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一社会者，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个人者，又个人之心理所造成也”（《余之死生观》）。因为强调“心”，他还创造了与此相关的许多概念，比如“心力”、“心能”、“心奴”。他宣称，“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人类和其他动物之所以不同者，其他动物至多能顺应环境罢了，人类则能改良或创造环境。拿什么去改良创造，就是他们的心力”（《非“唯”》）。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心力”，大致相当于我们理解的人的精神能动性。据此，他对世界以及世间万物的认识也颇为有趣。譬如他对文化的解释就独树一帜：“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什么是文化？》）在《新民说·论自由》中，他还提出了“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的深刻见解。“心奴”就是个体的思想与精神受到束缚而失去自由。对世界、社会的认知比诸人体（如《新民说·叙论》谓“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对世界、人生问题的讨论归于心理，这种思维方式渊源有自。无论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或者是印度佛学对心理的深刻探究，在梁启超来说都不陌生。而且，对个人来说，毕竟最切近者莫过于自家的身与心。

梁启超的人生观是高度张扬主体自由、精神创造与审美情操，故可以谓之审美的人生。在他看来，现实的人生、审美的人生、理想的人生是一致的。他的人生观表现出一种积极浪漫的诗性色彩。同时，他的美学思想始终洋溢着生命的喜悦和对现实生活、宇宙世间的热爱，表达了对人生意义与生存状态的真切关注，具有生动深刻的人文关怀。总之，他留给世人的文化遗产中，最厚重的或许不在他的学问成就，而是那始终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活力，那对乐生与爱美的不懈追求。

1928年秋，梁启超开始编撰《辛稼轩先生年谱》，在病中坚持写作。编至辛弃疾六十一岁，适逢朱熹去世，辛弃疾作祭文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十六字便是笔耕不辍的梁启超最后的文字。他录下此文时未必料到，这犹如谶言般的祭文已经总结了他的一生，留下无尽的余响，令人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