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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的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今天我们拿起颜、柳、欧、赵的帖，一眼就能认出他们各自的风格。同样，启功先生的字，也是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异于他人的独特风格。换言之，启功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独树一帜，开创了“启体”。元代以下，历代也有很多书法家，但是哪一个又能像启功先生这样独树一帜呢？
启功先生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便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开始他与一般的小孩没有两样，悬腕运笔老哆嗦，描“红字”的成绩也不理想，以致后来他的画比字好。自从启功下苦心练字，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老师陈垣看后又加指点：“不要用毛笔去模拟刀刃所刻的效果，以免流于矫揉造作之弊。”悟性过人的他由此深得其理，后来便提出了“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半生师笔不师刀”等名言。
启功书法
启功先生早年学习书法时，是临元代书赵孟顺的字帖。赵孟頫曾经说过：“书法以用笔为先。”所以启功先生开始习字的时候就比较注意笔画的练习。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帖后，他发现字写得不好的原因在于字的“结体”。于是，他把唐人写经以及很多名家碑帖用透明方格纸放大，双勾描摹，从笔画结构上找到了结字的规律，明白了赵孟頫的另一句话“结字亦需用功”的真正含义。
古人有“书法以用笔为先”之说。启功曾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临帖临得分毫无差。但写出来的字平看还可以，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再三揣摩，他才发现问题在字的“结构”上。于是启功找来很多名家碑帖以及唐代佛经，用透亮的方格纸将这些字单个放大，潜心描写，终于从名家书法的笔画结构上找到了写字的规律。不过这极平常的规律却是极难发现的——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的，将方格分成若干的等分。启功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等分”上：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都在“中心”，所以不能把每个字都一个模式地上下左右分为“三等分”。于是启功采用一个更为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法，便是由他首创的“五三五”不等分，这种字形上下左右的分量较大，中间的分量较小，而不是九宫格那样的“九等分”。
启功在这“五三五”不等分的基础上练字许久。他反复研究，又发现汉字结构存在先紧后松、左紧右松、内紧外松的规律，所以对历来所说汉字应横平竖直之言也不可尽信。其实，汉字在平、直之中也是有变化的，不然写出来的字就全无神采而变得呆傻了。形似与神似之别，究其根源还在于汉字的结构。如果字的结构不好，用笔再妙也无济于事。所谓“胸有成竹”就是写字时心中应先有这个字的骨架结构，下笔心中有底，笔下也就有神了。启功认为，写字只要写出结构，好看就行，爱怎么拿笔就怎么拿，爱怎样用笔就怎样用笔。哪怕每天写几个字，将字的结构写准确就是功夫。“五三五”不等分结构字体，便是他独创的“启体”书法。根据自己的体会，启功先生创新地提出“书法以结字为先，结字亦须用功”的书法理论。他的《论书绝句一百首》中有诗云：“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一从证得黄金率，顿觉全牛骨隙宽。”在上世纪40年代，启功先生的字体还没有脱离赵体的影响，后来他感觉赵体的骨力不够，就又狠练了一段时间的柳体，然后又临智永《千字文》，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启功先生又一遍又一遍地临摹智永的真书和草书《千字文》。
在十年浩劫中，启功没有贴大字报的资格，却必须承担抄大字报的义务。先是造反派的大字报让他抄写，由于启功字写得好，随后各种“战斗队”的大字报都让他抄写。有时时间紧迫，造反派们就直接往席棚墙上贴白纸，命令启功站着，面对席棚墙直接写。如此挥毫几年后，竟练就了启功独特的“站功”，笔也练得放开了。后来，当启功的书法誉满海内外，成为千金难得之“国宝”时，北师大校园内还出现过搜寻“文化大革命”中启老所抄的大字报与小字报的热潮。
启功先生在92岁高龄的时候还可以写小楷，而且手不发抖。他戏称自己的字是“大字报体”。启功的字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了巨大的飞跃。
有一次，秦永龙教授和他开玩笑说：“您最近的字和原来的字不一样了。”
启功说：“哪不一样了？”
秦永龙说：“您看您现在忒放得开似的。”
启功先生笑着说：“我现在能豁出去了。”
显然，这时候启功先生已经摆脱了各家对他的影响，自己的风格已经完全形成。这就是“启体”。他的字风清俊、挺拔，富有文人气。这书卷气是在多方面的文化熏陶下产生的，也是启功先生能够自成一派，与颜柳欧赵并称的独特之处。有行家称他的书法是“采百花之精英，酿自我之蜂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