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的舅公在武汉汉口会文堂书局当经理,他和范外婆感情甚笃,不仅乐意收留范用,还对其照顾有加。但是好景不长,1938年的开春,舅公就一病不起,不幸去世。
在有舅公照顾的那三个月时间里,范用每天吃完饭就一头扎进一家租用会文堂书局二楼办公的出版社去玩——这家出版社正是从上海搬来汉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而如磁铁般吸引范用的是出版社里那些好看的书和杂志。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除黄洛峰、方国钧、孙家林三位年纪较长,其余六七个都是青年人,大家对范用都很热情。尤其是经理黄洛峰和范用一见如故,他很喜欢范用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一见到范用,他就放下工作,拉着孩子的手聊起了家常,那亲热劲就仿佛范用是他的亲儿子。
范用从小就失去父亲,又因战乱中断学业,远离故土,逃难至武汉,本以为找到了容身之所,没想到祸不单行,舅公去世,一夜之间,15岁的范用又变得无依无靠了。他是如此不幸,却又是如此幸运地被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经理收留,成了出版社的一名练习生。范用对此一直心存感激——毫无疑问,对当时身处窘境的他而言,成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员,就意味着有饭吃,又有书读,这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范用在穆源小学时就看过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书,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刊物——柳湜先生主编的《大家看》半月刊(与范用在小学时代编的刊物同名),虽然是小三十二开本,每期也只有三十页,但涉及的内容很丰富,有诗歌、弹词、连环画、国难地图,等等,且文章作者阵容不弱,有李公朴、艾思奇、金仲华、恽逸群、陈楚云、曹伯韩、以群、陈白尘、张天翼,等等。他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擅长用浅近的文字跟读者交心,讲种种的大道理。杂志价格低廉,每本只卖二分钱,正如它登的广告所宣传的那样:“少吃一包花生米,就可以看一本《大家看》”,因此范用买得起,他不仅自己看,还常常带到学校里给同学们看。只可惜,这本刊物只出了两期,终因思想激进,有煽动阶级斗争之嫌,而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
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范用如愿见到了《大家看》的主编柳先生。当时,柳先生正和李公朴先生一起在办《全民抗战》周刊,看来国民党虽然查封得了他们的刊物,却禁锢不了他们的思想。范用告诉柳先生:“大家看,不仅看,还要干!”这是一句鼓动士气的宣传语,其实就是柳先生在《大家看》创刊词《见面的交代》里写的话,柳先生听范用这么说,欣然地笑了,还拍了拍范用的头。
除了柳湜先生,在出版社里,范用还有幸见到了许多当时文化界的名流。在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发行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新华日报》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亲如一家,因此,范用有机会认识了《新华日报》的许多负责人,如章汉夫、许涤新、吴敏等。有意思的是,《新华日报》每次开会,都请读书生活出版社参加,还要出节目,范用曾登台唱《卖梨膏糖》,边唱边向下撒糖果,每个糖果里有一张抗日口号,大家一起振臂高呼,那种激情、自由、欢乐的气氛,融化成抹不去的记忆。
在出版社工作,只有小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范用也没有停止学习。出版社就是他的大学,他感受到自己的梦想就要在这里起航,因为在这里他得到了周围人的帮助,成长很快,不仅读书,还学习如何做人。
出版社的读书氛围很浓厚,黄洛峰经理总是带头开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他教范用去书店买各种杂志阅读,提高对书籍的识别能力,还用印书的纸边钉了个本子,教范用练习写字,他说在出版社工作,一定要把字写好,要笔画清楚。范用现在写字依然规规矩矩,就是那时候练字得来的好处。
作为一名练习生,范用对跑印刷厂很感兴趣。大概是因为儿时跑印刷局跑多了的缘故,他从小就喜欢闻油墨的气味,而看工人排字、印书、装订,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乐趣。多跑了几回印刷厂,范用也学会了一点拣字、拼版、改样的技术。很快,范用跟印刷厂老板做了朋友,也跟工人做了朋友。范用对上海大华印刷厂有位叫“咬断”的工人记忆深刻,因为他总是和范用一起调油墨,调得范用满意了才开印封面。
进出版社不久,范用就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字、设计的封面以书本的形式展现在自己面前,范用激动得简直难以相信这是自己的作品,还以为是在做梦。那是1938年,作家周立波在出版社搭伙,他曾在上海和黄洛峰经理是国民党监狱中的难友,从敌后到武汉,周先生写了一本《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他要范用写图片说明文字:“小鬼!你来写。”范用一看,那是聂荣臻领导的边区政府成立那天的照片,于是一挥而就,写了“五台城外,一九三八·二·三”几个带有隶书味道的字,周先生很满意,又拿出一批剪报来要范用用娃娃体写文字说明,范用又歪歪斜斜地写了“平津汉奸报广告示例”。后来,这两行字居然都被采用,印在了书上,周先生在书上还题写了“送给用,立波七月九日”。这本书跟随了范用一辈子,形影不离,无论经历何等样的风波都不曾丢掉,成为最珍贵的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