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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大附中，钱学森和同学们课余时间最爱做的事还有一件：聊天。这帮少年，话题扯到天南海北，思维飞到九霄云外。这样的聊天，基本是他们的午后“甜点”。聊天，许多时候真就是打发时间。但有一次，对钱学森来说，却是意义非凡，因为通过这次聊天，他不仅第一次知道爱因斯坦，还通过爱因斯坦，和父亲的朋友蒋百里成了莫逆之交。
那次聊天，是从师大附中操场的栏杆边上开始的。刚吃完饭，大伙聚拢在那里。一个同学讲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伟大的人物：一个是革命导师列宁，一个是科学大师爱因斯坦。钱学森听得入了迷，定要找有关他们的书来读，想知道两位大师是怎么回事。
虽然十月革命之后，关于列宁和社会主义的书早已传进中国，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但列宁的书尚属禁书。钱学森倒是在图书馆发现了一本写相对论的小册子，对于尚是中学生的他而言，读懂相对论还是件难事。但人的一生，会遇到多少无心插柳的事情呢？相对论虽未读懂，但通过这本书，钱学森知道了爱因斯坦，知道了科学的伟大，知道科学和艺术人文紧密结合的精彩。书的妙处，就是每个人都能从同一本书里读到各种人生的精彩，指导你前行。钱学森没有读懂它，却看见了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科学之路。钱学森以后的人生路，在很多方面，和爱因斯坦相似之极：他们都挚爱古典音乐，都心醉于艺术，都坚定不移地追寻着自己的科学事业。科学与艺术，因为爱因斯坦和钱学森们，结合得如此美妙。
读完那本小册子，钱学森似懂非懂，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相对论，爱因斯坦何以这样的伟大？他记起在父亲和朋友的聚会上，有人提及过这个名字，他想定然可从叔叔伯伯口中得到答案。
此时，中国上空愁云惨淡。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以及工人纠察队员被杀、被捕，出现了白色恐怖的严重局面。接着，又发生了广州“四一五”大屠杀事件，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高潮转为低潮。当时的北京，也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中。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钱均夫家的朋友越来越多，来往越发频繁，不时地到钱家聚餐、聚会。钱均夫的许多朋友都是爱国仁人志士。这其中有教育家，有哲学家，也有国学家。他们对时局有共同的认识，抱有同样的爱国热忱。他们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对时局抱有强烈不满。他们有满腹的话要说，有许多问题愿意讨论，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钱均夫的寓所在一个深深的胡同之中，主人又这样好客而颇富人缘。于是，这里便成了绝好场所。
在朋友们欢聚时，钱均夫总不忘给钱学森一席之地，一来是他长大了，可以帮父亲陪陪客人；二来也让他见见世面，广开视听、增长见闻。钱学森特别愿意听叔叔伯伯们海阔天空地议论时事。这是学校外的另一个课堂，异常精彩纷呈。他总是专心地聆听大人们的发言，暗地铭记那些精辟的见解。和叔叔伯伯们渐渐熟了，他有时竟然也敢插上几句话，或提出一些问题。
一次，叔叔伯伯们议论“民国”的问题，钱学森就提出了“民国的概念是什么”，请蒋伯伯回答。
作为当年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又有渊博的学识，还曾创办过清朝末年著名进步刊物《浙江潮》的蒋百里，搂过钱学森，拍拍他的小脑袋，哈哈笑着说：“呵呵，我给你好好讲讲民国。”
“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蒋百里尽量把话说得通俗一些，“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专权，所有神州大陆，由皇帝一人独揽，国家就像是他的家私一般。就这样一代两代……数代地承袭下去。自从夏禹以来，传到满清，中间虽几经易姓，但终究摆不脱一个皇帝范围。
民国则不然了，民国的总统由民众选举，政府也由民众组成。当然，民众不会把那些昏聩糊涂之辈推举出来。况且民选的总统，民主的政府，统归人民监督。一国中的立法权，又属诸民众。总统与政府，只有一部分行政权，不能违法自行其是。倘若违法，便是叛民，民可弹劾质问，并可将他劾去。这种新制度即是民主国体，又叫做共和国体。真所谓大道为公。”
说到这里，蒋百里摇了摇头叹息着说：“这原本无上的政体，在我们的国家可惜只是纸上空谈，却不见实行，民国便夭折了。”
一席话，使钱学森连连颔首，表示明白了。
又一次聚会在钱学森的左盼右盼中来了。钱学森早早就候在那里，等着叔叔伯伯们。这次，钱学森不仅要听他们的精辟论点，还带着问题来找答案。这段时间，他的脑海里总是漂浮着相对论和爱因斯坦。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疑问端到叔叔伯伯们面前，真心地请教。一向非常喜爱钱学森的蒋百里哈哈大笑起来，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走到他面前，微微笑着说：“那么，这个问题还是我来为学森解答吧。”
原来，蒋百里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罗素的哲学思想颇有研究。蒋百里告诉钱学森：“爱因斯坦于1905年提出了关于光电效应的基本定律，在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微观实体的波粒二象性，那是辐射量子论的开端。不久，爱因斯坦又提出了相对论，以完整的形式提出了等速运动下的相对理论和空间、时间的新概念，建立了狭义相对论，从而引起了物理学理论基础的重大变革。尽管当时的科学界无法认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价值，但随着历史的进展，它在物理学和哲学上都显示出了耀眼的光辉。1916年，爱因斯坦又完成了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这使得爱因斯坦对于相对论学说的贡献，达到了新的高峰……”
蒋百里的精彩论述深深吸引着求知欲非常强烈的钱学森。一个懂得爱因斯坦，一个崇拜着爱因斯坦，这一老一少，因为爱因斯坦，谈话变得越发滔滔不绝。两人交谈甚欢，旁边的伯伯打趣道：“这不就是忘年交吗！”众人大笑起来。
不过，钱学森真正接触到相对论还是在十几年后，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数学博士时，选修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一方面满足他少年时代的求知欲望，另一方面为他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时，中国科学院有人写大字报批判相对论，声称要打倒世界上“最大的科学权威”爱因斯坦。周总理听说此事后，曾征求钱学森的意见。钱学森实言相告周总理：相对论是科学的理论，不同学术观点可以争论，但乱批是要闹笑话的。爱因斯坦是世界公认的科学大师，而且他思想进步，积极投身世界和平运动，反对战争，是我们的朋友。尽管他已去世，也不能随便提打倒他的口号。
周总理立即制止了这场批判运动。
钱学森说这话时，他还不知道其实早在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他在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时，爱因斯坦也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控，这一秘密档案直到21世纪初才曝光于世。