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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老师陈垣，启功总会特地强调一个“恩”字，启功所谓的这个“恩”，绝不仅仅是恩惠的意思，而是代表再造启功思想、知识的“恩”。自从启功拜在陈垣门下，陈老先生对启功总是言传身教，启功也在陈老先生平时的一言一行中，感受到了恩师的伟大。启功曾说：“老校长热爱祖国、不畏权势、光明磊落的高大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对我是无言的教导。”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从此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很快，北平就沦陷了。然而，陈垣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寇和汉奸的威逼利诱却坚贞不屈。
1938年4月20日，徐州会战爆发，不久徐州便被日军攻破。日军命令各机关、学校等必须悬挂日本国旗以示庆祝。然而陈垣却不准辅仁大学和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悬挂日本国旗，并对前来质问的日伪军说：“自己的国土沦丧，我只会感到悲痛，要让我们进行庆祝，办不到！”在八年抗战中，辅仁大学和辅仁附属中学一直坚持不挂日本国旗，不给日本国旗敬礼，不用日文课本，不讲日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就连前来利诱，让他为日军做事的日伪军，也都被陈垣所断然拒绝。他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咱们不上街，咱们就好好教书，好好备课教书。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陈垣的言传身教极大地震撼了启功的心灵，也深深地影响了启功的为人原则。
1945年抗战胜利后，辅仁大学的一位教授调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因为启功既年轻又有学识，所以此人想让启功跟他去教育局担任薪水不菲的科长职务。对此，启功犹疑不定，于是便去请教老师陈垣。
陈垣问：“你母亲愿不愿意你去？”
启功答：“母亲说她不懂得，让我来向老师询问。”
陈垣问：“你自己认为怎么样呢？”
启功答：“我自小便‘无宦情’。”
于是陈垣大笑，对启功说明了其中的道理：“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因此就可以摇摇摆摆；但是衙门（政府）发给你的是委任状，那就是官吏，你就必须要唯命是从了。”
启功明白了先生的意思，回去后就写信婉言拒绝了那位局长的邀请。启功在将给教育局长的回信付邮之前，将信稿拿给陈垣先生过目。陈垣看了之后说：“能值三十元。”那时启功还不能完全理解老师的意思，不过多年以后，在他回忆起这件事情时，他说：“这一个‘三十元’到了我的耳朵里，就不是银元，而是金元了。”于是，有人说，就是陈垣的这个“能值三十元”的说法成功地阻止了启功走上从政的道路，使后来的中国多了一位国宝级的大学问家，这是对国家的莫大贡献。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两大重要人物陈立夫和陈诚来北平视察。视察期间，他们接见了高校副教授级别以上的老师，当时北大、北师大、燕京大学以及辅仁大学的许多教师都参加了。二陈的接见结束后，他们又在国会街国民党的市党部宴请与会老师。
席间，陈诚突然表达他对北平知识界的失望：“消沉，没有一点的民族意识。”
这时，陈垣大怒，顿时推开饭桌，反驳道：“你们知道过去我们过的叫什么日子吗？什么叫做消沉？我们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进行艰苦的斗争你看见了吗？可惜你们来得太迟了！”
言罢，愤然离席。当时，启功也在场。可想而知，当时的气氛是多么尴尬。
可见，陈垣先生向来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尤其是陈老先生表现出来的奋斗精神，更令启功的心灵为之震撼。
1949年，陈垣严词拒绝蒋介石把他接到台湾，坚决留在大陆亲自迎接解放。后来，共产党统治中国，陈垣先生以七十古稀之躯，决心与时代赛跑，追上时代的步伐。北平解放后，陈垣开始潜心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理论，他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日常的花销，全部都买了和马列主义有关的书籍。由于年事已高，眼睛不好，陈老先生就整天闭门不出，在家中借助放大镜来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了新生的国家和民族，为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陈垣积极参与，出谋划策，这种老骥伏枥的精神，对于启功来说，着实是老师为他上的最有教育价值的一堂课了——难怪，启功把恩师陈垣的言行称做“无言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