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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顺利地拜冯·卡门为师，这让他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羡慕不已。要知道，冯·卡门是当时驰名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大师啊！钱学森竟然被他收为学生呢？！而且，还深得这位力学权威的欣赏。
1936年10月，刚就读加州理工学院不久的钱学森迫不及待地写了一封家书，想和老父共享这份快乐。
钱均夫并没有钱学森期待中的快乐，甚至有点生气。他踱着步子，冲着前来拜访的朋友说着，又像在自言自语：“你说这学森，改什么专业啊？航空工程学得好好的，正好可以回来圆我实业救国之梦。不料，私下他却已改学什么航空理论，还跑到加州理工学院拜了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去了。”
他踱回座位，手托着茶杯，无奈地摇头、叹气。没过几分钟，他似有所悟，也不管聚在客厅的一帮朋友，顾自回到书房，铺开纸张写道：“重理论而轻实际，多议论而乏行动，这是中国积弱不振的一大原因。国家已到了祸燃眉睫的重要关头，望儿以国家需要为念，在航空工程上继续深造，而不宜见异思迁，走学理论之道……”
他一直尊重儿子的选择，但这次，迫于1936年的中国国内形势，他不得不干涉儿子的选择。那时的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后，日寇步步紧逼，将侵略魔爪迅速伸向了华北地区。日本当局肆无忌惮地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中国的保护者”，吞并中国之心昭然若揭！身为爱国知识分子的钱均夫，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更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原指望儿子能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多造飞机，抗击日寇。未想，儿子竟然自己改学理论了，这使钱均夫大惑不解。在他看来，这不但有悖当年出国留学之初衷，更与祖国的需要相左。
钱均夫佝偻着身子，颤颤地把刚写好的信交到坐在客厅的蒋百里手里，没精打采地道：“百里兄，趁你下月赴美之时，替我绕道说服不听话的学森。”
一个月后，以中华民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的名义赴欧美考察各国军事的蒋百里夫妇取道美国，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看望钱学森。当然，蒋百里此行，不仅仅是受老友之托，也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一直视钱学森如己出，他还有别的想法。
蒋百里迫不及待地和学森进行了长谈，他把钱均夫的忧虑告知钱学森。
但经过长谈，蒋百里惊喜地发现，当年那个托着下巴问蒋伯伯什么叫民国、爱因斯坦是谁的小男孩长大了，成熟了。在异国他乡的钱学森成长之快，超过他的想象。眼前的钱学森，考虑问题之深刻周密，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的同龄人。
听完钱学森的叙说，本来打算帮老友做说客的蒋百里不由自主地站到钱学森这边。他觉得钱学森说得很在理，而且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心里原来装着那么大一个志向，前途不可限量，不能等闲视之。
蒋百里脱口而出：“你的想法很对，我支持你。你只管在这里好好求学，你父亲那边，交给我吧！”
钱学森感激地看着蒋百里，道：“伯父，由您帮我做父亲的工作，是再好不过了。不过，我还是先给父亲写一封信。但是，关于转学航空理论的事还是拜托你和父亲详说，恐怕信上说不清楚。”
蒋百里道：“索性你这就写，我顺道捎回去，我边劝均夫，他边读你的信，岂不是事半功倍？！”钱学森如释重负，笑了。
果然，等他再收到信时，父亲再也不反对他的专业选择了。
蒋百里做完说客之后，要做自己的事了——那就是三女儿蒋英的事。
其实，他这次赴欧美考察，几近为全家出动：夫人随行，16岁的三女儿蒋英和13岁的小女儿蒋和也一同出行。只是考察完德国后，两个女儿留在德国深造音乐，自己和夫人取道美国看望钱学森。
他告诉钱学森，此行本来还有蒋英的，只是到了上一站德国，她留在那儿学习音乐了。
“瞧，这是她的照片。没想到你们这些孩子长得这么快，当年只会拖鼻子淌眼泪的英子也长成大姑娘了。也难怪我和你爸老了……”蒋百里无意地把蒋英照片递给钱学森，又想起什么似的，“对了，这是她在德国的地址，你们兄妹都在海外，平日联系联系。”
蒋英？！哦，照片上那个笑容甜甜的蒋英，和记忆中的蒋英一模一样。送走蒋伯伯，钱学森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在德国的蒋英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