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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真的不喜欢花草，但程度不同。
“天涯芳草”这一书名想表达的意思是：“咫尺天涯”以及“天涯何处无芳草”。
古人称八寸为“咫”，天涯可远可近。时空对于个体的感受来说是相对的，某种意义上天涯未必很远，不必到海角就能感受天涯。随着现代交通的愈加便利，原则上，到地球上任何一点，都不是特别困难、费时，关键是想不想去，去了做什么。有心思的可能没钱，有钱的可能没心思或者没时间。
人生因为有惊奇感而颇有存在的必要，儿童对一切最好奇。如果没有好奇心，就不必追求奇异性、科学、艺术，等等。
远方的奇花异草，容易吸引目光，只要有机会，便能治疗“审美疲劳”。于是，人们不断地走向远方，寻找新的天涯。通常的自然探险，大都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这是一种“边际效用递减”的过程。考虑到个体人生有限，在别处、在更远处找到新奇总是可能的。下一代人出世因为没有长辈的记忆，一切还得从头来，这真是幸事。我也不能脱俗，一有机会也会到外面走走；每到一处，必留心当地的草木。这样，大明山的广西大头茶、四姑娘山的红花绿绒蒿、汶川的岷江百合（即帝王百合）、泸沽湖的云南翠雀花、西藏林芝的假百合、柬埔寨的炮弹花、斯里兰卡的华贵璎珞木，就进入了视野。
云南翠雀花。2008年8月17日摄于云南泸沽湖。
这条进路并不值得特别推崇、推荐，现代性光照下的种种旅游，做的不就是这些吗。
其实，若非舍近求远，芳草也许就在“咫尺天涯”，在校园、在社区、在街边、在我家的后院里。只要有一丝博物情怀，就能发现世界的美丽、进化的精致，甚至也能有自然神学般的体验。首都北京周边就有芳草，百花山的胭脂花、灵山的滨紫草、涸源五花草甸的金莲花，谁能说不美？北京城马路边的白玉兰和各种月季、北大校园的蝟实和莕菜、清华校园的珙桐和紫荆，真的很漂亮。想看到它们，也并非难事，显然不需要录取通知书。在北京的某块草地上，不用特意挑选，只要肯蹲下高贵的身躯，就有机会目击独行菜、荠菜、藜、二月蓝、早开堇菜、斑种草、附地菜、扁蓄、苦菜、抱茎苦荬菜、米口袋、地黄，运气好的还能看到弹刀子菜、通泉草、点地梅、荔枝草，甚至半夏和紫筒草。
不用等到它们开花，从它们在春风中钻出地表，一直到秋末枯萎，都值得细细观赏、品味。能这样做，哪怕一年、一月甚至只有一次，也必有收获、必有发现。绝大多数人因为没试过，所以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这也能有“发现”，太廉价了吧？没错！发现并不只是科学前沿的专利，每一发现也未必要写成SCI文章发表出来。博物学重视个人知识或者私人知识。见识自己以前所不知，对我们而言就是发现。为全社会增加了公共知识叫发现，把已有的公共知识“下载”、通过观察而转化为自我的私人知识，也是一种发现。在知识爆炸的年代，公共知识多得很，《中国植物志》80卷126册，早就出版了，但与你、我、他何干？只有通过亲身实践，“关注具体的一片叶子”（田松博士语），对照其中的一部分，那些知识才算与自己关联起来，那些所谓的公共知识也才做到了社会化。
红花绿绒蒿。2007年6月30日摄于四川黄龙。
作为哲学系的一名教师，为何花大量时间关注哲学一向瞧不上眼的具体的花花草草呢？这是一个问题。我已经在《玫瑰之吻》的译后记中，拉大旗做虎皮，做过外在的辩护。此处，我想说得更实在点。要首先纠正的是，并非所有哲学都如此。柏拉图确实是伟大的哲学家，他以为“意见”与“知识”能够加以明确分别，这只是一种理想或者偏见。这种偏见影响了无数后代哲学工作者，以至于如今英美主流西方哲学仍然死盯着范畴、命题、论证和真理，而忽视其他种种可能性，东方哲学依然没有恰当的国际地位。柏拉图想象，某种人能够“认识美本身，能够分别美本身和包括美本身在内的许多具体的东西，又不把美本身与含有美的许多个别东西，彼此混淆”，这种人才是清醒的，才算有知识。柏拉图看中“眼睛盯着真理的人”，以为仅有这些人才算清醒者，其他人都睡在梦里。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柏拉图的进路也催生了无数有实力的科学技术，但那终究不是全部。如果众人都沿那条进路做哲学，反而可能错过了其他洞察真理的机会，更不用说反省数理科学本身的可能性了。
西藏杓兰。2007年6月27日摄于四川阿坝州巴朗山。
我的看法是，或许“理一分殊”，然而，万物分有的“一理”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放弃具体经验积累和感悟、直捣黄龙，只能是一种虚幻的超越和对真理的廉价“访问”。不晓得植物，是看不懂《诗经》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仅仅是名物、博物、常识上的小事，而是关乎哲学上的大事。自然哲学、环境美学、生态哲学，如果离开了对具体自然事物的深厚情感、琐碎知识，以及对万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切身感受、领悟，那是根本入不了门的。回到我喜欢的“一阶”与“二阶”的表述，分科之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不缺少某一具体学科的一阶知识，如植物学、昆虫学、地质学甚至生态学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如果没有二阶观念的配合，可能引向某种知性的偏执，无法达到某种超越性的境界；反过来，哲学界倒是不缺少二阶观念，但相当多流于口头和纸面，名实不对应，自以为得道，也是相当可怜的，用苏格拉底的话讲，“他们只是有点像哲学家罢了”。
紫筒草。2007年4月28日摄于北京昌平虎峪。
本书的读者，职业可能与哲学不相干，也未必是做自然科学研究的。我们“拈花惹草”，是出于博物学这样一门古老传统，人类大部分时间靠这样一种传统过活。博物学既是科学也不是科学。拉马克、达尔文、华莱士、古尔德、威尔逊是博物学家，许多无名“草民”、“鸟人”（业余观鸟者）也是博物学家。如今，我们看重博物学，仍然没必要把它硬往科学上套，因而也不必过多受科学的约束。当然也没必要故意跟科学过不去，和平共处、适当兼容就可以。我们看植物、认植物，尊重科学的方法，但不必拘泥于科学的方法。
科学之外还会有方法？只有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才会这样傲慢地想问题。我敢说，我认植物以及许多植物分类学家认植物，并非总是遵照科学方法。植物检索表上只列出少数几项特征来区分不同的植物，实际上有N种甚至无数种特征可以区分，比如山桃与山杏，独行菜与荠菜。不同人对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敏感性，只要能区分，他或她就可以采用，用了也可以不说。在某一时段，遇到的植物很可能并不显现检索表上所列出的花或果的特征，难道就不用或无法鉴别了吗？非也。只要用心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相似点和更多的差异，甚至真的可以做到“扒了皮认得骨头”。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乡村老农或小孩，也能区分家乡的大量花、树、鸟，一年四季全天候地，几乎没有差错，而不是像若干有半瓶子知识的研究生或专家，只能对照书本，找到了关键特征才敢说话，有时仍然张冠李戴。原因是，前者投入了更多。前者的知识是地方性的、不系统的，但却是多维的、近似全息的。
只要用心，无论用什么方法，哪怕是神秘的方法，分类的结果一般来说也可能是同构的。即使有一些差异，仍然是可以解释清楚的，用科学哲学的话讲是“可通约的”。
长在高原的豆科垫状植物，高度约2厘米。2009年7月21日摄于珠峰大本营（N28°8.43′，E86°51.09′）。
欣赏大自然的美丽，感受花草以及大自然的智慧吧！看植物有什么用？先假定没用为好，尝试后才知道。我的体会是，博物学确实令人快乐，博物学可以培育一个人有敬畏之情、谦卑之心、感恩之德。
本书的内容部分在《人与自然》、《科技潮》、《大众科技报》、《生命世界》、《读者·原创版》等报刊发表过，感谢刘硕良、尹传红、李进诸位先生当初的约稿。特别是刘硕良先生，若没有先生的建议，我恐怕根本不会去写植物。书中有十多篇曾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草木相伴》，本书可视为它的增补版，虽然内容翻了倍。我曾在不同场合向林秦文、汪劲武、罗毅波、乐霁培、赵一之等先生请教过一些植物的名字。网络上许多陌生的朋友与我交流过植物知识，令我收获不小。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位植物老师，虽然老爸当初可能是无意识的，在博物学上他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可爱的女儿晨晨现在虽然不热衷于博物学，但她小时候还是愿意接触植物的，也能叫出一些名字。也许有一天，当她自由了，有权支配自己的时间时，她会像我当年一样，重新拾起儿时对大自然的爱好。我的爱人多年来一直支持我四处行走、爬山、看植物，等等。北京大学出版社王立刚先生为此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对所有老师、朋友、亲人表示感谢！
著名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院士为本书作序，令我非常感动。谢谢王先生！
刘华杰
2010年11月28日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